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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武术家、运动骨伤医学的开拓者郑怀贤 ——写在郑怀贤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 武术家，是一个有份量的称号，因为武术并非只是一门技术，也不同于一般的学术，武术除了技术层面之外，还含有德行层面的修养，更是儒释道医诸家学说等传统文化交汇的领域，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态之一，故民国时期被称为国术，以表徵其与国学具有同等地位，是一个国家最高文化形态的表征。所以，武术家这个称号不是轻易可以称谓的。 远的不谈，1949年后，我以为配得上武术家这个称号的拳师不多，拳师中堪称杰出武术家的，更是屈指可数，仅孙存周、郑怀贤、马凤图、朱国福、李小龙等数人而已。 而当代，山寨版的宗师、大师们充斥武林，有的人技艺粗鄙，道德低下甚至败坏，综合文化修养更谈不上，所擅者，结帮搭伙，互相利用，吹嘘炒作，弄虚作假，串通一气，注重向名利看齐，形成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产业链，故当代“宗师”、“大师”如过江之鲫，武术家这个称号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的。因此，在今天倡导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之时，则需要介绍一些真正配得上武术家这个称号的人，郑怀贤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武术家中的杰出者。今年恰逢郑怀贤先生诞辰120周年，借此文以纪念之。 有关郑怀贤先生的生平略历，十年前我曾撰写《纪念郑怀贤先生诞辰110周年》一文，发表在当年的《武魂》杂志上，相关内容无须赘述。这里我想着重谈三个问题： 郑怀贤先生的武术成就。 郑怀贤先生展示的传统武术训练的特点。 郑怀贤先生在时代大变革的环境下，如何在武术的解构中重构其价值与生机。 一般介绍郑怀贤先生的武术成就，大多着重于他是中国武术首次亮相奥运会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飞叉表演如何惊艳柏林，以及他曾担任中国武协主席等事迹，但是我以为这些都不足代表郑怀贤先生的武术成就。郑怀贤先生的武术成就的核心是他的技击体系与技击功夫。 关于郑怀贤先生的技击体系，我在《中国武学之道》第一章第六节中有过介绍，其特点是“气势从容，劲力深透，身法灵捷，打法精确，将一招制敌与游斗走控结合为一体。把沾、闪、走、透、跌、拿的技艺发挥到很高的水平。在武技训练上也总结出一套自己独到的训练体系。他以孙氏形意、八卦、太极三拳为骨架，融会戳脚、翻子、八极、劈剑、大枪等技艺，熔铸为一个训练体系。形成无中生有、刚柔相济、长短兼备、动静如一的劲力结构。”其中形意、太极、八卦三拳是他技击体系的核心。郑怀贤先生以三拳为本，最笃于孙氏八卦拳，认为孙氏八卦拳是拳法成就的巅峰，练的是灵机。因此所下功夫最大。这在郑怀贤先生给他的盟弟也是他的学生周剑南先生的信中有充分的反应。自1938年到1947年，郑怀贤先生随中央军校入川，十年间除在军校教武技外，郑怀贤先生教授商、政、学、军各类人士三四千人，教授内容就是形意、八卦、太极三拳。这是在饱受战火纷扰的年代，一般群众无暇练武，由此可见郑怀贤先生武技的影响力。抗战时，重庆是陪都，饱受轰炸，成都成了全国各地各色人等汇聚的一个中心，当时成都学习形意、八卦、太极三拳者大多都以郑怀贤先生为宗。 郑怀贤先生当年在成都有这样的地位，是以他的技击功夫为支撑的。关于郑怀贤先生的技击功夫，流传着许多故事，如他一个人对阵当地十几个拳师，将对方打得四散而逃。又如他曾与当地袍哥发生冲突，也是一个人对付几十个人的围攻，将对方打得七横八竖躺了半条街，余下作鸟兽散。张文广先生对我说，当年他们几个去奥运会表演武术的人中，最能摔的是他自己，而最能打的就是郑怀贤。周剑南先生对我讲，朱国福、朱国祯、张英振等先生是中央国术馆首届国术国考的最优等获得者，其技击功夫在当时全国都有地位，但他们对郑怀贤先生的技击功夫都推崇备至。从当年郑怀贤先生给周剑南先生信中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一种油然而生的自信与一览众山的豪气。 我一向认为，评价一个武术家的成就，首先是他在技击方面的成就，这是基础，有了这个才谈得上论定其德行、文化等方面的修养。武术家的成就不能脱离技击方面的造诣，而我所指的技击是无限制的实战技击。推手、说手打人等不在此列。 关于郑怀贤先生展示的传统武术的训练特点，虽年代久远，但从遗留的史料和接触者的描述中仍能管窥其端倪。其一，全面与精专相结合。其二从实战出发，在一定程度上以打代练。其三，以形意、八卦、太极三拳为基础融合各派技法。 传统武术的训练发展到上世纪中期，在很多拳派中形成一种风气，以偏代全，争炫小技，而不求实际。如某些太极拳，所谓擅用者，实际上多痴迷于推手，在一些人心中把推手等同于技击，故其追求脱离实际。某派太极拳的推手虽含摔跤和擒拿，但仍与实战技击脱节，凡遇散手竞技，从未见成绩。故纯练太极拳者不善技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还有的拳派，过分强调站桩，痴迷于发力，对技击技术之间集成与精专的关系并不清楚，东拼西凑一个所谓“七妙法门”，恰恰反映出对技击修为与实践缺乏深入的体验，以及在技术传承上的先天不足，虽自我标榜为实战拳学，但其实战战绩不佳。反映出其理论与实践、训练方式与实际效果的不统一。其实，在武技上痴迷于什么，恰恰反映出迷茫于此处，于此技没有过关。郑怀贤先生很早就注意到当时一些门派存在的这些问题，因此，他所构建的训练体系，在技术体系上要求全面，基础为形意、八卦、太极，技法择取并融合内外家各派踢打摔拿之技，使之互为补充、贯通一体。在训练方法上要求精专，通过对每一技法的严格的大运动量训练，使之成为本能。查拳出身、后追随郑怀贤先生习艺的张英健先生即由此获益。1955年，42岁的张英健获得台港澳首届国术大赛擂台赛的总冠军，当张英健在与黄性贤争夺总冠军时，1分钟内，打倒黄性贤十余次，一触即倒。使得另一位争夺总冠军者自知相差甚大，当即举白旗认负。 郑怀贤先生在抗战期间是中央军校的武技教官，培训军校生的武技，由于这些人将来是要上战场搏杀的，所以，郑怀贤先生在训练中特别强调实用，强调一击必杀，这是孙氏拳的传统。郑怀贤先生针对军校对武技的训练时间有限，对一击必杀的技法又做了择取，择取那些对基本功要求不高，且易于掌握的技法进行传授。同时也用心培育了一批社会上的爱好者，相对系统的传承其武艺，其中出色者除了带艺投师的张英健、周剑南、洪懋中等先生外，还有徐秉钧、蒋鹏程、张耀东、郭玉祺、郭子言、张寿波、蒋竹修、吴良觉、严正侨、陈仲轩、李伯敦、李灿（女）等，此外，郑怀贤先生的弟子张世荣、贺顺定（今年101周岁，尚健在）等皆为台湾地区知名武术家。 (1936年在赴柏林奥运会的国术表演队的队员，右二为郑怀贤) 郑怀贤先生以其对武术文化的热诚之心和高超技艺在战火纷扰中培育了一批德艺双馨的武术家，这在现代中国的武术家中是不多见的。若不是由于政局巨变，郑怀贤先生此后转变了研究方向，那么他在武术上的成就一定会更大。 1949年后，在大陆政治环境影响下，郑怀贤先生敏锐地感到武术功能将发生巨大的转变，徒手以及冷兵的技击对抗能力已失去社会价值，武术这一文化体系在环境的巨变下将催化分解。这个过程被我称为解构。那么如何解构？第一要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环境，如何适应？即满足社会需求。第二要从武术这一宏大的体系中挖掘具有独到价值的要素，进行重新建构。郑怀贤先生以他独到的眼光和条件，确立了从武术的体系中解构并重新建构运动骨伤科这一研究方向。 1949年后，老拳师转为骨科医生开办骨科诊所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把武术中的骨伤治疗技术发展成为运动骨伤科这一新的学科方向，则始于郑怀贤先生。毫无疑问郑怀贤先生是新中国这一医学研究方向的开拓者。他的这一贡献，不仅泽波广大患者，更对新中国后来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鼎力之功。在竞技体育各个门类的国家队中，很多随队正骨医师都出自郑怀贤先生的门下。他们为中国体育的发展和竞技水平的提升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遗憾的是，今天的体育及武术研究者对郑怀贤先生这位杰出的武术家研究、挖掘的非常不够。究其因，一方面是研究者自身的修为与认知能力存在巨大缺陷，他们对武术文化的认识流于浅薄。另一方面，他们长期受到错误武术史的影响，对武术人物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津津乐道的某些拳师，实际是一些被虚假故事包装的、品德低下的武艺粗鄙者。 关于郑怀贤先生的道德修养，在我接触过的那些了解郑怀贤先生的人中几可为有口皆碑。相关内容多有介绍，无须赘述。我认为郑怀贤先生在德行方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不把他的武艺、医术作为私产，多年来他始终不求名利地广泛传播于同道和爱好者。对武术如此，对他的骨伤科医术也是如此。在今天看，这的确是非常难得的。 郑怀贤先生的武艺、医术、道德修养是一个人文宝库，值得今人进一步研究、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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