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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启汉） 传说张良刺秦始皇失败后，遂逃下邳。遇老人于圯(桥)上，授以<太公兵书)。自称“见我于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十三年后，张良从高祖过济北，果在谷城山下得黄石。良死，遂与石并葬。事载《史记·留侯世家>。 黄石公被后人演绎为神，唐梁肃《圯桥石表铭》谓”神人黄石公”。李德裕《圯上图赞》亦云“黄石者，其天地之蕴、神明之玺欤?”古代神化某人，多出于对其崇敬之意。人不会变成石头，这是起码的常识。程敏政在《黄石操序》里分析得比较公允：“留侯遇圯上老父之事，若近于怪。以予观之，殆读史者之不审也。《史》载老父与留侯约，异日见济北去城山下，‘黄石即我也’，乃老父自谓其年已迈，后当葬彼，以黄石志其处，亦犹庄子所谓索我于枯鱼之肆耳。留侯得而祠之。盖尊其冢上之物，示不忘其人也。世乃谓老父化为黄石，岂理也哉?” 黄石公是人，但是为何人?史无定论。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谓：“夫缭者，始皇本纪疑故也。踪迹无终。……然观圯上授书……始明史迁匠心，以是叙缭之竟也。”竟将尉缭和黄石公断为一人。尉缭为何人，可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十年，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今河南开封——笔者注)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国之君臣，但恐诸侯合纵，翕合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渭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勿爱财物而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僚，亢礼(以彼此平等之礼对待)，衣服饮食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鼻子)长目，鸷鸟膺豹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执意留住)，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而李斯用事。” 尉缭是战国末期杂家。曾游说秦王政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被秦王任为国尉。他虽然觉察秦王”少恩而虎狼心”，想离去却被秦王发觉，执意留下被封官笼络住了。后来是否再离去，文中未见交待。即使离去，又是否逃匿于下邳，史无记载。梁氏只根据尉缭“踪迹无终”，以及黄石公的行臧怪异而且前情不详，就把这两个人判为一人。拙意以为如果从二人的才识志趣“怀疑”为一人，为待考者提供线索，亦无不可；但是，如果在无任何史料佐证、无一点必然联系的情况下，就移花接木地臆断为一人，甚至说成是司马迁的“匠心”安排，恐怕就难以服人了。 近来，邳州有人却凭此臆断考证圯桥不在今睢宁县古邳镇附近秦汉时的沂水上，而在今邳州泇口乡境内桥头村附近的泇河上；黄石公葬地不在济北之谷城山下，而是今岔河乡境内的黄石山……等等。此等凭臆断之臆断，则更属无稽之谈了。 据《邳志补·疆域)隋开皇图注称：“湖水之名始见于《水经注》，即武原水，故图改为“泇”。从而证明隋代前无泇水。既无泇水，缘何有泇河上之桥?至于谷城山何在，据《辞海》载：“谷城山在山东省平阳西南，……《史记，留侯世家》所载黄石公与张良约见谷城山下，相传即此。”近代王伯峻《史记选》注称：“济北，济水之北，春秋时济水经曹、卫、鲁、齐之界，今山东以下黄河以北，谷城山一名黄山，在山东省东阿东北五里。”两处所载济北谷城山，实为山东一地之山。如果对上述二说破之无由，而另外之说又立之无据，恐怕就不会被人接受。更何况，张良于十三年后，是跟随刘邦一起过济北，在谷城山下发现黄石的，如果济北谷城山就是今邳州的黄石山，那么，即是说，在汉朝建立后，张良和刘邦到过今邳州。但是，笔者从未见过张良陪同刘邦一齐到过今邳州的史料记载。因此，不敢苟同于上述臆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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