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尧典》四仲中星考 （摘录） 黄道芳 2000年11月 《尚书?尧典》所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我国最早的天文记载，亦为我国古代观象授时的典型代表。《尚书》成书年代虽有争议，但“四仲中星”记载真实，自古无疑。而此记载是否为一个时代的完整天象？是什么时代的天象？对此却有众多争议，成为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第一疑案。对“四仲中星”的天象和年代之所以得不到正确一致的认识，其关键，除了对岁差的认识和应用存在问题外，至今没有一张能够推演出“四仲中星”图，也是重要原因。今按岁差理论及岁差真运动原理，在《天文历象盘》上推出《尧典?四仲中星》的全天图象。 悬而未决的疑案 明末徐光启在考察古今天象的演变中，得出一条重要结论：星宿的黄道位置古今不变，而赤道位置（赤经，赤纬）则“岁岁不同”。古今诸多学者以“岁差”对“四仲中星”的考证及论述，自晋以后史不绝书，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对《尧典》四仲中星的研究, 论述者大体可分两类: 一是古代的历法家;二是近代的史学家。前者确信尧时年代, 只求日缠宿度与四仲中星的天象相符; 后者则从四仲中星天象推定它的年代。其结论各不统一,甚至于对四仲中星的完整性产生了异议。 考尧时日缠星位—迥然不同 自东晋虞喜发现岁差以后,我国许多历法家对尧时天象进行过推演, 《大衍历》 按“岁差”进行过推演,如何承天、梁武帝、刘孝孙、以及张玄、一行、傅仁均、郭守敬、徐光启等,他们都是以考订尧时冬至日缠宿度为确定天象的基本依据。二十八宿环天一周, 推出二分二至日缠,便能将流逝的古代天象复原.这是历法家推算古代天象的重要方法。由于古人对岁差的发明与应用受到时代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准确推出唐尧时代的天象。 在古人所有推演中,以唐代一行的推论记述最详.他在《大衍历》历议其七而“日度议”中,云 “考古史及日官侯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此处疑错,当为三十六分太….笔者)为一岁之差,自尧帝演纪之端,在虚一度, 及今开元甲子却三十六度,而乾策复初矣。日在虚一度,则鸟、火、虚、昴皆以仲月昏中,合于尧典”。《大衍历》通法为3040，以通法之三十六分太为一岁之差即约82.7年日退一度。据一行实测，开元甲子（公元724年）冬至点在赤道斗十度。这里36（度）X 82.7（年/度）为2977（年），符合开元至尧时年代；至于尧时冬至日缠1°，是否会出现“日短星昴”等四仲中星，则就不是一行能自圆其说的了。一行也确实没有留下四仲中星的证实天象。他在推算中，岁差值取的偏大，不是方法上的错误，而是与古人对岁差本质认识不足有关。他把太阳的岁差运动从黄道上移到了天赤道上，若沿黄道却36°，则尧时冬至点当在虚5°。尽管如此，一行在推演方法上却有其独到之处，如他重实测，且根据冬至太阳的位置定天象和年代，其方法是正确的；其次，他在推演任何年代天象周年变化时，概以节气为准，踢除前人含混不清的阴历月序；第三，他对昏旦时刻，不作机械的规定，而从实际出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四仲中星之年代——莫衷一是 同一天象得出不同年代的结论，这是近代史学家研究之特点。竺柯桢认为“四仲中星”之年代约在三千年前的殷末周初，王红旗定在七千年前；龚惠人则肯定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还有人认为，“四仲中星”根本不是某一地的观测纪录等等。在所有论述中，以竺柯桢的结论最有影响。竺老在1926发表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在天文界、史学界是脍炙人口的，仅就其主要论据分析于后。 竺柯桢推定“四仲中星”之年代是殷末周初，他认为四仲中星惟“仲冬星昴”系唐尧以前之天象。但星昴却不足为据，原因是，只有“在春、夏、秋三季，正值农工方酣之际，人民职业均在户外。始昏之终，正为户外工作停辍之初，亦为明星方现之时，故春分、夏至、秋分昏时中星，为有目所共睹，其观察当可靠。”而在冬至日“当此际黄河流域，在日落西山之时，温度概在冰点一下，羲和是否能不畏严寒，鹄待曦日之下，朦影之终，明星之现而测中星位置，实为疑问”，因此“星昴当承认为谬误也”。 这种分析是难以服人的，首先，谁能相信还在用钻木取火、构木为巢的古人，竟会那麽怕严寒，向昆虫一样的冬眠起来；何况观测星空也并非一定要在冰雪之中进行呢？更何况是身肩专职天官的羲和之职责呢？我们就可以毫不含糊地认为，最先可以确定的日期就是冬至这一天。我国传统天文学一贯都以冬至作为一年的起点的事实。作为天官的羲和岂不重视这一夜的星象变化吗？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才是最可靠的。 竺柯桢舍星昴而不顾，而信星鸟、星火，星虚为不误是本末倒置的。 对四仲中星的考证 岁差是研究古今天象不同的基本依据， 能否正确运用岁差变化时考证古代天象的关键。 古今中外，对我国《尧典》四仲中星的论述实在不少， 却都没有绘出一幅科学而直观的尧时天象图。原因之一，是忽略了天北极变迁的规律， 因此也就很难求得二分二至底确切位置。 唯英?李约瑟曾推演出公元前2400年的星位，但却是似是而非的 。 尧代星图 考典四仲中星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追溯尧代的星空状况。仅以《天文历象盘》推出公元前2400年的天象，如图1。  其基本点是：北极星：右枢（去极2°余）；春分点：昴3.4°；秋分点：房2°（黄道宿度为氏17°）；冬至点：虚8°（黄道亦虚8°）；夏至点：星4°， 就是尧时的星空状况。今冬至点在赤道尾16.7°，黄道尾13.4°（以2000.0年为历元），冬至日太阳由尾13.4°进至虚8°，经过尾1.7°，箕8.8°，斗23.9°，牛7.8°，女11.6°，虚8°，共61.8°，按岁差71.6年差1°计，经过4424年（61.8*71.6），合于尧典之年代。 四仲中星之天象 根据岁差推出尧代古星图，利用《璇玑玉衡》，推演其周年和周日变化，便能检验是否符合《尧典》之记载。 图2—图5，以直观、明确的图像，给我们再现了“四仲中星”这一古老而精彩的记录………。     有人会问“四仲中星”二分二至为什么均是初昏酉时（18时）天象，这其实很简单，《尧典》所记是前人在一图上或一天文仪器上看到的天象（历元天象），而这一天文仪器就是早期的《璇玑玉衡》，此时的《璇玑玉衡》上只有环周天的二十八宿（四象说还未形成），此年代的二十八宿是离赤道最近的时候（基本都在赤道南北纬十五度之内），地上也就东西南北，子午卯酉，也就是能分四时之节气（此时还没有二十四节气名称）
古人是通过长期观测，白天立杆测影知道二分二至点和四季变化，夜晚观星知道天球（星宿）的周日视运动和周年视运动而绘制了天赤道附近（出没时间最长）的二十八宿星图，观测天球的周日视运动，星宿的出没、中天，确定了东西（卯酉？南北（子午）方位，观测天球的周年视运动明白了星宿的周期出没和四季寒暑的变化关系，从而确定了二分二至与星宿的对应关系（初昏中天星宿）。由于当时北斗七星终夜不没，北斗旋转斗柄指向与星宿出没是一至的，随后人们又在《璇玑玉衡》上落（绘）上了北斗七星，通过转动就有了斗键………。 正因为《尧典》这一记载描述的是绘制的历元天象，所以后人无法准确推算出其实际年代来，因为按昏中推算冬、夏至大昏时，时差相差近两小时，同是昏见，冬至大昏近在酉时，“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正好，而夏至大昏时星宿已过中天近二十五度，如要星宿“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按夏至大昏时中天，则整个天象当是公元前600年间天象，而整个二分二至天象都面目全非了。要想《尧典》所记四节点符合实际初昏观测天象是永远没有这个天象的，就像后来《夏小正》时期的四象分天，东方仓龙（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宝、壁） ，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一样，它所描述的是在静太的《璇玑玉衡》上的一特殊天象公元前2000年冬至子时天象，所描述的是星象与方位之间的关系一样。而《尧典》所描述的是季节与星宿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了此时的历元天象。 创业垂统的开端 上述考证说明，只有在公元前2400年的古星图上才能再现“四仲中星”的天象。尧典“四仲中星”年代的确定，使我们再次看到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四仲中星”本身更说明中国古代天文学产生和发展的水准。 “四仲中星”是中国天文学发展的胚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我们认清了这个源头，以后的来龙去脉就清晰可见了。尧时我们的祖先已对恒星的中星观测来纪年、定季节，虞舜时古人又观测到北斗七星的运转，从而又以北斗建四时定诸纪。《书。舜典》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讲的正是此事。（七政指北斗七星，前人多认为是日、月、五星，非是）。自夏后氏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历法《夏小正》，在《夏小正》中除中星观测，北斗运转，还有太阳银河的纪事。并能推算出不能直接观测到，在地平圈以下的星座的方位，在描述星空动态时有伏、横、中、流、内的说法。殷末周初又出现了带有月相的纪时法。（生霸、死霸。。。。之类）它标志着我国阴历的开端。（殷商以前古人用的概是纯阳历对月亮的动态知之甚少）。 自西周后期阴历才近于完善。得出了十九年七闰的章法， 与原来的纯阳历才调和不乱，春秋战国时出现了岁星纪年，知道木星的一些运行规则，但对其他行星动态的观测了解不多。《史记、天官书》、马王堆帛书《五星占》、《淮南子》等对五星动态的记录都零乱不堪，至西汉末的《三统历》才有五星推步和日、月食推算（已是相当精确），中国传统历法的模式才被固定下来。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谱，认清这个谱子，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原来无法了解到的东西。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就掌握了以子午线为基准的中星观测法,时至今日世界天文学中的“中星观测仪”就是根据这一方法制成, 而古埃及是以天狼星大犬座星晨见东方作为尼罗河的季节,即夏至时期为一年起始, 古巴比伦则以晨见五车二御夫座星的作为年始,这种日出没观测法与准确的中星观测法是不可同日之语的。 【《尚书?舜典》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一代舜帝为我们留下的天文纪事，仅此九字。自古炎黄子孙但闻其声，不见其事，“璇玑玉衡”千古成谜。于是后人据《周髀算经》中有“北极璇玑四遊”的话，称它是北辰。又有人据《史记?天官书》中有“北斗七星，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断定璇玑玉衡就是北斗七星。而更多的人认为璇玑玉衡不是星象，而是一种仪器。】 问题是“语境变了”，自从“山（花墙）话---蓝瞒”以......问题是“语境变了”，自从“山（花墙）话---蓝瞒”以后，粗口，山话，说不得了。 如果楼主不把以下这些“现在所谓嘀粗口”当做“骂人话”，或许我们可以还原出来“璇玑---玉衡”这种“天文测量仪器”，另外，还是些早已失传了的“工具”。 “鳎鰢（鱼）搁B得---真不是东西{针不认识东西}”。“扯鸡巴蛋”。“皇八蛋”。“王八蛋”。“岔巴子”。“婊子养的”。等等。 我是从“世量人”嘀“周语？咒语？”：“把你给是个---脚缝呢夹着吃的，还是个---盘盘呢端着吃的”？ 认识了那个“纺锤形器”，原来可能是测量“冬至”、“夏至”太阳影子的---天干。 并不是《周髀算经》里使用的“八尺立杆”。 1.27米折合5英尺（等身尺，看看自己胳膊，手腕到胳膊肘之间，我是22厘米），是“一音仗”，“身长丈二”的人，7英尺，约1.78米。 现在看看：“脚缝呢夹着吃的”？氵厥坟呢架着尺得，“纺锤形器”，是一套“结绳记事”的“宙丝”，有型的实物立（历）史， 漆木盘，1.27米的棍子，纺锤形器，金属弹簧型器，“衣箱？”。 公元前340年（曾侯乙墓时间推算是不是正确嘀？），一千多“金属弹簧型器”，二十四圈的不少，注意：“三年两闰”嘀设置，需要很久观测，才可以得到，“干支纪年”的测量用具---天干，就是这个样子。 “孔老二”喊叫什么“克己复礼”，“恢复周礼”？自从“周天子封建制度”以后，都不知道“天干”咋回事，主流文化说不上来“干支纪年”嘀来源，就把历史祸害成了“一百个铜钱，......”，“婊子养的”？通假字玩不出来了，“表誌阳得”就可以立杆测影，回答“天长天短”问题，冬至一阳生，“冬至大过年”，就有来源了。 “天干”有了，“地支”是咋回事，我现在不知道，研究研究？ “而更多的人认为璇玑玉衡不是星象，而是一种仪器。” 璇玑玉衡；应该不至是个“名词”，可能是“及物名词”，会不会是“故宫里那个---日晷”？璇玑，带有磁性的铁棍，会自动旋转，玉衡，划有刻度嘀盘子。颠倒黑白编着玩而已。反正“文化人”把历史能编纂成了【《尚书?舜典》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一代舜帝为我们留下的天文纪事，仅此九字。自古炎黄子孙但闻其声，不见其事，“璇玑玉衡”千古成谜。于是后人据《周髀算经》中有“北极璇玑四遊”的话，称它是北辰。又有人据《史记?天官书》中有“北斗七星，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断定璇玑玉衡就是北斗七星。而更多的人认为璇玑玉衡不是星象，而是一种仪器。】 ----------------------------- “装神棍”嘀我，看见过一些“玉石盘子”被称作“璇玑玉衡”怪DD，至于怎么使用，网上看看，没有解释，只有“迷信”或者“故事”而已。 【自古炎黄子孙但闻其声，不见其事，“璇玑玉衡”千古成谜。于是后人据《周髀算经》中有“北极璇玑四遊”的话，称它是北辰。】用圆规把玉盘子划分出三个角，四个角，五个角，七个角，等等，怎么用？“故纸堆”里爬不出来。“人生七十古来稀”，没有谁能活个“万岁”去研究“劫---500年”时间的这个大“时间单位”。“皇权”以前玩“天机不可泄露”，把研究这个事嘀“知情者”差不多杀完了。后来，“独尊儒术”以后，又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给忽悠了，就剩下“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天不灭相”趄口下，一大堆“迷信，看像”资料，无底线演绎着玩，再剩下嘀故事，好像是“康熙---利玛窦？还是汤若望”嘀“豪赌”，那就再看看《杨乃武与小白菜》电视剧？反正“历史就像一百个铜钱，......”了，那个“故宫里嘀---日晷”为什么倾斜了23.5°，都不敢说，还研究什么“璇玑玉衡”呢？只有、嘿嘿 地望？以前嘀人，喜欢扯嘀“名门望族”说法，神马“天水郡”，“太原郡”，“敦煌郡”，等等，后来，日本嘀几大家族，也喜欢吹以前有几个---谷仓，好像也是四大家；就是现在，一样有不少人，扯什么嘀“天台”，“德清”，等等，民俗研究也很困难；《四柱算命术》忽悠很了，我也不知道【“没有天文知识怎么做出的璇玑？先有璇玑才知道四中星？那璇玑怎么来的？”】。这句话：【“鳎鰢（鱼）搁B得---真不是东西{针不认识东西}”。】说开了，与“人造磁铁”有关系，语境不对了，说不得。 好像有个迷信说法：“土旺”，不知道是神马背景。 |
|
|
来自： johnney908 > 《惊世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