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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bigail Tucker）23岁的阿尔伯·塔西米（Arber Tasimi）是耶鲁大学婴儿认知中心的研究员。他的研究内容是婴儿的道德倾向，即尚未受语言文化影响的婴孩如何理解是与非。“才出娘胎，未经世事时候，人类究竟本性如何？”塔西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的实验不仅借鉴了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研究成果，还参考了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写的本科学位论文。去年二月份某个周五的夜晚，他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经历也给了他一些启发。 晚上9:45左右，塔西米和朋友从吃过饭溜达回家。离公寓楼仅有几百英尺的地方，他经过了一群穿着牛仔裤和连帽卫衣的年轻人。塔西米一开始没有在意他们，直到其中一个年轻人对准他的后脑勺给了一拳。 要跑已经来不及了。那群少年没有理会塔西米的朋友，一言不发地将塔西米团团围住。塔西米一下便瘫坐在砖铺的人行道上。“当时是七个家伙对付一个志向远大的博士，”他回忆说。“我开始数自己挨了多少拳，一、二、三、四、五、六、七。他们打着打着，就掏出了一把小刀。”刀刃划破了他的厚外套，擦着皮划了过去。 最后，袭击他的人跑了，留下塔西米趴在人行道上抽泣。他左臂骨折了。之后，警察跟塔西米讲，他大概是某个帮派入会仪式随机挑选的倒霉蛋。 医生在他骨折的胳膊里打了一个钢钉，然后塔西米就搬回父母家养伤。他是研究婴儿社会生活的专家，现在却差不多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他需要母亲给他洗澡、系鞋带，吃饭时需要妹妹帮他切肉。 春天来了。一个明媚的午后，塔西米身上淤青未尽，他鼓足勇气伤后第一次独自出门溜达。他走到附近居民慢跑的小路上，尽力不去注意身后那两个好像一直在跟踪他的少年。“不要迫害妄想了。”他一遍遍对自己说，直到那两个男孩要塔西米把耳机交出来。 这次打劫没有让他受皮肉之苦，却令他三观尽毁。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整个世界在塔西米的眼中变得危机四伏。“我的人生从没有如此低落。”他被打劫几周之后，我第一次在婴儿实验室里见到他，那时候他这样对我说。“你会忍不住思考，难道人类是一种道德沦丧的生物吗？” 有时候，他会说：“唯有我从事的研究能给我一丝希望。” 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针对婴儿和年纪较小的幼儿的研究极为复杂。但是，小孩子也恰好是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最强大的灵感之源。婴儿几乎未经世事，不曾受到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准则的影响，代表了人性中最原始的一面，生出来未经教育的模样。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关婴儿对物质世界复杂认识的一系列发现表明，人类生来就是多才多艺的生物。（5个月大的孩子能数数吗？没问题。那他们懂不懂简单的物理学呢？——当然懂了。）最近，一些实验室将兴趣转到了研究婴儿与生俱来的社交能力，以及婴儿如何理解和估计其他人的目标和意图。科学家希望，仔细研究婴儿的这些能力可以揭示人类意识中某些先天特征，用耶鲁大学婴儿认知中心主任凯伦·韦恩（Karen Wynn）的话说，就是“对人类本性的概括”。 “那些致力于知觉研究的学者，如今也正在将注意力转向社会生活，因为这样的研究能够使生物行为学的理论经过演化论的检验。”埃默里大学人类学家兼内科医生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说。“自然选择对于社会行为的作用，并不比对知觉这样基本的生理过程更小。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从简单的哺乳动物到灵长类，再到原始人类，最后到现代人类，个体的生存与繁衍越来越依靠社交能力。” 过去几年，有大量相关研究表明，降落人间时，婴孩就有很多大体可称为亲社会倾向（pro-social tendency）的本能，看上去也有关心他人的倾向。一部分研究表明，孩童身上这种高尚的社会倾向根深蒂固，并不会受家长言传身教的影响。哈佛大学一项别名 “老大妈研究”（此名取自“老大哥在看着你”这句名言，不过实验中用“妈”取代了“哥”）的实验证明，无论家长是否要求孩子助人为乐，甚至无论家长是否在场，幼儿都会帮助别人。 任何有经验的父母都知道，后天教养会对孩子产生影响，天性的力量并不会胜过一切。问题是，先天与后天之间的平衡究竟在哪里。 “品行从何而来是个难解的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发育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说，“人类并非天生便有完整的道德意识。但是道德的基础要素，比如利他主义、同情心、对他人目的的理解等，出现得比人们认为的早很多，明显在小孩2岁之前便已存在。” 人之初，性本善？耶鲁大学婴儿认知中心对社会功能中最崇高的一个——道德评判以及婴儿是否生来便会进行道德评判——尤其感兴趣。实验室在这方面最早的研究发表在2007年的《自然》杂志上。论文中提到，在一系列关乎道德的简单情景中，6月大和10月大的婴儿一边倒地喜欢“好人”多过“坏人”，这一结果震惊了学术圈。“这种能力也许就是道德思维和道德行为的基础。”作者写道，这“可能为小孩子形成更抽象的是非概念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零零几年的时候，还在耶鲁大学实验室中读研的凯丽·哈姆林（J. Kiley Hamlin），偶然看了前辈做的动态演示，里面有一个“登山者”（在幻灯片上用一个长着大眼睛的红色圆圈表示）努力攀登，一个“好心人”（有些实验中用三角形表示）会协助“登山者”，还有一个“搅局者”（用方块表示）处处使坏。之前针对婴儿的研究都专注于婴儿反应的其他方面，但哈姆林好奇，看到登山者身处困境的婴儿是否会偏向好心人和搅局者其中之一。 “成年人一般都喜欢好心人，讨厌搅局者。”如今已经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的哈姆林说，“当时我们认为婴儿不会有与成人相同的好恶。” 韦恩和她身为心理学家的丈夫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与哈姆林合作完成了这个研究。韦恩记得当时自己更加乐观一点；“婴儿会有态度偏向吗？他们心里会有评判吗？直觉上，我觉得这是个很诱人的问题。”她说。“如果我们倾向于认为，婴儿降生后受自身经历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意见，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对实验中的情景）做出反应。但是，也许我们天生就具有一定的辨是非的能力，知道帮助他人的行为和积极的社会交往应该得到赞赏和钦佩。” 事实上，在登山的实验中，6个月和10个月大的婴儿的确看上去有明显的出于本能的见解。根据婴儿注视两个角色的时间，研究者发现，婴儿对好心人的偏爱远多于对搅局者的。这个实验结果“太离奇”，哈姆林说，连研究者本人都不太相信这样有颠覆性的结果。他们又设计了其他实验，用毛绒玩具来扮演好心人和搅局者两个角色。情景短剧结束后，婴儿可以自己选择伸手拿哪个玩偶。“基本上，所有婴儿最后都会选扮演好心人的玩偶。”哈姆林回忆说。 之后，研究者又对3个月大的婴儿进行了相同的实验。这次，研究人员无法让小孩儿伸手拿玩具，因为这个年纪的婴儿还不能完全控制伸手这个动作，所以研究者就记录了被试婴儿的眼部运动。同样，这些婴儿对搅局者表现出厌恶。 “我高兴得快要疯了！”研究人员一般会尽量避免刚刚进入幼年期的儿童，也就是可怕的2龄童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脾气是出了名地臭，要他们完成测试绝非易事。但哈佛大学的幼儿发育研究实验室通过幼儿的利他主义（尽管，对家长而言，这个词听上去挺空洞）行为的研究，差不多已经把这个年龄组变成了自己的专长。 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菲利克斯·沃纳肯（Felix Warneken）起初的兴趣是对小孩子如何看穿别人的意图，以及幼童是否会协助他人达成目标，他希望通过新颖的帮助实验来探查孩子的这种行为。但是，德国马普演化人类学研究所的顾问表示，在实践上这个方法基本行不通。顾问告诉沃纳肯，一旦小不点儿们热乎乎的小手摸到了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把东西攥得死死的，根本不肯松手。”而且，名声赫赫的心理学家之前也论证了，未经社会化的孩子都是自私的，孩子只是以儿童期进步表现的形式习得利他行为。如果他们遵守社会规范就能得到奖励，违反了则会受罚。 沃纳肯将这个想法暂时放在一边，同时进行其他的幼童合作行为研究。一天，他正和一个小孩儿一起拍球。球纯粹意外地滚到了一边，照沃纳肯的话说，“天意如此”。他的第一反应是把球捡回来继续玩，不过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相反，他站在原地，假装努力地捡球，尽管他几乎都没有伸出自己那条大长胳膊。跟他一起玩球的小男孩看到沃纳肯吃力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便起身一摇一摆地朝玩具球走过去。接下来的事情背离了学界不厚道的预期，孩子伸出自己圆滚滚的胳膊，捡起球并交到了巨人玩伴的手上。 接下来的几个月，沃纳肯完成了针对18个月大孩子的实验设计。“在不同的情境下，18个月大的孩子都会伸出援手，而且这个行为是完全自发的。”沃纳肯说，“他们是聪明的小帮手。这并不是后天教育赋予的，没有提醒和奖励的情况下，他们也乐于帮助别人。” 甚至在会牺牲自己部分利益的情况下，幼童也会帮助别人。沃纳肯给我看了一段实验录像，一名幼儿在满是塑料球的儿童泳池里打滚撒欢。显然，孩子玩得很开心。随后，坐在附近桌子旁的一名实验员笨手笨脚地把一支钢笔掉在了地上。实验员做出一副捡钢笔捡得很吃力的样子，同时发出不开心的声音。孩子会悲伤地看她一眼，然后充满责任感地从球池里站起来，捡起钢笔还给研究员。最后，小孩儿如释重负地一下子扑回球池里，而他并不知道，自己这一牺牲小我帮助他人的举动，完全符合利他主义的正式定义。 由于帮助行为是在18个月大的幼儿身上表现出来的，沃纳肯相信这种行为很可能是天生的，并非后天教育或模仿学会的。为了证实自己的假定，他又用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两种灵长类动物之一——黑猩猩——进行实验。成年黑猩猩与2岁的人类幼儿智力相当，他们使用工具的能力、记忆能力大致相同，而且在诱导式学习测试中表现也差不多。 沃纳肯研究的第一只黑猩猩，是在德国的一座动物园里，由饲养员养大的，与特定的一些人相处很融洽。他将人类实验里对黑猩猩而言比较陌生的物体（比如钢笔），换成了它熟悉的东西，比如管理员擦洗设施用的海绵。沃纳肯在走廊里等着，通过摄像头观察管理员手里的海绵掉落后的情况。黑猩猩像是收到指令了一样，蹦蹦哒哒地跑到海绵跟前，轻快地把它捡起，交给管理员。沃纳肯回忆说：“我当时就震惊了！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们竟然真这样做了。我开心得要疯了！” 主动帮助他人也许是人类特有的能力。 狂喜过后，沃纳肯开始质疑，是否人类养大的黑猩猩已经习惯了向给自己喂食的人提供帮助。因此，他又安排其他人进行了相同的实验，而这次实验的地点搬到了乌干达恩甘巴岛黑猩猩自然保护区，那里的黑猩猩都是半野生状态的。实验中，两名研究者要在黑猩猩的面前，扮作为一根木棍激烈争吵状，吵赢了的会将木管放在输家够不到的地方，同时输家要做出一副求木棍而不得的可怜样儿。黑猩猩必须决定，要不要隔着笼子栏杆把胜利品——木棍——递给输家。而很多黑猩猩确实会做出递木棍的行为。 “我原本预期，最初黑猩猩可能会提供帮助，但如果没有任何奖励，久而久之它们就不会这么做了。”沃纳肯说，“但结果不是这样。无论怎样，它们都会去帮助伸手抓木棍抓不到的人，”即便得不到任何回报。 也许黑猩猩是以为它们终归会得到回报，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帮助人类。实验最后一步就是看看黑猩猩是否会帮助同类。为此，沃纳肯设计了一套装置。通过该装置，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黑猩猩可以帮助隔壁笼子里的黑猩猩拿到原本够不到的香蕉或者一小块西瓜。操纵装置的黑猩猩无论如何都拿不到水果，但它们还是会把食物送到同类面前。 沃纳肯针对黑猩猩进行的实验证明，人类的利他主义行为是在演化中形成的一种本能。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幼童会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呢？最近，一些黑猩猩研究表明，黑猩猩只有看到需要帮助的生物表现出灰心丧气的样子时才会提供帮助。人类幼童是否也是类似的“被动型”援助者呢？又或者他们根本无需任何社交暗示，便会向他人提供帮助？沃纳肯又设计了一个实验，在一名2岁儿童面前，一个不动声色的实验员在桌子旁边随意摆弄几个牛奶罐子。实验员完全不知道，其中一些罐子马上就要滚下桌沿了。 实验员没有向幼童求助，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有麻烦。但很多参与测试的孩子都会准确地发现实验员需要帮助，然后冲过去帮忙。将罐子递给实验员之前往往还会欣然大叫“你的罐子掉下来了”。“孩子大概在1岁半到2岁半的时候，便开始显现出这种主动的助人行为。”沃纳肯解释说，“你不需要恳求孩子帮助。他们会主动帮你。”主动地帮助行为也许是人类特有的能力。 质疑对“好孩子”研究的批评意见各有不同，其中争议最多的一项研究应该是针对最小的婴儿的。去年夏天，一群新西兰科学家对凯丽·哈姆林那项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好心人/搅局者”研究提出了质疑，他们发表的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尽管哈姆林雄辩地反驳了批评意见，方法论层面的疑虑却从未远离过婴儿研究者。举例来说，塔西米其实暗暗怀疑，在某些版本的木偶戏中，婴儿选橙色兔子而非绿色兔子，是因为他们就是喜欢橙色，而不是喜欢好人讨厌坏人。（但是，即使交换了衣服的颜色，婴儿对好兔子的偏好仍旧存在。） 另一方面，其他批评者对于这些实验中隐含的发展观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研究者认为，也许这些婴儿看上去天生就有极强的社交能力，但实际上，社交能力也是从简单的感觉和反射逐渐发展而来，发展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与母亲的互动，以及在极短的时间内对社会规范的学习。“我认为婴儿并不是天生就具备社交知识。”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心理学家杰里米·卡彭代尔（Jeremy Carpendale）说。幼童的道德观念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对婴儿的研究都低估了地区文化的影响。乔·亨里奇（Joe Henrich）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他说，利他主义和道德逻辑这样的品质不可能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这一观点在全世界采集狩猎及小规模田耕群落中得到了印证：这些群落有着各式各样的的助人行为，与西方社会相比，丰富性尤其明显。比如，在不同社会中，人们对公共利益和恰当的惩罚的理解就不一样。在亨里奇工作的秘鲁亚马逊地区的马特斯根卡部落中，除直接家庭成员之间以外，人们几乎不会帮助他人，而这仅仅是因为部落成员有与亲属共同生活的习惯。 “有些生物学现象人们觉得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文化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他补充说：“文化会改变你的大脑。”他指了指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脑功能磁共振扫描图中的不同之处。 婴儿研究人员也对自己的工作提出过一些有趣的评论。2009年，沃纳肯写道：“儿童一开始是不加挑选的利他主义者，在成长的过程中，选择性会越来越强。”但如今，他觉得真相不是这么简单，明显的亲社会倾向是与自私倾向不停地斗争的，而不是先于后者出现。 很多让人沮丧的观察结果让儿童高尚的道德倾向这一发现更加复杂。小孩具有很强的部落意识。实验表明， 3个月大的孩子更喜欢与自己相同的种族，而1岁大的孩子更喜欢说本族语言的人。没错，婴儿的确更喜欢好人，除非坏人和婴儿一样会吃全麦饼干。要是好人是吃青豆的，那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除此之外，婴儿也很喜欢惩罚行为。哈姆林喜欢放一段录像，里面小小“义务警员”不仅会在好人和坏人之中间做出选择，还会使劲敲坏人的脑袋。她说，从小孩子的这些自发反应中，“人们能够看到道德评判中我们成人也会犯下但却在努力避免的愚行。” 耶鲁大学的科学家韦恩也对沃纳肯实验中的利他主义婴儿的动机提出了质疑。她提出，那些看似无私的举动其实也许只是适应的结果。任何18个月大的孩子的家长都知道，婴儿的帮助并不都是有效果的。家长要求他们时，无论多么努力，小孩儿都不可能正正经经地搅蛋糕糊糊，也不可能收拾好行李箱（说实话，家长其实也没指望孩子真的干成点什么，只要他们手里有的忙活就行）。也许在特殊情况下，从本质上讲，婴儿其实并不是在努力提供帮助，而只是在向控制着他们周围一切的有权势的成人表现出自己热心助人的天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行为更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谄媚朝臣，而不是特雷莎修女。或许，与自私的懒孩子相比，父母真的会在热心助人的孩子身上倾注更多，因为热心的孩子长大后也会照顾家。演化大概也就是这么回事了。 沃纳肯说，另一种解读是，在更简单的社会中，也许孩童是能够为帮助他人的。他们在采猎部落中为集体的产出率做出与自己得到的那一点点卡路里相称的贡献。“没准，最小的孩子会提最小的水桶，半大的孩子拿半大的水桶，成年女子就得搬大水桶了。”他说。沃纳肯最近一次去刚果金沙萨的时候，做了更多针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我看到有一家人在路上走，他们就跟我说的一样，每个人头上都顶着木柴，而数量多少则是与身材成正比的。”
对很多研究者来讲，这种种复杂与矛盾让婴儿研究这个领域更加有意义。最近，我又跟阿尔伯·塔西米聊了一次。他胳膊里面的钢钉已经取出来了，又可以和朋友晚上出去喝点小酒了。虽然塔西米仍然觉得婴儿是能让人精神振奋的实验对象，可他们身上更阴险的偏好也让他着迷。 “我在努力设计一种针对‘两害相权取其轻’问题的实验方法。”塔西米说：“的确，人类会将事情分成善恶两类，但每一类中都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比如，偷20块钱、强奸和杀人，这三种行为的作恶程度肯定不一样。显然我不能用这样的例子对13个月大的孩子做实验。但是，你可以编排几出连续的道德剧，来看看婴儿是否会形成偏好，他们是否更喜欢相比之下不那么坏的坏蛋。” 的确，婴儿会更愿意从好人手中接过饼干，但如果坏人给他们的不是一块饼干，而是3块，甚至是10块呢？ 在写基金申请报告时，塔西米将自己课题的名称暂定为《诱惑多大，婴儿才会与魔鬼交易？》
摘译自：《史密森尼学会会刊》，Are Babies Born Go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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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ilovekenny > 《待分类》
人之初，性本善吗？心理学研究得出了或许有悖直觉的答案。来源：smithsonianma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