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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斯通的这篇文章无疑是20世纪后半叶最为重要的史学论著之一，它揭示了70年代历史学在书写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变革，古老但又带有自身新特点的叙事取代分析重新兴起。这篇文章是在对学界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写就的，70年代，法国的心态史著作以及微观史著作如《蒙塔尤》等在大众中畅销，作者认为，这些著作的出现正是对“科学化历史”的反叛。另一方面，这篇文章的发表也为新的叙事史学正名。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两位最早的叙事史家 历史叙述的复兴： 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劳伦斯·斯通 Lawrence Stone 古伟瀛 译 【来源】译文转载自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8-27页。 英文原文发表于Past and Present, No.85, Nov. 1979, pp.3-24. 后收录于作者所著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 一书中。 I 史学家总是在说故事。从修昔底德、塔西陀到吉本、麦考莱（Macaulay），这些人士的最高野心就是以生动优雅的文辞写成好的叙述文字。历史曾被视为修辞学的一支。但在最近50年来，讲故事的本事却被一批自认为是历史这门专业的前卫者所极为轻视。这些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所谓“新史学”的实行者。在法国，说故事曾被贬为“事件的历史”（l’histoire evenementielle )，是最肤浅的一种历史形式。不过，目前我却察觉出有一股暗潮，正将许多“新史家”拉回历史叙述的形式。 在我尚未考察这种转变的证据以及揣测此转变背后的原因之前，让我们先把某些事情弄清楚。首先，此处谈到的“叙述”（narrative）到底是什么意思？“叙述”是指将历史材料以时间顺序组织起来，并将内容组成一前后呼应的故事，当然也不妨有一些次要的情节点缀其间。这种叙述历史与“结构型历史”（structural history）有两点不同：一是其安排是以“叙述”而非以“分析”为主；一是其注意的重点在于“人物”而非“环境”。这种历史是处理“特殊”和“具体”，而不是“集体”和“数值”的情况。叙述是一种历史写作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不但影响其内容及方法，而且反过来也受到内容及方法的影响。 本人心目中的这种叙述并不是单纯的嗜古癖者或编年史家所写的东西，而是受到“有内涵的原则”所指导下的叙述，其中具有一个主题及一个主要的论证。修昔底德的主题是伯罗奔尼撒战 争及其对希腊社会和政治的灾难性影响；吉本的主题则正是其书名所揭示的；麦考莱的则是在具革命性的政治压力下，自由色彩的参与性宪法之兴起。 根据我上述对叙述的定义，没有任何一位叙述史学家能完全逃避“分析”的，但 是这并不是一种架构，用以发展出其作品的内容。这类史家很关心其表达时的修辞层面。不管其努力是否成功，他们都很想获致文笔的典雅、机智及精辟。他们并不满足于扔出一些字来让它们自生自灭，像田野中的牛粪一样，历史既然是一种科学，就不必要用艺术来帮忙。此处所提到的趋势并不应该视为适用于多数的一般史家身上。我们只是想指出在一小群但极有影响力的史家中有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及风格的转变。历史这门学问一直有很多华厦巨宅，而且若想在未来也能继续繁荣昌盛的话，还必须维持如此的局面。任何一种“文类”（genre）或学派占了主流都会导致狭隘的山头主义、自恋狂、 自我揄扬、轻视他人或对非我一派的加以排斥攻击，以及其他无法令人苟同的或是自我毁灭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立刻想到这些情况在何时何地发生过。在过去30年（现在应该说是40多年——译者注）中，有些国家及机构内一些“新史家”当道，跋扈器张，造成很不健康的情况；当然，如果本文中所说的新趋势（如果能算是趋势的话）也在某些地方成为主流的话，也会同样地不很正常。 还有一点很重要，在此一开始希望就能清楚地说明，本文旨在描绘出某些可观察到的史学界中的趋势，而非在作何种历史写作方式为优何种为劣的价值判断。在任何史学方法的研究中，价值判断很难避免，但此文并非要揭举一 面旗或是发动一史学界的革命。本文并不劝人扔掉手中的计算器或是去说故事。 II 在观察新近的趋势时，得先回顾解释一下大约50（60）年前许多史学家扬弃的两千年来的史学叙述传统理想写作模式。首先，不管有些很冷静的相反主张，很多人都承认（其中不无道理）在以时间先后顺序来回答“什么”以及“如 何”的问题时，即使在作答时是以中心论证作为最高指导原则的，在事实上仍无法很满意地回答有关“为什么”的问题。而且，历史学家在当时是在受到马克思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之下。因此所造成的后果是，他们对于社会的兴趣大于个人，且自信将可达到“科学化的历史”，未来可产生通则式的历史规律，因而历史变迁得以解释。 这里我们来看何谓“科学化的历史”。这个名同首先在19世纪由兰克（Ranke）较有系统地提出，是根据新的史料之研究而获致的看法。此观点认为，对于埋藏在各国档案中的迄未发表 的记载加以精详的考据研究将可确立永远不必再修改的政治史实。在过去30年中，有三种很不同类的“科学化的历史”在史学界流行。所有这些并非根据新的史料，而是根据新的解释模式或新的方法。这些是：马克思的经济解释模 式、法国的生态-人口学模式以及美国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根据马克思的模式，历史是一“正”、“反”的辩证过程，经由阶级之间为争夺生产工具所造成的冲突而向前移动。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观念造成一种颇为简单化的经济/社会决定论，对当时的许多年轻学者有极大的影响。这种“科学化的历史”的看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仍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强烈支持及辩护。此点可从《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的副题“科学化历史学报”（A Journal of Scientific History）到了 1959 年改变成“历史研究学报”（A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一事上充分显示出来。应当提到的是，目前这一代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已放弃了20世纪30年代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大部分基本教条。他们现在如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一 样，开始关怀国家、政治、宗教以及意识形态，而且在此过程中，似乎也已放弃了前所宣称的追求“科学化的历史”了。 第二种意义的“科学化的历史”是自1945年以来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所使用的，其中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可说是此派的发言人（虽然此人稍有一点极端）。根据此派的说法，历史中的主要变项是在食物供给与人口之间的生态平衡之转变，此种平衡是长期农业生产量、人口变迁以及食物价格的量化研究所决定的。这种“科学化的历史”乃源自于长期以来法国人对于历史地理学及历史人口学的兴趣，再加上量化方法等累积汇集所促成的。拉杜里干脆直截了当地吿诉我们：“凡是不能量化的历史是没有资格称为科学的。”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第三种意义下的“科学化的历史”主要是美国式的，“计量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只有他们这种特殊量化方法才够资格称得上是科学的。根据这些人的看法，史学界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传统式的史学家”，此类包括老式的叙述性史学家，主要研究一国的政治以及制宪历史；另一类包括“新”的年鉴学派和《过去与现在》学报所凝聚的经济、人口以及社会史家——虽然年鉴学派也使用量化——但在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在法国，这两派根本是世仇。不一样的 是这些科学史学家们或称计量经济史家们，是以其方法学著称，而非以其独特的研究主题或是特殊的历史变迁性质的诠释闻名。他们是建立典范式模型（paradigmatic models）的历史学家，有时他们甚至建立一种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论证的模 型，并使用最高深的数学及代数公式，应用到大规模的电脑处理的资料上来验证此模型的有效性。他们的特殊研究范围是经济史，在美国风靡一时，而在近代民主政治史的研究上，他们也大有斩获，因为他们将这种方法应用在投票行为的研究上，不但研究选民，也研究当选者。这些庞大的事业当然是团队合作的产物，其工作犹如建造金字塔一般：成群的助理勤奋地将资料集中、取码、放进程式中，再通过电脑吸收，一切都听从团队领导的指挥。而其结果却无法由任何方法来验证，因为其资料深埋在私人电脑中，而非暴露在出版的脚注中，可以让人按图索骥。无论如何，这些史料往往以数学深奥的形式表示，对大多数的史学家来说都是无法读懂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另类史家们对彼此的研究发现是公开互相质疑的，绝无共识，这在门外汉看来颇为有趣。 这三类“科学化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叠的，但对各类人士而言，其差别足以使其构成不同的足以分庭抗礼的三大类型。其他的一些对历史变迁的“科学的”解释则旋起旋灭。法国的结构主义一度提出了很炫的理论，但并无一本主要的历史著作出版，除非我们把福柯的著 作看成是史著而非从历史中找出例证的道德哲学作品。帕森斯功能主义（Parsonian functionalism）,其前驱为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文化的科学理论》（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颇有其长期的影响力，然而并未提出一种对于变迁的解释，而且其理论所提出的一个社会之物质、生物的需求和生活在此社会当中的制度及价值之间的配合显然不够完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两者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卓见，但均未能提供史家对历史变迁的全盘解释。 这三类史学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以及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流行。这三类学者都非常自信，认为依据其理论有关历史解释的主要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其解决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相信迄今仍令人困惑的问题例如“大革命”的起因、从封建社会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和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等的原因，都会有确定的答案。这种执着而顽强的乐观看法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间十分盛行，乃因前两种“科学化史家”所主张，他们的信念是：物质条件，例如人口及食物供应的变动，生产方式的改变及阶级斗争等，都是推动历史变迁的力量。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认为思想、文化、宗教、心理、法律，甚至政治的发展都只不过是外在的现象。既然经济或是人口 决定论主宰着历史研究的新的文类内容，那么最适合组织及呈现资料的模式是分析的而不是叙述的，因为这些资料迄今多为量化性质的。 在20世纪50及60年代之时，法国史学家在此大胆尝试中担任先锋，发展出一套标准的程序：在重要性及位置层级上，首先是经济和人口史实；其次是社会结构；最后才是思想的、宗教的、 文化的以及政治发展。这三级被视为一间房子的楼层：每层以下一层为基础，但上层的却对下层的少有影响及互动。这种新方法及新问题所产生的研究成果有些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葛伯（Pierre Goubert）及拉杜里的头几本书可以侧身于有史以来最好的史书之林。这些史著即可充分证明采取分析性及结构性的研究途径是很有道理的。  葛伯在1986年的著作。Pierre Goubert，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中的一员。 然而，虽然历史有所修正，却带来了负面效果。由于只有第一层次的史实举足轻重，只有 群众的物质条件构成了研究主体，而不再是精英层的文化，那么，从14 世纪到18世纪之间欧洲大陆的历史就可以称为“停滞的历史”。拉杜里就主张在这500年中，由于整个社会受制于传统以及未变化的“生态一人口”情境，因此可以说绝对没有任何的变迁。在这一新的历史模 式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近代国家的兴起等重大运动就消失得无踪了。在这500年中发生在社会上层的巨大文化、艺术、建筑、文学、宗教、教育、科学、法律、制宪、立国、官僚、军事组织、财政措施等转变均被忽视。这种奇特的盲点是由于确信上述诸项仅为第三层次的事物，仅不过是肤浅的上 层建筑而已。而近来此派的有些学者们开始使用其试用有成之统计方法来研究识字率、图书馆藏书及基督徒的虔敬等问题时，他们称其活动为将量化应用在“第三层次”之上。 III 目前重新重视历史叙述的第一个原因是对历史解释的经济决定论模式，以及对其所造成的三层式的高低历史次序的普遍失望及觉醒。社会史和思想史壁垒分明的决裂产生了最不幸的结果。两者俱成为孤立，注意力对内，并且愈来愈褊狭。在美国，思想史曾经一度是历史这一行中最显赫的一门专史，现在遭遇了困境，也因此有一阵子本身失去了信心。社会史近年来成为显学，但在人们对纯经济及社会解释的信心开始减低之时，其孤芳自赏之姿态终也造成了其生命力的枯萎。历史的记载如今使我们不 得不承认，在人口的数量、食物的供给、货币的支付、价格等方面，以及在价值、观念、习俗等另一方面之间有极为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伴随着社会地位或阶级的变动，这些关系形成了一张意义之网。 现在许多历史学家相信，人类的文化，甚至个人的意志，至少也像物产或人口增长等非个人力量，在作为促动改变的诱因上有同样的重要性。说后者（非个人力量）应该永远指挥前者（个人意志）比起说前者主导后者，并不更具 有什么理论上的根据。倒是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相反的情况。例如，节育显然不但是出于经济环境的考虑或是技术的进步，同样也是一种心理状态的产物。如此的说法可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早在工业革命以前，整个法国就已很普遍实行节育措施，这时除了很小的农庄外，并无太大的人口压力，而比起其他西方国家要早了将近100年。我们也知道，在工业社会出现前，就已有了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存在。我们也知道，隐私权、爱情及个人主义等概念也同样是约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格兰传统社会中最传统的部门中首次出现的，而非后来的经济及社会近代化过程的结果。清教徒伦理则是一种非世俗的宗教运动的副产物，而此运动乃是在一般工作模式成为必须或是第一 座工厂建成之前数世纪里就已植根于英格兰及新英格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社会当中了。另外，至少在19世纪的法国，亦即在一方面是识字率与都市化，与另一方面工业化的程度之间，却有一种负相关。识宇率的高地终究并不 是一个很好的“近代性”态度或是“近代”行业的指标。但是，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显然确实很复杂，也似乎是随时随地而异。 我们也很难不怀疑西方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缺乏信心也是构成目前叙述复兴的部分原因。如果我们观察在20世纪50及60年代三个最激烈的历史论战——有关17世纪英格兰士绅阶级的兴衰，有关工业化初期工人的实际收入，以及有关美国黑奴制度的原因、性质及影响。这三场论战追根究底都是由不同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在当时，到底马克思学派的解释是否正确似乎是最重要的事，因此这些历史问题变得举 足轻重，而且令人兴奋。由于思想界中马克思主义的衰微以及在西方实行混合经济的结果促成了意识形态论争的式微，再加上史学界不再喜欢问那些大型的“为什么”的问题，因此，若说这两个趋势之间有关联是可能的。 经济和人口决定论不只是受到接受观念、文化甚至个人意志为独立变项的这个事实之削弱。它们也受到下列现象的打击：即承认政治和军事力最，使用残酷的武力往往能主宰整个社会的结构、财富的分配、农业体系甚至精英分子的文化。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另一个或许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东欧、西北欧和英格兰所采取的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20世纪50及60年代的“新史家们”无疑在两方面将受到后世严厉的 批判：一是他们太执着于历史上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力量；一是他们未能充分记述政治组织、决策，以及征战、围城、毁灭与征服等各种千奇百怪的现象。有些文明由于政治权威的变动及战争的胜负而兴衰。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多年来这些事实竟然被自诩为史学前锋的 人士所忽视。实际上，史学界的多数人还是和以往一样继续关心着政治史，但是这并不是创新的一面，而是为一般人所视为最厉害的地方。迟来的对于权力、个人所下的个人政治决定、战争的机运等都迫使有些史家们，无论他们高不高兴，回到史学的叙述方式。套用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的一句话，既非“德行”，也非“幸运”能用叙述或甚至说故事以外的方式来处理，因为，前者是一个人的属性，后者则是一次快乐或不快乐的偶发事件而已。 第三项予以结构和分析史学严重打击的则是在使用最具特色的方法——量化方法——后良莠不齐的结果。毫无疑问，量化方法已经成熟，迄今已成为许多史学研究领域一种必要的方法，特别是在人口史、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史、经济史，以及在民主体系下的投票模式及行为史。量化的使用，以其要求引用精确的数据（而非如以往的使用粗略的文字）而大大地增进了历史文章的一般品质。史家们不能再说“较多'、“较少”、“增加”、“减少”等等含糊 的概念。 逻辑上所蕴含数据比较的字眼，却无法明确地以统计上的基础为论证的根据来进行研究。量化也使只以例子来支持其论证之人多多少少名誉扫地。批评者现在要求统计上的证据支持的所举之例是具有代表性的而非特例。这些量化过程无疑增加了历史论证的逻辑力量及说服力。大家都同意，只要适合，残存的史料具有潜力及可能性，历史学 家就应该使用量化。 然而，单一研究者在一袖珍计算机上加加减减所制造出来的表格比率的量化，在性质上与专业量化史家的作品有所不同。后者是先由一群助理搜集大量的史料，再用大型电脑处理，应用高度复杂的数学方法去求得结果。对于这种过程的各阶段都曾遭到质疑。许多人怀疑历史资料到底是否充分得可信到值得采取这么多的步骤去处理；到底那么多的助理们有无可能忠实地应用一致的取码过程去处理很不同甚至定义含混的史料；在取码的过程中会不会有很多重要的细节被漏掉了？能否相信所有的取码及将史料纳入程式的过程之中的错误都一定消除了？也有人怀疑这些数学及代数的复杂公式是否终究是自取其败，因为这些公式使得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感到茫然。 这些问题是很实际的，而且无法搁置一旁。有些博士论文，或发表的论文、专论曾使用过最复杂的技巧来证明某些很明显的论题或是号称证明了不可能的论题，而其所使用的公式及语言使一般的史学家无法验证其方法。这些研究成果有时带有毫无可读性及肤浅两大毛病。还有些博士论文虎头蛇尾，由于研究者无法将电脑印出来的大量表文纳入理智的控制之下，或是研究者在准备电脑资料时已投入了大量的楕力，以致将时间、耐心及金钱都花光了。一项明显的结论是，亲手来选样要比用电脑涵盖所有的范围，不但更可取，更迅速，而且也与后者的结果一样可靠。我们都知道只要研究计划中的论证在逻辑上有一点缺点，或是未能使用简单的常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或使结论蒙上一层阴影。而且，有些其他的研究计划若在取码时未能登录一笔资料会造成重要结果的流失。我们也知道有些其他的计划中其资料来源是如此的不可靠以致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其量化所得的结果令人难以相信。教堂区域登记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目前在许多国家中投入大量的劳力于其间，而只有其中一部分可能产生一些有价值的结果。 虽然量化的成就无可置疑，但无法否认的是量化并未充分达到其20年前所给人的希望。历史上的大部分的大问题仍是（如果不是更是）无解。虽然花了很多力气去解释其社会及经济性起源， 但对英国、法国及美国革命的原因仍未 达成共识。30年来对于人口史的大最研究使我们比以往更加困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1640年和1740年间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停止增长，我们也不知道为何在1740年又开始增长，其原因是生育率的提高，还是死亡率的下降？量化告诉我们历史人口学中许多有关“什么”的问题，但迄今有关“为什么”的答案却比较少。虽然使用了最大量的以及最高层次的量化研究，但有关美国黑奴制的主要问题仍无答案。而其所出版的著作，不但没有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反而提高了论战的热度。黑奴研究确实有助于人们对于美国黑奴制下有关饮食、卫生、健康及家庭结构等重要议题的注意，但这也转移了其重要性不亚于（甚至更重要）前述诸项的奴隶制度对主人及奴隶的心理影响，而其忽视之因只是这些影响无法用电脑来测量。都市史研究中充斥着统计数字，但其流向趋势仍很模糊。今日仍无人对17、18世纪的英国为何比法国社会更开放，流动性更高，和英国在内战前乡村士绅或贵族正兴起或衰微有把握。在这些方面，我们不比17世纪的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或19世纪的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了解得更多。 正是这些研究计划受到最多的财务支援，大批支薪研究者搜集的大量资料由最新电脑科技所支援，最科学化处理过，也是最数学化来表达研究成果的计划，而其所得到的成果却是最令人失望的。今日，经过了20年并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英镑、法郎之后，只有这么可怜的少数成果。在学者的研究室中，堆积有大批的绿油油的电脑印出的报表纸落满了尘埃；许多冗长的极为枯燥的巨著，内中充斥着数据表格、艰深的代数公式及精确到小数点第二位的百分比。也有许多有用的新发现和对为数不多的具永恒价值的史学著作有所贡献。但是，总的说来，其方法上的精致性远远超过了其所用史料的可信度，而其结果之有用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所使用方法上的数学的复杂度和史料搜集的规模度成反比。 在任何成本效益分析之下，大型电脑化的史学研究所花的时间与财力都显示了其不划算，这促使史学家们想用较省事且较具启发性的方法来研究历史。1968年拉杜里曾预言，在20世纪 80年代以前“史学家要不就是一位电脑程式设计师，要不他就一无是处”。这个预言并未实现，连这位预言者本人也没有做到这点。 因此，历史学家是不得已才回到不确定的原则上的，也就是说承认变项有太多，在历史研究中顶多只可能达到默顿（Robert Merton）长久以来所主张的“中距离”（middle-range）的通则。宏观的经济学模式只是一个梦想，而“科学历史”是一个神话。单一原因的解释根本行不通。围绕着韦伯的“选择性的亲近”（elective affinity）所建立的“反馈'（feed-back）性解释模式似乎更能帮助我们了解令人捉摸不定的历史原因，特别是当我们不再宣称自己的方法是如何科学时更是如此。 对于经济或人口学的单一因的决定论，以及对于量化的幻灭，促使史学家开始去探讨一连串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先前由于太注意某种特殊的结构性的、集体性的、统计的方法而忽略了。愈来愈多的“新史家们”目前想去发现先人们脑海中所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以及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使我们重新使用历史的叙述。 在法国的重要历史学派中有一小群人在费伏尔（Lucian Febvre）的领导之下，一直将思想的、心理的、文化的变迁视为重要的独立变项。但是，长久以来他们是少数，被科学历史的洪流冲到远方的一潭死水中去了，而这所谓科学历史的洪流是以社会、经济为内容，强调 结构组织，并以量化为方法。然而，现在，这些少数人所感兴趣的题目却突然又流行起来，只是所问的问题却不像从前，因为现在往往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提问题。人类学这一科，若 不是在理论上，至少也在实际上，是最具“非 历史”（ahistorical）倾向的学科之一，因为其对于随着时间所产生的变化缺乏兴趣。不过，人类学却教导我们：如果以探照灯的方式来详尽地记载一个单独事件，而此事件若能被小心地安置在其整体的脉络中，并仔细地分析其文化意义的话，可以很有效地帮助我们了解整个社会体系以及一套价值系统。这种“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原型可见于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记述巴厘岛斗鸡风俗的经典之作。可惜的是，身为史学家的我们，对于所要描述的事件，并不能在现场带着笔记本、录音机和摄影机，但多多少少总可找到一些目击者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  吉尔兹《文化的解释》中译本 近来在历史内容中最惊人的改变之一就是对于感觉、情绪、行为模式、价值以及心理状态突然增大的兴趣。就此方面而言，人类学者，诸如依凡-布里查德（Evans-Pritchard）、吉尔兹、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以及维克 托·特纳（Victor Turner）等人的影响一直很深远。叙述重新受到重视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由人类学取代社会学及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学科。虽然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到目前为止大致而言是一个灾区——犹如一个充斥着复杂镀铬飞行器（起飞不久就失事的）残骸的荒漠——心理学本身可以说对于一整个时代的人有影响，这些人目前已经将其注意力集中在性渴望、家庭关系以及情绪对于个人的影响，以及观念、信念及习俗对团体的影响。这类对于所提出的问题的改变很可能也与20世纪70年代的情势有关。这种比较个人化的理念和兴趣凌驾于公共议题之上的趋势，是对于政治行动无法导致想要的改变之失望的产物，业已出现10年之久了。可以说对于历史上这些事务突发兴趣可能与目前类似的流行趋势有关。 这种对于心灵结构的新兴趣乃由传统的思想史之崩溃而来的，此思想史可追溯至上古（往往追至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这类学者在一种历史的真空中研究“伟大的图书”，很少或根本一点都不想将这些图书的作者或其语言学上的词汇安排在历史的脉络中来探讨。西方的政治 思想史目前正被重写，负责此事的教授们是波可克（J. G. A. 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以及贝林（Bernard Bailyn）。这些学者煞费苦心地重建过去文字及观念的正确脉络及意义，并指出经过这些年代之后，这些文字及观念如何地改变其形貌及色彩，犹如变色龙适应新环境及新的需求。 传统的观念史目前已被导向一种对于变动不居的观众及沟通的方式之研究。如今正出现一种新的并且很盛行的研究范围，亦即研究出版界、书籍和识字率，以及其对观念扩散及价值转化之影响的历史。 一些“新史学”回归叙述的另一原因是想要使其研究发现能再度由有脑筋的读者大众（而非专家）所使用，这些人很想知道从这些创新的问题、方法和资料中能得到什么启发，但却无法接受难以消化的统计表、枯燥的分析性论证和充满了专业术语的文章。愈来愈多的结构史家、分析史家及量化史家们发现他们只是在彼此之间互谈而已，其他人沾不上边。他们的研究成果登在专业的学报或专刊之上，价格昂贵而且发行量少（低于1000份）。因而实际上几乎全由图书馆所购买，而受欢迎的历史期刊诸如《今日历史》（History Today）和《历史》（L'Histoire）等的成功证明了有广大的读者群对于历史知识有极大的渴望，新史家们现正急于将其心得告诉这类读者，而不愿让这些读者被民间的人物传记及教科书所喂饱。毕竟，这些新史家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今日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权力、权威及领袖魅力的性质；政治制度与其背后的社会模式及价值系统间的关系；对青年人、老年人、疾病及死亡的态度；性、婚姻及纳妾制度；生 育、节育及堕胎；工作、休闲和大量的消费；宗教、科学及魔术之作为 实况解释模式的关系；爱、恐惧、情欲及仇恨等情绪的力量和指向；对人民的生活的影响，以及观察识字率和教育的方式；不同的社会团体，诸如家庭、亲属、社区、国家、阶级和种族等之相对重要性；礼仪、象征及习俗之作为团体维系力的长处及意义；对于罪与罚的道德及哲学取向；对平等主义的尊重及强烈表现的模式；地位团体之间或各阶级之间的结构性冲突；社会流动的方式、可能性及限制；民众抗议及千禧年希望之性质、意义；人与自然间生态平衡之转移；疾病之原因及因素。所有这些都是当前最热门的议题，与社会精英相比；这也是比较与大众有关。比较起死去的君王、总统及将军的作为来，这些议题与我们的生活“较有关系”。 注释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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