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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视名誉的观念 （一）名誉的含义 “名誉”一词在日语中有三个含义：一是指名誉、声誉，二是指荣誉，三是指名誉（称号）[1]；在汉语中则有两个含义：一是个人和集团的名声，二是名义上的（多指赠给的名义，含尊重义）[2]。名誉的含义在日语和汉语中相比较而言，二者的共性之处在于都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和对价值的明确的自觉；二者的差异之处在于，在日本人心目中，名誉更是他们为了赢得普遍的尊敬而持久不变追求的目标。这种在出生之前就受到熏陶的名誉心，“触及到他心情的最敏感之处”[3]。在他们看来，名誉即使只是虚荣或世俗的赞赏，也被视为人生的至善，具有极高的地位。它成为青年们追求的目标。如果不能得到名誉和声望，知识和财富甚或生命本身也被视为毫无价值，可以迅速而平静地舍弃。这也正是日本同其他东方专制国家的不同之处：“从来人类所研究出来的名誉信条中最严格的、最高级的、最正确的东西，在其国民中间具有支配力量。”[4] 精心观察过东方制度和人民的汤森（Meredith Townsend, 1831—1911）认为：“我们经常说欧洲如何影响了日本，却忘记了这个岛国的变化完全是它自身发生的。并不是欧洲人教导了日本，而是日本自己发起从欧洲学习文武的组织方法，从而获得了今天的成功。”[5]它“自身发生”变化的原动力在于国民自身之中：不能容忍被蔑视为劣等国家的名誉感是日本发生变化最强大的动机。[6] （二）对名誉的重视 在名誉感的驱动下，日本人惟恐落后，古代学习中国，近代学习欧洲，现代学习美国，“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外国，就是长期内经常给自己带来文化的地方，来自外国的文物往往给自己带来新的便利和富裕。”[7]从江户时代开始，他们已经有了在世界各国的序列中尽可能名列前茅的愿望。所以，当不可能不接受传统熏陶和教诲的明治政治家们到西洋考察后，意识到“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8]时，殖产兴业便成为他们的首选，明治维新成为“西方化的开始，也是江户以来中国化的完成。”[9] 明治的政治家们积极地向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法律靠拢。时任司法最高负责人的江藤新平（Eto Shim-pei, 1834—1874)为了尽快将1840年的《法国民法典》变为《日本民法典》，进行催促时所说的名言“误译无妨、只要快”在当时广为流传。这典型地代表了日本政府引进西方法律的迫切心情。该民法草案几乎就是《法国民法典》的直接翻译，穗积陈重（Hozumi Nobushige,1855—1926)形容其为一部彻头彻尾的“模仿民法”。时至今日，家族徽章的繁多[10]，工作服后背的组织图案，商店的象征性标志门帘[11]乃至生活中对清洁的癖好[12]等等无不象征、体现着日本人珍惜、重视名誉的观念；即便是一只普通的饮水杯外面，也印有“日本第一”的彩绘图案。 近代时候的中国人并不是不爱惜或重视名誉，孟子就曾经说过：“羞恶之心，义之端也。”[13]然而，在中国人眼中，名誉观念的内涵并不包括为了赢得普遍的尊敬而持久不变追求的目标；其次，名誉的观念也不象日本人那样在其人生的伦理价值中占据着极高的特殊地位；再者，中国人追求名誉实现的态度和方式也不同于他们。 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伦理的熏陶下，中国人更珍视的是“仁”的品质和价值。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其积极的一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其消极的一面[14]。“仁”也不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最高境界，但孔子认为即使尧、舜都未必能达到。如果名誉受到损害，中国人会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精神去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或者以置之不理等其他方式挽回受损的名誉；但却很少有人像日本人这样为了追求名誉的实现，全力以赴而不考虑方式的采纳，或者当其名誉受到损害时，不论用何种方式一定要雪除名誉的污点。 日本人认为，只要受到的侮辱、失败未得到报复，或者污点未被雪除，那么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需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而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在任何重视雪除名誉污点的观念占优势的地方，其人生价值的核心总是超越物质意义的利益，一个人为了名誉牺牲其财产、家庭、生命是这种地方经常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然而把名誉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耻必须雪的观念却是日本人所特有的。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对名誉观念内涵的理解上，更体现在其独特的伦理价值体系和实现名誉的方式上。 二、独特的伦理价值 （一）报恩的特性 同中国人一样，日本人也认为自己是历史的负恩者，通过祖先崇拜的仪式，人们表示承认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对日本人而言，恩作为一种必须偿还的债务，也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几百年来，“不忘恩情”这种习性在日本人的习性中占有最高地位。但由于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差异，中日两国的人们不仅对恩的分类不同，而且报恩的方式也有所差别。 日本人把恩分为各具不同规则的不同范畴：天皇之恩、父母之恩、主人之恩、师长之恩以及一生中与各种人接触时所接受的恩。他们不仅将所有对自己施恩的人都视为自己的恩人，而且要主动偿还这些从被动立场产生的义务，向恩人回报这些义务，这样就有了恩的两类义务。 （二）恩的第一类义务：无限的恩 第一类义务又称之为“无限的恩”，也即无论如何偿还都是无法全部还清的，而且偿还时间也是无限的，这类义务包括报答天皇之恩的“忠”和报答父母之恩的“孝”。孝道包含对双亲、祖先的尊敬、服从以及对子女的照顾，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废除孝道的行为只有在与对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才可以做出。 比之于中国古代历经若干个朝代的更替，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万世一系”的皇室。天皇在明治维新后被塑造为最高主祭者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忠成为每个日本人对神圣首领的报恩，一句“这是天皇御旨”的号召就可以唤起强制力超过任何现代国家的忠。在民政管理中，忠强制了从丧葬到纳税的一切事物。在日本人看来，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所以，“忠”就包含了日本人对天皇、国家、法律的义务。 （三）恩的第二类义务：情义 1．情义的含义。第二类义务又称之为“情义”，也即应当如数偿还的恩情债，而且偿还时间也不是无限的。如果说源自中国的忠、孝概念在日本虽然有些改变，但与中国所熟悉的道德性要求仍有着某种渊源类似点的话；那么情义的观念则是日本独有的范畴，它包含了从报答旧恩到复仇一系列混杂的义务。对于“无限的恩”，人们在报答的过程中不会含有不愿意做的意思；对于“情义”的报答却充满了内心的不快，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称之为情义。 情义的准则是必须报答，否则就会像利息那样增长，“为了情义”这句话最能表达日本人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而且所有阶层都要讲情义，与日本其它一切义务和纪律一样，身份越高，情义的责任就越重。如果说一个人不懂情义，他就会在人前蒙羞，成为受到其同伴藐视和厌恶的“可悲者”。于是由于担心世人的舆论，人们不得不遵守情义，并且通过对各类人履行各种义务来报答情义。这类义务又可以分为对社会的情义和对自己名分的情义。 2．情义的分类。对社会的情义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大体可以描述为履行契约性的关系，在英语中常常被译为“conformity to public opinion”（服从舆论）。它包含了对主君的义务、对近亲的义务、对他人的义务和对非近亲的义务，对他人的义务是报答自某人处得到的恩，如工作上的帮助；对非近亲的义务是因为出自共同的祖先而援助这些人，而不是从他们身上得到了什么恩；对主君的义务则是属于重大传统的情义，是重视名誉的人对其上级及其同辈所尽的忠诚。 对自己名分的情义就是保持自己名声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它与古典时期西班牙的el valor Espa? ol（西班牙的勇敢）和德意志的die Ehre（名誉）颇有共通之处。严格来说，这类情义不属于恩的范围，因为并不是往日受恩于别人的问题，而是保持自身名誉的问题；但在日本人的眼中，他们是完全统一的。日本封建时代的历史表明，有许多充当家臣的武士为主君捐躯尽忠或者背叛侮辱自己的主君以进行复仇。尽忠是对社会的情义，复仇是对自身名分的情义，二者都是情义，是一块盾牌的两面。 对自己名分情义的内容一方面包括遵守各种繁琐礼仪的要求，能够忍受痛苦，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另一方面还要求受到侮辱或遭到失败时，有洗刷污名的义务，亦即报复或复仇的义务。因为侮辱会玷污名誉，必须洗雪，必要时可通过自杀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只要对于耻辱不是等闲视之，雪耻的方法可以是上面两种极端中间的任何一种方式。 具体说来，除了在特定场合要求的复仇之举外，还包括沉静的、克制的行动，即使剖腹时的武士也必须泰然自若。生活与身份相适应也体现了对名分的情义，否则就丧失了自尊，例如德川时代的法律规定，不同等级的农民只可以给他的孩子买不同种类的布娃娃。除了守本分，还要履行其他多种义务，如借款时把“对名分的情义”抵押给债主，当新年来到时，无力还债的人会用自杀来洗刷污名；各种职业上的责任也与“对名分的情义”有关，这种“对名分的情义”决定了实业家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资产已经枯竭，外交家也不能承认自己外交方针的失败。 （四）法律上的报恩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名誉的观念在日本人伦理价值体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名誉被认同和界定成日本人为了赢得普遍的尊敬而持久不变追求的目标。在这一前提之下，当由于对恩情的不同分类而产生出了不同的报恩义务之时，名誉在各个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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