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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Jakub Bozydar Wisniewski / 译：禅心云起
主张“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其最大智识建树在于认识到：“硬”、“软”两类制度对于生产成就和物质繁荣是至关紧要的先决条件。硬性制度包括私有产权、市场价格和健全货币。软性制度蕴含目光长远、勤俭节约、挑战困难、勇于创新和尊重成功等等价值观念。
然而，这一傲人建树也伴有某个相当惊人的智识谬误，即相信侵犯性质的暴力垄断机构，俗称国家，能排他独自维护好这些制度。国家，必然寄生于市场社会的产出成果；以为国家必然兴起，之后还能保持“最小”规模，就犯下致命错误。相反，完全可以预见，国家会随市场产出的增加而规模逐步壮大。
不幸的是，故事并非到此为止。国家尽管从纯武力角度来看是强大的，但其生存最终根植于有利它的舆论，而保障这些舆论的最佳办法，就是尽可能广泛分享赃物。各国如有足够富裕的宿主以供支配，总是摇身一变成“福利”国家，从此开始自掘陷阱。
生产成果与消费机会一旦从制度上割裂，创造财富的软性制度就开始加速崩坏。当周围财富极大充裕，似乎不投入生产努力，也能尽情享受；愈来愈多享受不到的人，逐渐相信这个极大充裕是免费财货；而之所以没有免费给予他们，唯一原因是有人从中作梗、截取扣留。换言之，福利国家主义“再分配”盛极一时，预示着经济思想也即资源稀缺条件下对机会成本和激励结构思考的衰败。这暂时让国家变得更强；此刻，国家立即作为一家有能力及意愿惩罚“坏心肠作梗者”的机构介入，可“杀鸡取卵”也愈来愈快。
此外，极大充裕加上国家“再分配”盛行，鼓励文化全面走向幼稚。健全的经济思想解释了特定资源最终缘何掌握在特定社会阶层成员手中。而在这种思想缺失的情况下，为了解释一个人何以在这套秩序中的排位无法如愿以偿，就生出一种穿凿附会、歪理横行的取向。比方鼓励人们生搬硬造各种出身论，以指望用来解释那些不幸拥有这些出身者所受到的“经济歧视”。这导致一种原始幼稚的世界观，即现实的方方面面，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个人的出身及其假设缺点相联系；社会交往的整个领域，也被归结为身份阶级之间的零和冲突。不用说，这为加速资本消耗创造出理想环境。
富裕社会陷入福利国家泥沼，通往典型幼稚化的另一面是，享乐主义（hedonism ）取代幸福主义（eudaimonism ），不是推动对长远幸福的追求，而是鼓励对片刻欢娱的渴求。幸福逐渐不再成为选项，因为它只专门对那些全身心付出智力、道德和创业努力者开放，而这个群体在急剧萎缩。相反，福利国家受惠者满足于合法掠夺者赞助的、“仅能糊口”的可疑享乐，这不仅迅速使社会从物质上滑向贫困，而且还严重侵蚀社会的智识素养和道德修养。这反过来又阻碍创造财富的软性制度恢复生机，给软、硬制度的自发协调平添困难。 显而易见，不能仅把福利国家当成一种有害寄生物而万般无奈地容忍。假设自由市场创业精神的残留之力，总能克服福利国家通往资本消耗的不餍冲动，那是过分乐观；相信私有财产和市场价格的硬性制度能够侥幸存活，甚至能有效发挥作用，在其文化根基遭噬、惟剩形骸之时，如同痴人说梦。而且显然，相较于软性制度所受损害，福利国家对硬性制度的攻击，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换言之，就挣脱国家主义“再分配”的所有羁绊而言，没有行动过疾这回事。只要福利国家制度一日不消退，富裕社会就将加速通往“零回报点”；越过这一点，资本消耗的力量就不可逆转地战胜资本积累的力量。此外，人们必须牢记，就阻止福利国家而言，至关紧要的不仅是有形制度的变革，而且是——甚至更为关键的是——无形规范的矫正。这就是为什么，既要本着米塞斯精神增进经济知识，也要提升道德文化水准。凡颖悟到自由和繁荣的共同体以规范为支柱的人，尤其是奥地利学派传统的领军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这些卓越的道德标准和文化品质。 https:///blog/how-welfare-states-encourage-bad-economic-think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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