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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君子”一词，今人往往会想到高尚的德行、杰出的人格。成为君子，是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的目标。殊不知，“君子”的本义，与道德人格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大约从孔子开始，君子才成为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在《论语》这部书中，就记载了诸多孔子与弟子们谈论“君子”的言语。 最初的“君子”，顾名思义，就是君主的儿子，亦可称作“公子”。而能够继承国君地位的嫡长子，也就相当于后来的“太子”。无论如何，“君子”们也将成为国君或卿大夫，最低也是一个士，拥有贵族的身份地位，以及或大或小的一块封地。除此之外，他们是天生的官员，势必要继承自己父兄的职位，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去。所以，“贵族”是当时天下人对“君子”的共同解释，而在《论语》里这种释义的占比非常之高。例如，“君子不器”在很大程度上便指作为统治者的“君子”，不能将精力放在某一种专业技能上，不能被“器”所限，要“大器不器”。这是在说为官者，也就是贵族。而当“君子”与“民”的概念作对比时，指的大多也是“贵族君子”。 “君子”的词义从贵族到贤德之人的转变，正是由孔子开始的。毫不夸张地说，孔子重新定义了“君子”这个概念。自孔子之后，“君子”基本就只指贤德之人了。而这个转变的原因，就得从孔子的政治主张说起了。 在政治方面，孔子上反专制，下反民主，既不提倡统治者与人民太过亲近，打成一片，又不赞成统治者极力盘剥、压榨人民。他主张“仁政”“礼法”。作为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就应该要具备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品质——恭敬庄重，就不会受到侮厚；宽容大度，方能使大众信服；讲求诚信，才可以让人民尽力效劳；勤勉努力，才能有所成就；施惠于民，才能得民心、使唤百姓。因此，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下，“贵族君子”与“道德君子”，就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君子的这两种意义，在《论语》中绝非泾渭分明，而是彼中有我、我中有彼，有时也可以并存。例如，孔子对郑国著名的贤德大夫子产的评价是“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其中“事上”“养民”“使民”明显是从政者的行为，因此子产必然是一个“贵族君子”；而“恭、敬、惠、义”显然也符合道德君子的标准：因此，子产既是“贵族君子”，又是“道德君子”。总而言之，孔子以后，“君子”所指的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君子”的称号也不再是可以世代相传的了，而成为一种需要自我修炼才能达到的境界，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 成为一个君子的过程，就内在来说，就是发掘自己的仁心的过程。正因如此，比“君子”更高的人格便是“仁人”。不过这也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君子”也常作为仁人的近义词，或追求仁道的人的意思出现。但是，仁人一定是君子，但君子未必是仁人。如果一个仁人在“仁”的基础上，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建立巨大的社会功业，利于天下百姓，就可谓是“圣人”了。同样，圣人一定是仁人，但仁人未必是圣人。“圣人”可以说是儒家对人最高的评价。在孔子的眼中，尧舜这种贤德的上古帝王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都心有所不足，而他自己也不算是“仁”。虽然这是一种自谦之词，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达到“仁”与“圣”境界之难。而想要成为君子就简单得多，只需要不断地依据仁德修炼自己，朝向仁政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在某些方面有了优秀的表现，也就可以称为君子了。 将“君子”的含义由血缘关系决定的贵族变为贤德之人，无疑是从孔子开始的一项巨大改变。这使每个读书人的心中，都埋下了成为君子、仁人乃至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种子。或许这种修炼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着实艰难，但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努力做一个仁德的“君子”，一定对我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评语： 忍不住赞叹！语言成熟，娓娓道来；原文的引用与化用贴切自然，了无痕迹，读来流畅不觉；各部分转承有度，婉转自如；更可喜的是才七年级的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文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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