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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25 22:19:08)
四、铁证如山：曾侯乙墓漆箱盖星图
1951年，竺可桢先生计算了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的最佳会合年代，发现公元前4500年至前2400年间相合的，有12宿之多。如果把观测范围扩大到南北赤纬8度间带形区域内，则有18至20宿相合。如果将黄道与赤道星座加以区分，则赤道星宿可以全部容纳。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赤道星座的位置与赤道最为符合，所以他又将二十八宿形成的时间改在殷末周初。1956年，竺可桢先生再次修改自己的观点，认为二十八宿的形成不会早于公元前四世纪。郭沫若认为，二十八宿，“其制并不甚古，单独之星名于古虽已散见，然其积成为之月躔之系统者，当在春秋以后。”钱宝琮先生也认为，黄道二十八宿成立于战国，而赤道二十八舍则成立于春秋。 新城新藏认为二十八宿形成于周初以前，因为当时不仅能从新月的出现逆推朔日，而且在《尚书》和《夏小正》等文献中已经有了二十八宿的某些星名。饭岛忠夫则认为，二十八宿以牵牛初度为冬至点，按岁差推算，二十八宿当形成于公元前396-前382年间。而在此之前，《诗经》已经提到火（心）、箕、斗、牵牛、织女、定（室、壁）、昴、毕、参等宿，可见二十八宿中重要的恒星都已认识。 有些天文学家认为，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创立年代，至早只能上溯到公元前8至6世纪。甚至有学者认为，与二十八宿对应的“左青龙、右白虎”之说，不过是汉儒的附会。1978年，湖北随县发现一座战国早期墓葬，墓主是一个小诸侯国-曾国的一位名叫乙的国君，这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编钟，以其瑰丽的造型、雄浑的气势、准确的乐音轰动了全世界。就在音乐史家和全国上下沉浸在编钟带来的惊喜之中时，细心的天文学家却从一只漆箱的盖子上发现了又一个巨大的惊喜！墓中出土五只样式相同、大小相近的衣箱，箱身和箱盖分别是用整块木料挖凿而成的，外表髹有漆。箱盖呈拱形，箱面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内凹的长条，箱盖打开后仰置时可以充当箱足来使用。根据箱内所刻的铭文，漆箱固有的名称。箱盖的四角都有外凸的把手，便于搬移。在其中一件编号为E.66的漆箱盖上，绘有一幅彩色的天文图。画面中央是篆书的“斗”字，显然是表示星空枢纽的北斗。四周顺序书写着二十八宿的名称，与文献所见的二十八宿之名基本相同。二十八宿名的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这与传统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七宿、西方白虎七宿正好对应。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将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实物。 细心的专家发现，主图上“斗”字的写法非常夸张，某些笔画被故意拉长。不难发现，被拉长的笔画分别指向了“四象”的心、危、觜、张等4个中心宿，其意图显然是要突出北斗与四时的对应关系。 漆箱盖的三个侧立面各绘有一幅星图，内容与箱盖的主图配合，共同构成星图的体系。漆箱东立面的主区绘有3颗星和1个火形符号。3颗星代表心宿，中间1颗是主星，画得最大，与心宿的实际天象完全一致。主星被绘在火形符号内。火形符号的右下副区绘有房宿的距星，左下副区绘有尾宿的距星。火形符号的左侧，画有两个草卉符号，表示大火星的东升。而漆箱主图白虎腹下的火形符号则被涂实，表示大火星的西落。漆箱盖西立面上的星图分为4区，主区是觜宿和参宿，并绘有觜?的形象，参宿右侧是毕宿的距星，兼指毕宿；左上方纵列的二星，上星是井宿距星，下星是井宿的古距星，古代这二星代表井宿。左下区绘有星空中最亮的天狼星。漆箱盖北立面上的星图，主区绘有二兽，手足相对，中间纵立的三星是危宿，右兽后面纵列的二星是虚宿，左兽后面的1星可能是雷电六星之一；副区绘有女宿距星，兼指女宿。 著名天文考古学家冯时先生将漆箱盖的主面与东、西、北三面比邻立面的星图加以综合研究，认为每个立面星图中央的星象，正是主面中北斗所指的星宿，即东宫的心宿、西宫的觜宿、北宫的危宿。所以，东、西、北三个立面的星图，是对三宿附近实际星空的描述，因此，“三立面星图正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十二次中的三次，即大火、实沉和玄枵。这些星象与《汉书.律历志》的记载完全一致。”冯时先生指出，曾侯乙墓漆箱的星图，不仅以圆点表示恒星，而且用圆点的大小表示恒星的亮度，如心宿二、参宿七、井宿三、危宿三都是各自星座中最亮的星，故所绘的星点也最大。图中的恒星位置和星数都比较准确。作者还用曲线分隔不同的星座，这些曲线与现代天文学使用的星座界线意义相似。 随县漆箱盖二十八宿天文图，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二十八宿图，它的面世，使得沉寂已久的关于二十八宿起源的讨论再度活跃起来。曾侯乙墓下葬的年代是公元前433年左右，表明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它的源头必然要远远早于此。 曾侯乙漆箱盖星图中左青龙、右白虎与二十八宿同时出现，证明“四象”并非汉儒的附会。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曾经出土一件西周时代的铜镜，年代约为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镜面的东南西北四方，分别为龙、雀、虎、鹿。后世的“四象”，北方为玄武，两者相比，似乎不相符合。专家指出，苍龙、白虎、玄武、朱雀四象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曾经有过以鹿为北宫的阶段。所以，学术界将上村岭的铜镜看作是“四象”的雏形。曾侯乙漆箱盖天文图的发现，划定了二十八宿与“四象”在中国出现的年代下限，那么，它的上限又可以断在什么时代呢？真是令人悬测万度的难题。 五、濮阳西水坡45号墓：远古时代的北斗二宫图
由墓主人的葬卧方向可知，墓内的布局是按照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方位设计的，这与我国早期的天文图和地图的方位是一致的。传世文献中的《管子.幼官图》，以及出土的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古地图和长沙马王堆西汉地图都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 在死者的身旁耗时费事地用贝壳制作如此复杂的龙虎图案，究竟是要表达怎样的意思？有人认为是出于装饰的需要，这种说法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一个不经意的发现，使得龙虎摆塑的“天机”显现了端倪。发掘45号墓时，曾在墓主的脚端发现一堆贝壳，另有两根人的胫骨。这种情况以前从未见过，发掘者误以为是龙虎摆塑多余的贝壳而无意放置于此的，故将其全部清除。所幸的是，恰好有一位考古学家前来参观，在尚未清除贝壳、胫骨的现场拍了照片，这一至关重要的珍贵资料才得以保存。由照片可知，贝壳堆成一个三角形，胫骨与三角形的底边大致成垂直角度放置。著名天文考古学家冯时先生认为，三角形贝壳和两根胫骨所构成的是完整的北斗的形象：蚌塑三角形表示斗魁，东侧横置的两根胫骨表示斗杓。耐人寻味的是，西水坡31号墓是单人墓葬，但是墓主的骨架中却不见有胫骨。可见，45号墓中作为斗杓的两根胫骨，正是取自31号墓。从而可以排除“北斗图”无意摆放的可能性。 西水坡45号墓没有涉及南、北两宫，究其原因，可能是四宫的形成有两个阶段：先有东、西两宫，然后才有南、北两宫。冯时先生认为：“西水坡蚌塑星象也正可以作为其中东宫、西宫和中宫的雏形，它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天官体系的初期发展阶段，而这个体系的出现，显然直接适应于北斗及东西二宫中的某些星象对于古人观象授时的重要作用。” 那么，在西水坡时代，蚌龙、蚌虎究竟代表了怎样的观象授时体系呢？蚌虎的腹下有一堆贝壳，发掘时已经散乱，无法辨认形状。这会不会是无意堆放的呢？冯时先生将这堆贝壳与曾侯乙漆箱盖星图中白虎腹下的火形符号相联系，认为就是心宿。进而可以认为，西水坡龙虎摆塑代表的是心、参二宿。这一发现对于解读45号墓有重要意义。 先民很早就认识了位于黄道东、西两侧的参星和商星，发现两者不能同时出现于天空，所以古人有“动如参与商”之说。参宿有七星，上下各有二星，中间有三颗紧连的亮星，古人认为象一张悬挂着的虎皮，所以将它与虎项联系。西方称参星为猎户座，将中间的三颗亮星称为“猎人”的腰带。我国古代所说的参星，主要是指中间的三颗星。商星又称大火星，由三颗星组成，中间一颗是主星，称为“心宿二”，《诗经.豳风.七月》说的“七月流火”的“火”，就是指它。大火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星宿，著名学者庞朴先生认为，上古时代，中国流行过一种以大火星为主要标准的“火历”。古人所说的参、商，主要是指参三星和商三星。参、商二宿是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授时主星。 由碳十四和考古学的综合研究，45号墓的年代距今约四千多年。根据岁差的原理，春分、秋分点和夏至、冬至点在黄道上的位置，每71.6年向西移动一度。据此，可以回推出墓主生存时期两分、两至的实际位置。经推算，公元前4400年左右，参宿正好在春分点上，此时参星伏没不见，而春分日前，日落之后，大火星从东方地平线升起，斗杓东指。公元前4200年左右，秋分之时，日躔尾宿，此时大火星伏没不见，斗杓西指，参宿于黄昏日落之后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简而言之，公元前4600年-前3900年，正是大火星与参宿分别处于春分点和秋分点的时期。冯时先生认为，西水坡45号墓北斗与东、西二宫并列出现，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它是曾侯乙墓星图中青龙、白虎二宫的雏形，记录了一个特定的周期，即一个恒星年的长度。 六、西水坡45号墓墓主身份之谜
根据文献记载，河南濮阳是上古帝王颛顼之墟“帝丘”的所在地。颛顼是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五帝”之一，文献中有关他的记载很多。《史记.五帝本纪》说，颛顼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号高阳氏，他“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有很强的运筹能力，因此“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是一位影响很大的部落联盟的首领。相传颛顼十岁就开始辅佐少昊，二十岁登帝位。《左传》说他有八个才子，号称“八恺”。 《国语.楚语下》有一段楚昭王与大夫观射父的对话，里面比较详细地提到颛顼的政绩。观射父说，在黄帝之子少昊氏衰落的时期，蚩尤的九黎部落乘机作乱。当时人鬼不分，“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蒸享同位，民神同位”，结果是“嘉生不降”，“祸灾荐臻”。于是，颛顼命令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意思是说分别神、人，使之不再相混。相传在尧舜时代掌管天地的羲、和，就是重、黎的后裔。由此可以推知，颛顼时代可能已经有了历法。晋人皇甫谧说，颛顼在位七十八年而崩。有古书说，颛顼的坟墓在濮阳顿丘城门外的广阳里。 西水坡45号墓中有三位殉葬者，据骨架鉴定，都是12-16岁的青少年男女，而且都是非正常死亡。冯时先生认为，文献记载的颛顼的事迹与西水坡45号墓所表现的内涵十分相似，墓主人可能是一位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司天者，三位殉人可能与《尧典》羲和四子之说法有关。春分、秋分之神分居东西方太阳出没之地，墓中东、西两侧的殉人有可能是司春分、秋分者。夏至、冬至之神分居南北极远之地。墓中东、西两侧殉人的方向，大致与墓主相同，基本上为南北方向。北方殉人的方向则迥然不同，为头朝东南，脚朝西北；经测量，头向为北偏东130度，即东偏南约40度。冯时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角度”，经测算，他的头向相当准确地指向冬至时的日出方向。因此，冯先生认为，北方的殉人“具有象征冬至之神的意义”。 墓中缺少夏至之神，令人不得其解。但是，无独有偶，曾侯乙墓漆箱星图的立面图也缺少南宫的图象，其中的奥妙，至今不能作出完满的解释。从《尧典》等文献看，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滥觞期，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四千纪的中叶。曾侯乙墓漆箱星图和西水坡45号墓的发现，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二十八宿体系何时传入印度，目前还很难确指。估计在印度人接受二十八宿体系之后不久，又向阿拉伯方向传播，而古波斯可能是西传桥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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