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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赵 华
如果没有四十年后本人的题跋和补钤的印鉴，说《秋兴诗卷》是真迹，恐怕赵孟頫同时代人也不会相信，他的重跋“此诗是吾四十年前所书，今人观之未必以为吾书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看，《秋兴诗卷》遗存了一些高宗赵构的趣味，能显示出赵孟頫早期的书学渊源和基本功，但若仅仅如此，还无法将赵孟頫书法推到“元人冠冕”的位置。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赵孟頫在官场上也是一帆风顺，直上云霄，并不知道这背后宦海沉浮，三起三落的辛酸。
通过这件早期书法背景的挖掘，赵孟頫在逆境中的奋斗成长，或许可见一斑。
《秋兴诗卷》原题“沈君以此纸求书”，后四十年，又为重题，这位“沈君”是谁，迄今未见考证。
一个暴力破解的思路，就是从现存赵孟頫的所有文献，包括文本记载与书画遗存中，查找出所有沈姓交往，然后用概率分析的方法并案或排除：
1、据《松雪斋集》卷八《先侍郎阡表》，赵孟頫的两个姐姐孟巽、孟豫嫁到沈家，“孟巽适沈昌言……孟豫适沈光谦”；
2、据《吴兴备志》转《嘉定县志》：“松雪微时，尝馆于嘉定沈文辉。沈方营义塾，松雪乘兴遽为书榜，自谓惬意，及落成累书不逮，竟用初笔”；
3、上海博物馆藏《家书二札卷》，其一《家书付三哥》系伪作，其二《致大兄长路教》则是真迹，风格在至大间，书中提到从“沈山主”处购买葬地作为储备；
4、至大二年（1309）《心腹帖》中提到一位“沈提领”；
5、延祐七年（1320）十一月十一日《致吴彦良提举·痢疾帖》，藏处不详，见《赵孟頫墨迹大观》，“昨沈老去，单单作答之后，未能嗣书”；
6、至治元年（1321）《致吴瓘·老病帖》出处同上，“沈老至，得书，就审即日”；
7、至治元年（1321）《致吴景良·衰迈帖》出处同上，“沈老来，得所惠书，就审即日”。
▲ 赵孟頫 致吴瓘·老病帖 藏处不详
其中沈昌言、沈光谦作为姐夫，“沈君”的称谓不太恰当，可排除；“沈山主”、“沈提领”不可考；
沈文辉与赵孟頫同庚，与赵孟頫姐夫张伯淳、畏友邓文原相善，东阳义塾始建于延祐二年（1315）；延祐六、七年沈文辉又主持苏州建尊经阁；至治二年（1322）邓文原为作《东阳义塾记》，赵孟頫题额书榜当为同期，即重题《秋兴诗》前后；沈文辉之兄沈雷奋曾参与张瑄、朱清海运，封武略将军，巨富。大德中，张瑄、朱清入罪，沈雷奋亡故，朝廷启用沈文辉督运漕粮，被授予忠翊校尉，官金符千户；
吴彦良、吴景良为吴森嫡子，吴瓘为吴彦良嫡子，吴氏家族号称“大船吴”，亦是海运巨族，吴森曾建吴氏义塾，赵、邓二人亦有诗文存照，吴森卒，赵孟頫为文，邓文原书碑。赵孟頫与吴氏三代交往密切，“沈老”亦与赵、吴密切，吴氏与沈文辉共友同业，则“沈老”与沈文辉交游重叠。
从以上陈述，《秋兴诗卷》有赵孟頫早、晚二题，但却没有《褉帖源流卷》、《杂书三段卷》等作品一样的转让情形，可推知携来请赵孟頫重跋的仍然是早年的“沈君”。而重跋前的“衰迈”“老病”时期，多次通过“沈老”与“大船吴”家族传递信函，同期为东阳义学题额书榜，重跋、书榜、书信作品时序重叠。
▲ 赵孟頫重跋《褉帖源流卷》对作品流转进行了详细描述
从交游、时序、行业条件看，在无法明确证实或证伪情况下，早期的“沈君”和晚期的“沈老”为同一人即沈文辉，在概率分析中倾向于“大概率”。
《秋兴诗卷》正好书于元廷征召赵孟頫这个节点之前，元廷凭什么看上赵孟頫，如果光是皇室后裔和书画绝伦等方面的因素，显然没有价值。
宋皇室直系后裔众多，不缺族属关系较远、仅为庶出的赵孟頫一个。元代嫡庶地位的差别，从赵孟頫吊唁吴森的书信亦可略见一斑，吴森四子，汉英字彦良（又称国用）、汉贤字仲良、汉杰字景良、汉臣字季良，千里致哀，上款只有嫡子“国用、景良”，而没有庶出的仲良、季良。
▲ 赵孟頫 致国用景良·祸变帖 藏处不详
而书画方面，忽必烈不可能也不屑于看到赵孟頫后几十年的作品，当然仅凭《秋兴诗卷》尚不足以达到后世评说“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的地位，即使至元二十八年（1291）所书《小楷褉帖源流卷》与朱野翁的信札，至大二年（1309）重跋时，赵孟頫自己也认为“余今日见此简，真是惭惶杀人也”。
于务实的忽必烈来说，皇室后裔、书画绝伦只能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已。
元廷看上赵孟頫的核心原因是“才学”，《赵文敏公行状》有载：“自力于学，时从老儒敖继公质问疑义，经明行修，声闻涌溢，达于朝廷。”
除了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诗文书画之外，赵孟頫足以“声闻涌溢”的经世济民之学没有完整书目，这里可以从家学、行事、评价三个方面考察。
据赵孟頫《先侍郎阡表》中对其父的生平记载，赵与訔从“司户”、“盐茶”、“提刑”、“粮院”、“发运”、“军马钱粮”，各路知州、知府，到晚期“总领淮西军马钱粮”、“提领江淮盐茶所”、“提举常平义仓茶盐”、“两浙转运使”、“户部侍郎”等，除少数地方长官和刑狱外，绝大多数是经济工作，户部侍郎则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这是家学渊源。
从早期经历看，未能像五兄赵孟頖一样获得“恩荫”和“免铨”的赵孟頫，通过注官法律试，注册的第一个职位是“真州司户参军”，宋各州置司户参军，掌户籍、赋税、仓库交纳等事，虽然未能赴任，但这个职位与其父的专业择向完全一致；入元后，策对和推行至元钞法；陈说震灾之后免除赋税；又出任“兵部郎中，总置天下驿置使客饮食之费”；同知济南路总管府，被罢，再起，兼“本路诸军奥鲁”，即《专遣急足帖》中所称“权管钱粮”，几乎都与财经有关。
▲ 赵孟頫 致田师孟·专遣急足帖 三希堂法帖
杨载在《赵文敏公行状》中叹息：“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
可见，赵孟頫真正能够打动朝廷的学问是经济之学，而这正是实用主义者忽必烈入主中原后，身陷财政危机中，最急迫需要的专业。
那么，回到“声闻涌溢”前“经明行修”的“行修”时期，“松雪微时，尝馆于嘉定沈文辉”该怎么理解？
“微”，指布衣相对于后来爵封魏国的政治地位为微末；
“馆于”作工作性质动词，有二解：
一是教书。如赵孟頫《宗阳宫帖》中的“任先生”即任士林字叔实，《任叔实墓志》中被南谷真人“馆之于宫”，即为教书；
二是类似于门客、随从。如赵孟頫《季宗元二札卷》中的“三哥”，按《海虞季氏续修家乘序》即“总管之子季克兆，又属余之馆，甥舅之笃也”，则是门客、随从的意思。
▲ 赵孟頫 致季宗元二札卷·度日帖 故宫博物院藏
沈文辉于延祐二年才创办义学，赵孟頫不可能早年为沈家义学教书，也不可能因教书取得突出成绩被赏识，所以，馆于沈文辉的赵孟頫，只剩下另一种可能，就是从事出谋划策和理财工作，并且取得骄人业绩。
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去世，未能得恩荫补官，于是生母丘氏诫之“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则亦已矣”；后因庶出，从吴兴分出，随生母丘氏居于德清，赵孟頫获得大笔遗产的可能性较低，所以丘氏又告诫赵孟頫：“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赵孟頫的未来，没有祖传的光环，只有依靠个人奋斗。
但是，在赵孟頫早期收藏中，有至元二十一年（1284）五月至次年六月赵孟頫集得《阁帖祖本》全帙的纪录，在当时亦非一般人财力所能为。
显然，出仕前的赵孟頫并非穷困潦倒，而馆于沈文辉，一方面才华得以施展，另一方面也有了较好的收入。
从赵孟頫入朝后对于“钞法”的策对可见，其经济之学亦非闭门读书而得。他“初自南方来”，即向忽必烈陈说官俸微薄且通货膨胀，才助长官员劣行，不宜重刑。不难想象赵孟頫出仕前，就能洞见将来会面临的“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的窘境。
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招贤江南，继续跟随沈文辉还是出仕朝廷，赵孟頫难以抉择，命运适时扔了一个阄，因“应酬失宜”，赵孟頫辞之未果，不得不远离了富贵温柔乡，去到那清贫苦寒地，入仕元廷。
▲ 赵孟頫 致郭天锡二札卷·应酬失宜帖 日本私人藏
而正是举以出仕的经济之学，让赵孟頫经历了后来从大都到同知济南三起三落的十年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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