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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云影共徘徊 ——华人德的书法之路 ■于雷鸣 第四章 披沙拣金 二、《淳化阁帖》祖本刻于木，还是刻于石？ 薛龙春是华先生的高足，深知华人德书学思想的个中三昧：“讲到华老师，不能不说《谈墓志》。《谈墓志》是先生书法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他后来写的几篇重要论文，都直接或间接与这篇文章有关。 “1982年，华老师大学毕业，分配到南京大学图书馆。这一年，他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刊发于1983年第5期的香港《书谱》杂志。因概述多，论证少，故名《谈墓志》。华老师的这篇论文，我在苏州大学读书时就找来读过。我当时对于墓志书法一无所知，只觉得他将出土文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综合勾连，无论是墓志沿革、墓志书风，所述皆令人服膺。 “该文收入《华人德书学文集》，我再次重读时，才发现他后来的许多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已埋下伏笔。比如，他的《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详论东晋墓志的功能与写刻，其实在《谈墓志》中他已经提示读者，设墓志的东晋墓葬绝大部分是南渡的北方士族，墓志乃为迁葬时辨认棺木的临时标记，所以写刻并不讲究，一任工匠为之，因此不能成为讨论王羲之《兰亭序》的参照。又如《论北朝碑刻中的篆隶真书杂糅现象》，虽然《谈墓志》未细论其原因，但已经注意到东魏北齐墓志篆、隶、楷三体杂糅，风格诡异丑怪。 “《谈墓志》的不少资料，源于晚清碑学集大成的著作《语石》，可知彼时对于叶鞠裳的这本书，华师已经细读，并从中得到了方法论上的启示，这从华师后来写的一篇《评〈语石〉》中可以感受到。《谈墓志》发表之后，华老师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总体上看，他的研究基本不越汉魏六朝碑刻书法的范畴，像《〈淳化阁帖〉祖本为刻于枣木版辨》这样的文章虽极富见解，但不过是偶一为之。 “我曾以《〈淳化阁帖〉祖本为刻于枣木版辨》为例，写过一篇题为《常识与思考力》的论文，阐述常识在华人德书学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里所说的常识，既有生活常识，也有学术与艺术常识。对常识的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与学术积累。华老师谙熟文字、文学、历史、艺术、工艺、碑刻、制度、风俗等艺术史相关学科，这些常识经常成为他解开学术难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淳化阁帖》祖本刻于木，还是刻于石？几百年来，众说纷纭。 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重金购回四册《淳化阁帖》，邀请海内外专家莅临品鉴。虽然祖本近在咫尺，但大家的感觉依然是雾里看花。 《谈墓志》是华人德书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华人德亲自画了这张图，并说他后来的许多论文，都直接、间接与这篇文章有关。 华人德仔细看了《淳化阁帖》第四卷、第七卷和第八卷（这三卷是公认的祖本）之后，断言祖本为木版。他的两个主要证据“横裂纹”“银锭纹”，虽来自生活常识、碑刻文化史常识，但其说服力却远在繁琐的考证之上。 华人德博洽多闻，咳唾成珠：“上海博物馆购回的四册《淳化阁帖》，是美国文物商人安思远的藏品。其中王羲之两册，王献之一册，历代帝王君臣一册。历代帝王君臣这一册是原拓，王羲之的两册中只有大约半册是初拓。 “安思远事先把《淳化阁帖》拿到北京展出，并说展览之后送给中国。但他又说：‘我是商人，不能白送，作为回报，你们能不能弄几串朝珠给我？如果可以的话，请一个月内给我回复。’启功先生知道后，对有关领导讲了这样的话：‘故宫里面的朝珠很多，皇帝皇后嫔妃宫女都有，而且每人不只一串，在不同的场合戴不同的朝珠。如果能换回《淳化阁帖》的话，可以从故宫里挑几串朝珠，不要太好，但也不能太差，太差了我们没面子。’于是，有关部门把报告打上去，过了一个月，上面没有任何回复。 “后来，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与国家文物局的王立梅受有关方面委派，专程去美国，购买这四册《淳化阁帖》。安思远的家，就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对面。安思远多精明呀！他把花30万美金买来的《淳化阁帖》捧出来，大家戴上手套，看了又看，如临至尊。安思远说：‘日本人愿意出1000万美金，我不卖给他们，我要给中国。你们诚心买，我开价450万美元。’ “《淳化阁帖》回归后，上博举办‘北宋祖刻《淳化阁帖》最善本特展’，并邀请海内外有关专家莅临品鉴，我也有幸赴会。会议规模很大，安排20多个人演讲。王立梅讲了购买经过。不少人现场提问，《淳化阁帖》是木刻本，还是石刻本？我感到很奇怪，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淳化阁帖》一直说是枣木版的，但是后来发现，确实有人写文章讨论这个问题了，于是，这也就真的成为一个问题了。 “有人在会上问汪庆正：‘究竟是木刻本，还是石刻本？’汪庆正讲：‘你说是木刻本就是木刻本，你说是石刻本就是石刻本，可以在喝咖啡时各说各的，可能以后永远都说不清，照我看，应该是石刻本。’ “水赉佑先生也在会上作了演讲。水先生专门做宋代资料研究。他讲完后，有人提问：‘水先生，根据你的材料，《淳化阁帖》是石刻本还是木刻本？’水先生说：‘较早的记载，都说是木刻本，后来又有人说是石刻本。我倾向于木刻本，因为早的比较接近于事实，有些人可能看过祖本。 “我当时就想，木纹纵向生长，古人把木头锯开，切成板，刻帖的木板，都是横向，如果产生裂纹的话，只会横裂，不会竖裂，这是常识。横裂纹一般不会裂到底，大的裂纹需要两个银锭纹，小的裂纹一个银锭纹就能扣住。银锭纹其实就是一个栓，两头大，中间细，像银锭的形状，所以称银锭纹。因为考虑到受潮和干燥以后的伸缩，不能让它再裂开，所以，通常也用枣木制作。而石版断裂，方向上具有不确定性，且开裂之后，很少止于两三寸。要修复的话，要么拿铁箍箍，要么拿铁搭子襻（pàn）住。就像江西人钉碗，上面会有很多蚂蟥襻，一个银锭纹不可能把它拴住。想到这里，我又去展厅中，仔细看了《阁帖》四卷原物，与我的分析吻合。我据此断定，祖本是木刻本，而不是石刻本。 “会议的提问环节，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主持。我举手发言，先讲了《淳化阁帖》是木刻本的两个理由：其一，木刻以薄口快刀在木板上刊刻，由于受木理影响，所刻笔画往往僵直生硬，枯笔和起讫锋颖显得粗糙，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枣木气’。这一类字在《阁帖》祖本中比比皆是，一望便知。其二，我的同事瞿冠群先生编写的《中国古籍版刻词典》，收录很多宋代刻工姓名。南宋国子监本《阁帖》复制的是先朝文物，版心处刻工姓名见诸该词典。宋高宗对书法很有研究，每天写经，写了之后拿到国子监刻成石经，所以宋高宗时期刻的石经就叫‘高宗御书石经’。刻帖石胜于木，且能长久，高宗不会不懂。国子监有的是石头，为什么要拿木头刻？因为宋高宗要在国子监给读书人做一个复制品，证明先朝刻《淳化阁帖》是一种文治。这可作为《阁帖》祖本木刻说之旁证。 “如果有人认为，刻得粗与细，取决于刻工的风格与技艺，并以此否定我的以上两条理由，那么，横裂纹、银锭纹则是我判定其为木刻，而非石刻的铁证。横裂纹是我要讲的第三个证据。我仔细看了上博新购《淳化阁帖》第四卷、第七卷和第八卷，共发现横裂纹30余处，长度都是两三寸。事实上，关于《阁帖》祖本的横裂纹，古人早已留意。北宋时期就有人在《淳化阁帖》的题跋上讲到横裂纹，并据此说明，祖本刻于木而非刻于石。为何古人屡屡提及，而我们却视而不见呢？ “我的第四个证据，就是上面的银锭纹只有一个栓，把它拴住后不再裂开。汪馆长是做瓷器研究的，一个碗破掉，要十几个蚂蟥襻才能把它弄好。石碑断掉，要么拿铁箍箍住，要么用许多个铁搭襻住，一个栓子不可能把石头箍住。 “我讲到这里，台上的主持人笑了，台下的专家也笑了。我不想让汪馆长太尴尬，就到此打住。心想，搞了几十年文物，怎么连木头和石头都分不清？！你说是石刻本，但买回来的是木刻本，怎么交代？毕竟花了450万美金啊！ “会后，我围绕那天即席发言中的四条证据，稍加梳理、润泽，即成《〈淳化阁帖〉祖本为刻于枣木版辨》一文。” 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厚积薄发。这令我想起华先生对我讲过的一句话：“临帖如存款，需要的时候，可随时支取；读书如积薪，到一定程度，得星火而可成巨焰！” 20世纪90年代，华人德在苏州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苏州大学书法社的同学经常去线装书阅览室看碑帖拓片，遇到问题随时向华先生请教。右起：薛龙春、陈国兵、华人德、孙立、李鹤云、刘善平。孙立深情回忆道：“1993年，我本科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荆楚岁时记〉与六朝风俗》，当时在图书馆古籍部泡了两个多月，在华老师的指导下，查阅《四库全书》中的六朝地记及风物志，做了数万字的笔记。” （孙立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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