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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道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其内容博大精深，但撮其要，可用四个字来概括:为人为政。用传统的术语讲就是“内圣外王”，即通过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并以此影响和治理天下。 其中，孔子的思想可以用一个“仁”字来概括，体现在做人和为政上就是“仁者”“仁政”。我们先看仁者的表现。 首先，孔子认为一个仁者要有孝心。“孝悌”是为人之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他的学生有子则说的更直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这个根基打好了，人生就有了方向，不但个人品德修养有了保障，学识、智慧也会受到滋润，并且会形成仁爱的社会因子，为国家稳定做出贡献。 其次，要练好“求诸己”的内功。孔子主张人生在世要立足于自我。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不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忧患的是自己没有能力。又说“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古代学者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学问道德而学习，故而“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君子总是对自己提出要求。对于环境与人的关系，孔子认为自己要时刻把握住主动权。有一次，他的学生子贡问他：“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什么叫自我？身处贫穷，仍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保持内心的快乐；当富贵来临时，也能以礼节制自己，不忘乎所以。这就叫自我，这就叫修身。人不管在哪里，身处何境，始终都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平和和独立的人格。宋人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名句，就是对这种人生态度的形象诠释。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好学深思。他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迁怒，不贰过”，可谓好学也。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学思结合，才能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力，而不致犯人云亦云的错误。二是要多结交品德高尚的朋友。孔子说“友直，友凉，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与正直的人、诚信的人、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对自己是有益的，从而达到“以友辅仁”（曾子语）的目的。 第三，要为他人着想，要回报社会。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便不会有所作为，不会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而他要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每时每刻都不离开仁，匆忙之间与仁在一起，颠沛流离也与仁在一起。具体来讲，“仁”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以同理心处理好人际关系，即曾子所说的“忠恕”行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二是要致力于服务社会。孔子认为一个君子修身的最终目的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 总之，孔子的为人之道是立足于现实社会，服务于现实社会，将个人价值与民众的需求结合起来。通过修身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世界大同。 在为政方面，同样贯穿了仁德思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主张以德治国。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用道德治理国家，领导者就会象北极星一样，处于中心位置，而其他星辰围绕它来运转。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如果治理国家只用法律来引导人民，以刑罚来约束人民，那么可以使人民一时免于犯罪，但他们不会有羞耻感；如果用道德引导人民，用礼教加以约束，那么人民会有羞耻感，而且会使人心向善。可见孔子是想通过教化，普遍提高人民的道德素养，人人都能自我约束，那么天下就可实现“无为而治”了。 第二，强调以身作则。一次，鲁国的一位执政者向孔子请教施政问题。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人的道德就象风，民众的道德就象草。风向那边吹，草向那边倒。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国盗贼横行的局面，是由于统治者的贪婪造成的，他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还在其他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笱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一个国家领导人，自己首先要做到认真工作，说话算数，节约费用，爱护官吏，珍惜民力。上述教导，都是深谙政治规律之谈，至今仍有启迪作用。 第三，要任用贤才。一次，孔子的学生向他请教政治，孔子回答“举贤才。”孔子认为人才在政治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上古时期政治清明，就是由于用人得当。论语记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舜帝有五位贤人佐政，便使天下太平。周武王说，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贤臣。对此孔子评论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同上）人才难得，确实如此。在唐尧虞舜及周武王时期，人才最为兴盛。人才除了其本身的能力外，还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把正直的人提拔到邪恶的人之上，能够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孔子的学生子夏紧跟着举例加以证明，他说，舜登上帝位后，从民众中选拔人才，把皋陶提拔上来，那些品德不好的人就远离了。商汤登上帝位后，把伊尹从众人中提拔上来，品德不佳的人便远离了。 第四，要取信于民。政治的基础在民心。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做好三件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粮食充足，兵力充足，人民信任。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两项，就“去兵”“去食”，而人民的信任不可缺乏，“民无信而不立”，如果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政权就不能存在了。而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就要行仁政，主要包括爱民、养民、富民、惠民、教民等方面。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对郑国子产“其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的做法表示肯定，他认为让人民修养生息是一种惠政。并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顺应人民的愿望而为他们谋利，在他们富裕起来以后，再让他们接受教育，“即富矣”再“教之。”（《论语.子路》）这样人民就容易管理了，政治便可“无为而治”了。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孔子的为政理念，实际上这四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和“做人”一样，贯穿于其中的仍是一个“仁”字。“做人”是为了“为政”，而“为政”则体现了人生的价值。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孔的人生追求和政治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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