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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03年 戊寅 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 【原文】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白话】（周威烈王）首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姚注】晋国始封于周成王时期，首任国君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姬虞，国名最初是“唐”，其子姬燮继位后改国名为“晋”。在长年的权力争夺和分裂内乱中，晋国公族宗室日渐凋零，政权和土地逐步被诸卿大夫所攫取。至春秋中期，晋国政局由十余家卿大夫所控制。经过更加激烈的兼并，至春秋晚期就只剩下赵、魏、韩、智、范、中行氏六家，即所谓“六卿”。公元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赵、魏、韩四家共同瓜分了范氏和中行氏的领地。前453年（晋哀公四年），赵、魏、韩三家联手灭智。此后，晋国领土中仅剩绛和曲沃两座城邑由国君控制，其余皆为赵、魏、韩三家所有。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赵、魏、韩三家为诸侯国君，史称“三家分晋”。司马光认为这是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资治通鉴》即是由此年开始写起。为此，他还特别撰写了长达一千多字的评论。 【原文】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白话】臣司马光认为：我听说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等级，等级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礼教就是纲纪。什么是等级？等级就是君臣上下有别。什么是名分？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这些官爵身份的高低。 【原文】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白话】以四海之幅员辽阔，万民之人数众多，却都不得不受制于某一位统治者。即便是才能出众、智慧超群之人，也终究不敢不为统治者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因为有礼教作为纲纪吗？所以，天子统领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人百姓。高贵者支配低贱者，而低贱者接受高贵者的支配。在上者驱使在下者，就好像是人的心腹运用手足；在下者侍奉在上者，就好像是人的手足保卫心腹，树的枝叶保护本根。这样，才能上下互相保护配合，使得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在天子的职责中没有比维护礼教更重要的了。 【原文】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①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②；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③。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白话】周文王在推演《易经》的排序时，以乾、坤两卦为首位。对此，孔子解释道：“天在上为尊，地在下为卑，由此确定乾坤的位置。天地的尊卑确定后，人事的贵贱也就明确了。”这就是在说，君臣之间的上下就像天地一样不能互换更改。《春秋》这本书在记载史料时，刻意贬抑制诸侯国君，尊崇周王室。但凡是周王室的人，即便其身份地位不高，也要在排序时将其置于诸侯国君之上，足见圣人（孔子）对于君臣分际的特别重视。如果不是因为这边碰到夏桀、商纣这样的昏庸暴君，那边又遇上商汤、周武那样的仁德明主，使得人民归附而上天保佑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就应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竭力维持。因此，如果微子代纣王而担任商王，那么由成汤创立的商王朝基业就可以永配上天；如果季札担任吴国的国君，那么开国祖先吴太伯的祭祀也不会中断。然而，这两位宁可国家灭亡也不担任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大节绝不可遭到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等级。 【姚注】 ①惓惓，音quán，恳切、忠谨的样子。 ②微子，商王帝乙的长子，商纣王的庶兄。商纣王继位后，微子因多次劝谏不从而逃离。 ③季札，吴王梦寿之第四子。梦寿有四子，长子名诸樊，次子名馀祭，三子名馀昧，四子名季札。梦寿生前曾有意立季札为君，因季札坚辞不受而改立长子诸樊。梦寿死后，诸樊继位，在丧期满后有意将王位让给季札，季札再次坚辞不受。彼时，吴国人皆有意立季札，于是季札离开王室，像普通百姓一样耕作，吴人这才作罢。前548年，吴王诸樊去世，临终前留下遗言将王位传给二弟馀祭，且此后要一直这样兄终弟及传下去，直至王位传到季札手中，以实现父王梦寿之生前夙愿。前531年，吴王馀祭去世，临终前依诸樊之言将王位传给三弟馀昧。前527年，吴王馀樊去世，临终前依言将王位传给四弟季札，这次季札再次拒绝并逃离。吴人无奈之下，只好将立馀昧之子僚为吴王。 【姚论】司马光上一段先阐述礼教的重要，紧接着这一段阐述等级的重要，因为礼教进一步落实就是等级。然而，司马光的这段论述不管是在论据上，还是在论证上，都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司马光说，除非遇到了“桀纣之暴，汤武之仁”，否则都应该去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这句话乍看起来颇有道理，可事实上，由于它给出的标准太过极端而又模糊，以至于在政治实践中必定会引起混乱。举例来说，如果君虽然是暴君，但却没有暴到桀纣那种程度，那还要不要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如果臣虽然仁德，却也没有仁德到汤武那种程度，那还要不要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如果君是桀纣，而臣却非汤武，那还要不要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如果君非桀纣，而臣是汤武，又要不要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再说了，桀纣真如传说中那般昏庸暴虐吗？汤武真如传说中那般英明仁德吗？恐怕未必，就连孔子的学生子贡也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意思是说：商纣王并不如传说中的那么坏，所以君子千万不能沦落到失败低下的位置，一旦如此，那天下的坏事就都要归到他头上了。甚至，我们应该反过来说，就是因为有太多人不守君臣之分，帮助汤武打败了桀纣，汤武才变成了英明仁德之君，而桀纣也才成了昏庸暴虐之君。至于司马光用来作为论据的两个道德楷模，更是经不起推敲。 先说微子，他虽是纣王的长兄，但他是庶子，因母亲身份低贱而根本不具有继承王位的资格（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商纣王虽然是弟弟，但他的母亲是正宫王后，他自己是嫡子，继承王位是理所当然的（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史记·殷本纪》）。因此，司马光所谓的“微子代纣”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微子根本就不具备此项资格，也根本没有人会支持他这么做。不仅如此，微子的道德水准也非常值得怀疑。周武王灭商后，微子持殷商的祭器来到周武王的军门前，脱衣露肉，双手反绑，左边的随从牵着羊，右边的随从拿着茅，自己则用膝盖爬行以恳求周武王的宽恕。于是，周武王释放了微子，恢复了他原先的爵位。（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史记·宋微子世家》）史书上说微子贤能，但除了曾经劝谏过商纣王，劝谏不从就逃跑外，还真看不出有什么贤能之处。当时，远居在孤竹国（今河北秦皇岛一带）、与商王朝关系疏远、原本准备投奔周文王的伯夷叔齐，在途中遇到周武王伐纣大军时，曾极力叩马劝谏他不要“以臣弑君”，更不应该在父亲新丧之际就大动干戈。在得知周武王灭商成功的消息后，二人发誓不食周粟，宁肯饿死在首阳山上。相比之下，作为正宗的殷商王室，纣王的亲哥哥微子，在劝谏不从后逃跑避祸也就罢了，却居然还在武王灭商成功之际，持殷商的祭器来到武王的军门之前，肉袒面缚，膝行求饶，其道德品格实在令人难以恭维。殷商固然是亡在纣王手中，但司马光说如果微子能够代纣为商王，则殷商的王业就能永配上天，恐怕也很难说得过去。 再说季札。司马光认为季札不肯担任吴王是为了维护礼教，而礼教最重要的就是等级，就是臣要听君的话，子要听父的话，弟要听兄的话。可是，季札的君让他继位而他就是不听，这岂非不忠？季札的父让他继位而他就是不听，这岂非不孝？季札的兄让他继位而他就是不听，这岂非是不悌？全国百姓都让他继位而他就是不听，这岂非不仁？司马光说他是维护礼教等级，我真搞不懂他究竟维护在哪了？或许季札最初还能以“弟弟在排序上不能逾越哥哥”为借口而不继任吴王，结果诸樊兄弟还特意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下来，为的就是排名第四的季札能够名正言顺的继位。可是，季札仍然在三哥馀昧死后拒绝继位，你这又是什么道理？如果说季札认为按照礼教必须父死子继而不能兄终弟及的话，那他当初就必须坚决反对三位兄长之间的继承关系，否则就是眼睁睁看着三位兄长破坏礼教。如果说季札认为兄终弟及没有错的话，那他又有什么理由违背父兄之命而拒绝继位呢？他已经是当仁不让，无可逃避了啊！所以，按照司马光的逻辑，季札不但不是什么礼教的坚定维护者，恰恰相反，他是个礼教的彻底破坏者，因为无论是为臣、为子、还是为弟，他都没有做到伏死守节，而显然他的父兄都“非有桀纣之暴”。 季札破坏礼教的结果，是导致吴国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宫廷政变、骨肉相残。在季札拒绝继任吴王之后，吴人立老三馀昧之子僚为吴王，因为僚是现任吴王之子（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馀昧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馀昧之子僚为王——《史记·吴太伯世家》）。可是这样一来，吴国的公子光不干了。公子光是老大诸樊之子，他认为，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老三馀昧死后应该由老四季札继位。现在既然季札不肯继位，兄终弟及的路线走不下去，还得回到父死子继的话，那当然得是由老大诸樊的儿子继位了，怎么能轮到老三馀昧的儿子继位呢？（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史记·吴太伯世家》） 于是，公子光暗中招贤纳士，意图刺杀吴王僚，并最终通过专诸刺杀成功，夺得了王位，是为吴王阖闾。可以说，这场宫廷悲剧完全是由季札破坏礼教所导致的，司马光却说“如果季札继任吴王，那么开国祖先吴太伯的祭祀就不会中断。可是季札为了维护礼教大节不遭破坏，宁可国家灭亡也在所不惜”，这当真是匪夷所思，莫名其妙。更何况，吴王阖闾是吴王梦寿的长子长孙，他当吴王怎么就让吴太伯的祭祀因此中断了吗？此外，吴王阖闾也并非昏君，相反他还是位雄才大略之主。短短几年时间，吴王阖闾就做到了国富民强，兵精粮足，之后重用伍子胥和孙武等不世出的奇才，攻破楚国都城，称霸中原。吴国日后灭亡，是在阖闾之子夫差继位后因志得意满而放松警惕，最终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偷袭得手，但这无论如何怪不到当初的季札不肯继位头上吧？怎么能说是季札为了维护礼教而宁可亡国呢？ 由此观之，司马光这段论述貌似言之凿凿，实则漏洞百出，令人难以恭维。 【原文】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①，辞邑而请繁缨②，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白话】所谓礼教的精义，就在于能分辨贵贱，排列亲疏，裁决是非，处理事务。没有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不同的名位来分别称呼，用不同的器物来分别标记，然后才能够上下分明，井然有序，这也正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和器物都不要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够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曾经为卫国立有大功，但在论功行赏之时，他却谢绝赏赐的封地，而却请求允许使用象征贵族身份的繁缨。对此，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因为封地多给点少给点没关系，但唯独名位和器物是不能随便乱给的，那是君权的象征。如果不坚持政治原则，那么国家就会跟着灭亡。卫国的国君期待孔子能为他处理政事，但孔子却认为首要之事在于正名，因为名位不正就会使得老百姓手足无措。繁缨，这只是个小玩意，但孔子却对其倍加珍惜。正名，这只是个细节，孔子却将其置于优先。这实在是因为一旦名位和器物混乱，那么上下关系就无法维持了。任何事物，没有不是产生于细微之处而逐渐发展变大的。圣人在思考问题时眼光长远，所以能够谨慎地处理细节问题，从而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好。普通人则由于见识短浅，所以每次都要等问题严重后再来处理。处治细节上的问题，用力小而成效大；挽救已经显著的弊端，则竭尽全力也未必能够成功。《易经》上说：“当你发现脚上踩着霜时，就应该知道结冰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了。”《尚书》上说：“每天都要处理成千上万的日常琐事”，谈的都是这类问题。所以说：维护等级最重要的就是匡正名位。 【姚注】 ①仲叔于奚，复姓仲叔，名于奚。公元前589年，卫国与齐国在新筑交战，结果卫军大败。幸好在新筑平民仲叔于奚的领兵救援下，卫军统帅孙良夫才得以逃脱危难，将军队带回国。为此，卫穆侯本拟赏赐他一处封邑，但仲叔于奚谢绝了，他想要的是卫穆侯准许他使用贵族才能使用的繁缨，而卫穆侯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 ②繁缨：指古代天子、诸侯所用辂马的带饰，是贵族身份的象征。繁，音pán，是马颈上的饰物；缨，是马胸前的饰物。 【姚论】司马光在上一段阐述了等级的重要后，这一段紧接着阐述名位的重要，因为礼教进一步落实就是名位和器物。司马光以仲叔于奚和孔子的故事为案例，指出正名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它不能因军功大小而改变混乱。可我们也知道，后世商鞅变法的核心之一就是奖励军功（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重出身，还是重军功，这是儒法之争的主要分歧之一，今后我们还会多次谈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家思想更能顺应潮流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孔子和司马光都是有差错的。 【原文】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①，请隧于襄王②，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③，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 【白话】呜呼！自从周幽王、周厉王失德以来，周朝的运道日益衰退，政治纲纪散乱崩坏，处下位的反过来欺凌处上位的，处上位的权威被取代。诸侯国君不经周天子同意就恣意征讨他国，卿大夫则擅自干预国内的朝政。从大体来看，礼教十成中已有七八成遭到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基业之所以还能够延绵不绝，正是因为周朝的后裔仍然能够坚守名分的缘故。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曾对周王室建有大功，为此他请求周襄王准许他死后使用天子才可以用的“隧葬”的礼仪。对此，周襄王没有同意，回复他说：“这是天子的礼仪。既然没有改朝换代，就不可以允许有两个天子。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叔父您也是会极力反对的。否则的话，叔父您有的是土地，大可以自行举办隧葬之礼，又何必来请示我呢？”于是晋文公因畏惧而终究没有敢违反礼教。 【姚注】 ①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前637年，周襄王为笼络翟人而立翟国女子为后。前636年，周襄王又废黜翟后，引来翟人兴师问罪。同时，周襄王的继母惠后想立自己的儿子叔带为王，遂派党羽作为翟人内应，引导翟人攻入都城。周襄王仓皇逃往郑国，被安排居住在泛邑。前635年，晋文公出兵护送周襄王回京重夺王位，杀死了叔带。 ②请隧：请求死后可以通过隧道下葬。按照礼制，只有天子死后下葬时才能先凿个隧道，通过隧道将棺材抬至墓穴。诸侯国君死后下葬，只能是将棺材是从地面用绳直接缒下至墓穴。 ③叔父：晋文公和周天子都是姬姓，古时天子称同姓诸侯为叔父或伯父。 【姚论】周襄王对晋文公的答复，前半段出自《左传》，后半段节选自《国语》，司马光把这两段拼在一起，给读者的感觉是襄王义正言辞地拒绝，文公因畏惧而不敢有违。可事实却并不完全如此，《左传》的部分（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是全文摘录，而《国语》的部分（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只是摘取了襄王长篇大论中的最后一句。倘若读到《国语》中的答复全文，读者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现全文摘录如下： 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弗许，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馀，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先王岂有赖焉？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足以供给神祇而已，岂敢厌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临长百姓而轻重布之，王何异之有？ 今天降祸灾於周室，余一人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其叔父实应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岂敢有爱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创制天下，自显庸也，而缩取备物，以镇抚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辞之有与？若犹是姬姓也，尚将列为公侯，以复先王之职，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 我们看周襄王的答复全文，他首先花了大量的篇幅阐述礼仪制度的重要性，如果不能坚守住这些礼仪制度，那天子就完全没有权威了。这话自然是没有错，但问题在于晋文公难道不知道这些吗？晋文公当然知道，周襄王也知道晋文公知道。可周襄王明知道晋文公知道，却为何还要花大量篇幅来阐述呢？因为周襄王没有实力，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否则真要以天子的权威，周襄王只要如《左传》中的一句“王章也”就足以把晋文公打发了，何至于喋喋不休地扯出那么长一大串？ 紧接着，周襄王再次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感谢了晋文公的恩德，但其它感谢方式可以有，天子礼仪是真不能同意。因为这样一来，自己这个天子就根本不像天子，其它诸侯也不会拿他当天子看了。所以接下来，周襄王用半哀求半悲愤的口吻说：“如果叔父您能将德政发扬光大，统一天下而后改朝换代，那么您就是名正言顺的新天子，自然就可以使用天子的服饰礼仪，而我也许已经被您流放边疆，那又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如果叔父您仍然保持姬姓，还是只位列公侯的话，那就不要使用天子的礼仪了。我觉得叔父您还是应该努力弘扬德政，那么您想要的东西，该来自然都会来的。您现在让我为了答谢您的恩德而改变天子礼仪，那让我如何向祖先交待，又如何向百姓交待，又如何能再推行政令。要不然的话，叔父您有的是土地，以后自己挖隧道举行葬礼就是了，我又怎么样呢？” 由此可见，周襄王完全没有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所表现的那样义正言辞的权威。事实上，他已经彻底被晋文公逼到无路可走的境地，就像汉献帝被曹操逼到无路可走一样。周襄王的态度非常明显：要么就你来当这个天子，那样你自己想怎样就是怎样。既然你还愿意让我当这个天子，就拜托你给我最基本的尊严。其实你想干什么，我哪里还敢管得了你？你自己去做就是了，何必还要逼着我同意，我还能有点面子吗？ 如果晋文公心里真的尊重周天子，就根本不会提出这样非分的请求。就算他因为内心实在想要而终于忍不住提出非分之请，那也不会听完周襄王如此哀怨的长篇大论，而是应该在周襄王刚开口拒绝就立刻请罪认错。显然，《国语》说文公“遂不敢请”是比较贴切的，《资治通鉴》说文公“惧而不能违”则言过其实。如果非要说晋文公有什么好畏惧的，那也是自己的实力还不够强大，所以他非常务实地放弃了“请隧”的虚名，而选择接受周襄王赐予的大量土地，以扩充自己的势力。 前632年，即文公请隧后又过了三年，晋文公在温邑会见诸侯，想由自己率领诸侯来朝见周天子。可是，晋文公又担心自己的势力不够大，怕有诸侯会背叛自己，遂派人去通知周襄王到河阳来。孔子在读史书看到关于晋文公的这段记载后说：“诸侯是不能召见天子的，所以我在作《春秋》时将这件事写成“周天子在河阳打猎”，就是要对其用一种隐讳的说法。”（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史记·晋世家》） 正是在这次会盟上，正式奠定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而周天子这次也不得不亲自出面配合晋文公演出。由此可见，畏惧礼教的从来就不是晋文公这样的雄主，而只是孔子和司马光这样的儒家学者。只有他们，才会整天在礼教没有被破坏时声嘶力竭要维护礼教，在礼教破坏后又拿不出什么解决方案，只能是千方百计打圆场，甚至不惜为此删减文字、篡改用辞。 【原文】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白话】因此，当周王室的土地已不比曹国和滕国更大，周王室管辖的人口已不比邾国和莒国多时，却仍然能在这数百年来充当天下共主，即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不敢有所欺凌，这是为什么呢？只不过是因为周天子还保有天子名分的缘故罢了。至于鲁国的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以他们自身的权势，已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之所以终究不敢这样做，难道是因为力量不够或心中不忍吗？不是的，那只不过是因为恐惧僭犯名分而招致天下人的一致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将晋国瓜分了，周天子不但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擢升加封，使他们得以位于诸侯国君之列，这就使得周王朝最后仅存的一点天子名分都无法守住而彻底放弃了。那么，先王流传下来的礼教到此就算是丧失干净了！ 【姚论】司马光为了论证礼教名分有震慑权臣不敢“逐君而自为”的功效，列举了季氏、田常、白公、智伯四人为案例。遗憾的是，他这次又犯了严重的举证错误。其中错得最离谱的是“白公之于楚”。 前481年，白公在朝堂上袭击并杀死了楚国重臣令尹子西、子綦，又劫持了楚惠王，将他软禁起来后也准备杀死，只是由于楚惠王的随从背着他逃走了才作罢。于是，白公自立为楚王。一个多月后，楚惠王的属下和前来援救的叶公联合进攻并杀死了白公，楚惠王由此复位。可见，在这个案例中，白公既驱逐国君，又自立为王，完全不存在司马光所谓不敢“逐君而自为”的问题。 接着说田常。田常，即陈恒。田氏本陈国公族之后，汉代为避文帝刘恒的名讳，宋代为避真宗赵恒的名讳，是以后世史书多称其为田常。齐简公在位时，田常与监止担任左右丞相。田常内心非常忌恨监止，而监止的族人子我也正想方设法除掉田常。齐简公内心偏向监止和子我一方，却又迟迟不能处理田常。最终，双方交战的结果是田常获得胜利，子我与监止败亡。齐简公也只能跟着逃走，在逃亡途中被田常的属下抓住并杀死，田常拥立简公的弟弟为国君，是为齐平公。可见，田常何曾如司马光所说的不敢“逐君”？他都已经弑君了。当然，田常确实还没有自立为君，但他已经完全掌控朝政，国君只是他手中的傀儡。约一百年后，田常的曾孙田和废齐康公而自立为国君，并且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史称“田氏代齐”。显然，田常没有自立为君，并非全因对礼教有太多畏惧，只是觉得眼下的时机尚不成熟。就如同曹操没有以魏代汉，司马昭没有以晋代魏，只是想把这事交给儿子来办而已。 再说季氏。鲁桓公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庆父、同、牙、友。桓公死后，嫡长子同继承了君位，是为鲁庄公。其余三子就是后来的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大家族的始祖，因其皆出自于鲁桓公之后，所以又被称为“三桓”。自宣公时代起，鲁国公室日益衰落，国政逐渐被三桓所操纵。三桓之中，又以季孙氏的势力最为强大，季平子驱逐过鲁昭公，季康子又驱逐过鲁哀公。因此司马光所谓的不敢逐君，在季氏这里同样是不成立的。至于季氏之所以没有自立为君，主要是因为他势力还不够大。虽说是三桓中实力最强的，但还远没有强到可以无视孟孙氏和叔孙氏的程度。事实上，季孙氏是需要通过与孟孙、叔孙两家的紧密合作，才能一起对抗鲁君、掌控朝政的，又怎么可能自立为君呢？ 最后说智伯。智伯的情况与季氏非常接近，他虽然也是晋国大夫中实力最强的，曾经驱逐过晋出公，但赵、魏、韩三家的实力同样不弱，并且最终就是赵、魏、韩三家联手灭了智伯，那么智伯又怎么可能自立为君呢？ 综上所述，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司马光的“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这句话时，就会发现里面漏洞百出。首先，这四家权臣都曾经驱逐过自己的国君，根本不存在什么“不敢逐君”的问题。至于“自为”，白公是自己就做了的，田常是留给后代做的，季氏和智伯是因为实力不够而没法做的，但他们都只是自认为时机成熟时就做，时机不成熟时就不做，都根本不存在什么因为畏惧礼教的问题。 【原文】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白话】也许有人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周王室已经非常衰弱，而三晋的势力则非常强盛，就算周王室想不承认三晋，那又有什么用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三晋的势力虽强，可他们如果胆敢不顾天下人讨伐而违背道义、侵犯礼教的话，就不必来请求周天子批准，自立为诸侯国君就是了。如果没有向周天子请求批准就自立为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诸侯国君，就必定会尊奉礼义而去征讨。现在三晋已经向天子请封，而天子又批准了，那就是奉天子之命而成为诸侯国君的，谁还能去征讨他？所以，三晋被列于诸侯，不是三晋破坏礼教，而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礼教。 【姚论】司马光认为只要周天子坚持原则，就一定能够守住礼教名分，但他的论证同样是漏洞百出。 首先，司马光说，“虽然三晋实力很强，但如果他们真敢侵犯礼教的话，那就不必请示周天子，自立为诸侯国君就可以了。他们之所以还要请示周天子，就足以表明他们不敢侵犯礼教。”这个推断显然是有逻辑问题的，对于三晋来说，当然是先请示周天子，周天子不同意再采取其它强硬手段。就好比某人要进入房门的话必定是先拿钥匙开锁，如果开不了锁就会想办法把锁撬了，如果锁撬不开才会考虑破门而入，哪有一个人不先尝试简单便捷手段就直接使用复杂暴力手段的？因此，司马光以三晋请示周天子为由就断定其不敢自立为君，就相当于看到某人用钥匙开锁进门就断言它不敢破门而入一样可笑。 其次，司马光说，“如果三晋不经请示而自立，就属于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诸侯国君，就会尊奉礼仪而征讨。”显然，司马光的说法是一种假设，假设天下有齐桓公、晋文公就如何如何。可问题来了，当时的天下有齐桓公、晋文公吗？答案是没有，按照司马光的逻辑，天下不就是因为没有齐桓公、晋文公才搞到礼教崩坏的吗？天下如果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早就该出面维护，还轮到现在吗？周天子封三晋为诸侯是在公元前403年，而自从前434年晋幽公继位以来，晋国公室出于畏惧心理，竟然主动去赵、魏、韩三家君主处主动朝拜。这难道还不够礼教崩坏的吗？可三十多年就是这么礼教崩坏过来的，也没见有哪个“桓文之君奉礼义征之”。现在赵、魏、韩三家的势力日益强大，而周天子和晋公室的势力日益凋零。晋国公室都可以自降两级，反过来主动朝拜三家大夫，那你让周天子又能怎样？他不过是把三家大夫提升一级，到与诸侯平起平坐的级别，又有什么无法接受的呢？司马光对周天子痛心疾首，却怎么不见他对晋公室痛心疾首呢？怎么不见他对当时没有桓文之君而痛心疾首呢？ 再次，即便天下有桓文之君，可他是否真的会如司马光所说的“必奉礼义而征之”呢？齐桓公对周天子表面上还算客气，周襄王在赏赐祭肉给齐桓公时曾特别指出齐桓公不必下拜，但齐桓公却以维护天子威严为由而坚持下拜了。可晋文公对周天子是什么态度，我们前文已有详细叙述。齐桓公下拜受胙是在前651年，他在对待周天子的态度上还是能谨守本分的。晋文公请隧是在前635年，他就已经开始谋求在地位上与周天子平等了。到了前606年，楚庄王竟然主动问起周朝九鼎的大小轻重，这就是有取周天子而代之的念头。从齐桓公到晋文公，再到楚庄王，他们对周天子的态度越来越恶劣，这或许并不只是由于道德问题，原因更多在于周天子的实力越来越弱，而霸主的实力越来越强，所以他们也越来越有资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短短四十余年，霸主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更何况在三家分晋的前403年，周天子的实力权威又衰弱了两百年。此时别说已没有桓文之君，就算真有桓文之君，你觉得他们还会尊重周天子吗？司马光还盼着“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真可谓是痴人说梦。 【原文】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白话】呜呼！君臣之间的礼教既然已经崩坏，于是天下人便开始以智谋和武力争雄，这就导致当年受周朝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的后裔，江山社稷相继沦亡，百姓也遭到涂炭而几乎灭绝，这岂不是太令人哀痛了？ 【姚论】司马光将三家分晋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性事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我们说“战国七雄”，如果不是晋国分成韩、赵、魏三国，又怎么会有“七雄”之数呢？可是，司马光非要把它往礼教上扯，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在三家分晋以前，天下就不是以智力相雄长的了？更可笑的，司马光竟然把国家灭亡、社稷沦丧、生民涂炭之事全部怪在三家分晋所导致的礼教崩坏上。我们要反问的是，诚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既然这些层出不穷的弑君亡国之事皆发生在春秋时代，那么司马光又怎么能把所有的帐都算在三家分晋头上呢？所以司马迁接下来说：“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礼教的维护，是必须要有实力做后盾的。随着周天子的实力日益衰退，礼教崩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三家分晋之后的礼教确实比之前更加糟糕，但那是因为三家分晋之后的周天子实力比之前更弱，它本身就处在一个不断下跌的趋势之中。司马光过于强调三家分晋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只要周天子不承认三家分晋，礼教就不会更加崩坏，国家就不会被灭亡，生民就不会遭涂炭，这也实在太过书生气了。 【原文】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白话】当初，智宣子打算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果反对道：“立智瑶不如立智宵。智瑶有五项超越常人的优点和一项缺点。五项优点分别是：高大帅气，精通骑射，多才多艺，能写善辩，坚毅果敢。然而，他还有项缺点就是不仁。如果他用这五项优点去欺凌别人而行不仁义之事，又有谁能与他和睦相处呢？如果真的是要立智瑶为继承人的话，智氏家族一定会灭亡。”智宣子拒绝了智果的建议。智果为了避祸，去太史处登记脱离智氏家族，改为辅氏。 【姚论】以事后的发展来看，智瑶继位后果然弄得国破家亡，印证了智果当初的预言，因此世人多赞其远见卓识。但在姚尧看来，智果的这番言论存在许多漏洞。 智果认为智瑶不能继位的主要原因在于“不仁”。那么，什么叫作“仁”呢？这是个内涵极其宽泛的道德概念。实事求是地说，历来有为之君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不仁”的事。因此，智宣子本人是否真的把“不仁”看成缺点都很难说，或许他心里正在嘲笑智果的书呆子气。 从智果归纳的五项优点来看，基本属于个人魅力的范畴，这或许也是智宣子喜欢智瑶的原因所在。可这五项优点中除强毅果敢外，基本上都不属于作为优秀领导者的必备素质。通过智瑶日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发现他的缺点是很多的，比如骄傲自负，比如心胸狭窄，比如贪图小利，比如有错不改，比如刚愎自用，比如缺乏城府，这些都是身为领导者的大忌，可为什么智果却都不提呢？身为一个反对智瑶的人，为何智果说优点可以列举出五个，说缺点却只说一个模模糊糊的“不仁”呢？这岂非严重的不符合比例原则？如果我是智宣子，我甚至会因此而更加支持智瑶，因为他优点是如此之多，缺点却根本无足轻重。 不仅如此，智果认为智宵比智瑶更适合做继承人，却丝毫没有分析智宵的优缺点，有你这样做推荐的吗？我们合理推测，大概智瑶的优点就是智宵的缺点，智瑶的缺点就是智宵的优点。也就是说，智宵文的也不行，武的也不行，长相也不行，口才也不行，性格也不行，那他有什么行的呢？他品德比较好，他有“仁”。在智宣子看来，这不就是个没用的滥好人吗？怎么可能把江山社稷交给这样的继承人？他甚至会怀疑，智果是不是就想找个比较好糊弄的领导，这样以后混日子能更舒服些？ 由此可见，智果虽然预料到智氏日后的命运，但他对智宣子的这番劝谏在文辞和逻辑上是非常糟糕的。智果并没有真正做到把话说清楚、讲明白，他仅用“不仁”二字就试图否决智宣子欣赏器重的爱子，其分量显然是不够的。严格来说，智果并没有完全尽到良臣的责任。 【原文】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 ；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白话】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的叫伯鲁，小的叫无恤。赵简子在确定继承人时，也不知道立哪个好，就把一段训诫的言辞刻在竹简上交给两个儿子，并嘱咐他们：“谨记在心！”三年后，赵简子再次问起竹简之事。伯鲁已经完全不记得竹简上的话，让他把竹简拿出来，也已经找不到了。反观无恤，竟然能对竹简上的话背诵如流，让他去把竹简找出，他当即就从袖子中取出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非常贤德，立他为继承人。 【姚论】司马光将智宣子和赵简子立储之事并列于此，用意是为后面的德才之辩埋下伏笔，因为赵简子是立德而兴国，而智宣子是立才而亡家。不过，正如前面的智氏一样，这里的赵氏也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一段训诫放在三年后再问，显然它并不具有太强的时效性，多半是修身齐家的格言之类。可以想象，这段训诫应该是合乎情理的，但也不至于石破天惊。因此，在平常没有特别提醒的情况下，赵伯鲁时隔三年后记不起来，这并不是特别严重的错误。仅因父亲曾交代过一句“好好记住”，就要在三年之内反复背诵，相信正常家庭都不会如此，毕竟父亲三年内可能还会交待很多其它事情。当然，把父亲郑重赐予的竹简给弄丢，这事确实是不对的，但终究也不会造成什么重大损失。所以，我们只能说赵伯鲁不够认真谨慎，但这个不够认真谨慎也仍在常情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内，并不能上纲上线就说他品德不好。反观赵无恤，其做法则显得非常不合情理。时至今日，让我们每天贴身携带一本纸质书都会觉得不适应，更何况是沉重的竹简？将已经背诵如流的沉重之物在袖中放置三年之久，这又岂是正常人所为？只能有两种可能：第一，赵无恤深谙父亲的性格和心思，知道他喜欢在细节考察人品，赐予竹简必有深意，所以赵无恤宁可忍受着不适也要每天携带竹简。第二，赵无恤为了争得储君之位，在父亲身边安插了眼线，知道父亲打算近日将考察此事。无论是哪种可能，都足以证明赵无恤心思缜密，但都不能证明他的品德有多高尚。 【原文】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白话】赵简子派尹铎去镇守晋阳（今山西太原）。临行前，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像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还是把晋阳发展成可靠的保障之地？”赵简子回答道：“当然是作为保障。”于是尹铎就任后立刻减轻赋税。赵简子对儿子赵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危难，真正最可靠的退路就是晋阳。你不要轻视尹铎地位不高，也不要害怕晋阳路途太远，一定要以那里为归宿。” 【姚论】人生总是顺境与逆境相交替，在逆境中坚定信念、百折不挠固然不易，在顺境中谦虚谨慎、未雨绸缪则要更难。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所以无论眼下如何顺风顺水，都要懂得居安思危，为自己留有退路，以便能从容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无妄之灾。既然是准备退路，就不要对利益太过锱铢必较。争夺利益本身并没有错，但那应该是在前线上争，在安排退路时就不能只想着利益，而应该以安全保障为优先考量。 【原文】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虿①，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白话】等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即智瑶）继位掌权，与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在蓝台设宴。席间，智伯先是戏弄了韩康子，接着又侮辱了他的家相段规。智国听说此事后，劝谏智伯说：“主公您不对灾难做出预防准备，那么灾难就一定会到来的！”智伯回答道：“有没有灾难那得取决于我。我不去给别人制造灾难，那世界上哪里又会有灾难呢？”智国道：“话不是这样讲的。《夏书》上说：‘一个人如果经常犯错，那么他所招来的怨恨又岂会都表现在明处？不能因为它没有表现出来就不加以提防。’君子能够在小事情上认真谨慎，所以就不会有大的灾患。现在主公出席一场宴会就羞辱了人家的主君和家相，又不加以防备，说‘他们不敢兴风作浪’，这种做法恐怕是不行的吧！蚊子、蚂蚁、蜜蜂和蝎子这样的虫子都能害人，更何况是主君和家相呢？”智瑶听不进去。 【姚注】 ①蚋，音ruì，小蚊。虿，音chài，蛇、蝎类毒虫。 【姚论】智伯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其实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毕竟他在晋国四大家族中实力超强，只有他主动进攻别人的份，而不会有谁敢来招惹他。可是，当他对三大家族轮番发难后，就应该想到对方有可能反击了。能否居安思危，这是赵氏所以兴，而智氏所以亡的根本原因。 【原文】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①，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②，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响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 【白话】智瑶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本不打算给。段规说：“智伯贪财好利而又性情刚愎，如果不给，他一定出兵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拿到土地后会形成思维惯性，接着又会向别人索要。如果别人不给，他就必定会对别人动武，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免于眼前的祸患而后等待事态的发展变化了。”韩康子说：“有道理。”于是，韩康子派使者献上有万户人家的城邑给智伯。 【姚注】 ①愎，音bì。固执，任性。 ②狃，音niǔ。狃于，有“习惯，拘泥，因袭”之意，如：狃于习俗，狃于常礼，狃于成见。 【姚论】段规对于智瑶“好利而愎”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其日后的败亡也都源于这四个字。再次让我们感到叹息的是，作为外人的段规都能看得如此清楚的事情，为什么智果在劝智宣子不要立智瑶为继承人时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却总是说不到关键点子上呢？ 【原文】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白话】智伯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本来也不打算给，他的家相任章问：“为什么不给他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前来索要，当然不给了。”任章说：“智伯无缘无故索要他人领土，这必定会引起各大家族的恐惧。我们如果给了他土地，就会使得智伯骄纵。智伯因骄纵而轻敌，我们这些被敲诈的家族则因恐惧而亲善，以亲善团结的军队来对付骄纵轻敌的智伯，可以预料，智氏的命运已经不会太长了。《周书》上说：‘将要灭亡一个人之前，先帮助他一下；要夺取一个人的利益时，先给他一点好处。’主公不如先给智伯土地，让他骄傲自大，这样我们就可以结交盟友以共同对付智氏，又何必现在单独成为智氏的靶子呢？”魏桓子说：“有道理。”于是也把一个万户人家的城邑献给了智伯。 【姚论】段规劝韩康子献地给智伯，目的是为了转移祸水。任章劝魏桓子献地给智伯，目的是为了结友骄敌，以期能合众人之力打败智伯，其谋略之深远又胜过段规一筹。智伯想要扩张领土本没有错，四大家族谁不是靠持续扩张做大的。可是此前的扩张之所以成功，在于联合多数以吞并少数，如六卿中的智、韩、赵、魏四家联合吞并范氏和中行氏。现在智伯完全可以照此办理，与韩、赵、魏中的两家亲善而吞并其中一家，如此必能统一整个晋国，乃至最终取而代之。但是智伯的做法，却是以少数得罪多数，硬生生地逼着所有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这又是何等的“大不智”？如此缺乏远虑之人，智果却只说智瑶不仁，岂不可笑？ 【原文】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白话】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蔡和皋狼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的甲兵前去攻打赵家。赵襄子准备逃出晋国首府新田（今山西侯马），问左右：“我应该投奔哪里去呢？”随从回答道：“长子（今山西长子）距离最近，而且城墙坚厚完整。”赵襄子说：“人民刚刚竭尽全力修筑好城墙，现在又要他们卖命守城，谁会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死与共呢？”随从又说：“邯郸（今河北邯郸）仓库充实。”赵襄子说：“仓库充实是因为官员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现在又让人民上战场送命，谁会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死与共呢？还是去投奔晋阳吧，那里是我们赵家的老根据地，尹铎对待当地人民又很宽厚，人民一定愿意与我们和衷共济。”于是，赵襄子投奔晋阳。 【原文】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①。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②。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白话】智伯率领三家联军围攻晋阳，而后引汾水灌城，水面距离城头仅差三版的距离。百姓家的炉灶因水淹而崩塌，满地都是鱼和青蛙，但人民仍然没有背叛之意。智伯乘车巡视水势时，魏桓子为其驾车，韩康子在右边护卫。智伯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水也可以让人亡国的。”听到这话后，魏桓子用手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用脚轻踩了一下魏桓子，二人心照不宣，因为汾水也可以用来灌安邑（今山西夏县，魏氏家族的根据地），绛水也可以用来灌平阳（今山西临汾，韩氏家族的根据地）。 【姚注】 ①三版：高二尺为一版，三版即为六尺。 ②御者，驾车。骖乘，音cān chéng，护卫。古时乘车，尊者居左，御者居中，骖乘居右。智伯乘车时以魏桓子为御者，以韩康子为骖乘，显然有居高临下，视其为臣属之意。  【原文】絺疵①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②。絺疵请使于齐。 【白话】智氏的谋臣絺疵对智伯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伯问：“你怎么知道？”絺疵回答道：“我是根据人之常情来推断的。我们会同韩魏两家的军队来进攻赵国，一旦赵国灭亡，接下来必定就轮到韩魏了。这次我们和韩魏约定，灭赵后三家瓜分其领土，现在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要被洪水彻底淹没，城内百姓杀马为食，破城已是指日可待。然而，韩康子和魏桓子两人居然没有高兴的表情，反而是面有忧色，这不是要反叛又是什么？”第二天，智伯将絺疵的话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二人说：“这是奸臣在为赵氏游说，希望主公您对我们两家疑心而松懈了对赵家的进攻。否则的话，我们两家岂不是放着早晚就能到手的赵家领土不要，却去做那种危险而又不可能成功的事吗？”待到二人出去，絺疵走进来质问智伯：“主公您怎么能把我昨天的话告诉韩康子和魏桓子？”智伯问：“你又是怎么知道？”絺疵回答说：“我发现他们见到我时凝视了一下，然后匆忙离去，显然他们这是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智伯仍然不肯悔改，于是絺疵为避祸而请求出使齐国。 【姚注】 ①絺疵，音chī cī。 ②悛，音quān，悔改。 【姚论】作为谋臣，韩康子手下有善识人的段规，魏桓子手下有善远虑的任章，而智伯手下有善明察的絺疵。相较于智果的含糊，絺疵是切实尽到自己责任的，他无愧于智氏的社稷之臣。可惜的是，智伯固执己见，死不认错，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覆亡。通过智伯和絺疵的对话，我们再次感叹段规对于智伯“好利而愎”的判断是何其精准，也再次奇怪，智伯刚愎自用的缺点这么明显，为什么智果当初就没有和智宣子提出来呢？孔子在《论语》中对“仁”有着极其丰富多样的解释，如“爱人”，如“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如“克己复礼为仁”，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无论如何，“不仁”和刚愎自用、知错不改总扯不上边吧？ 【原文】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① 【白话】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道：“我听说唇亡则齿寒。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魏了。”二人道：“我们心里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担心事情还没办好而谋划泄露，那就马上要大祸临头了。”张孟谈道：“谋划出自二位主公之口，进入我一人之耳，又会有什么纰漏呢？”于是二人与张孟谈密谋，约好起事日期后送他回城。当夜，赵襄子派人杀死智伯军的守堤官吏，而后决堤反过来水灌智伯军。智伯军因救水而大乱，韩魏两家从两翼夹击，赵襄子则率士兵正面进攻，大败智伯军。于是杀死智伯，又将智氏家族尽数屠灭。只有辅果得以幸免。 【姚注】 ①辅果，即智果，前因谏智宣子勿立智瑶不从而改姓辅。 【原文】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①，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不砥砺②，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白话】臣司马光认为：智伯之所以灭亡，在于他的才能胜过了品德。才能与品德，这是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楚，一概称之为贤明，这就是他们经常看错人的原因。所谓才，指的就是聪慧、明察、坚强、刚毅；所谓德，指的就是公正、率直、中庸、平和。才，是德的凭借；德，是才的统帅。云梦产的竹子，是天下最强劲的，可是如果不矫正弯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以射入坚物。棠溪产的铜器，是天下最精利的，可是如果不经过熔铸锻造，不磨砺出锋刃，就不能用来作为兵器攻击强敌。所以说，德才兼备就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就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就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就称之为小人。选拔人才的策略，在于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任用小人，不如任用愚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君子会把才干用在行善上，而小人会把才干用在作恶上。把才干用于行善，则处处皆善；把才干用于作恶，则无恶不作。愚人尽管也想作恶，但由于智计不够，力量不足，就好像刚出生的小狗扑过来咬人，人很容易就能制服它。可是小人既有足够的智计来做坏事，又有足够的力量把坏事做得很大，这就是如虎添翼，危害性岂非很大？德行，是令人敬重的；而才能是令人喜爱的。人们对于喜爱的东西，总是容易亲近；而对于敬重的东西，总是容易疏远。所以，察选者经常会被人才的才干所蒙蔽而忽视了他的品德。自古以来，国家里的乱臣，家族中的败子，大多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又岂止是智伯一人？因此，国家领导人在选拔人才时能够审视德与才的不同，懂得怎样区分先后轻重，就不用担心看错人了。 【姚注】 ①不矫揉，不羽括：矫，使曲者变直；揉，使直者变曲。羽括，在箭尾配上羽毛。一枝箭分为箭头、箭杆和箭羽三部分，箭头用于杀伤，箭羽用于提高飞行中的稳定性。 ②不镕范，不砥砺：镕范，熔铸的模具；砥砺，磨刀石。 【姚论】司马光通过智伯的败亡引出一段德才之辩的宏论，遗憾的是，司马光试图厘清德才之差异，却带来了更大的混乱和漏洞。接下来，我们一一分析。 首先，司马光认为智伯的败亡是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这显然是没有搞清楚，才是分很多种的。智瑶真的是“才有余”吗？从智果所谓“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来看，好像是这样的。可我们有必要细究，智瑶所具备的都是什么才。美鬓长大，说的其实是长相；强毅果敢，说的其实是性格。射御足力，指的是武才，伎艺毕给，指的是艺才，巧文辩惠，指的是文才和口才。由此观之，智瑶的确是很有才。以他的武才，可以成为军事家；以他的艺才，可以成为艺术家；以他的文才，可以成为文学家；以他的口才，可以成为外交家。可惜的是，智瑶具备这才那才，就是不具备作为领袖的君才，却被安排到领袖的位置上。韩信说刘邦“不善将兵，而善将将”，这便是指刘邦的文才、武才、口才、艺才等虽不一定出众，但君才却是凤毛麟角，故能统御具备文才、武才、口才、艺才之士为其所用。因此，智瑶如果被安排在别的行业或职位上，或许是“才有余”的，但作为领袖，他完全不是“才有余”，而是严重的“才不足”。 其次，司马光认为世人不能辨别才与德的差异，一概称之为贤明，所以经常看错人。为此，司马光对才与德分别给出四个字的定义。可是，这个定义不给还好，一给反而造成了更多的混乱。 司马光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显然，聪和察可以称为才，而强和毅明显是更接近于德。更何况，智伯羞辱了韩氏的君相，又问韩魏两家索要了领土，却不知对两家采取防备措施，这哪里算是聪慧了？絺疵已经将韩魏两家必反的原因分析得如此清楚透彻，智伯却一点都听不进去，这哪里算是明察了？既然智伯既不会聪慧，也不明察，那司马光又怎么能得出智伯“才有余”的结论呢？至于司马光说“正直中和之谓德”固然是讲得通，但这也未必不属于才的范畴。智伯恃强凌弱羞辱韩氏君相，这固然是道德上的不“正直”，亦可理解为才能上的不智，毕竟对方仍具有相当的实力。智伯无故索要领土，不成功就出兵攻打，这固然是道德上的不“中和”，亦可理解为才能上的不武。征讨扩张这本身无所谓对错，但聪明的领袖都知道，每次出兵都必须要有个合理的政治口号，这样的军队就是正义之师，才更容易打胜仗。可见，德与才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司马光强行一分为二，反而容易引发混乱。 再次，司马光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这套公式看似简单便捷，实则漏洞百出。举例来说，韩信是秦汉之际最伟大的战略家，然而在他成名之前，却是个四处惹人讨厌的问题青年。按照《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说法，韩信并没有什么好的出身（始为布衣），家里贫穷又没什么好的品德操行（贫无行），既不能被推选为小官吏（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经商谋生（不能治生商贾），整天到人家家里蹭饭吃（常从人寄食饮），大家都很讨厌他（人多厌之者）。混饭时被南昌亭长驱逐，感谢漂母赠饭时被抢白，走在街上又被淮阴市井羞辱。显然，韩信虽不能说是道德败坏，但也很难称其品行有多高洁。尤其是和他那不世出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相比，韩信无疑是“才胜德”的。要按司马光的说法，韩信可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了。那么，刘邦任用韩信为大将军，之后百战百胜、席卷天下，这是用对了呢，还是用错了？ 同样是在刘邦账下，谋士陈平最初投奔的是魏王魏咎，在项羽东渡黄河破釜沉舟时投靠项羽，最后才在在魏无知的引荐下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对陈平非常器重，这也引来周勃、灌婴等一班沛县旧臣的嫉妒，纷纷在刘邦面前进谗言，说据传言陈平曾有盗嫂受金的不端行为，是个品行不佳之人，不能委以重任。于是刘邦开始怀疑陈平，遂将引荐者魏无知召来责问。魏无知回答道：“微臣所推荐的，是才能。陛下所责问的，是品行。我们假设现在有个人，他的品行有如尾生、孝己那样端正，可是对战争的胜负却毫无帮助，陛下又哪有时间去用这种人呢？楚汉双方正在激烈对峙，我举荐的是善于出谋划策的奇才，只需要考虑他的谋略是否对于国家有用即可。至于他过去是否曾经跟嫂子私通，是否接受过其他将领的钱财，这种事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 魏无知的这番言论，正是对司马光所谓“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有力驳斥。司马光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但是作为曾盗嫂受金，明显是才胜于德的“小人”陈平，自始至终都在用心辅佐刘邦，为他出谋划策，屡立奇功。即使是在刘邦死后，陈平还竭尽全力维护刘家社稷，平定诸吕之乱，辅佐汉文帝登基。难道司马光能说，刘邦任用陈平是用错了吗？陈平这个“小人”给刘邦作了什么恶，又为了什么害？ 事实上，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既有正直光明的一面，也都有自私阴暗的一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真正英明的领袖，除了细究下属的私人品德外，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建立合理的制度和文化，使得有才者能人尽其才，而又不至于违法乱纪。毕竟，才能是容易体现的，而品德是难以衡量的。按照司马光的这套取人之术，则国家政治必定会陷入无休止的互相夸耀和攻讦之中。一个政治人物，粉饰自己的德行总是比彰显自己的才能更容易。对于政敌，则无论其多么有才能，你也总是能够找到他道德上的瑕疵而将其击倒。司马光自己所身处的大宋王朝，不正是在这种无休止的新旧党争中走向灭亡的么？ 【原文】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 【白话】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土地。赵襄子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作为饮酒的器具。 【姚论】智伯将赵襄子逼至几乎亡家灭种的绝境，赵襄子因而对他恨之入骨，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作为政治领袖，处事必须要有深谋远虑，不能任凭情绪宣泄而恣意妄为。赵襄子尽灭智氏之族，已经达到斩草除根的效果，又何必再去侮辱智伯？智氏作为晋国最大的家族，家臣故吏众多，岂会因一战而尽绝？侠义忠贞之士不忿于故主亡家灭种后尸首还遭到侮辱，舍命为其报仇，这应该也是顺理成章，必然会发生的。即便没有人舍命复仇，赵氏瓜分了智氏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战国策》上说赵氏多分了十城），将来该如何管理？纵使百姓们不敢举兵造反或者冒死行刺，可他们心里难道不会对赵氏充满抗拒吗？这势必会极大动摇赵氏的统治基础，增加赵氏的管理成本。赵襄子只因一毫无必要的情绪化举动，就造成如此恶劣的政治影响，实在是太不应该。 【原文】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 【白话】智伯的家臣豫让想为故主报仇，就伪装成受刑的差役，暗藏匕首，在赵襄子的住处打扫厕所。赵襄子准备上厕所时，忽感心动不安，命人四下搜索，把豫让抓了出来。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赵襄子说：“智伯死后已没有继承人，可是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个义士，我小心躲着他就是了。”于是下令释放豫让。 【姚论】赵襄子的做法是正确的，或许他头脑冷静下来后，也意识到当初将智伯的头颅油漆后作饮器的错误。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豫让的冒死行刺是为故主智伯报仇，如果赵襄子当即处死豫让，则必定又会有后来人为故友豫让报仇。作为侠义忠贞之士的豫让，恐怕还真有不少同样不怕死的朋友。如此一来，赵襄子可就永无宁日了。 【原文】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白话】豫让被释放回家后，用漆涂遍全身，使自己身上长满癞疮。接着又吞下火炭，把自己声音弄得嘶哑。走在街上乞讨时，连他的结发妻子也认不出来。不过途中遇见一位故友，认出了他是豫让，故友垂泪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愿意投靠赵氏，必定能够获得赏识重用。到那个时候，你想怎么样做都可以，不是要更方便吗？何苦把自己伤害成这样？用这种方式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一旦我委身做了赵氏家臣，届时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自己也知道，我现在的这套做法想要成功，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我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为人臣子而又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于桥下。赵襄子的车驾走到桥前时，马突然受到惊吓。赵襄子下令搜索，再度抓获豫让，遂下令将其处死。 【姚注】我们读《资治通鉴》这段文字，感觉是赵襄子第一次释放豫让，第二次就不再饶恕，抓到后就立即处死。可事实上，根据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豫让在被捕之后曾与赵襄子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赵襄子和豫让，不知道司马光为何删去而不转载至《资治通鉴》中，现全文摘抄如下：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 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豫让，是晋国人，以前曾经做过范氏和中行氏的家臣，但一直没有什么名气。后离开转投到智伯门下，智伯对他非常器重和宠信。再后来，智伯出兵讨伐赵襄子，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合谋灭了智伯，瓜分了智氏的土地。赵襄子对智伯怨恨最大，把他的头颅油漆后作为饮器。豫让逃亡到山中，听说此事后感叹道：“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是真正了解我赏识我的人，我一定要舍命为他复仇，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唯有如此，才能让我死后的魂魄不至于感到羞愧。” （此处译文略去《资治通鉴》已有记载之部分） 豫让告别朋友之后，没过多长时间，赵襄子正好要外出，豫让就事先埋伏在赵襄子必经的一座桥下。赵襄子的车驾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赵襄子说：“这必定是豫让在此。”派人前去查问，果然是豫让。于是，赵襄子列举豫让的罪过而质问他：“你过去不也曾经侍奉过范式和中行氏吗？智伯将这两家灭后，也不见你为他们报仇，反而是委身投靠智伯，做了他的家臣。现在智伯已经死了，你又何必这么执着，非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道：“我在范氏和中行氏门下为臣时，他们只是把我当一般人看待，所以我也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是像对待国士一样对待我，因此我也必须像国士一样报答他。”赵襄子感慨叹息，流着眼泪说：“唉！豫先生，您为智伯尽忠到这种程度，美好的名声已经成就了。而我宽赦您到这种地步，也算仁至义尽了。请您为自己考虑考虑吧，我真不能再释放您了。”豫让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会掩盖别人的美德，而忠贞的臣子理应为自己的名节献身。上一次您宽赦我，天下人无不称赞您的贤明。今天的事，我固然是难逃一死。可是我还是恳请您把衣服拿来让我击打一下，以此来表达我为智伯报仇的心意。这样，我就真的是死而无憾了。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也不敢有太多期望，只是斗胆向您陈述我内心的想法。”赵襄子为豫让的忠义所感动，便派人将自己的衣服拿给豫让。豫让拔出剑，对着衣服跳起来刺了三下，说道：“这下我可以在九泉之下报答智伯了！”说罢拔剑自刎。豫让死的那天，赵国的志士听说这个消息后，都为他痛哭流泪。 【姚论】赵襄子允许豫让击打自己衣服的做法，无疑是正确而高明的。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赵襄子在成全豫让好名声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好名声。原本智氏的家臣，在得知豫让以击衣的方式为智伯报仇后，心中那种急切报仇的愤恨之情就得到了极大的疏解，他们也不必再舍命刺杀赵襄子了。甚至，他们还有可能会为赵襄子的宽厚仁义所打动，真心实意投靠赵氏。当初赵襄子以智伯头颅为饮器积累下的怨气，就通过允许智氏旧臣击打自己衣服的义举而释放掉了。 豫让死后，千百年来皆被奉为忠贞侠义之士。他留下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以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亦是千载流传的名句。胡曾，是唐代著名的咏史诗人，有咏史诗150首，皆以地名为题，品评当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豫让桥》一诗中，他是这样写的： 豫让酬恩岁已深， 高名不朽到如今。 年年桥上行人过， 谁有当时国士心。 然而，明初的方孝孺却对豫让相当不以为然，在其名篇《豫让论》中，方孝孺认为“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现全文摘录如下：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有余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觍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士君子建立功名，侍奉主君，既然被称作知己，就应当拿出全部的智慧和谋略，真诚地劝告，巧妙地开导，在祸患尚未显露时就予以消除，在动乱发生之前就维持住稳定，使自己不受伤害而主君平安无事。活着的时候是著名的忠臣，死了以后做高尚的灵魂，美名流芳百世，光辉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君子。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而只是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捐躯自尽，沽名钓誉，惊世骇俗，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我曾经根据这个原则评论过豫让。豫让是智伯的家臣，在智伯为赵襄子所杀后舍身为他报仇。豫让的显赫名声，即便是没有知识的平民百姓，也无人不知道他是位忠臣义士。呜呼！豫让之死，固然是可以称为忠了。我们只是惋惜，他在处理死亡的方式上，还是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仅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所要做的事情特别艰难，我是想用这种行为来让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我们怎么还能说他不忠呢？可是再看他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击打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只是把我当一般人看待，所以我也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至于智伯，他是像对待国士一样对待我，因此我也必须像国士一样报答他。”以此而论，豫让还是有不足之处的。 段规做韩康子的家臣，任章做魏献子的家臣时（应该是魏桓子，此处为方孝孺之误——姚注），也没听说主君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极力劝说他们的主君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通过割让土地的方式来让智伯骄纵，以加速其灭亡。絺疵作为智伯的家臣，也没有被当作国士来对待，可是他却能够洞察韩魏的企图而劝谏智伯要加以防范。虽然智伯最终没有采纳絺疵的谏言而导致灭亡，但絺疵已经完全奉献了自己的智谋和忠告，他真的是可以问心无愧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所谓国士，那是要为国家扶危济困的人。当智伯索求领土而贪得无厌之日，当智伯放纵欲望而荒唐暴虐之时，作为豫让，正应当竭尽才力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主君，对他说：“作为诸侯大夫，应该各自安分地守住自己分内的领土，而不要互相侵占抢夺，这是自古以来的礼制。现在我们无缘无故问人家索取领土，如果人家不给，我们必定会产生忿恨之心；如果人家给了，则我们必定会产生骄纵之心。忿恨必然会引发争斗，争斗则必定会导致失败；骄纵必定会导致傲慢，傲慢则必定会导致灭亡。”豫让应该耐心诚恳地劝谏智伯，如果智伯不听，那就再谏一次。如果再谏仍不听，那就谏第三次；如果第三次还不听，那就把后来伏剑自杀的行动放在这个时候。如此一来，智伯虽然冥顽不灵，但受到豫让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幡然醒悟，与韩魏保持友好，解除对赵氏的围困，以保全智氏宗族，使他们的香火祭祀不致中断。倘若真能这样，则豫让可谓是虽死犹生，岂不胜过日后击打赵襄子的衣服而后自杀吗？可惜的是，豫让当时就连一句劝谏开导主君的话都没有说。他看待智伯的败亡，就像越国人远远观望秦国人的肥瘦一样。所谓的国士之报，难道就是这样袖手旁观，坐等成败吗？要一直等到智伯被杀之后，豫让才压抑不住心中愤怒的血气，心甘情愿加入到刺客的行列，这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不过，虽然豫让配不上国士的称号，但是与那些早上还是仇敌，晚上就可以成为君臣，厚着脸皮还洋洋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在豫让面前就真是个罪人了。唉！【译完】 对于方孝孺这篇文章的观点，姚尧是完全不认可的。可是由于此文名气甚大，流传甚广，还被收入《古文观止》，后人多以积极正面的态度赞赏此文，因此，为了不让读者产生理解偏差，我们有必要拿来作详细讨论。 按照方孝孺的逻辑，段规和任章在韩魏并没有获得国士的待遇，但是他们帮助自己的主君度过了危难。絺疵也没有获得国士的待遇，但是他多次向智伯献策谏言，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可是反观豫让，获得了国士的待遇，却没有尽到国士的责任。那么，豫让应该怎样才算尽到国士的责任呢？方孝孺认为，豫让应该要在事先耐心规劝。如果智伯不听，豫让就要一劝再劝，如果再三劝不听，豫让就应该用伏剑自杀的方式死谏，用生命来点醒智伯。若能如此，豫让才算够格称得上国士。真的是如此吗？我们逐一来分析。 首先，段规是韩氏的家相，任章是魏氏的家相，曾经劝主君忍辱负重，又曾劝主君割让领土，这岂是一般臣属敢说的话？此二人政治地位极高，又深得主君信任赏识，所以才敢和主君说这种话而不担心被主君猜疑。方孝孺说此二人没有国士的待遇，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有国士的待遇？至于絺疵，他可以每日出入智伯的住宅，可以质问智伯为什么把自己的话告诉韩康子和魏桓子，这样都不算国士待遇，那什么才算国士待遇？ 其次，方孝孺认为，豫让没有在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极力规劝乃至于死谏，是没有尽到责任的表现。要照这么说，絺疵也没有尽到责任，他只是在水淹晋阳时提醒了智伯要提防韩魏，却没有在最开始的时候劝阻智伯向韩魏索要领土，也没有劝阻智伯发兵攻打赵氏。即便是在提醒智伯提防韩魏一事上，絺疵也没有如方孝孺所要求的那样“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则伏剑自杀以感动智伯”。絺疵只谏了两次，发现智伯听不进去，就为避祸而请求出使齐国了。像这种缺乏恒心毅力的人，方孝孺怎么能认为他已经奉献了自己全部的智谋和忠告，可以完全问心无愧了呢？显然，任何人才都是有局限性的，不能说主君犯了错误，就都归咎于臣属，尤其是把主君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某一个臣属。智国劝谏智伯不要侮辱韩氏君相，絺疵劝谏智伯提防韩魏反攻，智伯只要听从了他们的谏言，就可以避免灾祸，为什么非得要求这些话必须从豫让口中说出来呢？ 再次，方孝孺说豫让看待智伯的败亡，就像越国人远远观望秦国人的肥瘦一样。这简直就可以说是血口喷人了！你知道豫让当时在什么地方？很可能豫让当时根本就不在智伯身边，否则以他的忠义，在战场上就与智伯共存亡了。或许豫让正在为智伯看守大本营，或许豫让正在为智伯驻守边疆以防御秦楚，这都相当有可能啊！组织发展本来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难道只有心思缜密的谋士才可以称为“国士”，拥有其他方面专长的人才，譬如领兵打仗的将领，就不可以被称为“国士”？此前我们在讨论司马光的德才之辩时曾提到，司马光对于德才的理解过于简单粗暴，因而带来了许多混乱和漏洞。可是现在我们发现，方孝孺的人才观比司马光还要糟糕。 公元197年，曹操征讨宛城的张绣，当军队驻扎在淯水时，张绣率众投降。曹操大喜之余开始忘乎所以，不仅放松警惕，每日与众将置酒高会，而且还收编了张绣之叔张济的遗孀，又重金赏赐张绣手下的骁将胡车儿。张绣又怒又惧，遂反水偷袭曹操。幸得大将典韦舍命护卫，曹操才得以逃脱性命。曹操在听说典韦战死的消息后痛哭流泪，招募间谍以取回典韦的尸体，亲自来到灵柩前祭奠，又派人将其送回原籍襄邑安葬，重用他的儿子典满，安排在自己身边。每次车驾路过襄邑，曹操都会用中牢的礼节祭祀典韦，甚至还曾经说过：“我在宛城损失了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都没有那么痛心，最让我伤心欲绝的，还是损失了大将典韦。” 显然，曹操是把典韦视作国士的，而典韦最终也是以国士来报答曹操的。但如果要按照方孝孺的逻辑，曹操的用人是错误的，典韦也根本不配称为国士。我们试着模拟一下方孝孺的说辞：“典韦应该在曹操得意忘形时劝谏他提高警惕，应该劝谏他不要每天置酒高会，因为张绣只是新降；应该劝谏他不要收编张绣的婶婶，因为张绣会感到耻辱；应该劝谏他不要对胡车儿施恩太重，因为张绣会多心。作为国士，典韦一定要耐心诚恳地劝谏曹操。如果曹操不听，那就再谏一次；如果再谏仍不听，那就谏第三次；如果第三次还不听，那典韦就可以自杀死谏了。如此一来，曹操虽然得意忘形，但受到典韦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幡然醒悟，加强警惕戒备，送回张绣的婶婶，以保住全军的安全。可是典韦什么都没有说，他就眼睁睁地看着曹操连续不断地犯错误，就好像越国人远远看着秦国人的肥瘦一样。所谓的国士之报，难道就是这样袖手旁观，坐等成败吗？要一直等到曹操军营被偷袭了，典韦才舍生忘死地断后。虽然救得曹操的性命，但毕竟让全军遭到了重创，还让曹操损失了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这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由此可见，方孝孺的这套逻辑是非常荒谬的，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公元208年，曹操在赤壁之战遭遇惨败，行至巴丘时又染上了疾病，不禁感叹道：“郭奉孝如果还在，绝不会让我沦落到这种地步！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显然，曹操是将郭嘉视为国士，而郭嘉最终也是以国士来报答曹操的。可是，曹操此时为什么不感叹“典韦如果还在，绝不会让我沦落到这种地步”呢？因为曹操知道，赤壁之战的惨败是战略问题，是因为庙算时的谋划不佳，如果说臣属有责任，那责任也只是在谋臣，与典韦这些武将不相干。组织的发展需要各式各样的优秀人才，而领袖的责任就是把这各式各样的人才统合起来。可方孝孺居然因豫让没有能够劝谏智伯就对他彻底否定，其识人用人的胸襟气度与曹操相距何止以道里计？ 在组织发展过程中，经常需要面临各种抉择。君臣之间意见不合，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惟其如此，考虑问题才能够周详，才能尽量避免出现重大纰漏。因此作为臣属，自己的意见（无论对错）被主君拒绝是很正常的事，只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即可，哪有说一定要逼着主君听从自己意见，否则就一谏、再谏、三谏，乃至于最终伏剑自杀死谏的？在绝大多数战略决策上，通常是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按照方孝孺的逻辑，那岂不是做一次决策就要死一半高级管理人员？甚至不排除还有这种情况，即众人的谏言都是错误短视，而唯有领袖的决策是高瞻远瞩的，那岂不是说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要用自杀来逼着领袖退让？如果大家动不动就搞死谏，那队伍还怎么带？宋明儒生经常把本可以平心静气讨论的事务性问题，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道德高度，最后就在纠缠不休的党争中把国家给搞垮了。方孝孺日后辅佐建文帝削藩失败，多半也是由他自身见识有限、气度狭窄而又情绪激烈所导致的。 根据《明史·方孝孺传》的记载，建文帝即位后，任命方孝孺担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提升为侍讲学士，经常向他咨询国家大事。有时候朝廷讨论事情，如果官员们难以做出决定，建文帝就让方孝孺在自己的座位前写批复。当时编纂《太祖实录》和《类要》等书，也都是由方孝孺担任负责人。后来燕王朱棣起兵，朝廷在筹划平乱时，所有的诏书和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由此可见，建文帝也是以国士待方孝孺的。历史的发展有时候就是那么吊诡，方孝孺在《豫让论》中指责豫让虽受智伯国士之恩，却未能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帮助智伯避免危难。唯一的称赞，只是说豫让在智伯死后，舍命为主报仇，与那些早上还是仇敌，晚上就可以成为君臣，厚着脸皮还洋洋得意的人相比，人品还是要好很多。同样地，方孝孺受到建文帝的绝对信任和器重，却没有帮助建文帝平定燕王之乱，也就是被俘之后坚贞不屈，与那些投降朱棣的李景隆之流相比，人品要好得多。《明史》对方孝孺的评价是：“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练（子宁）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几乎完全就是方孝孺当初对豫让的评价，只是语气上更多几分尊重而已。清末民国时期的学者、《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作者蔡东藩在撰写《明史演义》时点评道：“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至拒绝草诏，犹不失为忠臣。然一死已足谢故主，何必激动燕王之怒，以致夷及十族，试问此十族之中，有何仇怨，而必令其同归于尽乎？”试问方孝孺在被朱棣凌迟处死，诛灭十族之际，还能否想起当年那个被他鄙夷指责过的豫让？ 【原文】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 【白话】赵襄子（赵无恤）因为父亲赵简子没有立他的哥哥赵伯鲁为继承人，所以虽然自己有五个儿子，却都不肯立为继承人。赵襄子将赵伯鲁的儿子封于代，称代成君。代成君早逝，赵襄子又立代成君的儿子赵浣为赵氏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他的弟弟赵桓子驱逐赵浣，自立为国君，在位一年后也死了。赵氏族人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意思。”于是，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再度将赵浣迎接回来，拥立为主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下赵籍，就是在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时的赵国第一任国君赵烈侯。 【姚论】我们在分析赵无恤和赵伯鲁竞争储君之位时曾经讲到，赵无恤之所以能够胜出，靠的不是品德而是心机。也许正是由于争储时动用了不正当手段，这才导致赵无恤对自己厚道的哥哥赵伯鲁心存愧疚，故执意不立自己的儿子为后，而非要立赵伯鲁的儿孙。赵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或许正是当年赵襄子争储留下的后遗症。至少在赵桓子看来，既然你赵襄子可以夺哥哥的基业，为什么我赵桓子就不可以呢？当初，赵简子以赵无恤为贤德而立为储君，结果引发了一连串的骨肉相残。对于视礼教名分如天地一般重要的司马光，却没有就此事作出任何评价。 【原文】魏斯者，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白话】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就是魏文侯，三家分晋时魏国的第一任国君。韩康子生韩武子，韩武子又生韩虔，是为韩景侯，三家分晋时韩国的第一任国君。 【原文】魏文侯以卜子夏①、田子方②为师。每过段干木③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白话】魏文侯尊奉卜子夏、田子方为老师，每次经过段干木的住所，都会扶着车前的横木行礼。四方贤能之士，很多都来归附于他。 【姚注】 ①卜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著名的孔门弟子，以文学见长，小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死后，子夏来到西河讲学，担任魏文侯的老师。 ②田子方：姓田，名无择，字子方，魏文侯慕名聘他为师，执礼甚恭。据《吕氏春秋·当染》记载，田子方师从于著名的孔门弟子子贡（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但根据《庄子·田子方》记载，田子方自称师从东郭顺子，属道家学派（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数称溪工。文侯曰：“溪工，子之师邪？”子方曰：“非也，无择之里人也。称道数当故无择称之。”文侯曰：“然则子无师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师谁邪？”子方曰：“东郭顺子。”）。观田子方与魏文侯之交往，可能他儒道两家都曾学过。 ③段干木：复兴段干，名木。据《吕氏春秋·期贤》记载：魏文侯从段干木的住所经过，手扶着车轼行礼致敬。车夫问：“您为什么要扶轼致敬呢？”魏文侯说：“这不是段干木住的地方吗？段干木可是个贤者啊！我又怎么敢不致敬呢？而且我听说，段干木最重视自己的品德操守，就算我拿出国君之位，他也不会我交换，我又怎敢不对这样的贤者致敬呢？段干木的荣耀是在道德上的荣耀，而我的荣耀，只是在名位上的荣耀；段干木的富有，是在仁义上的富有，而我的富有，只是在财货上的富有。”车夫问：“既然如此，那您为什么不让他来当国相呢？”于是，魏文侯请段干木来做国相，段干木不肯接受。魏文侯只好给他丰厚的俸禄，并且经常到他的住所探望请教。于是，魏国人都很高兴，竞相歌颂道：“我们的国君喜欢正直，所以敬重段干木；我们的国君喜欢忠义，所以尊崇段干木。”没过多久，秦国准备出兵进攻魏国，司马唐劝谏秦君道：“段干木是个贤者，而魏国礼敬于他，此事天下无人不知，恐怕我们不能对魏国动兵吧？”秦君认为司马唐说的有道理，于是收兵不再攻魏。 【原文】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①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白话】魏文侯与群臣饮酒，正在高兴的时候，天上突然下起大雨，魏文侯下令准备车马前去山野。左右问道：“现在饮酒正在开心，天上又下着大雨，您要到哪里去呢？”魏文侯说：“我和管山泽的虞人约好今天打猎，虽然在这里很欢乐，但我又怎能不打个招呼就取消约定呢？”于是，文侯亲自前往告诉虞人停止打猎。 【姚注】 ①虞，古时掌管山泽禽兽之官。如《史记·五帝本纪》：“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于是以益为朕虞。”古时君主打猎，并非只为玩耍，亦有练兵性质。 【原文】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①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白话】韩国向魏国借兵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和赵国是兄弟之邦，不敢从命。”赵国向魏国借兵攻打韩国，魏文侯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两国使者当时都愤怒离去，但两国后来得知魏文侯对自己的和善态度后，都前来魏国朝觐。自此，魏国成为三晋之首，天下诸侯皆不能与之争锋。 【姚注】 ①讲：和解，讲和。如《史记·樗里子甘茂传》：“樗里子与魏讲，罢兵。”《战国策·齐策》：“赵令楼缓以五城求讲于秦。” 【姚论】由于晋国的强大，南面压制着楚国不能北上；西面压制着秦国不能东进。三家分晋，最大的受益者其实就是秦楚，然在战国初期，由于魏文侯能团结三晋，因此仍是“诸侯莫能与之争”。随着魏文侯死后三晋分裂，秦国遂得以进军中原。 【原文】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白话】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攻克后封给自己的儿子魏击。魏文侯问群臣：“我是个什么样的君主？”群臣一致回答都说：“您是位仁德的君主！”只有任座说：“您占领中山国后，不用来封给自己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怎么能算什么仁德的君主呢！”魏文侯闻言大怒，任座一看风向不对，赶紧快步离开。魏文侯接着又问翟璜，翟璜回答道：“您是位仁德的君主。”魏文侯问：“你怎么知道的？”翟璜道：“我听说只有君主仁德，臣子才敢直言。任座刚才的话很耿直，所以我据此可以得知您十分仁德。”魏文侯闻言大喜，赶紧派翟璜去把任座追回来，然后还亲自下堂迎接，奉为上宾。 【姚论】为什么封给弟弟就算仁德，封给儿子就不算仁德，这点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讲清楚了，且从魏文侯没有改封一事可以看出，他自己也不觉得这是个多严重的错误。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魏文侯的仁义贤德，都不免会听到反对意见而愤怒。是以领导者不仅需要任座这样知无不言的直臣，也需要翟璜这样善于协调的能臣。 【原文】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 【白话】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文侯说：“编钟的音乐似乎有点不协调，左边的高了。”田子方笑了笑，魏文侯问：“您为何发笑？”田子方说：“我听说，君主应当明白的是怎样任用乐官，而不是明白怎样辨识乐音。现在国君您对音乐如此明辨，我担心您反而在任用乐官的事情上犯糊涂。”魏文侯道：“您说的对。” 【姚论】作为领袖，对具体的专业细节问题发表意见时必须慎之又慎。以案例中的魏文侯而言，试想当他找来乐官，指出其左边声音过高时，乐官能怎么说？多数情况下，乐官只能承认错误，把左边的声音调低一些，并且对魏文侯说几句奉承的话，以保住自身的安全和官位。如果乐官居然不承认错误，以专业知识据理力争，则魏文侯的权威将受到严重挑战，或许恼羞成怒之下只好责罚乐官，为自己找个台阶下。因此，只要魏文侯对音乐的声调高低发表意见，就会对乐官的工作带来困扰。更严重的，乐官会根据魏文侯的意见来猜度他的喜好，从此上行下效，弃专业和制度于不顾，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礼乐都出现混乱。 【原文】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 【白话】魏文侯之子魏击出行，途中遇见田子方，下车伏地谒见。田子方却没有回礼。魏击大怒，对着田子方说：“是富贵的人有资格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有资格对人骄傲？”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有资格对人骄傲，富贵的人怎么敢随便对人骄傲呢？国君对人骄傲就会亡国，大夫对人骄傲就会亡家。亡国之后，就没有人再把他当国君对待；亡家之后，就没有人再把他当大夫看。至于贫贱之士，如果言行不合君主的意，则随时可以穿鞋子走人，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魏击于是向田子方道歉。 【姚注】田子方见魏击受封中山后趾高气昂，遂有意挫其少年锐气，可惜魏击并未领悟。以《资治通鉴》的这段文字来看，魏击在礼数上还不算太糟糕，但根据《史记·魏世家》的记载，魏击见田子方时只是普通的谒见，并没有伏地（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在听完田子方一番宏论后，魏击也没有道歉，而是很不高兴地离开了（子击不怿而去）。 【姚论】纵使田子方的“不为礼”让魏击感到不快，但他也不能用那种口气和言辞对田子方讲话。魏击的父亲魏文侯对田子方尚且恭恭敬敬，魏击怎么就敢对田子方大怒呢？居然还敢问田子方“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意思是觉得自己是富贵者，田子方只不过是个贫贱者，这简直是极其无礼失德的表现。魏击的父亲魏文侯在对着段干木的住所扶轼行礼时曾说过：“段干木可是个贤者啊！我又怎么敢不致敬呢？而且我听说，段干木最重视自己的品德操守，就算我拿出国君之位，他也不会我交换，我又怎敢不对这样的贤者致敬呢？段干木的荣耀是在道德上的荣耀，而我的荣耀，只是在名位上的荣耀；段干木的富有，是在仁义上的富有，而我的富有，只是在财货上的富有。”这就是魏文侯了不起的地方，在贤者段干木面前，他自认为是个贫贱者。可是魏击呢？他还没有继承父亲魏文侯的君位呢，就敢自命为富贵者，而把他父亲的老师田子方视为贫贱者。魏文侯礼敬贤者，遂使天下拜服，秦国为此不敢进兵伐魏。而魏国日后的衰亡，其实从此时魏击的不敬贤者就已经露出端倪。 【原文】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白话】魏文侯问李克：“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家里贫穷就想有个好妻子，国家混乱就想有个好宰相。’现在，我想在魏成和翟璜二人中选一人为相，你看哪个合适？”李克回答道：“地位卑下的人不谋划尊贵者的事，地位疏远的人不谋划亲近者之事。我本在宫门之外任职，不敢对这种事情发表意见。”魏文侯说：“先生，这是国家大事，请不要推让！”李克道：“君上您只是疏于考察，所以才会有疑惑啊！我们观察一个人时，平常要看他亲近的对象，富贵时看他交往的对象，显赫时看他推荐的对象，困顿时看他有所不为的操守，贫穷时看他拒绝哪些不义之财。只要根据以上五点，就足以判定人选，又何必非要等我来说呢？”魏文侯说：“先生请回府吧，我已经定好宰相的人选了。” 【姚论】李克见魏文侯的这段对答非常得体，值得后来者借鉴。宰相，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而权重。每个关心国政的重臣，都会有自己心目中最合适的宰相人选，李克也不例外，但他绝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否则将无可避免地会引来魏文侯的猜忌。我们试着模拟一下：当魏文侯问李克“魏成和翟璜谁更适合做宰相”时，李克直接就说魏成适合，那么魏文侯会怎么想？他一定会想：“你为什么脱口而出就说魏成，是不是你已经谋划很久了？是不是拿了魏成什么好处？或者你根本就是魏成一党？又或者魏成早已是众望所归？”读者或许会觉得，没这么复杂吧？是不是想太多？如果你真这么认为，那只能说明你根本不懂得领袖的心理。身为领袖，最最害怕的就是臣属之间结党，以致自己大权旁落。因此，即便李克心中早有属意人选，但也绝不能马上说出来，必须先作推辞，以示自己严守为臣者的分际。 那么，当魏文侯再次要求李克推荐宰相人选时，他为什么不直接说魏成，而要绕个大弯子呢？这就是李克聪明的地方了。 首先，诚如李克所说，“卑不谋尊，疏不谋戚”，低位阶的官员议论高位阶的官员人事，终究有不方便的地方，所以李克不愿意直接说出人选的名字，他要让魏文侯自己说出来。 其次，如果李克先说出魏成的名字，接着列举魏成的五项优点，那就变成李克替魏成做说客了。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你真的要推荐魏成，说了他的五项优点后，是不是也要说他的缺点？而你要否决翟璜，是不是也要分析翟璜的优点和缺点？这样事情传出去，不但自己会得罪翟璜，而且还很容易在朝廷上造成党争，可谓后患无穷。按照李克的回答方式，则没有这些问题，他只是提出做宰相的五项原则，魏文侯对号入座，自然知道他说的是魏成，但李克毕竟没有点出名字。如果魏文侯决心选魏成，那也是同意李克提出的五项原则，用不着怀疑李克与魏成结党。如果魏文侯决心用翟璜，那也不用反驳李克，毕竟这五项优点也同样可以安插在翟璜身上。 由此可见，在事关权力和利益的问题上，尤其需要重视说话的方式方法。不能自认为心底无私就直话直说，否则既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推荐的人。毕竟，你是否真的心底无私，这只有你自己知道，重要的是你要让别人觉得你没有在结党营私。 【原文】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翟璜逡巡①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白话】李克从魏文侯处离开后遇到翟璜。翟璜问：“听说君上今天召先生去征求宰相人选，到底定了谁呢？”李克答：“魏成。”翟璜脸色大变，愤怒道：“君上担忧西河（今陕西东部，与秦接壤）的边防，我推荐吴起去驻守。君上担心内陆的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我推荐西门豹去管理。君上想攻打中山国，我推荐乐羊领兵。中山国攻克之后，没有人去镇守，我推荐了先生您。君上的儿子没有合适的老师，我推荐了屈侯鲋。光凭这些耳闻目睹的事实，我哪点比不上魏成！”李克说：“你把我推荐给君上，难道是为了结党以谋求高官的吗？君上问我宰相的人选，我就是按照五项原则回答的。我之所以断定君上肯定会选中魏成作宰相，是因为魏成虽有千钟俸禄，却只把十分之一留作家用，而将十分之九都用于社会，这才向东求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位大贤。这三位，君上都尊奉为老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人，国君都任用为臣属。你怎么能和魏成比呢？”翟璜听后徘徊不敢上前，再三行礼道歉，说：“我翟璜，真是个粗人，讲错话了，愿终身为您的弟子！” 【姚注】 ①逡巡：逡，音qūn，退让。逡巡，退让、徘徊不前、欲行又止的样子。 【姚论】李克在魏文侯向他征求人选时，先是拒绝，接着又兜了个大圈子，最终还没有直接点出人名。可当翟璜事后问他情况时，李克却没有任何废话，干净利索地就说了“魏成”的名字。之前在任座指责魏文侯不是仁君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翟璜是个处事灵活、善于沟通的人。可就是这么个聪明人，居然在李克从魏文侯处离开后的第一时间就急不可耐地打听人选，而且问话方式是单刀直入，没有任何绕弯子的客套话，足见他心里对宰相位置的渴望。试想，如果李克回答“这事我也不知道，由君上本人决定”，行不行？答案是不行的。人性往往就是这样，东西归自己所有，才会觉得公平；一旦东西被别人拿走，就会觉得不公平，就会觉得有黑幕。李克不知道魏文侯想用谁当宰相也就罢了，既然他知道魏文侯准备任用魏成，那心里就一定要有准备，翟璜事后一定会觉得不公平，一定会怀疑李克投靠了魏成，所以才推荐魏成。即便李克当初没有推荐魏成，只要事后结果是魏成任相，则翟璜也必定会认为是李克的推荐。无论你高兴不高兴，这就是政治的现实。李克越是含糊其辞，翟璜的疑心反而会越重。因此，李克心里明白，这一关是躲不过去的，必须直接了当地跟魏成说清楚。李克第一句话就是“你把我推荐给君上，难道是为了结党以谋求高官吗？”这不但厘清了自己与翟璜之间的公私关系，也洗刷了自己因私心推荐魏成的嫌疑，即我既然不会因为私心而推荐你翟璜，自然也不会因为私心而推荐他魏成，五项原则完全是出于公心。李克说魏成荐三贤而文侯尊奉为师，翟璜荐五人而文侯任用为臣，一方面固然是抬高魏成的身份，另一方面亦是暗示翟璜功高震主。试想，从边疆到内陆，从文臣到武将，内陆的股肱之臣都是由翟璜推荐，如果再让翟璜担任宰相，魏文侯是否会担心大权旁落？至于魏成子，他推荐的都是不愿意做官的贤德，自己家里也不积蓄财货，政治上相较翟璜要安全太多了。翟璜听完李克之言而后自称“鄙人”，又表示愿意终身成为李克的弟子，或许正是因为听懂了李克的警醒之意。 另，翟璜在魏成子之后继任宰相。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这段关于“卜相”的记载出自司马迁《史记·魏世家》，史料来源虽然看似可靠，但应该不是史实。钱穆在《魏文侯礼贤考》中提到：“伐中山，在赵烈候元年，魏文侯之三十九年也。三年而灭之，则四十一年矣。卜相之事，应又在后。魏成子，贤臣也，又亲文侯之弟，岂至四十一年后而始相？且翟璜、李克均相文侯，应犹在魏成子后。岂有文侯于晚节十年之间，三易其相，而皆贤者。而以前四十年，谁何人为相，顾漠无一闻于后耶？余意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皆在文侯早年，（三人中段干木又稍后）而魏成子进之。魏成子之为相应在前。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皆在文侯中晚，而翟璜进之。翟璜之为相，应在后。似无同时卜相二人之事。”杨宽在《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提到：“魏文侯卜相而问李克之事，当以《吕氏春秋·举难》之记述为初相。《魏世家》、《说苑》与《韩诗外传》所述‘卜相李克翟璜争’之故事，乃后人依据魏成子与翟璜不同之政绩加以敷张而成。余意文侯在位之时，正当经济、政治剧变之际，因而选择当政之相国，成为其首先必须解决之问题。早年以其弟魏成子为相，所推重者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皆为著名之儒者。文侯在中年起用翟璜为相，翟璜所推举之吴起、乐羊、西门豹、翟角等，皆为将相之才而显赫功勋者。文侯在晚年起用李悝为相，更进一步实行变法，开创战国初期变法之风。”姚尧以为，杨宽此论亦甚为合理，毕竟魏文侯的三家分晋在礼教上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他通过礼遇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三位名儒，以缓解儒家对其破坏礼教的攻击。为了笼络这些名儒，于是魏文侯任用推荐这些名儒的魏成子为相。待到魏文侯国内基业稳定，权力掌控牢固，开始谋划对外扩张时，就不怎么需要名儒来为其维护礼教，而是需要干练能臣为他领兵治民，遂用推荐多位能臣的翟璜为相。 又，我们将《吕氏春秋·举难》中关于卜相的文字摘录如下：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以问李克，李克对曰：“君欲置相，则问乐腾与王孙苟端孰贤。”文侯曰：“善。”以王孙苟端为不肖，翟璜进之；以乐腾为贤，季成进之。故相季成。凡听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犹不能知，何由知乐腾与王孙苟端哉？疏贱者知，亲习者不知，理无自然。自然而断相，过。李克之对文侯也亦过。虽皆过，譬之若金之与木，金虽柔，犹坚于木。 孟尝君问于白圭曰：“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对曰：“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桓公也。卜相曰‘成与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长也。择者欲其博也。今择而不去二人，与用其雠亦远矣。且师友也者，公可也；戚爱也者，私安也。以私胜公，衰国之政也。然而名号显荣者，三士羽翼之也。 翻译成白话是这样的： 魏文侯有个弟弟叫季成（即魏成），有个朋友叫翟璜。魏文侯想在二人中择一人为宰相，却又不知道选谁好，就去问李克。李克回答道：“君上要设立宰相，只要看乐腾和王孙苟端谁更贤能就行了。”文侯说：“有道理。”魏文侯认为王孙苟端不贤，而他是翟璜推荐的；认为乐腾贤能，而他是季成推荐的，因此任命季成为相。但凡言论能够有机会上达君主的人，在谈论别人时就必须慎之又慎。季成，是魏文侯的弟弟；翟璜，是魏文侯的朋友。魏文侯连季成和翟璜谁更好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真正搞清楚乐腾和王孙苟端谁更好呢？对疏远低贱的人了解清楚，对亲近熟悉的人反而不了解，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按照这种方法来决定宰相人选，必定是要犯错误的。李克回答文侯的话也是错的。不过，虽然两人都有错，但就像金和木一样，金虽然也软，但比木还是要硬的（意指李克之过比文侯之过要轻）。 孟尝君问白圭道：“魏文侯的名声比齐桓公还要大，但他的功业却不及春秋五霸，这是为什么呢？”白圭回答说：“文侯以卜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礼敬段干木，这是他名声超过齐桓公的原因。他在择相时说：‘魏成和翟璜哪个可以’，这就是他的功业不及五霸的原因。宰相，是百官回首，选择范围必须要广博。可是现在魏文侯择相时却只是在那两个人中间挑一个，这跟齐桓公任用自己的仇人管仲为相比起来相差太远了。更何况，任用师友为相，这是出自公心；任用亲朋为相，这是为了私利。私利胜于公心，这是衰微国家的政治。然而，他的名声之所以还能显赫荣耀，全都是靠那三位贤者带给他的。” 【原文】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为妻，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或谮①之鲁侯曰：“起始事曾参②，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起，残忍薄行人也！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则诸侯图鲁矣。”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白话】吴起，是卫国人，曾在鲁国当官。齐国攻打鲁国时，鲁国人曾想任用吴起为将，但考虑到吴起娶的妻子是齐国人，所以鲁国对吴起有所猜疑。于是，吴起杀死自己的妻子，以求得将军的兵权，大破齐国军队。有人在鲁侯面前诬陷他说：“吴起当年在曾参门下求学，母亲死了也不赶回去奔丧，曾参认为这是大不孝，与他断绝关系。现在，又通过杀妻的方式以求得您的将军之位，可见他吴起真是个残忍缺德的人！况且以我们小小的鲁国，却居然有了战胜强敌的名声，这势必成为众矢之的，引来各路诸侯对鲁国的图谋。”吴起害怕鲁国治他的罪，听说魏文侯是贤明之主，于是前往投奔。魏文侯征询李克的意见，李克说：“吴起为人，既贪婪又好色，然而说到用兵打仗，连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不如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军，攻打秦国，占领五座城市。 【姚注】 ①谮：音zèn，诬陷，中伤，说坏话。 ②起始事曾参：吴起的老师不是曾参，而是曾参之子曾申。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是“（吴起）遂事曾子”，由于后人习惯上称呼曾参为“曾子”，是以司马光《资治通鉴》就记载成了“起始事曾参”。事实上，曾参死于公元前435年，吴起生于公元前440年。曾参死的那年，吴起才5岁，而他是成年后在卫国杀了三十多人后逃出来再拜师曾子的。其实，这里的曾子指的是曾参的次子曾申。曾申师从左丘明学《左传》，之后传给了吴起。 【姚论】这又是一个所谓“德胜于才”的故事，按照司马光的德才之辩，吴起也是个不能任用的“小人”，可是魏文侯却用他抵御秦国，百战不殆。 【原文】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疽，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白话】吴起做将军时，与最下等的士兵同甘共苦，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睡觉时不铺席，行军时不骑马，亲自裹扎士兵背负的粮草，为士兵分担辛劳。有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吮吸毒脓。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后痛哭，别人问她：“你的儿子只是个士兵，而吴起将军却亲自为他吮吸毒疮，这是何等荣幸之事，你为什么还要哭呢？”士兵母亲回答道：“不是这样说的。当年吴起将军曾经为孩子的父亲吮吸过毒疮，从此他的父亲打起仗来绝不后退，最终战死于敌阵之中。现在吴起将军又为我的儿子吮吸毒疮，不知道这孩子将来会死在哪里，所以我为他哭。” 【原文】燕湣公薨,子僖公立。 【白话】燕湣公去世，其子燕僖公即位。 公元前402年 己卯 周威烈王 二十四年 【原文】王崩，子安王骄立。 【白话】周威烈王姬午去世，其子姬骄即位，是为周安王。 【原文】盗杀楚声王，国人立其子悼王。 【白话】盗匪杀死楚声王芈当，国人拥立其子楚悼王芈疑即位。 公元前401年 庚辰 周安王 元年 【原文】秦伐魏，至阳孤。 【白话】秦国攻打魏国，大军直至阳孤① 【姚注】 ①阳孤：《史记》作“阳狐”，今山西垣曲东南。然秦国位于魏国西面，而今山西垣曲位于魏国都城安邑的正东。也就是说，若秦军果然攻到今山西垣曲，则势必将深入魏境并越过魏都安邑。以魏文侯国力之盛，吴起战力之强，显然不至于此，是以此处恐有记载错误。 公元前400年 辛巳 周安王 二年 【原文】魏、韩、赵伐楚，至桑丘。 【白话】韩国、魏国、赵国联合攻打楚国，大军直至桑丘（今山东兖州西）。 【原文】郑围韩阳翟。 【白话】郑国围攻韩国的阳翟（今河南禹州）。 【原文】韩景侯薨，子烈侯取立。 【白话】韩景侯韩虔去世，其子韩取即位，是为韩烈侯。 【原文】赵烈侯薨，国人立其弟武侯。 【白话】赵烈侯赵籍去世，赵人立其弟（名不详）即位，是为赵武侯。 【原文】秦简公薨，子惠公立。 【白话】秦简公嬴悼子去世，其子（名不详）即位，是为秦惠公。 公元前399年 壬午 周安王 三年 【原文】王子定奔晋。 【白话】周朝的王子姬定出逃到晋国。 【原文】虢山崩，壅河。 【白话】虢山（今河南三门峡西）发生崩塌，泥石壅塞黄河。 公元前398年 癸未 周安王 四年 【原文】楚围郑。郑人杀其相驷子阳。① 【白话】楚国围攻郑国。郑国人杀死宰相驷子阳。 【姚注】驷子阳：郑穆公名姬兰，有子名姬騑，字子驷。古时，诸侯国君的儿子常称“公子+名”，国君的孙子常称“公孙+名”，国君的曾孙则常以其祖父（即国君的儿子）的字为氏。驷子阳的驷，即是以其祖父、郑穆公之子姬騑的字为氏。 公元前397年 甲申 周安王 五年 【原文】日有食之。 【白话】出现日食。 【原文】三月，盗杀韩相侠累。侠累与濮阳严仲子有恶。仲子闻轵人聂政之勇，以黄金百溢为政母寿，欲因以报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侠累。侠累方坐府上，兵卫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韩人暴其尸于市，购问，莫能识。其姊嫈闻而往，哭之曰：“是轵深井里聂政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遂死于政尸之旁。 【白话】三月，刺客杀死韩国宰相侠累。侠累与濮阳（今河南濮阳）人严仲子有仇，严仲子听说轵地（今河南济源南）人聂政很勇敢，便拿出黄金百镒为聂政的母亲祝寿，想让聂政来为他报仇。聂政不接受，说：“我的老母亲还健在，我不敢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去答应别人的要求！”等到聂政的母亲去世，严仲子便派他去行刺侠累。当时，侠累正端坐府中，周围警卫森严，聂政单刀直入冲上台阶，把侠累刺死。然后用匕首划破自己的面皮，挖出自己的双眼，割出自己的肚肠而死。韩国人把聂政的尸体放在集市示众，公开悬赏以找人辨认，却始终无人知晓。聂政的姐姐聂嫈听说此事后来到集市，哭着说：“这就是轵地深井里的聂政啊！因为我还活着关系，聂政才自毁面容，希望不要连累我。可我又怎能因害怕杀身之祸，最终埋没了我弟弟的英名呢！”于是，聂嫈在聂政的尸体旁自尽。 公元前396年 乙酉 周安王 六年 【原文】郑驷子阳之党弑繻公，而立其弟乙，是为康公。 【白话】郑国宰相驷子阳的余党杀死了郑繻公姬贻，立其弟姬乙，是为郑康公。 【原文】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 【白话】宋悼公宋购由去世，其子宋田即位，是为宋休公。 【姚注】这一年，魏文侯魏斯去世，其子魏击即位，是为魏武侯。司马光《资治通鉴》将此事记在公元前387年，有误。 公元前395年 丙戌 周安王 七年 本年无记载。 【原文】齐伐鲁，取最。① 【白话】齐国攻打鲁国，攻占最地（今山东曲阜东南）。 【姚注】①在《史记·六国表》中，当年的韩国这一栏有记载：“韩烈侯六年。救鲁。郑负黍反。”鲁国都城就在今山东曲阜，最地被攻占后，鲁国随时都有灭国的危险，因此韩国出兵相救。 【原文】郑负黍叛，复归韩。 【白话】郑国所占据的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反叛，再次回归韩国。 公元前393年 戊子 周安王 九年 【原文】魏伐郑。 【白话】魏国攻打郑国。 【原文】晋烈公薨，子孝公倾立。 【白话】晋烈公姬止去世，其子姬倾即位，是为晋孝公。 公元前392年 己丑 周安王 十年 本年无记载。 公元前391年 庚寅 周安王 十一年 【原文】秦伐韩宜阳，取六邑。 【白话】秦国攻打韩国的宜阳（今河南宜阳），占领六座村邑。 【原文】初，田常生襄子盘，盘生庄子白，白生太公和。是岁，齐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白话】当初，齐国的田成子田常生襄子田盘，田盘生庄子田白，田白生太公田和。这一年，田和把国君齐康公姜贷流放到海边，只让他保有一座城的赋税收入，以维持对其祖先的祭祀。 公元前390年 辛卯 周安王 十二年 【原文】秦、晋战于武城。① 【白话】秦国与晋国大战于武城（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东）。 【姚注】 ①晋国在三家瓜分之下，自身已危在旦夕，更无实力与秦国交战。以地理位置而言，秦国应该是与魏国交战。在《史记·六国表》中，当年的秦国这一栏有记载：“秦惠公六年。与晋战武城。县陕。”陕，位于今河南三门峡西，正当函谷关的东北方。秦国在陕设县，有向中原扩张之图谋。 【原文】齐伐魏，取襄阳①。 【白话】齐国攻打魏国，夺取襄阳。 【姚注】 ①襄阳：《史记》记为“襄陵”，此当为《资治通鉴》之误记。襄陵，位于今河南睢县。 【原文】鲁败齐师于平陆。 【白话】鲁国在平陆（今山东汶上北）击败了齐国的军队。 公元前389年 壬辰 周安王 十三年 【原文】秦侵晋①。 【白话】秦国入侵晋国。 【姚注】 ①如前所述，晋国此时早已侵无可侵，秦军要入侵也只能是入侵魏国和韩国。在《史记·六国表》中，当年的魏国这一栏有记载：“魏文侯三十六年，秦侵我阴晋”。《资治通鉴》记为“秦侵晋”，应该是“秦侵阴晋”之误。阴晋，位于今陕西华阴东南，属西河郡。另，《史记》中“魏文侯三十六年”之记载有误，应为魏武侯七年。 前419年，魏文侯开始着手西征秦国，派兵西渡黄河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南）筑城，以作为魏国攻秦的军事基地。相对应地，秦军一面围攻少梁，一面沿黄河修建防御工事。此时，魏文侯接受翟璜的推荐，任命吴起作为攻秦统帅。 前413年，吴起领兵进攻秦国战略要地郑县（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令秦国大为震动，赶紧四处调兵增援死守。次年，太子魏击（即后来的魏武侯）趁秦军主力在郑县围攻吴起之际，率领魏军在北面强渡黄河，攻占军事重镇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繁庞就在少梁的附近，这样一来，秦国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被彻底突破，大批魏军得以经少梁和繁庞进入河西。 前409年至前408年，吴起统领魏军先后夺取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郃阳（今陕西合阳东南）等城，之后又将这些城塞连接起来，即魏长城。在魏国的强大兵锋之下，秦国只好退守于北洛水以西，沿北洛水修建防御工事，并在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筑城防守。于是，魏国占据全部的河西地区，设置西河郡，由吴起驻守。如下图所示：  秦国丧失河西之地，除了因为魏国实力强大，吴起能征善战外，亦是由于秦国连年内乱所致。此后的历代秦国国君，皆无不以收复河西之地为头等大事。据《吴子·励士》记载，吴起在魏武侯执政时期率领五万步兵，三千骑兵和五百辆战车击破秦军五十万人的进攻，所指的应该就是这次秦国入侵阴晋。 【原文】齐田和会魏文侯①、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 【白话】齐国的田和与魏文侯、楚国代表和卫国代表在浊泽（今河南新郑西南）会晤，希望能够被批准为诸侯国君。魏文侯替他向周安王及各诸侯国君申请，周安王同意了。 【姚注】 ①魏文侯：此处当为魏武侯。 公元前388年 癸巳 周安王 十四年 本年无记载。 公元前387年 甲午 周安王 十五年 【原文】秦伐蜀，取南郑。 【白话】秦国攻打蜀国，夺取南郑（今陕西汉中）。 【原文】魏文侯薨，太子击立，是为武侯。① 【白话】魏文侯去世，太子魏击即位，是为魏武侯。 【姚注】①魏文侯去世、魏武侯即位之事发生在公元前396年。 【原文】武侯浮西河①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 【白话】魏武侯顺着西河而下，到中游时对吴起说：“稳固的河山，真是壮美啊！堪称魏国之至宝。”吴起回答道：“国家的至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当初三苗氏部落居住的地方，左边有洞庭湖，右边有鄱阳湖，可是他们不修德义，结果被夏禹消灭了。夏桀所统治的地方，左边是黄河和济水，右边是华山。南边是伊阙，北边是羊肠阪，可是他不修仁政，结果被商汤放逐。商纣的国家，左边是孟门，右边是太行山，北边是恒山，南边是黄河，可是他不修德政，结果被周武王杀了。由此可见，国家的至宝在德不在险。如果君上不修德政，则这条船上的人都会成为您的敌人。”魏武侯说：“有道理。” 【姚注】 ①西河：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那一段南北流向的黄河。 【姚论】其实魏国的地理位置一点都不好，它身处四战之地，西边的秦国、东边的齐国和南边的楚国都是强敌，后来北边的赵国也逐渐发展成了军事强国。晋国未分裂时，尚足以称霸中原，一旦分裂为三，力量就不够用了。魏文侯深知自己的地缘上的弱势，故极力注意维持与韩赵关系；可惜魏武侯并不明白这点，反而只因河山之固就沾沾自喜。当年田子方点拨武侯，就是想改掉他这个毛病，可惜他始终不觉悟。魏国有这样的国君，其衰败可谓是不可避免。 【原文】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 【白话】魏国设置宰相，这次任命的是田文。吴起很不高兴，对田文说：“我想与你比较功劳大小，可以吗？”田文回答：“可以。”吴起问：“统帅三军，使将士乐于赴死，敌国不敢有图谋的念头，这些事你和我比谁更好？”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再问：“治理百官，亲善百姓，充实府库，这些事你和我比谁更好？”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又问：“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向东侵犯，韩国、赵国依附听命，这些事你和我比谁更好？”田文还是说：“我不如你。”吴起质问道：“你这三方面的能力都在我之下，而职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什么道理？”田文说：“君上年少，国家多疑，大臣不能齐心归附，百姓不能信赖政府，在这种时候，宰相的位置是交给你做好呢，还是交给我做好？”吴起默默不语，过了很长时间才说：“还是交给你啊！” 【姚论】武侯即位之初，文侯时的功臣多已年老去世，吴起功勋卓著而不能拜相，是以内心愤愤不平。然此时的吴起既无去国之意，更无权斗之心，故而在明面上与田文论功。田文看似说得吴起哑口无言，赢得了辩论，实则严重伤害了吴起的感情。田文让吴起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即无论自己为魏国立下多大的功劳，都不会被他们视为自己人。在魏人看来，吴起只是能征善战、守土理财的工具，但对于“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之事，就不能交给吴起来做了。不是说吴起能力不行，资格不够，而是他身份不对，他是个外人。田文这番话，埋下了吴起日后离开的伏笔。 【原文】久之，魏相公叔尚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起为人刚劲自喜。子先言于君曰：‘吴起，贤人也，而君之国小，臣恐起之无留心也。君盍试延以女，起无留心，则必辞矣。’子因与起归而使公主辱子，起见公主之贱子也，必辞，则子之计中矣。”公叔从之，吴起果辞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惧诛，遂奔楚。 【白话】又过了很长时间，魏国宰相换成了公叔。公叔娶的是魏国公主，他对吴起非常忌惮。公叔的仆人献策道：“吴起是很容易去掉的。他为人刚毅劲直，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您可以先对国君说：‘吴起，是一位贤能的人。可是魏国领土较小，我担心他会没有久留之心。您何不试着将女儿嫁给他，如果他果真没有久留之心，就一定会辞谢的。’然后，您再与吴起一同回家，让公主羞辱您。吴起看到公主对您如此傲慢无礼，就必定不敢再娶魏国公主，这样您的计谋就能成功了。”公叔依计行事，吴起果然辞谢与公主的婚事。魏武侯猜疑吴起，对他不再信任。吴起害怕被诛杀，遂逃奔楚国。 【姚论】以吴起才干之优，功勋之著，资历之久，早该轮到他做宰相了。魏武侯任命田文为相时，吴起就已是愤愤不平。田文之后，魏武侯又任命公叔为相而再次置吴起于不顾，吴起内心之愤怒和委屈可想而知。吴起之去魏，非只是因小人反间计得逞，而是他老早就对魏国失望透顶。 【原文】楚悼王素闻其贤，至则任之为相。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游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吴起者。 【白话】楚悼王芈疑早就听说吴起的贤能，所以吴起一到楚国，便立刻任命他为宰相。吴起就任后，严明法律政令，裁撤不需要的官僚，废除疏远的王族，用节省下来的钱安抚奖励征战之士，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破除各家关于合纵连横的游说。于是，楚国向南平定百越，向北击败三晋，向西征讨秦国，各路诸侯都畏惧楚国的强大，而在楚国的王亲贵戚、显要权臣中，也有很多人因既得利益受损而怨恨吴起。 【原文】秦惠公薨，子出公立。 【白话】秦惠公去世，其子即位，是为秦出公。 【原文】赵武侯薨，国人复立烈侯之太子章，是为敬侯。 【白话】赵武侯去世，国人又拥立赵烈侯的太子赵章即位，是为赵敬侯。 【原文】韩烈侯薨，子文侯立。 【白话】韩烈侯去世，其子即位，是为韩文侯。 公元前386年 乙未 周安王 十六年 【原文】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 【白话】周天子开始正名任命齐国大夫田和为诸侯国君。 【原文】赵公子朝作乱，奔魏；与魏袭邯郸，不克。 【白话】赵国公子赵朝作乱，逃奔魏国。之后，赵朝与魏国军队一起袭击赵国邯郸（今河北邯郸），未能攻克。 【姚论】赵朝之乱在当时的规模虽然不大，政治上的影响却很坏。魏文侯时，极力维护三晋同盟，以抗衡秦楚。可魏武侯却不但收容了赵国的乱臣贼子，而且还出兵与其一同偷袭赵国的都城邯郸，三晋同盟自此破裂。 公元前385年 丙申 周安王 十七年 【原文】秦庶长改逆献公于河西而立之①；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 【白话】秦国庶长菌改发动政变，迎接居住在河西的嬴师隰（音xí）回国继任新国君，是为秦献公。将原国君秦出公和他的母亲杀死，沉在河里。 【姚注】 ①秦国自春秋晚期以来频繁出现内乱，庶长常执掌大权并改易国君，公子则常逃亡至魏，新立之国君亦常为从魏国返回的秦公子。前429年，秦躁公嬴欣去世，秦人将躁公在晋国的弟弟嬴封迎回，立为新国君，是为秦怀公。怀公四年，即前425年，庶长晁领兵围攻怀公，怀公自杀。由于怀公的太子昭子早死，所以秦人立昭子的太子、怀公的孙子嬴肃为新国君，是为秦灵公。灵公十年，即前415年，秦灵公去世，其子嬴师隰（《吕氏春秋》记为“公子连”）年方十岁，未能继承君位，朝臣将昭子的弟弟、灵公的叔父嬴悼子从晋国迎回，立为新国君，是为秦简公。嬴师隰为防不测逃往至魏，居住在河西，开启了长达二十九年的流亡生涯。秦简公十五年，即前400年，秦简公去世，其子嬴仁继位，是为秦惠公。秦惠公十三年，即前387年，秦惠公去世，其子嬴昌继位，是为秦出公（《史记》、《资治通鉴》称“出子”）。秦出公生于前388年，即位时尚不满两岁，朝政由其母把持。出公二年，即前385年，庶长菌改发动政变，杀死秦出公及其母，迎接居住在河西的嬴师隰回国继任新国君，是为秦献公。河西，即黄河之西，原为秦国领土，后为魏文侯攻占。秦献公在河西居住近三十年，目睹了魏国因魏文侯变法图强的全部过程，回到秦国就任国君后亦立刻着手进行改革，这为日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做了铺陈。 【原文】齐伐鲁。 【白话】齐国攻打鲁国。 【原文】韩伐郑，取阳城；伐宋，执宋公。 【白话】韩国攻打郑国，夺取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又攻打宋国，俘虏宋国国君宋休公宋田。 【原文】齐太公薨，子桓公午立。 【白话】齐太公田和去世，其子田午即位，是为齐桓公①。 【姚注】 ①此处记载有误。前385年，田和去世，其子田剡继位，史称“齐侯剡”或“田侯剡”。前375年，田剡之弟田午弑君自立，是为齐桓公。史家为与春秋五霸时的齐桓公区别，故多称田午为“田齐桓公”或“齐桓公午”。 公元前384年 丁酉 周安王 十八年 本年无记载。 公元前383年 戊戌 周安王 十九年 【原文】魏败赵师于兔台。 【白话】魏国在兔台击败赵国军队。 【姚注】这一年，卫慎公姬颓去世，其子姬训继位，是为卫声公。《史记·卫世家》误记为前373年卫慎公去世，《资治通鉴》因《史记》之误。 公元前382年 己亥 周安王 二十年 【原文】日有食之，既①。 【白话】出现日全食。 【姚注】①既：尽，完了，完全。 公元前381年 庚子 周安王 二十一年 【原文】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馀家。 【白话】楚悼王芈疑去世。楚国的贵戚和大臣作乱，攻打吴起。吴起逃到悼王尸体边，伏在上面。攻击吴起的暴徒用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葬礼结束后，楚肃王即位，下令宰相将作乱者尽数翦灭，因射杀吴起之事而被灭族的有七十多家。 【姚论】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逃亡海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为变法流血者所在多有，而吴起就是第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根据《吕氏春秋·贵卒》记载，吴起对楚悼王说：“楚国有余的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现在您想用本来就已经不足的人民去打仗，以换得本来就有余的土地，这我是无法办到的。”于是，楚悼王下令将楚国的王亲贵戚迁居到偏远广阔的地方去开荒，令这些贵戚们感到非常痛苦。楚悼王死后，贵戚们回到京城，一起用箭射击吴起。吴起高喊：“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是怎样用兵的。”遂拔下箭跑到楚悼王尸体停放的灵堂，自己趴在楚悼王身上，并把箭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大喊：“这些乱臣射击楚王的尸体。”吴起死后，按照楚国的法律，兵器触碰到君王尸体属于重罪，攻击吴起的贵戚们都被株连三族。 公元前380年 辛丑 周安王 二十二年 【原文】齐伐燕，取桑丘（今河北徐水西南）。魏、韩、赵伐齐，至桑丘。 【白话】齐国攻打燕国，夺取桑丘。魏、韩、赵三国攻打齐国，兵至桑丘。 公元前379年 壬寅 周安王 二十三年 【原文】赵袭卫，不克。 【白话】赵国袭击卫国，未能攻克。 【原文】齐康公薨，无子，田氏遂并齐而有之。 【白话】齐康公去世，没有儿子，田氏家族遂吞并了整个齐国。 【原文】是岁，齐桓公亦薨，子威王因齐立。① 【白话】这一年，齐桓公也去世，其子田因齐即位，是为齐威王。 【姚注】 ①这一年，应该是田剡七年。《史记》在记载田齐之事时，漏记了田剡十年，从齐太公直接跳到了齐桓公。在记载齐桓公田午之事时，又将齐桓公共十八年误记为只有六年，因此将齐威王即位之事向前移了二十二年。《资治通鉴》因《史记》之误。 公元前378年 癸卯 周安王 二十四年 【原文】狄败魏师于浍①。 【白话】北方狄族部落在浍水击败魏国军队。 【姚注】浍，此处的浍水属汾河支流，在今山西翼城南。另有一浍河，属淮河支流，自河南夏邑流入安徽，是在隋炀帝大业六年（即610年），为连接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而开凿的运渠，与这里所说的浍水非为一处。 【原文】魏、韩、赵伐齐，至灵丘①。 【白话】魏、韩、赵三国攻打齐国，兵至灵丘（今山东高唐南）。 【姚注】 ①灵丘：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说：“灵丘,河东蔚州县。按灵丘此时属齐,三晋因丧伐之。”句中的河东蔚州县，即今河北蔚县，但此项记载有误，河北蔚县在赵国北部，不可能为齐国所有。齐国当年亦无丧事，《史记》误记前379年为齐桓公田午去世，故张守节臆测前378年三晋伐齐，其实这年只是在田剡七年。西汉初设置灵丘县，因赵武灵王埋葬于此而得名，位于今山西灵丘县，与今河北蔚县接壤，在隋朝时曾隶属蔚州，《史记正义》之误当是因此。《孟子·公孙丑下》中有记载：“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朱熹在此处注：“灵丘，齐下邑也”，这应该就是《资治通鉴》中本段记载之三晋伐齐的灵丘，位于今山东高唐南。 【原文】晋孝公薨，子靖公俱酒立。 【白话】晋孝公姬倾去世，其子姬俱酒即位，是为晋靖公。 公元前377年 甲辰 周安王 二十五年 【原文】蜀伐楚，取兹方。 【白话】蜀国攻打楚国，夺取兹方（今四川奉节）。 【原文】子思①言苟变于卫侯②曰：“其才可将五百乘。③”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白话】子思向卫声公姬训推荐苟变道：“他的才能可以统领五百辆战车。”卫侯说：“我也知道他是个将才，可是苟变在担任行政官员期间，有次征税时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子思说：“圣人选用人才做官，就好比工匠使用木材，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因此，对于一根需要多人才能合抱的良木，如果它只是有几尺的地方朽烂，那么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扔掉的。如今国君您正处在战国纷争之世，应当选取锋利勇武的人才，却只因为两个鸡蛋而舍弃一员能够保家卫国的大将，这事可千万不能让邻国知道啊！”卫侯再三拜谢说：“我接受您的指教。” 【姚注】 ①子思：孔子之孙，孔鲤之子，受教于曾子，其门人又传道孟子，人称“思孟学派”。孔子作《论语》，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孟子作《孟子》，南宋朱熹将其合称为《四书》，被视为孔门正宗。 ②卫侯：卫声公姬训，卫国第三十八任国君。声公去世后，其子姬遬（音chì）继位，因自觉国小势弱，不足与战国七雄并列，遂自贬为侯，即卫成侯。这也是《资治通鉴》中称姬训为“卫侯”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姬训在位时还是公，是到他儿子姬遬即位十六年后，卫国才沦为侯国的。 ③乘：音shèng，古代作战的兵车，由四匹马拉着，也称一驷。每乘战车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如下图所示：   战车中间的甲士，是负责驾驶战车的御者，只随身佩戴保护身体的短兵器。左边的甲士持弓，负责射箭，是整辆战车的负责人，称“车左”,又称“甲首”。右边的甲士执戈，负责击刺，并为战车行进排除障碍，称“车右”，又称“参乘”。车上同时还会配备殳﹑戟﹑长矛等兵器，以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显然，战车具有很强的远距离攻击能力，车左的弓箭可以射击远方，车右的长矛也可攻击到较远距离，但在近距离进攻和自身防守方面就比较吃亏了，因此战车旁边还需要步兵来护卫，如下图所示：  由图中可见，每辆战车的正前方有24人，称“前拒”，左前方有24人，称“左角”，右前方24人，称“右角”。因此，一个完整的作战单元应该是75人。 军队中除了作战部队之外，还需要后勤部队，一个完整的后勤单元配置是这样的：  由图中可见，中间位置是粮草辎重，通常是用牛拉，因为牛相较于马速度虽慢，但更能负重。厩养就是负责喂养牛马的，固衣守装是负责衣装器械的，炊家子是负责烧饭做菜的，樵汲是负责砍柴打水的。 以上，就是古书上所记载的“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合计刚好是一百人。因此，《资治通鉴》原文所谓的五百乘，绝不只是1500人的军队，而应该是五万人的军队。商汤灭夏桀时，只用了七十乘。周武王灭商纣，孟津观兵时自己只有三百乘，但在牧野之战时诸侯联军合计有四千乘之多。至春秋战国之际，千乘之国为中等国家，万乘之国为超级大国。西汉刘向在《战国策书录·叙》中说：“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哞争权，盖为战国。”其中，万乘之国七，所指的自然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战国七雄。千乘之国五则是指鲁、宋、卫、中山、郑。对于千乘之国的卫来说，能够统领五百乘的苟变，足可称之为国士了。 【原文】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①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已，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白话】每当卫声公说错话、做错事，大臣们都众口一词地称赞附和。子思说：“我看卫国真是叫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啊！”公丘懿子问道：“何至于到这种程度？”子思说：“君主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众人就无法贡献自己的智慧。即便事情最终处理对了，还存在排斥众人智慧的问题。更何况，现在是明明君主做错了事，而众人还要齐声附和君主的错误，这就使得恶果更加严重。不考察事情的对错而乐于让别人称赞自己，这是昏暗的极致。不推断事物的道理而只知阿谀奉承，这是谄媚的极致。君主昏暗，大臣谄媚，而凌驾于百姓之上，这样是不会得到民众支持的。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观，国家就一定会灭亡！” 【姚注】 ①君不君，臣不臣：典出《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意思是：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齐景公回答道：“有道理啊！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那即便国家还有粮食，我又怎么能吃得到呢？” 【原文】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公曰：“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白话】子思对卫声公说：“您的国家将要一天不如一天了。”卫声公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子思回答道：“当然是有原因的。国君您讲起话来自以为是，卿大夫中没人敢纠正你的错误。卿大夫讲起话来也是自以为是，而士人百姓不敢纠正他们的错误。君臣都自以为贤能，下属又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们贤能，凡是称赞贤能的都会因顺从有福，纠正错误的都会因忤逆而受祸，这样的国家政治还怎么能好呢？《诗经》上说：‘都说自己是圣贤，乌鸦的雄雌谁能辨？’讲的不就是你们这些君臣吗？” 【姚论】子思的这番话，放在一般情况下固然是至理名言，但卫声公的所作所为亦有其不得已之处。卫国始封于西周初年，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姬封，传至公元前377年、卫声公姬训时已历三十八代，国力已经非常衰弱。领土面积狭小到只剩下今河南濮阳一带，且周围又有强敌环伺，西面、南面是魏国，北面是赵国，东面是齐国。早在第三十五代卫昭公时，卫国就已沦为尚未三家分晋的魏氏的附庸。子思要求卫国君贤臣直，奋武强兵，其实是强人所难的。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之后都没有杀死主君，而是给他们保留了一两座城市以维持祭祀。这些国君被放逐后整天沉湎于酒色，可他们是心甘情愿要自暴自弃的吗？恐怕不全是如此，他们也没办法，非如此不足以让三晋和田氏放心。一旦他们表现出积极有为的景象，则随时可能会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同样的道理，卫声公未必不想君贤臣直，但是旁边的魏、赵、齐诸雄不会给他奋发自强的空间。子思向卫声公推荐苟变，说苟变的军事才能可以统帅五百乘，被卫声公以两个鸡蛋为由拒绝，这导致子思的严重不满。其实，卫声公不方便对子思说的是，他要一个能统帅五百乘的将才有什么用？他敢去进攻谁？魏国、赵国还是齐国？别说打不过，就算打得过，又怎样？当年吴起率领鲁国的军队打败了齐国，结果鲁国人不是担心战胜强敌之后会成为众矢之的，故而把吴起给逼走了吗？战国期间三位最顶尖的政治家吴起、商鞅和吕不韦都是卫国人，其中商鞅还是卫国公室，但他们都在早年就离开了卫国，可见他们非常清楚卫国不是用武之地，因此根本不对它报以希望。卫国君臣自己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实力，所以他们也根本不打算奋武强兵，而是利用外交手段周旋于诸雄之间苟延残喘。也正是这个原因，卫国反倒是春秋战国之际活到最久的，不仅远超“千乘之国五”中的其它四个，也超过了“万乘之国七”中的其它六个。卫国是直到秦二世元年（即前209年），被秦二世胡亥废掉才算彻底亡国的。能在战争频发的春秋战国之际存活那么多年，虽说是活得很窝囊很没出息，但也已经十分不容易了。否则，卫声公真要听了子思的谏言，也只不过是加速自己的灭亡而言。 【原文】鲁穆公薨，子共公奋立。 【白话】鲁穆公姬显去世，其子姬奋即位，是为鲁共公。 【原文】韩文侯薨，子哀侯立。 【白话】韩文侯去世，其子即位，是为韩哀侯。 公元前376年 乙巳 周安王 二十六年 【原文】王崩，子烈王喜立。 【白话】周安王姬骄去世，其子姬喜即位，是为周烈王。 【原文】魏、韩、赵共废晋靖公为家人而分其地。 【白话】魏、韩、赵三国共同将晋靖公废黜为平民，瓜分了他残余的领地，晋国至此灭亡。 公元前375年 丙午 周烈王 元年 【原文】日有食之。 【白话】出现日食。 【原文】韩灭郑，因徙都之①。 【白话】韩国灭掉郑国，将自己的都城迁移到新郑（今河南新郑）。 【姚注】 ①韩国的都城最初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后迁移至阳翟（今河南禹州），现从阳翟迁移至新郑。 【原文】赵敬侯薨，子成侯种立。 【白话】赵敬侯赵章去世，其子赵种即位，是为赵成侯。 【姚注】这一年，田午弑杀田侯剡而自立，是为齐桓公。 公元前374年 丁未 周烈王 二年 本年无记载。 【姚注】 这一年，韩严弑杀其君韩哀侯，韩人立哀侯之子韩若山为君，是为韩懿侯。《资治通鉴》误记在前371年。 公元前373年 戊申 周烈王 三年 【原文】燕败齐师于林狐。 【白话】燕国在林狐击败齐国军队。 【原文】鲁伐齐，入阳关。 【白话】鲁国攻打齐国，进入阳关（今山东泰安南）。 【原文】魏伐齐，至博陵。 【白话】魏国攻打齐国，抵达博陵（今山东高唐西南，靠近灵丘）。 【原文】燕僖公薨，子桓公立。 【白话】燕僖公去世，其子即位，是为燕桓公。 【原文】宋休公薨，子辟公立。 【白话】宋休公宋田去世，其子宋辟兵即位，是为宋辟公。 【原文】卫慎公薨，子声公训立。 【白话】卫慎公姬颓去世，其子姬训即位，是为卫声公。① 【姚注】①卫慎公姬颓去世，卫声公姬训即位之事，发生在前383年，《资治通鉴》误记于此。 公元前372年 己酉 周烈王 四年 【原文】赵伐卫，取都鄙七十三。 【白话】赵国攻打卫国，夺取七十三个村镇。 【原文】魏败赵师于北蔺。 【白话】魏国在北蔺（今山西离石西）击败赵国军队。 公元前371年 庚戌 周烈王 五年 【原文】魏伐楚，取鲁阳。 【白话】魏国攻打楚国，夺取鲁阳（今河南鲁山）。 【原文】韩严遂弑哀侯，国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韩廆为相而爱严遂，二人甚相害也。严遂令人刺韩廆于朝，廆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韩廆，兼及哀侯。① 【白话】韩国严遂弑杀韩哀侯，韩人立哀侯之子韩若山继位，是为韩懿侯。当初，韩哀侯曾任命韩廆为宰相，却又对严遂宠爱有加，两人之间的仇恨很深。严遂派刺客在朝堂之上袭击韩廆，韩廆逃到韩哀侯身旁，韩哀侯抱住他。刺客为了杀死韩廆，连带韩哀侯也被刺死。 【姚注】 ①严遂杀韩廆之事，发生在前397年，《资治通鉴》当时的记载是严仲子派刺客聂政刺杀了侠累。其实，严仲子就是严遂，仲子是他的字。侠累就是韩廆，也作韩累、韩傀、韩傫。当时韩国的国君是韩烈侯，也不存在国君被刺的问题。韩严弑杀韩哀侯之事，发生在前371年，《资治通鉴》将严遂杀韩廆与韩严弑哀侯两事混为一谈，又将严遂和韩严两人混为一人，故有“韩严遂弑哀侯”、“人刺韩廆，兼及哀侯”之误。 【原文】魏武侯薨①，不立太子，子罃与公中缓争立②，国内乱。 【白话】魏武侯魏击去世。武侯生前没有立太子，死后他的儿子魏罃与公中缓争夺君位，国内大乱。 【姚注】 ①魏武侯去世当在前370年，《资治通鉴》误记在本年。 ②公中缓：即魏缓，魏武侯之子，魏罃之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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