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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前期，可谓名相辈出。但是自从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局动荡，受到后世赞誉的宰相屈指可数，而崔祐甫则是其中一位。 崔祐甫出身于当时的高门大族博陵崔氏，自幼勤奋好学，年轻时通过科举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他“性刚直，无所容受，遇事不回”，性格耿直不屈，遇事不肯回头。 唐代宗时期，崔祐甫担任中书舍人，与宰相常衮不和，两人多次发生争执。 有一次，陇右节度使朱泚军中发生猫鼠同乳的怪事，向朝廷奏称祥瑞，常衮便率领群臣庆贺。 崔祐甫却认为：“猫的职责是捕鼠，为人除害。可如今猫不捕鼠，反而哺乳老鼠，是失其本性，不能守职。就如同官吏不惩处违法之人，边将不抵抗入侵之敌。这并不是什么祥瑞，反倒应该因此反省朝政的得失。” 代宗赞同崔祐甫的说法，常衮由此对崔祐甫恨之入骨。
到了代宗去世时，崔祐甫与常衮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崔祐甫也因此而因祸得福。 常衮感激代宗的知遇之恩，认为代宗的丧礼应该在礼制的基础上隆重举行。而崔祐甫则认为天下并不安定，代宗的丧礼应该一切从简，尽量不给朝廷和百姓增加负担。 两人为此争执不下，常衮便向刚刚即位的唐德宗弹劾崔祐甫，说他轻视国家礼仪典制，请求将其贬为潮州刺史。 德宗认为处分过重，就改贬崔祐甫为河南少尹。根据此前的惯例，几位宰相轮流处理日常事务，如有宰相轮休，若非重要的诏令，不需告知其他宰相，由值班宰相代其署名。加之常衮掌握实权，而同为宰相的郭子仪、朱泚通常不参预朝政，所以常衮贬黜崔祐甫时并未征询他们的意见，就代替郭子仪、朱泚在诏书上署了名。 等到贬黜崔祐甫的诏书发出之后，郭子仪、朱泚都不同意，入宫觐见德宗，表示崔祐甫不应被贬。“德宗大骇，谓衮诬罔”，德宗这才知道其他宰相并不知情，他也不知道这种做法是朝廷惯例，因此认为常衮欺君罔上。 德宗非常愤怒，下令“两换其职”，让常衮和崔祐甫对调官职，将常衮贬为河南少尹，崔祐甫则接替常衮的职位，被任命为门下侍郞、同平章事，成为了宰相。
崔祐甫刚刚离京不远，便被召回了朝中，就任宰相。当时德宗正在服丧，将政务全部托付给崔祐甫，对他信任有加，他提出的建议无有不允。 崔祐甫做事公允，足智多谋，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 崔祐甫一改之前只注重门第和科举的任官方法，选拔官员不避亲疏，注重才能优劣，只要是人才便加以任用。德宗曾问崔祐甫：“很多人都说你选用的官员多是亲朋故旧，这是为何?”崔祐甫回答说：“选用官员必须熟知他们的才能和品行，若不与其相识，如何能知道真实情况。”唐德宗深以为然。 当时，神策军使王驾鹤掌握禁军十余年，权倾内外，骄横跋扈。德宗继位后，想免去王驾鹤的兵权，但又怕他发动叛乱。崔祐甫便把王驾鹤召来谈话，故意拖延时间，而接替王驾鹤的人这时早已到军中上任了。 等到王驾鹤知道后，已经无能为力。德宗刚刚即位，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便上奏朝廷，表示要献钱三十万缗，以此来试探新皇帝的态度。德宗知道李正己并非出于真心，但是断然拒绝怕落人口实，答应又怕被戏弄，一时不知如何答复。 崔祐甫说：“陛下不如派使者慰劳淄青军，将李正己要进献的钱财转赐给将士。李正己如若照办，士卒必定感激皇帝之恩;如果他不照办，则会引起部下的不满。而且，这样做也能让各处藩镇知道朝廷不看重钱财。”德宗同意了他的建议。 李正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此对朝廷十分畏惧。
崔祐甫拜相之后，有效遏止了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的颓势，出现了复兴的气象。史书称“祐甫谋猷启沃，多所弘益，天下以为可复贞观、开元之太平也”。可惜天不假年，在拜相的第二年，崔祐甫就病逝了。 德宗非常伤心，追赠他为太傅，赐谥文贞，而此前从未有过门下侍郎被追赠三师的先例。对于崔祐甫的去世，后世十分惋惜，感叹其“命乎不永，时哉可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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