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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强占了中国东北地区，为了统治文化传统悠久、文化意识较之高于自己的中华民族，深知仅凭借军事力量进行镇压而取得的暂时成功是远远不够，必须采取相应的文化殖民主义政策，达到消除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的独立性，使其成为永久的殖民地被奴役者。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寻求“西列强文化侵略模式”的启示中，得出了“弱肉强食”和“皇道主义”的殖民扩张主义的指导理念。在“伪满洲国”殖民统治过程中，以这种理念为统治方针，极力推行了政治“存异”、文化“求同”的殖民扩张主义政策，即以弱肉强食的原则为依托的政治“存异”和以“皇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求同”的殖民政策。使之达到全面、彻底地殖民统治目的。 日伪政权统治时期，是东北地区道教被进一步抑制和削弱时期。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1 年至1939 年间，是逐步纳入殖民化监控的时期。这一时期，其特点是在政治“存异”殖民政策指导下，作为政治“存异”而保留加以严控并利用。作为满洲固有宗教，由于它能在无意识之中与民众心理融合，其作用不可轻视。”因此须小心防范，控制其一切活动。从1932 年至1938 年间，日伪政权指派一些所谓的“学者”或“僧侣”之徒，对东北地区道教的各种活动进行详尽的调查，1938 年9 月出笼了《取缔满洲国寺庙及布教者暂时规定》的取缔令。在《暂时规定》取缔令的第一条至第十条里：“凡建立和现存的寺院及所属财产、布教方法、同国内外的联系、经费来源及支出等等宗教事务必须呈报民生部大臣审核，寺院的道士、主持等人也经民生部大臣登记准许，方可活动。民生部大臣认定存有违反公益事项或其它不应准许存立之事由，则可加以取缔和施以处罚。”第十一条：若有寺院代表人消极抵抗，本条例按上述条例进行取缔及处罚。将东北地区的道教禁锢在“暂时规定”的取缔令和后来频繁发布的统治训令的严格监控之下，限制了道教的各种活动。 与此同时，日伪政权的民生部厚生司还指令沈阳太清宫筹建伪满洲道教总会，迫使与全国道教总会分离。1939 年于伪满洲新京(现长春)正式成立。会长为沈阳太清宫方丈纪至隐，副会长为沈阳太清宫监院金诚译和医巫间山海云观监院马崇还。下设若干名理事和常务事理，会址设在长春。总会下设若干分会，其中王圆方道长任伪满洲新京市道教总会会长。为此日伪政权设立半公开的官方机构协和会进行直接控制。警察署、宪兵队及协合会的人经常监视并限制各地区道观及道教的一些宗教活动。因此道教举行的一些宗教活动，规模和盛况已不如往年，例如：黑龙江省唯双城无量观被日伪政权指定为“特殊寺庙”，“北满，’( 黑龙江)地区唯一可以传戒的道观。但是仅在1933 年，经日伪宗教部许可下，由日伪指令的道教总会主持，举办了一次规模颇大的传戒活动。前往参加的高道有沈阳太清宫龙门派22代传人金诚泽方丈，并为传戒法师；医巫间山海云观马崇还道长为证盟大师，铁岭园通观罗祟礼道长为监戒大师；双城无量观宋从吉道长为保举大师；千山无量观越诚藩道长为演礼大师；千山青云观杨诚山道长为纠仪大师；千山慈祥观赵宗衡道长为提科大师；拉林关帝庙刘明哲道长为登录大师；哈尔滨正宫娘娘庙许信友道长为引请大师，各科大师共三十余位。此外还有纠察、导值大师多人。传戒活动受日伪政府所限制，百日戒期仅仅做法30 天。此次受戒道士共有五百余名，也是黑龙江地区近代道教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宗教活动。 第二阶段是从1939 年至1942 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把日本神道思想强加于中国道教之上的文化“求同”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把东北道教强行植入“皇道主义”，使之达到文化整合的范围之内。从1939 年以后，日伪政权强迫道教各地的道观供奉日本的‘天照大神’，三拜九叩大礼，改为行日本式三鞠躬。并在道教的节日里强令加进“纪元节”、“天长节”、“建国神庙创建纪念日”等协合式的祭祀活动。强制东北道教总会以维护“一心一德、日满亲善、王道乐土”为宗旨。在各地庙会中，以宣传日本“皇道主义”为主，庙会其它活动为辅，利用庙会活动为“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的殖民政策服务。在东北地区所限定庙会中，大量的协和会人员进行着日本宗教的宣抚工作。1940 年的伪满洲国民部社会司的《宗教调查资料》中，详尽地报告了各地的庙会活动情况，其中就协和会工作不尽满意而提出指导：“在娘娘庙、关帝庙的庙会期间，民众聚集，对庙会所做工作仅局限于放焰火、放电影、设置免费休息处等，使庙会更加隆重则远远不足，这是宣传‘皇道’新宗教的重要时机，应努力通过新宗教去发扬国民精神，以纠正错误的宗教观，显现新宗教的真正价值。”由此可见，日伪政权在推行“皇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求同”时，以期达到“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的同化东北民众之目的，是多么处心积虑地利用当地的宗教文化活动。 第三阶段是从1942 年至伪满政权垮台，协和会组织渗透到各种宗教活动之中，使道教活动全部纳入日本的“战时体制”之下。日伪政权从1943 年春颁布了“东南亚战争时局刑法”后，至1945 年8 月日本战败的短短两年时间里，通过协和会迫使道教进行了各种支援“大东亚圣战”的活动。例如： 日本侵略军在东南亚地区每侵占一处，协和会立即指令各道观为庆贺“胜利”做祈祷仪式。协和会还经常以战时军需为由，强行收缴道观、道士的财产，充为军备品。例如，“铜铁金属献纳”支持圣战活动，迫使道士将道观里的门窗及箱柜上铜铁饰物卸下来“献纳”，甚至铜佛像和道观牌匾也不放过。同时，强迫道士“勤劳奉仕”义务劳动，为战争效力。以“献身国防孙、“勤劳奉公”为名，强令青年道士参加战争工程施工，如：擦炮弹、修公路、修碉堡等，直接为关东军服劳役。并且将壮年道士集中各地，名为“宗教报国挺身队”，规定秋收全部上交“出荷粮”。除协和会要人之外，宪兵、特务经常公开对各地道观加紧搜寻盘查，并且盘查愈加频繁严厉，道观的主持和监院数次被传讯，令其交待活动，言行稍有不慎，定遭到处罚杀戮。 在日本军国主义强占中国东北地区十五年间，他们为了消除中国民众的传统观念和宗教信仰，灌输“皇道主义”的殖民精神，培养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意识”，所强制推行的殖民政策，极大的伤害了中国民众的宗教感情，而且使趋于衰颓的东北地区道教团体遭受更大的摧残。据1945 年满洲铁道总部调查科《满洲宗教调查报告书》所统计，东北地区的道观仅剩一千八百六十座，其中相当一部分名存实亡已占为其它用途，道士仅存二千八百余名，已严重衰微，呈末世光景。 战争结束已经过了五十余年，日本少数极端分子仍坚持错误的历史观念，否认危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事实与责任。因此，了解与研究东北沦陷时期的宗教文化，探讨当时的社会网络和历史轨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批驳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侵略有功”之谬论。 作者：王若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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