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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庄子关于“识道、悟道与得道”的学说与印度瑜伽论最本质的区别就神性与人性的区别上，庄子哲学中的最高境界是至人、真人、神人式的“逍遥”；而瑜伽论者的修行目标乃是人性合于神性的解脱。 古印度人正是借本体论编织的思维触角向印度式经院哲学的各个领域延伸。如果说数论、胜论、吠檀多论等本体论哲学构成了印度经院哲学的大脑，那么正理论相当于印度经院哲学的经脉，而以瑜伽论为代表的实践论哲学就相当于印度经院哲学发达的四肢了。 正理论原意为“正确的推理”，后引申为“逻辑研究”，实际上就是古代印度的逻辑学。该派产生于公元1世纪，创始人为乔达摩，主要经典是《正理经》。正理论将人的认识分为“确切的知识”和“非确切的认识”两种。“确切的知识”分为现量（知觉）、比量（推理）、比喻量（类比）、证言（从可信赖的人的言说中和圣书中所获得的知识）。“非确切的认识”分为疑惑、错误、假设的论证、记忆四种。 正理论对印度哲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它对逻辑学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一个名为“五支论法”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推理方法分为五个步骤，分别是：宗（命题）、因（理由）、喻（例证，包括正例、反例）、合（应用）、结（结论）。这种推理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可以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推理方法媲美。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是： 命题：此山有火 理由：因为山上有烟 例证：凡是冒烟的地方就有火，如灶（正例） 凡是不冒烟的地方就没有火，如湖（反例） 应用：现在此山在冒烟 结论：所以此山有火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推理法，上述五支论可化简为： 大前提：凡是冒烟的地方必有火 小前提：现在此山冒烟 结 论：所以此山有火 正理论所包含的逻辑原理为其他的一切哲学派别所接受，而且在中世纪时期直到今天，在印度学校和大学中都把教授正理派哲学当作一种智力锻炼（《印度的发现》，[印度]尼赫鲁著，齐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226页）。 印度婆罗门哲学除了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之外，还有丰富的实践论哲学。以瑜伽论为代表的这一派别通过诸如禅定等技术性手段达到神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特定目标。瑜伽论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创始人为波颠阇利，主要经典是《瑜伽经》。现在的《瑜伽经》大约定型于公元3—4世纪。该派在发展过程中与数论相结合，形成了姊妹学派。瑜伽派哲学的一个特色是，注重对心（意识和心理机能）的研究。认为心的作用有五种：正知（正确的认识）、似知（错误的认识）、分别知（想象的认识）、睡眠（指心在睡眠中以非存在事物为表象的认识）、记忆（指过去行动留下的种种潜伏的印象）。瑜伽修行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种种方法，抑制心的这些作用，使人的灵魂与宇宙精神相结合，最终达到解脱。 在瑜伽实践上，该派提出了“八支行法”。这八种修行方法主要有：一是禁制，指必须遵守的戒律，如不杀生、诚实、不盗、不淫、不贪等；二是劝制，指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包括清净、知足、苦行、学习经典、敬神等；三是坐法，指的是保持身体平稳自如，精神放松；四是调息，指调整和控制呼吸；五是制感，指抑制各种感觉器官，将感官的活动完全置于心的控制之下；六是执持，指心专注于一处，如肚脐、鼻尖、舌端等；七是禅定，亦称静虑，是使专注一处的心与所专注的对象相统一，即主客体融合；八是三味，就是真正达到了心与其所专注的对象冥合为一，达到神秘的出神状态。 瑜伽派的学说和实践方法如苦修、禅定、染净法以及关于业的伦理学说等，不仅对婆罗门教各派的修行方法，而且对佛教、耆那教和其他宗教的理论和修行方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瑜伽派）神秘主义和业的理论是大多数印度哲学系统共有的骨干。即令是后来的佛教逻辑家，虽然反感盲目的思想方法，仍不得不为神秘主义留下一个通道，以此支撑他们关于菩萨或佛的宗教理论。这一通道便是某种理性的直观能力（瑜伽现量），据说是一种能直接观见仿佛就在眼前的宇宙本然状态的禀赋，而这种本然状态对哲学家说来作为逻辑结果只能抽象地暧昧地显示出来。在后来的佛教观念论（即唯识宗）中承认对某种理性构造物的直观能力就是这种神秘主义的主要残余，而在早期佛教那里，在通往解脱的道路上，理性的直观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阶段，注定会取得超自然的成果。（《佛教逻辑》[俄]舍尔巴茨基著，商务印书馆，宋立道等译，1997年11月版，26—27页） 神性与心灵之间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的沟通？这是任何一种理性的认识与判断能力所无法企及的目标，只能借助于神秘的理性直观能力。由神秘的理性直观能力洞察到的“直接观见仿佛就在眼前的宇宙本然状态”就是人所要面对的宇宙本体，就是人所追求的最接近于神性并与之进行沟通的解脱状态。无独有偶，在中国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中也有类似的内省式理性直观的表述。由于没有至上人格神的存在，庄子将虚拟化的“道”当成了人生的精神支柱。庄子哲学的中心是“道”，一切以“道”为根据。人生的苦难与逍遥在于“道”的得与失。道无处不在，得道便是与道合一，就是个体回归人的本质存在，就是融入大道之中。只有以道观物、以道观天下才能解除人生的烦恼与痛苦，最终达到自由逍遥的境界。因而，只有识道、悟道与得道才能真正地走向自由。得道的方法就是“忘”和“虚”。“忘”即忘记外物及物我关系；“虚”即心灵进入虚无的境界。“忘”针对外在之物，“虚”针对内心中的障碍。内虚外忘，实即内外两忘，一旦虚、忘兼备，大道自成。 从庄子关于“识道、悟道与得道”的学说与印度瑜伽论最本质的区别就神性与人性的区别上，庄子哲学中的最高境界是至人、真人、神人式的“逍遥”；而瑜伽论者的修行目标乃是人性合于神性的解脱。 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的弥曼差论也是一种注重信仰“技术”性手段研究的理论。该派创始人是弥阇尼，《弥曼差经》是该派的根本经典，约定型于公元1世纪。“弥曼差”有“思维审议”和“审查考究”的意思，意即该派的重点是对吠陀祭祀的方法和意义进行“审查考究”。弥曼差派的学说中没有宗教激情，没有道德的增进，一切都基于一个原则：施舍给婆罗门就会得到报偿。弥曼差论者在对圣言量（证言）进行研究时，提出了“声常住论”，或称“语言不灭论”，认为吠陀圣言（即声音）不是一种单纯的名称或概念，在它们的背后有一种常住不灭的实在或神奇的力量。吠陀是永恒不变的，吠陀的声音或语言也是永恒不变的。将吠陀的声音或语言绝对化，显然有其荒谬之处，这一理论遭受了正统的或非正统的各派的抨击。弥曼差论专注于祭祀的研究与中国儒学有些相近之处，但中国儒学成功地从最初的祭祀之学转入创建全民化礼制社会的“礼学”，并成为中国式儒家文明的灵魂，这一点又是弥曼差论所无法做到的。近现代之后，弥曼差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神性是人类思维领域通往天国的脚手架，如果没有关于神性的神学概念或近神性的哲学概念，人类仅靠自己智力的增长也许根本不可能长大。所谓人类意志，最初不过是基于神性的意志，其本身代表着人类族群生存欲望的最大公约数。印度人趋神性的意志表达方式，从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乃至人生实践论形成了闭合的系统，它们最终共同成为蔚为大观的印度宗教文明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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