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福州

 山明水秀，风光旖旎的榕城，是著名的现代作家郁达夫流连忘返的地方。早在1926年12月，郁达夫从广州乘船往上海的途中，就曾在马尾上岸，并到福州市内一游。榕城的秀丽景色，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到上海后，曾在《村居日记》中作了记述。1935年，他在散文《住所的话》中又提到“濒海的福州等处，也是住家的好地方”。正因为这样，他在刚过完农历丙子年（1936年）春节之后，就应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再度作八闽之游。
    （一）“福州风景好极……”
    郁达夫到福州后，寓居南台青年会四楼。他自幼生长在风景如画的富春江畔，然而，他却十分赞赏闽中景色。他具体地细致地描写福州风光，是在《闽游滴沥》之中。他一生只写了三十多篇游记，写福州的有六篇。如果加上被编入散文集中的《记闽中风雅》、《饮食男女在福州》和《福州的西湖》，记游文字就有九篇之多，而且还不包括他的日记。他不仅把这些游记公开发表，还向亲人推荐。前几年新发现，他在1936年3月23日致王映霞的信中写道：“福州风景好极，远胜富春江上。纪游文字在《宇宙风》上陆续寄去发表了，你可曾看见？”
    郁达夫到达福州之后，关于闽中景色的记述，首先出现在《闽游日记》。1936年2月6日，他用简练的语言写道：“午膳后登乌石山绝顶，俯瞰福州全市，及洪塘近处的水流山势，觉得福建省会，山水也着实不恶，比杭州似更伟大一些。”
    郁达夫在福州的日记公开发表的有三篇，共两万多字，在这里不详谈，先看看他是如何描绘福州的：
    一、钟情闽江和鼓山。他在《闽游滴沥》之二中说：闽江“水色的清，水流的急，以及弯处江面的宽，总之江上的景色，一切都可以做一种江水的秀逸的代表；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人家在把她譬作中国的莱茵河，我想这譬喻总只有过之，决不会得不及。”他又说：闽江两岸“无山不秀，无水不奇；要取景致非但是十景八景，可以随手而得，就是千景万景，也不难给取出很风雅很好听的名字来。”他对鼓山很向往，曾在诗里写道：“我住大桥头，窗对涌泉寺。日夕望遥峰，苦乏双飞翅。夜兴发游山，乃遂清栖念。暗雨湿衣襟，攀登足奇致。……”他当时是坐轿子上鼓山的，而且在涌泉寺住了一夜，写了一首《宿鼓山寺》（诗题又作《下鼓山回望》）：
    夜宿涌泉云雾窟，朝登朱子读书台。
    怪他活泼源头水，一喝千年竟不回。
    二、羡慕鼓岭的纯朴民风。在《闽游滴沥》之四里，郁达夫以浓重的笔墨记下一次鼓岭之游，他认为鼓岭有：“小家碧玉之美而无暴发户之气。”他居然杂入到岭上居民中间，去过了一个很愉快很满足的清明佳节：“在光天化日之下，岭上的大道广地里，摆上了十几桌的鱼肉海味的菜。……一位须发斑白的老者，前来拱手相迎，说要我们去参加吃他们的清明酒去。”“酒的颜色，红得来像桃花水汁；浮在面上的糟滓，一勃一块，更像是美人面上着在那里的胭脂美点。……尝了几口之后，却觉得这种以红糟酿成的甜酒，真是世上无双的鲜甘美酒，有香槟之味而无绍兴之烈。”“酒宴完后，是敬神的社戏的开场；男女老幼，都穿得齐齐整整，排列着坐在一个临时盖搭起来的戏台的前头；有几位吃得醉饱的老者，却于笑乐之余，感到了疲倦，歪倒了头，在阳光里竟一时呼呼瞌睡了过去。这又是一幅如何可爱的太平村景哩！”临走之时，他“涌起了一种惜别的深情”，发愿“千秋万岁，魂若有灵，我总必再择一个清明的节日，化鹤重来一次，来祝福这些鼓岭山里的居民。”从这一段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当地人十分好客，也可见郁达夫对福州确实是情有独钟！
    至今，鼓岭还有老人记得郁达夫在鼓岭的情景。2005年冬，我们陪郁达夫长孙郁峻峰去当地拍电视片的消息传开后，有一位老人就嘱其子记述为文，在《福州晚报》上发表。最近，在鼓岭已建立“鹤归亭”以纪念郁达夫。
    三、登于山，颂戚公；登乌山，夸其“秀”。郁达夫在《闽游滴沥》之五中写道：“于山山上，最值得登临怀念的，是山西面的一座戚公祠，祠里头的一所平远台。明参将戚继光，大败倭寇回来，曾宴士卒于此。至今戚公祠内，供奉着的一张彬彬儒雅的戚将军像，还是为福州全郡人士所崇拜景仰的唯一岘山碑。……游人过境，个个都脱帽致敬。浩叹着现代良将的不多。”在这篇游记中，他再次提到“关于戚参将的轶闻故事，以及民间遗爱的证明，如思儿亭、惨恻桥、光饼、征东饼之类，流传在福州界隈的很多很多，将来想做一篇详细一点的《戚将军传》来纪念这位民族大英雄，……”由于郁达夫在当年6月间，就任了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工作开始忙碌起来，社会活动又多，未能动笔写此传。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戚继光传》一直未能完成。但是，他为于山戚公祠新修落成填的词《满江红》，颂扬戚继光抗击倭寇入侵的丰功伟绩，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因而在福州等地很快流传。1938年岁末，这阕词正式交华侨胡文虎在福州创办的《星焰》旬刊发表。到新加坡后，又发表在《星洲日报》上。
    郁达夫还有一首诗是他初到于山谒戚公祠感时之作：
    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
    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
    这是他想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南侵，而南京政府又奉行不抵抗政策，就在戚公祠里题写的，首次把光饼写入诗里。
    郁达夫盛赞乌山的景物。我们在前面已提到，他在日记中，记述登乌石山绝顶的感受，他在这篇游纪中，又写道：“乌石山之秀，是在山头的那些怪石。如香炉峰的奇岩千丈，对辟两开，千年不动，永镇山巅，从远处了望过去，因日光云影的迁移，往往会幻变作种种的形象。到了身涉其巅，爬上这些大石块去向四边一望，又象是脚不着土，飘飘然如腾云驾雾，身子在飞翔的样子。象这样秀丽的一支大石山……我只想说一说我每次登乌石山的时候，所感到的，总是一种清空之气。这一种感觉的由来，大约是因眺望西门南门外的平野，与洪塘乡的水势而得。”他记起元蓝智游乌山道山亭曾写过一首诗，特转抄在游记中，以表示同感：
    江国凉风白燕初，道山秋色野亭虚，天连野水蓬莱近，露落汀洲橘柚疏。北望每怀王粲赋，南游空上贾生书，四郊但愿休戎马，独客何妨老钓鱼。
    郁达夫的游记约有三万多字，清新自然，引人入胜，诗文并茂，巧引妙喻，直抒胸臆，感情丰富，蕴含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他曾说：“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的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
    现代著名作家中，还未见有如郁达夫那样宣扬福州的美。我们常住福州的作者，也没有像郁达夫那样宣扬福州，也许这真是像苏东坡诗里曾写过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也是读了郁达夫的游记受到启示，才去游览，发现福州的景物有多么美！
   （二）记闽中的风雅
    郁达夫在《记闽中的风雅》中宣扬闽中文化。他说：“福建的文化，萌芽于唐，极盛于宋，而理学中闽派，历元明清三代而不衰。前清一代，闽中科甲之盛，敌得过江苏，远超出浙江。”他到了福建之后，觉得最触目的，是这一派福州风雅的流风余韵。晚上无事，上长街去走走，会看见一批穿短衣衫裤的人，围住了一张四方的灯，仰起了头在那里打灯谜。在报上，在纸店的柜上，更常看见有某某社征诗的规约及命题的广告。而征诗的种类，最普遍的却是嵌字格的十四字诗钟。臂如“微夹”“凤顶”，就是一个题目。他认为：应征者若呈“夹辅可怜工伴食，微臣何敢怨投闲”（系古人成句）的一联，大约就可以入上选了。“开卷之日，许大众来听，以福州音唱，榜上仍有状元、榜眼、探花等名目。摇头摆尾，风雅绝伦，实在是一种太平的盛事。”
    他在《说写字》一文中又写道：“金石碑贴字画之类的嗜好，似乎中国人特别的强。当然外国人中间之偏嗜瓷器骨董，或古书古画的人，也时常有，可终没有中国人那么的普遍。到了福州之后，第一着使我感到奇异的，是福州人的风雅绝伦。做十四字嵌字的诗钟，或打打灯谜，倒还不在话下，你若上冷街僻巷去走走，则会在裁缝铺的壁上，或小酒店的白锡炉头，都看得到陈太傅萨上将的字幅。海滨邹鲁，究竟是理学昌明之地，大约雨天在街上乱跑的黄包车夫，将来也势必要念几句诗。”
    1936年春，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南侵之际，郁达夫看到福州那种“太平的盛事”也另有一种感受，在一次新闻界宴会上挥毫题诗：
    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
    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
    稍后，他在提到这首诗时，说：“但在我的心里，却诚诚恳恳地在希望他们能以风雅来维持气节，使郑所南、黄漳浦的一脉正气，得重放最后一次光芒。”郑所南，即郑思肖（1241—1318年），福建连江人，南宋诗人、画家；黄漳浦，即黄道周（1583—1646年），福建漳浦人，明末大臣、理学家、诗人。他们在民族敌人面前都曾表现出高贵的正气和节操。郁达夫的用意就是以两位先贤的精神来鼓励福建人民。
    （三）礼赞福州的女子
     郁达夫十分赞美福州的女子。他首先从福建的人种说起，他认为：汉族南下，与福建土人杂婚，“就成了无诸种族”。时间系在春秋战国，吴越争霸之后。“到得唐朝，大兵入境，相传当时曾杀尽了福建的男子，只留下女人，以配光身的兵士，故而直至现在，福州人还呼丈夫为‘唐晡人’，晡者系日暮袭来的意思，同时女人的‘诸娘仔’之名，也出来了。”那时他看到在东门外北门外的许多做工的女人和农村妇女，头上仍带着三把银刀似的簪为发饰（俗称作三把刀）。“据说犹是当时的遗制。因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都被外来的征服者杀了；她们誓死不肯从敌，故而时时带着三把刀在身边，预备复仇。”
    他认为“因为福州人种的血统，有这种种的沿革，所以福建人的面貌，和一般中原的汉族，有点两样。大致广颡深眼，鼻子与颧骨高突，两颊深陷成窝，下额部也稍稍尖凸向前。这一种面相，生在男人的身上，倒也并不觉得特别；但一生在女人的身上，高突部为嫩白的皮肉所调和，看起来却个个都是线条刻划分明，象是希腊古代的雕塑人形了。福州女子的另一特点，是在她们的皮色的细白。生长在深闺中的宦家小姐，不见天日，白腻原也应该；最奇怪的，却是那些住在城外的工农佣妇，也一例地有着那种嫩白微红，象刚施过脂粉似的皮肤。大约日夕灌溉的温泉浴是一种关系，吃的闽江江水，总也是一种关系。”
    他说：“我们从前没有居住过福建，心目中总只以为福建人种，是一种蛮族。后来到了那里，和他们的文化一接触，才晓得他们虽则开化得较迟，但进步得却很快。”他甚至认为：福州的女性，美的水准，“比苏杭的女子要高好几倍；而装饰的入时，身体的康健，比到苏州的小型女子，又得高强数倍都不止。”
   （四）赞美福州的饮食物产
    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一开头便赞道：福州的食品，向来就很为外省人所赏识。福建菜之所以著名，原因是：“天然物产的富足”， “又加以地气温暖，土地腴厚，森林蔬菜随处都可以培植，随时都可以采撷”，“作料采自本地，烹制学自外方。五味调和，百珍并列，闽菜之名，就宣传在饕餮家的口上了”。至于“福州的水果花木，终年不断。橙柑、福橘、佛手、荔枝、龙眼、甘蔗、香蕉，以及茉莉、兰花、橄榄等等，都是全国闻名的物品。”
谈及福州的海味，他写道：“在春三二月间，最流行的最肥美的要算来自长乐的蚌肉，与海滨一带多有的蛎房。《闽小记》里所说的西施舌，不知是否指蚌肉而言？”并记下一件听到的轶事：从前有一位海军高官，老母病重，颇思乡味，远在千里之外，欲得一蚌肉，以解死前的愿望，部长纯孝，就空运蚌肉至京。他说自己到福州，正是蚌肉上市之时，吃了几百个蚌，特纪此口福。同时，他认为福建的蛎房，却比江浙沿海一带所产的，特别的肥嫩清洁。
    谈了海味之后，他特别介绍福州肉燕的加工过程，说这是福州独有的特产。
     （五）酷爱寿山石，细加品评
    文人历来与印石有缘，郁达夫一生爱石，尤其钟爱我们福州独有的寿山石。1936年到1938年间，郁达夫曾在福州工作两年有余。那时，他工作的案头摆满了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寿山石；总督后那条古董街的图章铺里也常留有他的踪迹。他对寿山石和寿山石雕评价极高。
根据他的朋友陈觉民的回忆，有一次郁达夫和他研究印章。郁达夫高谈阔论，从秦国刻治卞和玉为国玺，一直谈到元末明初王冕用花乳石制印的千年印史，指出：元代以前的铜印玉印是权力的象征，是属于权势阶级的；只有石印的出现，文人才有资格涉脚印坛。郁达夫又将昌化鸡血石、青田石和寿山石作了比较，说：鸡血石和青田冻石虽然很负盛名，但都不如寿山石。打个比方：青田冻石如深闺稚女，文静娴雅；昌化鸡血石如小家碧玉，薄施脂粉，楚楚可人；而寿山石则如少妇艳装，五彩翩跹，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所以他在福州新刻的印章也选用寿山石。著名的国画家陈子奋就曾为郁达夫治印。对于寿山石雕，郁达夫也深有研究，他最爱石雕中的“薄意”艺术。他认为“薄意“是寿山石雕的上乘之作，它运用中国画的布局和章法，以石当纸，以刀作笔，在石上浅雕出山水花鸟，是石中的画，画中的石。1938年冬，郁达夫要离开福州赴新加坡的时候，虽然行色匆匆，但仍抽空赶到总督后图章铺选购了30余枚寿山石章带走。由此可见：郁达夫自离福州南下之后，虽然远离祖国，但是与寿山石结缘之心仍然不变，而且以此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眷恋和赤子之忧。
    在那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日时期，远在南洋的郁达夫已把对印章和篆刻的个人爱好，上升到爱国御敌的神圣地位。他在《赠万印楼主人张斯仁先生》的七绝里写道：“乱世难期独善身，技能精一始全真。阳冰妙篆山农印，同是千秋处士珍。”有的学者认为，“阳冰妙篆”，即泛指刻印，又实指福州乌石山的李阳冰石崖篆刻；“山农印”，则指寿山石农采制的印章。从以上诗文里可以看出，郁达夫对福州寿山石是“缘结千古，终生不渝”的！
    上面着重介绍郁达夫心目中的福州风情。1937年初，郁达夫访问日本，经台湾归来，所见所闻，增加他忧国之情，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想集中精力把公报室的工作做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并邀请董秋芳、杨骚、楼适夷等知名作家来福州工作，共谋抗日。所以，他很少再写记游文字，寓居光禄坊期间只写了一篇《福州的西湖》。抗战爆发后，他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他多方联系，筹划创办《文救周刊》、《救亡文艺》并担任主编。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和杂文，号召人们以笔当枪，跟敌人作持久的、殊死的斗争。在该会成立47天里，他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曾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他还经常主持宣传讲演会，并三次到福州电台去作抗日的播音演讲，可见他的抗日热情是何等感人！
    福州文化界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因而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由保安处派特务持枪到《救亡文艺》编辑部用武力迫使停刊，并杀害了协和大学进步女教授李冠芳。郁达夫和五位常务理事愤然辞去理事之职，以示抗议。《救亡文艺》被迫停刊。反动当局终于把本来大有作为的文化界救亡运动压制下去。
    1938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工作，任少将设计委员，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为福州的救亡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了纪念这位著名作家：1978年冬，于山戚公祠旁的石壁上，镌刻了郁达夫的词《满江红》；2006年11月，“郁达夫史迹展览”在蓬莱阁长期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