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传递效益

代际传递效益是指父母“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的社会现象。这种权利的世袭性，让整个社会毫无公平可言。

简介/代际传递效益 

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这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也不均等。一些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

这些毕业生的就业境遇，验证了诸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类的中国古语。

这样的说法，源自于落后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那样的年代，封建家庭伦理资源对人的发展一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讲求现代社会文明的今天，“夫荣妻贵”、“封妻荫子”之类的封建的影响，还依然存在着。^[1]

家庭资本/代际传递效益 

父母学历高、职业好，会让子女在教育和就业上更有利，这样的“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显然，这样的“关系和权力”，就是这些毕业生们的“家庭资本”。而这种由“家庭资本”引起的“代际传递效益”，破坏的就是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家庭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社会资本（父亲职业地位）、文化资本（父亲文化水平）和经济资本（家庭年收入）。而家庭资本对子女的发展影响，却又是无处不在的。因为从中国社会资本的构成来看，主要是家庭、单位、学校等要素。而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特别强调家庭和血缘关系，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 

也就是说，尽管表面看来，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较为复杂，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延伸的半径较小，并不容易形成更大范围内相互之间的认同和接纳。家庭与血缘关系的短半径的幅射，就造成了政治权力和人际关系联系较紧的后果。而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腐败，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而当前出现的“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现象，就是“家庭资本”产生的负效应。 

“家庭资本”产生的“代际传递效益”，让出身阶层不同的毕业生们在个人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机遇上，失去了基本的公平与平等。^[1] 

权利性/代际传递效益 

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其子女工作的落实率和升学率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人员，子女工作落实率和升学率均低于平均水平。

在许多国家，这种“代际传递效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父母总是愿意为儿女付出，并且不惜耗费自身的一切。不管是贫困家庭，还是富有家庭；不管是从事技术管理工作，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父母都是靠昨天的汗水获得了今天的可支配资源（金钱、教育背景、人际关系），以此来换取儿女未来的美好，大体是无可厚非的。

但如果父亲是局长，儿女可以轻松地找到好工作，哪怕自己的学历和能力未必符合这份工作的要求。这就是真正的不公平。因为局长老爸拥有的是权力，而权力带有极强的扩张性。在老爸的提携和授意下，儿女的职务提升一路顺风。等儿女的职务达到一定地位时，儿女又可以用权力帮扶他的后代。权力随着“出身”而世袭，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增效应。

由权力决定的“代际传递效益”，与财富（合法途径获取）、教育背景甚至某些人际关系决定的“代际传递效益”最大区别在于：财富、教育背景甚至某些人际关系决定的“代际传递效益”，毕竟属于该家庭的父母所私有，进行的是基本对等的市场资源交换；而权力决定的“代际传递效益”，权力明明是民众赋予政府行使职责的公共资源，却被某些官员滥用于私利，是零成本的无偿权力交换，是对整个社会发展最大的不公，必须被封杀。^[2] 

革除弊端/代际传递效益 

首先就要破除漫长的封建社会留下的那种落后的家族思想意识，让社会融入更为开放文明的先进文化，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倡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平等参与意识。 

更为重要的是，还是要把把公民的权利落到实处，通过法律制度，来确定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用法律手段调节不同“家庭资本”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或矛盾。只有不断消除“家庭资本”的负面影响，才不会再出现“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这样的现象，才能形成更加公平与公正的社会就业与发展环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