晚清帝国的生存战略（4）

（曹恩硕∣文）

晚清帝国面对列强步步紧逼的情势，通常会有三种政策选择：为了维护国家生存与独立，坚持抗击甚至不惜背水一战；对入侵列强采取妥协态度，以求得苟延残喘；依据对手与国际形势作出有限度的抗击与理性的退让，以便为变革创造条件。仅仅从理论上讲，前两种方法都不如第三种方法更为讲求实效，然而，第三种政策却并非是足以实现清帝国复兴的充分条件，尽管它本身无疑是最为明智的政策选择。

无论清帝国采取哪一种政策，我们以后来人的眼光研习晚清的外交政策时，都不得不承认，这三种政策选择没有哪一种能够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执行，而三种政策选择之间的混合并用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挽救清帝国甚至常常造成清帝国外交政策的模糊不定与混乱状态。

对于第三种政策选择中有限度的抗击的理解：抗击首先并不是为了满足中国人对于痛击侵略者侵略行为的正义心理需求，而是为了以更小的代价换取与列强之间的稳定关系，以便为变革创造最佳的条件。

1793年出使中国任务失败的马尔嘎尼在1794年预测式地说道：“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飘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推动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飘流，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①

尽管我们不信奉清王朝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种历史宿命论，但是，这样的事实确是存在的，即晚清帝国在日益衰落的过程中，那些能够挽救它的近代化进程却反向地日益加深，而且在1898年之后，当清朝最终错过了变革的最后机会之时，日益加深的近代化进程开始完全为它的掘墓人所利用，而晚清政府无法有效地驾驭这一近代化进程是导致出现这种局面的原由。

晚清的统治者及其臣民们无法了解到19世纪西方列强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其殖民体系是一种现实性的趋势，而中国想要避免为这种殖民体系所湮没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以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身份融入到这一殖民体系扩张进程之中，另一种是使自身具备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稳固和持久地抵御列强的入侵。前一种做法已经被1793年英国使节觐见乾隆皇帝事件回答了是行不通的，而且即便是中国皇帝接受了英国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通商的请求，而中国两千年传统的儒教世界观及其庞大的帝国大一统体制也难以允许他加入殖民体系扩张的行列。后一种做法一直是晚清主张变革与自强的官员士大夫梦寐以求的，然而他们却无力实现抵御列强入侵的目标。从1842-1911年间晚清帝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是有别于以上两种分析的第三种令人谛笑皆非的状态，一方面通过一系列被强加的条约体系中国被动地逐渐融入西方国际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又期待自身能够从西方人身上获取足够摆脱他们侵略行为的强大力量。

清朝所面临的现实性的问题是，要想像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国保卫它的每一片土地不受到列强的侵扰而它自身却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通过牺牲次要的边缘地区来为变革与自强创造较为有利的和平环境而它本身却不能充分地利用这种用危险的牺牲换取的有利环境条件。作为一个战略研究者，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当时的清朝不仅需要变革与自强的坚定决心，同时也必须为这种坚定决心的实践而更加注重策略上的选择。我们在这里赞成清朝策略性地放弃那些较为次要的边缘地区肯定会受到那些充满热情的民族主义者的责骂，而这正是清朝当时为了争取变革与自强的有利条件而持此主张的人所遭遇的困境，当李鸿章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归国后，那些斥责他签约行为的人不仅把他定性为卖国贼，甚至威胁说要刺杀他将他枭首示众。

妥协的方针政策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纯粹地讲求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而使策略丧失了它更为深远的战略意义，另一种是丧失了策略性本身而使得妥协政策蜕变为纯粹的忍让退步而终于走上名副其实的出卖国家利益的境地。对于策略性的把握就在于它是否能够为更为深远的终极的复兴目标作出有益的贡献，同时又不至于为了做出这种巨大的贡献而不必要出让国家权益，无论慈禧太后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对于所有列强同时宣战的行为是出自于何种原由或动机，这种行为都应当归类为愚蠢透顶的行为，相反，无论人们怎样评价李鸿章这个人，他所提出的“外须和戎，内须自强”的政策方针都是具有策略性意义的。

（曹恩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