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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这两位伟大的诗人，对诗文之清、丽，都曾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观点有同有异，很值得认真地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初步作一些探讨。 一 清、丽是两种不同的文学特色。陆机《文赋》云：“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首先将清、丽并提。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他非常明确地把清、丽看作五言诗的两种特色，张华诗清，张协诗丽。到了唐代，李、杜不约而同地把清视为古代文学的特色，把丽视为近世文学的特色。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把“绮丽”看作建安以后（尤其南朝）的风尚，把“清真”视为元古（《诗经》、《楚辞》）之风。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五：“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把“清”看作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古人”的文风，把“丽”视为以齐、梁为代表的“今人”的文风。李、杜之后，仍有持这种看法。如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钱起诗云：“员外诗，体格新奇，理致清淡……芟宋齐之浮游，削梁陈之靡曼。”“靡曼”为华丽之义。可见，高氏亦把清、丽对举，并视“丽”为梁、陈之文风。 清是一种重内容、重气势、措词端正劲直的文学特色。它与刘勰说的风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陆机说的“凄若繁弦”，即对“清”而言，谓其内容具有以情感人的艺术力量。《文心雕龙·风骨》云：“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宗经》讲“文能宗经，体有六义”时云：“二则风清而不杂”。可见，刘勰认为，文学特色之清与风骨之风关系极其密切。而他所谓“风”，亦称“风力”。从《风骨》可知，它是对文学内容的美学要求，即“述情必显”、“意气骏爽”而造成的以情感人的艺术魅力和阳刚之美。李、杜对清的认识，与刘勰基本上是一致的。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王琦注“建安骨”云：“东汉建安之末，有孔融、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阮瑀及曹氏父子所作之诗，世谓之建安体。风骨遒上，最饶古气。”可见，所谓“建安骨”即“建安风骨”。显然，李白认为，谢朓诗之清与建安风骨相类，都有“逸兴”、“壮思”和飞腾的气势。其《上安州裴长史书》引郡督马公谓长史李京之云： “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其用以状清之“雄”、“奔放”、“光明洞彻”，即刘勰所谓“意气骏爽”、“文明以健”之义；“名章俊语”，近于“结言端直”；“句句动人”，谓有感人的艺术魅力。杜甫《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庾开府”，指晚年的庾信，因他在北周孝闵帝时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庾信晚年诗文特色为“清”，具体地说，就是《戏为六绝句》之一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其意亦即刘勰说的“意气骏爽”，“文明以健”。杜甫所谓“庾开府”之“清”，又比况李白诗之特色。而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其诗不仅具有豪壮的气势，而且具有“动天地，感鬼神”（《毛诗序》语）的艺术魅力。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健笔”、“洒落”与“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意思相同，而此处很明确地形容“清”的特色。凡此，皆与刘勰的看法一致。不过，李、杜又各有超越前人之处。李白论“清”常和“真”相联。他宣称自己要“守清真”（《留别广陵诸公》）、“保清真”（《避地司空原言怀》），称赞王羲之“本清真”（《王右军》）、李清“爱清真”（《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裴政“含清真”（《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在文学上，则明确提出了“贵清真”。“真”，指情感自然真挚以感动人心。其思想本于道家。《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故圣人法天贵真。”李白非常提倡以情感自然真挚去感染人，他批评那些摹仿六朝、缺乏真性情的作品是“雕虫丧天真”（《古风五十九首》之三十五）。他把“清”与“真”相联，以此认识“清”这一文学特色，比起刘勰讲“述情必显”，有了新的发展。杜甫论清，特别重意。他提出“清诗近道要”（《贻阮隐居昉》），由此出发，特别强调“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清文动哀玉，见道发新硎。”谓具有“清”这种特色之文如凄清玉声一样新鲜动听，表现内容如在磨刀石上新磨出刀来一样。亦即“诗清立意新”之意。杜甫常把“清”和“新”连文，前引《春日忆李白》是如此，又《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更得清新否，遥知对属忙。”“对属”，即对仗，属形式技巧问题。“清新”与之相对，显然就内容方面而言。所以，“清”、“新”连文，实际上就是“诗清立意新”之意。杜甫这种认识，不仅超越了刘勰，而且也与李白不同。 至于文学特色之丽，则重在艺术形式（尤其是语言）的华美。汉代人已用“丽”来概括楚辞和赋的特征。《史记·太史公自序》：“《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夸。”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王充《论衡·定贤》谓赋“弘丽”、“文丽”、“文如锦绣”。班固《离骚序》：“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汉书·艺文志》谓自宋玉以来之赋“侈丽闳衍”。自建安以后，“丽”成了文学的主要追求。曹丕倡导“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称赞繁（pó）钦书信“其文甚丽”（《叙繁钦》）。陆机说的“炳若缛绣”，即对“丽”而言。《文心雕龙·情采》：“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刘勰很明确地视“丽”为文采、文辞之华美。李、杜使用“丽”这一字眼时，虽无明确的解释，但含义则与上述一致。如他们都认为六朝文学“绮丽”（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杜甫《偶题》），是因为六朝文学特重词藻、对仗、声律、用典等等的精巧、华美。梁元帝所谓“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金楼子·立言》），可看作对此的说明。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载邕“论文”，“近伏盈川雄，未甘特进丽。”“特进”，指李峤。其诗非常注重词采华美工致，篇章剪裁整齐。他作的《评诗格》中大力提倡“对偶”、“形似”、“雕藻”等艺术美问题。于此亦可见杜甫此处所谓“丽”的含义。 二 李、杜二人对清、丽两种文学特色的态度大同而小异。 李白重清而轻视绮丽，但又提倡丽与清结合。对于六朝诗人，他最推崇的只有谢朓一人，以致人称其“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礻真《论诗绝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谢朓诗不同于他人的绮丽，具有清的特色。《送储邕之武昌》：“诗传谢朓清”，《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小谢又清发”。李白很少以“丽”，却经常以“清”称赞他人之诗文。如《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逸兴横素襟，无时不招寻。”这其中的“清”字虽非直接形容诗文，但这几句诗的意思则是称赞韦作具有清的特色的。天然的清水芙蓉正是清的艺术境界，“逸兴”云云也正是清的特色。王琦注此句曰：“王僧达诗：精气溢素襟。”更证明了这点。《还山留别金门知己》：“方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芳播无穷。”《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予造真箓，临别留赠》：“挥毫赠新诗，高价掩山东。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风。”此二则，前以“清芳”称扬雄赋，后以“清风”称盖寰诗。《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序：“陈郎将义风凛然，英思逸发。……动清兴于中流，泛素波而径去”。“兴”，指作诗时的审美感受（参见拙著《诗味论》第九章）。陈郎将之“兴”既清，其诗当亦具清的特色。显然，此乃以“清”称赞其诗。《泾川送族弟钅享》：“蓬山振雄笔，绣服挥清词”。据王琦注，“清词”是称赞当时一同送李钅享的常侍御之诗的。不仅如此，李白还借他人之口称赞自己之文“清雄奔放”。正由于他重清，所以他在理论上提出了“贵清真”的口号，并把它作为唐代文学“复元古”的唯一途径。对于丽，李白明确否定六朝文学之绮丽，说它“不足珍”。孟棨《本事诗》载李白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再次否定梁、陈之绮丽（“艳薄斯极”）。但是，李白又非凡丽都要否定，他对于与清结合的丽则是肯定和提倡的。其《泽畔吟序》云：“崔公忠愤义烈，形于清辞。恸哭泽畔，哀形翰墨。犹《风》、《雅》之什……观其逸气顿挫，英风激扬，横波遗流，腾薄万古。至于微而彰，婉而丽，悲不自我，兴成他人，岂不云怨者之流乎？”他认为崔成甫之诗既清且丽，高度肯定其清，以至以《风》、《雅》拟之。“怨者之流”，指具有楚《骚》之遗风。《古风五十九首》之一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可证明这点。李白认为崔诗之丽，有骚体遗风，显然是称道而非否定。其《暮春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至于清谈浩歌，雄笔丽藻……余实不愧于古人也。”“雄笔”谓清，“雄笔丽藻”，谓清、丽并存、结合。其《大猎赋》序提倡“辞欲壮丽，义归博远”。“壮丽”，即“雄笔丽藻”，均谓以华美之词藻，表现雄健的气势和壮美的境界，本质上是以清为主的丽与清的结合。 杜甫则是清、丽并重。他主张二者结合，但与李白略有不同。他对丽的肯定程度比李白高得多，尤其是对六朝文学之绮丽也给以很高的评价。当然，杜甫重清，故常以“清”称赞他人之诗文。如前文已引称赞严武“诗清立意新”，阮昉”清诗近道要”，薛十二丈“清文动哀玉”，李邕“洒落富清制”，庾信、李白诗“清新”。此外，还称赞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十二首》之六）。杜甫又重丽，尤其重视被时人口诛笔伐的绮丽。如《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云：“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织素为文曰绮，五彩具备曰绣。此处是以“绮绣”喻李琎文章绮丽的。《留别公安大易沙门》称赞大易诗云：“丽藻初逢休上人”。不仅如此，杜甫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高度肯定了六朝文学之绮丽的历史地位。其《偶题》中认为文学的发展线索是：《楚辞》———汉赋（继承《楚辞》传统）———建安文学（有风骨）———六朝文学（以绮丽见长）———初唐文学（兼有六朝馀习），指出“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这里，实质认为，六朝文学之绮丽，尽管与其他时代特色不同，但其名声非平白无故地流传下来，它仍是一代的美好规范。也就是说，绮丽乃文学发展的一个历史必然阶段，其对文学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杜甫如此肯定绮丽，目的在于说明绮丽并非“不足珍”的，因此不应排斥它，而应吸收它。但是，杜甫又不主张现时文学只要绮丽，不要其他。《戏为六绝句》之四：“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挚鲸鱼碧海中。”在他看来，作品只有如“翡翠兰苕”式的妍丽小巧，而无于“碧海中”“挚鲸鱼”的力度、气势，其作者决非超群出众之辈。杜甫的基本思想亦主张清、丽结合。《戏为六绝句》之五明确提出“清词丽句必为邻”，要求在清的方面与屈、宋等“古人”并驾齐驱，在丽的方面不落在齐、梁等“今人”之后。这种清、丽结合，不是如李白所主张的把丽溶入清中，而是既清且丽。其《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郑、李光时论，文章并我先。阴、何尚清省，沈、宋欻联翩。”《新唐书·宋之问传》谓沈亻全期、宋之问诗“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因此，杜甫这几句诗实际上是称赞郑、李文章既有阴铿、何逊之“清省”，又有沈、宋之“靡丽”特色。《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诗罢地有馀，篇终语清省。……绮丽玄晖拥，笺诔任昉骋。”称赞张九龄诗既“清省”又“绮丽”的特色。凡此，皆表明了杜甫的清、丽结合的思想。应当说明的是：前文引的《八哀诗》载李邕论文“未甘特进丽”，只是客观地介绍李邕的观点，并非杜甫也有轻视丽的思想。 综上可见，李、杜二人对清、丽的态度有同有异。其相同处在于：二人都重清，并不同程度地主张清、丽结合。其相异处在于：对六朝（尤其是齐、梁、陈）文学的绮丽，李持否定的态度，杜持高度肯定的态度。 三 李、杜二人对丽的态度所以有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本文拟就其主要之点，略加申说。 第一，两人接受的文学理论传统有差异。李白主要是接受了初唐史家和陈子昂的文学思想。初唐史家已初步具有了清、丽结合的思想。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他主张将北方之气质和南方之清绮结合起来，实际上是一种清、丽结合的思想。令狐德主张“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其中明显包含清、丽结合的观点。但是，他们对六朝文学之绮丽，均持否定的态度，尤其是把庾信作为头号的批判对象。如魏征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文学传论》）令狐德棻亦云：“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休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至“复古”论者陈子昂则一方面提倡“汉魏风骨”，一方面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表现了重清轻丽的观点。相比之下，可见李白的观点与他们非常一致。杜甫则不然。他显然不同意初唐史家否定六朝文学之绮丽的观点，故他针锋相对地多次肯定庾信。除前已引到的之外，还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之一）尤其是他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不仅高度肯其晚年的清，用一“更”字，明确表示其早年之绮丽亦不可废。对于陈子昂，杜甫虽崇敬其人其文（见《陈拾遗故宅》等），但并未全盘接受其重清轻丽的主张。杜甫的清、丽结合的思想，似乎也不是来源于初唐史家，而是来源于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夫翬翟备色而𦒬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刘勰主张风骨与文采结合，认为二者离则各有其弊，合则兼美。这实质包含着清、丽结合的观点，并且于清、丽两方面均无私于轻重。杜甫这方面的观点，与之极其相似。 第二，两人的文学史观有差异。对照一下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和杜甫《偶题》，即可见出这点。李白描绘文学发展情况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泰。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在他看来，自《大雅》之后，文学发展是后不如前，每况愈下，至六朝的“绮丽”，已跌倒了最低谷。这是一种文学发展退化论，是李白否定绮丽，主张“复元古”最直接的思想根源。这种文学发展观，实际上早已有之，如裴子野、李谔、王通、初唐史家、陈子昂等均有这种看法。不过，李白很可能是直接受了陈子昂的影响。《古风五十九首》之一的内容，几乎是《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翻版，都是在表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这一认识的。杜甫《偶题》叙述文学发展情况，与李白迥然不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馀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在他看来，文学发展并非一代不如一代，而是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都为文学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它们的价值和历史地位，都应得到肯定。正是从这种文学发展观出发，杜甫对六朝文学之绮丽也给予肯定，认为它和其他时代文学一样，也是一代之“清规”。这种观点显然比“复古”论者公允得多！ 第三，两人的思想亦有差异。学术界一致公认，李白虽有儒家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杜甫则几乎近于醇儒。道家具有重质轻文的倾向，而儒家则文质并重，主张文质彬彬。李白对文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如杜甫。如他虽通声律，却又不大重视，甚至认为梁、陈文学“艳薄斯极”，与沈约“尚以声律”有关（参见孟棨《本事诗》）。他虽写有近体诗，却不专力于此，其代表作则以古体诗、乐府诗居多。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一种否定绮丽的态度。但因他又有儒家思想，又不完全轻文，故并不彻底否定丽，尤其不否定与清结合而成的壮丽。杜甫显然更加重文，故他称赞他人“少小爱文词”（《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钧》）、“诗家秀句传”（《哭李尚书之芳》）。尤其是杜甫特重声律，有不少近体诗的代表作。他还称赞他人“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以自己“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而得意。又如，杜甫很爱好创造佳句妙语，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种重文的思想，与其肯定丽（乃至绮丽）的态度，显然有必然的联系。历来文学的丽，也正是重文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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