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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Unger在这一小节中讨论了游牧民族治理经验对于扩大农业-官僚制帝国权力和财富的优势。他援用史料证明，游牧民族那种不断地“从确定的社会生活秩序中解放出来”的能力和习惯，有助于将“弹性”植于社会组织及所有其他人际联合之中。但是，游牧民族即使在征服了农业社会之后，也并不自然而然地带来这样的革命性变革。在Unger看来，这种变革依然是政治性的而非必然性的，“需要一系列的妥协以及自我变革，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联合在一起，创造一个与两者截然不同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的联合上摆脱僵化的等级制和分工，可以有效地应对自然经济回潮带来的崩溃性危机。无论如何，Unger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上那些一治一乱、中央-地方（集权-分权）反复震荡的故事。而且，Unger提供的是一种向前看的、建设性的视角，他对游牧民族治理经验的挖掘，展现了不确定性支配的生存环境中“特殊”生存技能的“普遍”意义。 3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Unger教授此文中有关游牧民族的议论，多来自他的朋友、已故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Jr.Joseph Fletcher的启发。Jr. Joseph Fletcher（1934-1984）教授是位早逝的天才，生前为准备开展内陆亚洲研究而掌握了多种中西亚语言和文献，迄今难有人超越，而他的不幸早逝，又使他仅留下难以收集整理的少量著述（其中最为知名的是他为《剑桥中国史》第10卷撰写的章节，受到史学家的高度推崇）。从这个意义上讲，Unger在本文中提出的观念也应当引起重视。  农业-官僚制帝国与其游牧敌手的相遇：应对回潮的教训  国家治理任务正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民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中，以最清晰的方式得以展现的。这里的地理环境是指从蒙古到黑海和多瑙河草原的广阔的欧亚大陆草原之腹心区域。冲突发生在守土的农业帝国与好流动且好战的民族之间。后者不同程度地结合了畜牧业、农业以及对陆路商业的保护或掠夺。我暂且称他们为游牧民族，尽管他们现实的游牧活动往往非常有限，而游牧生活或者畜牧活动的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解释什么是他们与欧亚大陆农业社会的交往中最重要的东西（参见后文的附表）。 农业-官僚制帝国与有时征服了他们的那些游牧民族之间的交往，也便获得了更多的注意。因为正是由于能够同化征服精英所发展出来的制度和理念，农业社会得以避开土地集中、市场萎缩和行政崩溃的毁灭性循环。 欧亚大陆土地上的游牧民族和农业社会有着共同的起源。更加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动物驯养、以及更大范围帝国秩序的建立，使得不同的民族和活动方式之间有了分化。其中一些曾经居住在一起的人迁移到草原上，从此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他们还是与农业人口保持密切联络：通过交换工具和动物；通过保护陆路贸易的各类实际制度；通过各种可能的藩属和朝贡方式（农业国家以此获得安全保障或者利益）；通过更加密集的文明中心对于欧亚大陆草原民族的吸引力。 各个地域的地理特殊性影响了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的冲突。在远东，草原和腹地人口的区分最为明显。在中亚西部，这种差异由于肥力不同的土地的相互交叠而被淡化了。在多瑙河草原和东亚草原，由于丰富的降雨，强大的河流系统，以及临近的哪怕是用最原始工具也可以刀耕火种的森林，两者之间的差异更加不清晰。因此，欧亚大陆提供了各种可能的地理条件，使畜牧生活方式和农业生活方式相互融合或分离。这些分离或融合，由令人叹为观止的、有关冲突和发现的历史驱动，为我们展示了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可能性。 事实不断证明，农业帝国难以抵抗人数要少得多的游牧邻居的侵扰。在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一次次展示出他们不仅可以征服还可以有效统治的能力。他们在战争和治国方面的坚不可摧的优势来自于其社会存在和社会想象的深层特征。在他们最成功的时候，他们对于农业社会的国家组织方式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施加了层累式的变革性的影响。这些成功也要求征服者们经历甚至比在他们本身统治的国家所经历的更加激烈的变化。接下来的几页将详述以上几点，并将它们与理论分析联结在一起。 首先来考虑农业社会在动员劳动力、资源，以及抵御内部动乱和外来侵袭等方面所遇到困难的本质。需要区分农业社会脆弱性的不同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我所描述的自然经济回潮。原始农业技术和持续人口压力之间存在危险的张力，而内部动乱或者外来威胁不断地恶化这种危险性。大量征召和普遍的破坏可能随时毁灭国家和政府。 但是这些直白的唯物解释还不够。在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等地的森林中生活的农业人口使用更加原始的农业工具，并且要比任何一个东方的农业中心更容易遭受外来侵袭。然而在多瑙河流域和黑海海域的欧洲，破碎的游牧社会被奥斯曼、俄罗斯、奥地利帝国围绕，农业文明的胜利毫无疑问来得最早，尽管这个胜利是由区域外传至帝国中心的。因此，至少，我们需要一个对于政府的弱点的独立解释以完善我们对于这种回潮过程的理解。 在庞大的农业帝国，权力周而复始地落入寡头的手中，这些寡头不仅主导当地的政治，同时也掌控着农民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相对统一的寡头阶层利用他们地位确立和巩固自己在社会中的特权。当新的更强有力的统治者接手，他们试图摧毁这种特权结构。但是他们很少能带动中央政府在动员资源和人力方面的长久进步。 因此，在这些社会中权力的历史为我们展现了，在很大程度上权力特征会在两种状态之间摇摆：要么是权力落入瘫痪的既得权势集团手中，要么是中央权力努力推翻既有的特权阶层，并重申其指导性的旨意。这种制度性摇摆，小到组织、大到全社会都会经常出现。对于组织而言，其在逐渐僵化的地方特权和混乱的中央集权之间摇摆。组织只有通过组织理念和反映社会生活特征和概念巨大变化的组织实践，才能使自己免于这种摇摆。全体社会则在其日常政治和变革政治、在封闭的选择和不明确的选择中转换。 这种可以躲避毁灭性可能的组织理念在实践层面有可能成功，往往依赖一种能力，即可以使用和拓宽社会生活的开放空间，使得人们之间的合作或监督关系不会完全被周遭环境或可能的关系形式框定。在封闭的社会环境生活和体验社会的不确定性这两者间的相对性，需要更彻底地放松等级制和分工的严苛体系以及对理想的和可能的联合方式的严苛管束。 小到组织进步，大到社会性的突破，都与一个共同的问题相关联，即从确定的社会生活秩序中解放出来。这两者间也在更为精细的意义上互相联系。任务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的严格区分，限制了组织对于不同可能性的进一步实验。然而如果去调整、摒除这种区分，则需要修改权力和生产的生发性情境。这些考虑为解释农业国家的政府疲软的基本特征提供了思路。 在危急时期，对农业社会动员资源和人力能力的每一种限制，都与社会等级制和社群分裂（communal division）的力量有关。帝国政府不能走上正途，不能期望清除掉内部不同等级和团体成员的差异，会被相对团结和过渡式的但真实而且强有力的大军团所取代。它不能指望在农村或在城市中的大量的劳动人口与官僚、地主、商人同心协力。它不能把成为社会特征的分工视为可修改的，受当下的机遇和威胁支配。社会的优劣秩序是命定的——一种影响了生产和依附关系各个方面的命运。只有当你理解了游牧民族优势的根源时，这种影响的真实性和重要性才变得更为清晰。 在远东和中亚西部，游牧民族都一次次展现了征服和管理的强大能力。他们在战术上的优势，最基础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迁徙能力，而这仅仅是他们军事能力最为明显的一个方面而已。这种能力来自于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游牧民族对于农业民族的统治有时只不过是从支配动物群到控制人群的一种掠夺式扩张而已。或者，也有可能会涉及到有着明确经济目标的侵略者与需要庇护的国际商人之间有限的合作关系。然而，在其最成功的时候，游牧统治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这些侵略者，其中最有创造性的，可以延续帝国政府的任务，实施那些曾经激励他们最初胜利的这些规范性的方法和概念。这种延续改变了被征服的国家，并且引发征服者生活和思想的革命。 征服和统治能力的根源必须从游牧社会的最普遍的特点中寻找。想一下元朝入侵前的蒙古民族（尽管对于其他时代其他草原民族的评价大体一致），地理环境明显地将游牧民族与他们守土的邻居们区分开来，因此为我们呈现了完全不同的草原生活图景。在蒙古社会史中有两种反复出现的运动/时刻：静止和活动。 在静止的时刻，社会的主要组织原则是将成员分成不同的氏族，这些氏族靠血缘关系和个人忠诚维系。一些家族在氏族中和整个民族中居于首位。然而官僚制秩序的稳固性，以及贵族和平民之间一般性的差异也因为以下原因而被弱化，即人际和准家族的共同纽带属性、贫富之间生活水准差异相对不大、水平方向上的氏族分工的重要性。这些分工本身是通过通婚实现的流动，通过放牧、掠夺、贸易等共同活动，通过普遍规则的松散框架，而得到确认的。每个氏族都在迁徙中生存，尽管只是在有限的疆域内。 活动的时刻则开始于游牧民族内部或者其与农业邻居的冲突升级之时。通常情况下，这种转变依赖于一系列的事件，包括其他游牧附庸国的灭亡，相邻农业国家内部争端不断恶化，伴随着对于自然经济的完全回潮过程，以及农业民族逃亡者、思想和技术的影响。同时也需要一个可以召集起来愈来愈庞大的随从的领袖，团结起各氏族，使人们从掠夺的满足和先发制人的安全感的政治逐渐转向辉煌的帝国梦。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氏族间的水平的分工弱化了，氏族内部的等级制也被削弱。一个人的人生机遇的重要决定要素是他与战争领袖亲密程度，以及在战争机器中的位置。权力和优势的差异可能变得更加陡峭。但是这是一种新的等级制，在冲突中产生，也为冲突而来。 静止和活动两个阶段之间的差别没有看起来那么尖锐。在两个阶段，结构性分工没有铲除人们共同的经历。现实的运动和斗争动摇了这种分工，人们之间相似的状态和生活方式使这种分工黯然失色，面临同样困境人群的成员在意识上拒绝这种分工。因此，结构性分工首先被人们之间纽带的人际属性弱化。在明确的人际关系领域，社会本身联结的机会的范围最有可能显得不确定，并超越已有的有限社会形式。 一个民族可能会被多种类似的方式说成是在权力的奥秘之端（on the secret of power）。在审视之下，它们可能是相互重叠的议题的变体。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基于承诺、意愿创造组织，并且跨越时空排除万难维系这些组织。这是早期罗马和美洲人的典型特点。渴望权力和理解权力的民族建立起寺庙，以守住诺言以及有意达成的联合。另一个走向权力圣地内部的入口是这样一种能力，它结合了参与社会运动、侵略、征服等一系列集体事业的充足准备，强调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忠诚的规则，以及这种忠诚感在维护亲疏关系、超越地方事务等方面的力量。这种结合的意义在于贬低并且改变严格的社会生活秩序。这就是草原民族曾拥有的否定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 一旦成为征服农业社会的精英阶层，游牧或边境民族将会获得包括在静止和躁动过程之间转化的经验，这种经验将躁动与侵略性的集体事业而不是集体失败的条件相联接，而且这种经验为了共同目标而超越了地方或者派系特权。此外，在外族社会中实施整合性规则的问题，使得这一点对于征服者而言最为重要：确保他们强加的国家能够动员资源和人力，并且这个国家的各个机构不会为了地方和本土精英的利益而违背中央的政策。因此，旧有的经验与独特的行政管理挑战聚合在一起。这种聚合激励政府体制的发展，以便更有效地防止分散化的本土精英彻底渗入、制服和堵塞国家机器。 在任何一个地方，不是地主变成官僚，就是官僚成为地主。在任何一个地方，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征税以及征兵的中央结构持续需要依赖地方大家族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合作。但是，征服者最为成功的地方，即在于他们为这些根深蒂固的惯例强加一种更为宏大的法则。 农业帝国需要从游牧征服者那里学习的东西，与有关草原民族“封建主义”的传统史学争论有着也许间接但重要的联系。将这些民族与封建主义的范畴联系起来的全部困难的来源，正是他们在松散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全面迁徙状态之间来回转变的能力。此状态不仅要求对于至高无上领袖的忠诚，也要求服从于特定群体的忠诚和专门问题的考虑。 对于农业官僚制社会的入侵，向征服者精英展现了两种重大的而且紧密相联的选择。当这些侵略者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应对，即在农业官僚制社会的政府中注入游牧民族迁徙管理的元素，他们是最为成功的。 其中一个选择是要么和被征服的精英保持亲密的关系，要么是维持在一个更疏远和更高傲的位置。如果入侵者选择后面这个路径，他们会发现短期内更容易维护他们的习俗和特权。另一方面，他们将在被入侵的民族上嫁接一个完全异族的组织。两种等级制相互依存，纵横交错：一个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等级制；另一个是国王、贵族和农民之间的等级制。任何国内、国际权力关系的改变都将可能颠覆征服者。 另一个重要的决定是，是否要动员被征服社会的资源和劳力，以便更进一步征服边境或直接向内陆进发，或者重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政府组织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与邻族和当地寡头开展持久战的政策有其优势，首先这为新的统治者提供了通过政府赠与土地换取个人忠诚的方法；再者，这一策略同时给予统治者和大地主扩大财富和权力，而无需过分增加农民负担。这种方式也允许作为整体的征服者在利用被征服社会的同时，使被征服社会不至于与之前的生活方式存在太大的断裂。但是，它也使得征服者政权绑定在战争的孤注一掷上，而且推迟了他们与农业社会展开较量的时间。 相对更加困难、但终究会更加成功的路径是与当地的精英达成共识，以及为了应对不断的外部侵袭和内部的再征服而推行政府的改革。一些切实的利益可能会支撑这一另类的路径：这其中有征服领袖减少其对于贵族阶层依赖的期待，当地寡头希望在政府权力的特权中分一杯羹，帝国中的边缘阶层或被压制的人民也渴望在政府服务的底层向上攀登从而获得成功。 为了使这一统治策略得以成功，仅仅承认和为这些利益排序是不够的，减少之前农业国家陷于瘫痪的可能性同样必要。这意味抛弃草原民族长久的生活习惯，同时将他们心照不宣的对于权力的认知和治国方式应用到具体的农业社会治理问题中。对于人际忠诚的强调可以发展新的沟通和控制系统，以保护一定权力高度上的政府运转。满族的包衣制度就是一个形象的例子。对于服务和战斗敏捷性的要求，驱动在等级制的各个层面上私人特权与有效的公务或军事服务相结合，这使得地方行政系统的出现显得更为真实。奥斯曼的封地制（蒂马尔制）以及其与奥斯曼当局发展的关系，是另外一个维系政府自治考虑的案例。 游牧民族治国才能的假设帮助阐明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不同的命运。对于游牧因素存在与否之影响的比较分析，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加强我对于回潮危机原因的最初推测。 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就是关于回潮危机的最清晰的例子。在历史最悠久的欧亚大陆农业社会中，拜占庭帝国是其中最少受到游牧民族影响的。那些徒劳地反复重申拜占庭回潮危机，可以解释，为什么正是在现代拜占庭研究者当中，我们发觉了对这篇论文所讨论的周期性崩溃的性质和重要性最为明显的欣赏。 蒙古族入侵和明清帝国之前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更为模棱两可的案例，即一个社会如何能够抵御这些灾难重现。很显然，在元代之前，中国历史上有关中央政府与由政府支持和管理的小农场主之间的活跃联盟，其中最为成功的案例可以在汉代和唐代中间的部分：即北魏（386-535）和隋朝（581-618）找到。在中国历史的后期，这些政权才更加充分遵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新的政权是游牧民族和农业社会相遇的直接产物。 在对周期性崩溃的承受度上，游牧民族治理的国家-----奥斯曼帝国，站在另一个极端。奥斯曼帝国对于回潮危机的适应性，展现了以下决定的益处：与地方精英寻求和解，抵御连续不断的入侵的诱惑，组建一个既可以保留原始迁徙技能，又可以控制传统的农业-官僚政府习惯的国家。在所有这些方面，土耳其帝国显然要比其替代的塞尔柱帝国有更多的优势。 然而中国的明清和奥斯曼帝国的案例说明了仅仅依赖于不断增强政府能力动员人力、资源，抵抗地方精英压力，以摆脱周期性崩溃的方式的局限性和优势。将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放在首要位置的国家，往往会倾向于这样的态度和政策，例如保护问题上的帝国自给自足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常常限制了技术和组织创新的机会。它没有推动社会群体，为机遇和创新留下空间。游牧治国的原则从来都不足以使农业-官僚社会远离官僚与农民、商人和生产者的交往中的压榨和贿赂行为。 莫卧儿帝国提供了失败的案例。莫卧儿帝国和他们战胜的德里苏丹国不一样，就像是土耳其帝国与塞尔柱帝国之间的不同：基于地方和侵略者中的精英之间的联合，在建立一个内转化的国家方面比前人走得更远。但是莫卧儿帝国在这方面没有奥斯曼帝国做得成功，因为人数相对少，内部异质性较强，与征服对象之间有着巨大的宗教隔离。印度北部对于德干（印度南部和东部）同化政策的失败，迫使莫卧儿回到征服者精英的位置上。这样的精英通常需要在远征的路上，通过嘉奖的方式维系团结和忠诚。在第一次军事挫败中，莫卧儿政权变得更加容易受到征服者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以及当地贵族机会主义的反抗。 与当地贵族建立紧密连接的失败，未能迅速将侵略政权转化为改革后的农业-官僚帝国，这些使得莫卧儿陷入于一种我们熟悉的螺旋式下降过程中，成为既没有同化别人也没能被同化的侵略者。孤立于正常的忠诚关系以及被占领社会的生产活动，唤醒了进一步侵略的可能性。在未进行同化的背景下，军事失败导致了上层的派系斗争和下层的反抗。国外的威胁和内部不稳定使得政府向农民和国内的地主征收重税。重负更多地落在了小农场主身上，这将激起更多的反抗活动，并与土地集中、市场萎缩和政权崩溃的过程联系起来。回潮危机由于侵略政权自我转型的失败而再次发生了。 马穆鲁克展现了这类失败的另一种图景。马穆鲁克在埃及非常孤立，保持着他们继承下来的组织形式，因而他们既不能利用新的技术和组织机会，也不能比接下来的劫掠者更有效地动员资源和人力。结果他们成为了更加强大的征服者精英------奥斯曼帝国的牺牲品，奥斯曼帝国恰恰完成了马穆鲁克没能达成的任务。 因此基于亚洲游牧治理成败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农业官僚社会若想要摆脱周期性崩溃，其需要改变政府的组织形式和中央政府与地方精英的关系。这样的变革永久性地增强政府控制资源和人力的能力，减少政府相对地方精英的弱势。第二，这些改革通常由欧亚游牧民族的征服者政权支持，他们与农业社会有着长久的共生关系。作为征服者，这些民族将他们在草原上的特别经历转化为优势。第三，游牧民族治理的成功远非必然的。这需要一系列的妥协以及自我变革，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联合在一起，创造一个与两者截然不同的国家。第四，没有成功完成这些妥协和改变往往导致征服者帝国内部的分裂。随之而来的则是被入侵的农业官僚帝国内部的回潮危机。第五，事实证明，变革的农业官僚帝国并不是世界范围经济革命的制度环境。即使是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变革都最彻底、最成功的地方，他们也没能替换更加激进的断裂以及欧洲发展轨迹更加自由的、共同的自我组织形式。农业官僚帝国有所进步，却始终没能成为对于永久的组织和技术创新或独立的个体以及社会群体组织的有利环境。不幸运的时间截点，加剧了内在脆弱性的影响：欧洲势力入侵的时候，变革的亚洲国家还没有利用游牧改革的经济和军事的价值。 附录二：游牧侵略者的立场 这一章节主要论述农业官僚社会和有时候征服、统治他们的畜牧民族之间的相遇，在其中一些农业社会最终摆脱或阻止曾困扰他们的回潮周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同化入侵者的政府机制和对于治国的态度，被侵略者在以渐进的和相对非冲突的方式逃离回潮危机的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这种同化过程往往需要好几百年。因此，在中国，直到明清时代我们才发现了一个对于曾在中国历史出现的经济去商品化和政治碎片化看起来免疫的社会形态。但是明代的制度创新其实有在元代（1260-1380）的先例；甚至在更早的时期就存在，尤其是汉代和唐代之间漫长的纷乱时期。 正如所有的历史文献，这一章节是从定居的民族的视角考虑农业官僚社会与游牧侵略者的交往。下面的表格则和这一视角相反，其描述了游牧民族如何与他们入侵、共存和依赖的农业文明相处。所有的典故指向一个巨大的剧场（theatre）：亚洲内部草原的游牧民族和在丰饶的草原边缘地带繁衍生息的农业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我的论证中没有提到，与上述相似的问题多大程度上可能在其他更受限的地理政治环境中重现，这些环境中游牧民族大胆面对种植者：例如，撒哈拉侵略国家如桑海帝国和豪萨兰之间的关系，豪萨兰与西非森林帝国和沿海帝国的关系。该表格旨在指出和解释变量的变化，而不是诉诸预先定义其可能形式和外在限制的理论。 这个表格不仅仅是为了更为充分地展现有关本章节论点的重要一环。它诠释了本书出现了数次的不同分支节点的概念以及不同的路径。它也简要强调了这本书的核心论点：一个朴素的观点------世俗的成就需要自我变革。此外，自我变革必须达到高度的灵活性，以应对不能被完美预测或理解的环境。因此它不仅需要替换特定的集体身份，同时也需要弱化与特别的习惯与习俗相关的集体身份。任何一个想要哪怕使其习俗中的一小部分免于这种自我变革的要求，迟早会发现他们并不会享受这样的豁免，而且任何一个留存历史的尝试都将会是致命的。无论这个概念显得多么熟悉，其在历史上的应用超越了信念。为了验证这个论点，最好的论据就是草原民族和亚洲伟大文明之间的交易。 这个表格上的“时刻”和选择代表了位于想象的光谱上的不同端点。在其中一端是这样的情形，游牧民族仅仅与在其边境的农业文明建立片段性的联系，保持着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另一端，入侵者与被侵略者中的精英相融合，并在融合的过程中改变自己。这个领域的每个节点都有着黑格尔式的意味：通过回应的改变和自我的改造，拥有更强大能力的进步的可能性。这里的目标，几乎从未被完全理解或者被清晰计划，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在规则、生产和战争方面的成功。 这一系列时刻不是刻画了唯一的进化路径，甚至不是开放给侵略游牧民族的一系列有限的进化可能性。这个表格描绘了一段时间内欧亚大陆真实发生的事件。其解释了为什么对于类似的困境，特定的回应会来得更为容易，为什么其他更加确切的方式，可以使一些游牧侵略者避免回潮危机、保住权力。 感谢哈佛大学Jr. JosephFletcher教授在资料研究以及想法形成（如下表总结）等方面提供的帮助。 表2 当欧亚大陆游牧民族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时，他们遇到了什么？ 对于当前关注的选择的开放逻辑以及自我变革必要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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