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究华夏文明起源时，由于中外学界缺乏基本的天文历法常识，导致对诸多重大问题长期固执于完全错误的判断，严重阻碍了对周召共和以前历史和考古研究的进展。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如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确切年月日，关键性的出土文物如王年、月份、月相和纪日干支等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关键性的天象如甲骨卜辞记录的日月食等，长期不能得到准确的年代学解答。中外学界很可能有不少人认定这些问题是根本无解的万古悬疑，然而根本障碍恰恰就在于中外学界普遍缺乏最基本的天文历法常识。如果首先解决严重缺乏天文历法常识的学术盲点问题，上述诸多重大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哪些最基本的天文历法常识是中外学界普遍严重缺乏的呢？主要以下有三项：
 本文暂不就以上三方面的问题展开论述，而是以“帝尧王年断代研究”为例证，初步展示天文历法常识的匮乏如何导致相关专题研究的失败，以及具备正确的天文历法常识如何在探究华夏文明起源课题上取得里程碑式突破进展。 帝尧时代是一个传说吗？毫无疑问，对于没有天文历法常识的人而言，帝尧时代就是一个传说，而不是历史事实。可是，对于掌握正确天文历法常识的人而言，不但可以轻而易举地论证或验证帝尧时代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论证华夏文明起源的重大课题。 “帝尧王年断代研究”的关键，就是《尚书·尧典》记载的“四仲中星”重大天文历法问题。 什么是“四仲中星”？就是帝尧时代的天文官羲叔、羲仲、和叔、和仲等人分别在东南西北四个观测点，通过观测确认——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由此测定回归年长为366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星宿是二十八宿南方七宿的中宿，房宿是东方七宿的中宿，虚宿是北方七宿的中宿，昴宿是西方七宿的中宿，鸟火虚昴四宿各自的某宿某度事实上正好跟前后东西的某宿某度构成90度角的关系，因此——
自清中叶以来，中外学界研究《尧典》“四仲中星”的学者可谓夥矣，但是在诸多基本概念上发生严重分歧，如观测时间、中天定义，以及中星选择等，因此无法取得能得到一致公认的确定结论。 我发现，最聪明的研究者是康熙雍正时期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他的方法非常经典，绕过了纷繁复杂的概念辨析，直接考察二分二至点的交集年代。 宋君荣的方法既简单又经典——既然春分点在昴宿、夏至点在星宿、秋分点在房宿、冬至点在虚宿，那么将四个年代范围算出来，取其交集（如果有的话），不就得到了“四仲中星”的实测年代？ 既然“四仲中星”是实测，那么帝尧时代怎么就不是历史事实，怎么就不是？！  春分点在昴宿，是什么意思？就是春分点经历从昴宿末度（终点）到昴宿初度（起点）的时间段。包括春分点在内的二十四节气点，存在逐年西移的现象，这就是“岁差”。各宿的末度在其初度的东边，因此末度经历某个节气点的年代要比初度经历某个节气点的年代早。 节气点西移的速率，“岁差”的速率，是多少呢？大约是每73年西移黄经1度。这是一个粗略的数值，但一般读者用这个数值来计算或验证，已经足够精确了。 古天文学界都知道，公元前450年，牵牛初度即牛宿一是冬至点，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值，一般读者可以牢记这个数值，用来计算和验证。 如果帝尧时代冬至点在虚宿，那么帝尧时代在什么年代呢？很简单——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牛宿8度，女宿12度，虚宿10度，牛宿初度距离虚宿初度相差20度，距离虚宿末度相差30度，因此：
冬至点的问题很简单，夏至点、春分点和秋分点的问题就有点复杂了。谁知道公元前450年是夏至点在哪一宿哪一度、春分点和秋分点又分别在哪一宿哪一度呢？事实上，除了我，谁也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暂时不打算透露这个天大的秘密。 聪明的宋君荣也不知道。而且，宋君荣以为，各宿的起点初度就是各宿的距星，各宿的终点末度就是其东边下一宿的距星。如牛宿一是牛宿的距星，东边下一宿女宿的距星是女宿一，宋君荣以为女宿一就是女宿的初度起点。 无论如何，宋君荣确实太聪明了，他能相当准确地测定他所处的康熙雍正年代各宿距星的黄经值——既然各宿距星就是各宿的初度起点，那么宋君荣就以为他知道了康熙雍正时期星宿、房宿、虚宿和昴宿各自起点和终点的黄经值，用这个数值和岁差值，就能轻而易举地算出帝尧时代二分二至点的年代范围。 简单不简单？聪明不聪明？厉害不厉害？ 宋君荣算出来了——
换言之，按宋君荣的计算结果，帝尧时代就在公元前2476年前后。 你服不服？你为什么不服？不服的原因也很简单——宋君荣认为的各宿距星就是各宿的起点，这一点大家都不服。不服，你为什么不去解决基本问题，解决二十八宿宿度的设置问题，搞清楚各宿的起点在哪里，终点在何处？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两位当代学者赵永恒和李勇也曾计算过二分二至在上述四星宿范围内的年代，得到的结果与宋君荣都不相同，如他们计算秋分点在房宿的年代范围，得到的结果是公元前2803—前2315年，不同于宋君荣的计算结果公元前2795—公元前2394年。 赵永恒和李勇也没有明确指出昴、星、房、虚四宿的范围究竟如何划分，但我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回推检验，赵永恒和李勇显然并不认为各宿的距星就是各宿的起点，但他们显然也不知道各宿的起点和终点到底在何处，究竟在哪里。 赵永恒和李勇推算二分二至在房、昴、星、虚四星宿范围内的年代是为公元前2494年至前2315年。你们相信这个数据准确吗？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反正我觉得，这两位大咖算是歪打正着了，我的精确计算结果年代范围比他们更窄一点。 我不能理解的是——如果赵永恒和李勇确信他们的计算结果很准确，为什么就不能认定帝尧时代就在为公元前2494年至前2315年之间呢？这不是一个很难得出的推论，也不难据此进行更多的后续推论。 事实上，至少赵永恒就不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结论，因为在时隔不久的另一篇论文里，赵永恒公然指认帝尧时代“在公元前2100——前2200 年间”。 理解不理解？矛盾不矛盾？奇怪不奇怪？ 无论如何，帝尧时代就是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赵永恒和李勇的计算比宋君荣精确多了，可惜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挖到了宝。 帝尧时代就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可以得到更多史料文献的验证吗？当然可以。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 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征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 尧即位九十八年，通舜摄二十八年也，凡年百十七岁。 已知帝尧时代就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对照这纪年干支，就有大发现——
如果这三个年代分别对应帝尧的出生、即位和驾崩，有什么问题吗？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个年代正好是“四仲中星”的实际天象发生年代，还因为夏朝元年就是公元前2325年，所以帝尧无论如何都不会死在公元前2320年这个辛巳年。 以上述帝尧的出生、即位和驾崩年代为准确，参照史料文献记载，可以确认这就是最终事实吗？什么样的记载可以成为无可置疑的证据？ 天文历法。天文历法就是无可置疑的证据。天象，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毫不含糊。 《古微书》记载：帝尧即政十载，景星出翼。 按帝尧公元前2477年即位，帝尧十年就是公元前2468年（癸丑年），公元前2468年有没有“景星出翼”的天象？有没有？有。 什么是“景星”？“景星”特指五大行星中的亮星如木星、金星跟另外一颗行星在一段时间内发生“遇合双星”的天象。 什么是“翼宿”？“翼宿”就是南方七宿之一，宿度18度，东边是轸宿，西边是张宿。 公元前2468年有没有“景星出翼”的天象？有，就是有——公元前2468年2月28日，木星土星在翼宿遇合，6月5日木星进入轸宿，木星土星“双星”的天象持续了三个多月。  《帝王世纪》记载：“尧即位九十八年，百一十八岁乃殂。三年丧毕，舜践天子位。”帝舜即位时，又发生了重大天文历法现象，《帝王世纪》记载： （舜以）仲冬甲子，月次于毕始即真。 帝尧公元前2380年驾崩，“三年丧毕”，就是从驾崩之年起算的第三年，即公元前2378年（癸未年）。公元前2378年有“仲冬甲子月”吗？ 仲冬，就是阳历子月，月首是大雪，大雪一交节就是进入子月，月中是冬至；阴历十一月是冬至所在的朔望月，因此这个阴历月也被称为仲冬。 公元前2378年（癸未年）12月25日10：31：07大雪交节，一交节就是甲子月。 什么是“月次于毕”？就是月亮视运动位置到达西方七宿的毕宿，毕宿十六度，西起毕宿七，东至伐一。 公元前2378年12月25日大雪交节甲子月首日，交节时刻月亮正好位于毕宿。这时是白天，月亮不可见，月亮的位置是当时的天文官根据月亮视运动运行速度推算得知的。  精准不精准？厉害不厉害？神奇不神奇？ 以上推算和天象还原，无可置疑地证明—— 帝尧出生于公元前2497年，即甲申年； 帝尧即位于公元前2477年，即甲辰年； 帝尧驾崩于公元前2380年，即辛巳年； 帝舜即位于公元前2378年，即癸未年。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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