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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扮演”了状元、帝师、儒相、乡贤四个社会角色，并且在每一个角色中都有自觉的责任担当。翁同龢的家庭出身，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官二代”。但他绝没有像当下官家子弟那样娇生惯养，游手好闲。在良好的家教传统和长辈的言传身教下，翁同龢品行端正，志存高远，以自己的努力报效国家，从而体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翁同龢生于道光朝，求学成才，状元及第，成名于咸丰朝。翁同龢出生于北京，求学于家乡常熟，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四岁的翁同龢随祖母张太夫人由京城回家乡常熟定居。在家乡常熟期间，时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翁同龢随同家人避难于常熟、苏州乡下各地，仍不忘记读书学习。他从小接受母亲与二位姐姐的启蒙教育，阅读了《三字经》《千家诗》《幼学琼林》之类童蒙读物。六岁进入私塾读书，接受“四书五经”及古文的开蒙教育，九岁接受父亲的亲自教诲。道光二十三年（1843），翁同龢十四岁，开始走上科举考试的道路，十六岁考中秀才。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父亲应召进京继续为官，二十岁的翁同龢随父返回京城，不久结婚，并开始走上仕途，任刑部江西司七品小京官，直至二十七岁高中状元。作小京官是要谋生，这不是翁同龢的终极目标，他要在科举的道路上不断攀登，追逐自己的梦想。翁同龢在供职刑部前后七年时间里，还兼任实录馆详校官。每天早上到实录馆校对，饭后赴刑部办事。白天上班没有空余时间，晚上归侍父亲，秉烛理案牍，给父亲打下手，帮助整理资料。然后便不知疲倦地温习功课，练习书法，刻苦攻读。久而安之不以为倦，其用心苦修可想而知。由于劳累过度，一度牙疼而肿，经延医后夫人以艾炙法而治愈。咸丰六年（1856）四月二十一日，在保和殿举行殿试，二百一十六名进士中，翁同龢名列第一，考中状元，独占鳌头。翁同龢有一手好书法，策论又发挥出水平，本列为第二，主考官裕相国复视后拔为第一。时隔七年，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又考中了状元，人称“小状元”。在常熟历史上，叔侄双状元是一段佳话。人臣高贵，无如帝师。后世所知翁同龢的历史投影，大概莫过于“两朝帝师”的特殊身份了。最初入弘德殿授读同治帝，继而入毓庆宫授读光绪帝，前后长达三十年的帝师生涯，无论对于翁同龢的个人命运，还是晚清政局的走向，都有重要的关系和深远的影响。1865年，翁同龢接受帝师之命，开始授读同治帝。翁同龢三十六岁能当帝师，一方面是身为状元的名声，另一方面是父亲德泽所被。翁同龢进宫授读从讲授《帝鉴图说》开始。此书由明代名臣张居正编撰，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为名。全书辑录了历代贤君励精图治、兴国安邦的典故八十一则，还有历代昏君暴王的反面教材三十六则；每则故事附有解说评语，并配有一百一十七幅插图。言简意赅、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发人深省。翁同龢讲课浅显易懂、生动有趣，同治帝听得津津有味。三个月后皇太后夸赞他“讲《帝鉴》甚明畅，上颇乐闻”。翁同龢教作诗的入门是对对子，小皇帝时有对仗佳作。如以“大宝箴”对“中兴颂”，以“寒山红叶”对“秋圃黄花”，以“细柳屯兵”对“长场校猎”，以“星共北辰明”对“天临南极近”等等，平仄相协，用典相切，遣词工整典丽。此后由浅入深，由五言至七言，同治帝诗艺日进。1871年底至1874年，翁同龢因丁母忧回常熟三年，翁同龢做同治帝师傅实际只有七年多。一个本来天资聪颖的顽童，经过十二年之久的书房学习，同治帝学业不见精进，反而每况愈下，这显然与翁同龢的初衷背道而驰，却又不是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教育悲剧。入值弘德殿期间，翁同龢又被派往养心殿为两宫太后进讲《治平宝鉴法编》（汇编历代帝王政治及母后临朝预政事迹以为法戒），每隔五天一讲。帘前进讲，深得两宫信赖和看重，对翁同龢的仕途愿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翁同龢先后负责进讲该书中南宋孝宗至明崇祯帝的十五个专题。一般就是先讲、再问、后答的程序。每次进讲，翁同龢借机联系实际，切陈时弊。光绪帝四岁登基，即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此年十二月，翁同龢奉命授读光绪帝，至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896年2月25日）书房撤，翁同龢作光绪帝师二十一年。翁同龢再为帝师，中年时代正当光绪亲政、励精图治，两参军机、任总署大臣，可谓入阁拜相，迎来事业的巅峰。有了教授同治帝失败的教训，翁同龢再三恳求收回成命，但面对两宫皇太后涕泪不已的留任温谕，翁同龢同样禁不住被眷宠的热泪，再无继续推辞的勇气和理由。就此，也更能理解他此后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吸取同治帝厌学的教训，翁同龢想尽办法，循循善诱。有时多方激扬、鼓舞，避免使令敦迫，以夸奖为主，用柔色以温之法；有时使用“方便法”即灵活变动，让小皇帝先看图画，激发兴趣后再读书，或先写字再读书，读书厌烦了下座活动一下再读书。光绪帝沉默守静，性格内向，好读书史，翁同龢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培养了一个好学的皇帝。翁师傅对小皇帝的身体、生活也倍加关心爱护。发现身体不适就适当减便功课，问寒问暖，遇有太监对小皇帝怠慢便随时过问。光绪帝胆子小，一次上课时突闻响雷，吓得滑下了座位，翁同龢将他搂在怀里安慰。这等体贴入微的关怀，小皇帝记在心中，师徒关系越来越亲近、融洽，几乎到了难以分离的地步。翁同龢帮助光绪帝了解世界、了解变法，除了讲圣贤书外，将魏源《海国图志》、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陈炽《庸书》、汤震《危言》、黄遵宪《日本国志》、康有为《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等书提供给光绪帝阅读，在光绪帝心中点燃了维新变法的火种。将光绪帝培养成为锐意图强的皇帝，翁氏功不可没。状元（进士）是科举的终点，同时也是翁同龢仕途的起点。翁同龢由状元任学政，任帝师，升尚书，参军机，乃至协办大学士，人称“状元宰相”，可谓位高权重，荣耀至极。翁同龢是由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大臣，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儒”相。1850年—1898年之间，翁同龢立朝近五十年，经历了五十多个官职。任职国史馆、方略馆总裁，国子监祭酒，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署大臣，是晚清政坛名重一时的大臣。翁同龢曾任国史馆、方略馆总裁、国子监祭酒；任七次乡、会试正、副考官，整理史籍，识拔人才，门生故吏遍天下。他的人才思想是为国怜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时，翁同龢主管全国的监察、司法工作；1875年署理刑部右侍郎期间，发现“杨乃武案”疑点，力主平反，长达三年的冤案得以昭雪。他的执法思想是法备于古，但须得人；法不阿贵，执法当持平。任户部、工部尚书时，翁同龢主管国家财政、建设工作，他认为“司农慎金谷，第一恤民饥”。赈灾为第一要务，必须关注民生。翁同龢任军机大臣等中枢要职，属“主战派”，但不是一味主战。中法战争时他主张谈判、用兵两手抓，支持曾纪泽和门生内阁学士周德润“以战为守”的方针。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采取多种措施力图改变不利局面：一向朝廷推举抗战将领；二建议加强辽东湾的海防，设立大粮台提供前线军队的后勤支持；三筹措军费，保障饷源；四与外商联系买战舰，加强海防；五奏请批准胡燏棻、汉纳根以洋法操练新兵。在外交上，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翁同龢秉承“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思想，有第一妙法：“先许各国屯船处所，然后定一大和会之约，务不占中国土地，不侵中国之权，共保东方大局，庶几开心见诚，一洗各国之疑。”自甲午至戊戌年间，翁同龢担任中枢要职，推行新政：设立官邮政局、成立铁路总公司、资助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准许并鼓励民资开矿、设立商务局、赞同开“经济特科”，选拔各类人才、改革兵制，裁汰绿营，用西法训练新军。翁同龢的变法思想力主宜慎、宜稳，反对激烈的手段推行变法。他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可惜在“二元权力”的格局下，在慈禧太后的掌控下，变法失败。戊戌1898年阴历五月，翁同龢回到家乡常熟，归隐于虞山瓶隐庐。此后七年，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翁同龢归隐虞山，修墓、祭祖、修族谱，整理自订年谱、日记。读书、读画、读碑帖，又擅吟诗、书法、绘画，归田后有充分时间享受这些文人雅事。同家人、好友吟诗唱和、交游。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翁同龢赞同“君主立宪”制度，忠君思想与时俱进。他听到慈禧训政，担心光绪帝的安危。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翁同龢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凡能得到的消息都记在日记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腊月，在中国领土东三省爆发了日俄战争，翁同龢已快走完生命历程，老人依旧为国家命运操心、担忧。1904年6月28日早晨，翁同龢在院内伏地面北叩首拜谢谕旨，一跪便昏倒在地，被仆人及时发现救起，从此卧床不起。7月4日夜，在南泾堂的临时居所，翁同龢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五岁。据翁同龢的后人讲述，翁同龢去世时，面对北方，坐化而逝。此时，翁同龢还遥望着京城的光绪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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