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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悟空问答的邀请。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庙号的制定规则跟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着手。 庙号，是皇帝后人对他在位的时候总体表现的客观评价，就相当于追悼会上的总结陈词的凝练。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为什么后人比较注重研究庙号的原因了，因为他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 祖宗祖宗，先有祖后有宗。一般有“祖”字的地位都高些，“太祖”或者“高祖”一般总在开国皇帝身上，比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等。 “世祖”一般用在皇朝承上启下或者断代史的开创者身上的。比如说汉世祖刘秀（我们习惯喊他汉光武帝），是他结束了西汉后期王莽改制带来的混乱和军阀割据局面，使得汉刘氏政权得以继续，是有极大功劳的。再比如元世祖忽必烈，是元的开国皇帝，属于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也只能用世祖。 “高宗”一般代表着毁誉参半，既有功也有过。比如著名的“十全老人”乾隆的庙号就是“清高宗”，乾隆执政前期确实国治民安，但到了后期则好大喜功极其奢靡，最后留给嘉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自他以后，清王朝也就逐渐走了下坡路。 我们再回到赵构这里。首先，他的庙号是什么，是他后人来定的，他没有决定权，总不能让一个活人给自己写追悼词吧。其次，就是看他在位期间做了什么。 客观讲，赵构领导下的南宋发展还是比较好的，他统治时期也被叫做“绍兴中兴”，在经济发展上他是有功的。关键是政治和军事外交上。第一置祖宗于不顾，金人南下，掠走徽钦二宗还有祖宗牌位，他虽然口号叫的震天响，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差的多，别人都不傻，都知道他什么意思，只是他掌握政权不敢说而已。第二害死岳飞，虽然岳飞是秦桧害死的，但明眼人知道，如果没有他的授意，秦桧就算有十个熊胆也不敢随意诛杀大将的。第三偏安一隅，没有上进心。 以上几点决定了“世祖”这个庙号是不能给他的，其实能得到“高宗”就不错了，这还是赵氏后人看在亲情面上给的呢。 盛衰荣辱，一夜春秋。权力其实就客观的摆在那里，人只是匆匆过客而已。不要幻想掌握权力就掌握了一切，那只是过眼云烟罢了。一阵车马喧嚣过后，终归还要归于平静。功过是非还是得让后人去评说。 我是小鱼，正在读书，希望我们同行。 自古皇帝有功者为祖，有德者为宗。远者不论，汉朝那多皇帝中，有庙号的不过六七人而已。庸碌之辈是不配有庙号的。比之后代昏君，汉惠帝不算昏庸，但他没有庙号。其异母弟刘恒，才有庙号曰“太宗”。到了后来，建庙祭祀已成时尚，无功者亦为祖。比如儿皇帝石敬瑭，不也叫晋太祖吗？无德者也叫宗，朱由校，何德之有，不也叫熹宗。一个昏君叫熹宗，也很逗。 说完这些背景，再说侄皇帝赵构。 从商丘一路逃啊逃，逃到临安。总算站住脚，任用李纲宗泽等主战派，不久就罢免了。任用岳飞北伐，最后由于畏敌如鼠，杀掉岳飞，重用奸臣秦桧议合。任凭爸爸、哥哥在金国受罪，生母、姐姐、妹妹、媳妇被金国贵族宠幸。自己还得给金国皇帝上表称臣，曰为叔侄之国。他这懦夫自然做不了叔父，只好做金国的侄子。 想当年，宋真宗赵恒檀渊之盟虽然也很憋屈，但至少还是兄弟之国。他还是耶律隆绪的大哥大，若知后世子孙如此不肖，不知道会不会慨叹：黄鼠狼下老鼠——一代不如一代。懦弱无能，莫为此甚。 他在位时，据说大臣胡铨等人上书揭发秦桧奸诈，连秦桧都吓得上表待罪，他却贬斥了胡铨等人，安慰秦桧说“卿无罪可待。”昏聩至此，何高之有？ 偏安一隅，苟延残喘，何功之有？ 称呼他为高宗，不过是看在他是偏安小朝廷第一个皇帝，给他面子，他哪敢称什么祖？安他的行为，叫他“昏宗、荒宗”也不为过（如果庙号中有这两个字的话）。 以上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中国皇帝的称号一般有四种，分别是庙号、谥号、年号、尊号，比如汉武帝时期可以叫“汉世宗孝武皇帝元朔某年”，“世宗”是庙号，“孝武”是谥号，“元朔”是年号。 一、庙号 庙号起源于商朝，是指皇帝死后被祭祀在太庙中所用的称号，商朝以后的庙号一般遵循“有功称祖，有德称宗”的基本原则。开国皇帝开创有功，一般称祖，如“明太祖朱元璋”；继位皇帝守成有德，一般称宗，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但是商朝并不遵循这一习惯，如建立商朝的子履通常被称为“商汤”，这里的“汤”是其庙号“成汤”的简称。 汉代之前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有庙号，仅功德卓著的皇帝才有资格拥有庙号。比如西汉15帝中仅4人有留有庙号，分别是“太祖刘邦”、“太宗刘恒”、“世宗刘彻”、“中宗刘询”，其余的要么压根无庙号，要么庙号被废除。因此汉代不用庙号指代皇帝。两汉以后，庙号开始泛滥贬值，每个皇帝都有庙号，但是唯一。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多数朝代用庙号指代皇帝，如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等。 二、谥号 谥号是指在人死后，后人对其进行概括性评定确定的称号。谥号并不只是皇帝才有，比如大臣死后，也可以有谥号，如“曾文正公”，这里“文正”是清朝给曾国藩的谥号（文正是文臣最高谥号）。 谥号源于周朝，有表扬型（上谥）、同情型（中谥）、批评型（下谥）之分，比如周厉王，“杀戮无故曰厉”，含批评、斥责之意；周文王，“经天纬地曰文”，是褒扬；汉愍帝，“在国遭忧曰愍”，是同情型。因为周代并未沿用商朝的庙号制度，且当时还没有年号概念，汉代虽然发明了年号，但是年号并不唯一，用年号指代皇帝指向性并不清晰，因此周、汉两代一般用谥号指代皇帝，如“武王伐纣”，这里“武王”用的就是谥号，汉文帝刘恒，用的也是他的谥号“孝文”。特别的，比如“汉太祖高皇帝刘邦”，这里“太祖”是庙号，“高”是谥号，理论上应该叫“汉高帝”或者“汉太祖”都可以，但是人们更习惯于称刘邦为“汉高祖刘邦”，既不是庙号也不是谥号，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实际上这是受司马迁《史记》的影响，因为《史记》叫错了，后世就跟着错了下去，是一种习惯性的误称。 两汉皇帝除开国皇帝汉高帝刘邦是一字谥号外，其余都是两字谥号，且除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就是在社旗喝酒那位）外，第一个字都是“孝”字，以示汉朝“以孝治天下”，比如“孝文”、“孝武”等。但是唐朝之后，谥号字数逐渐增加且越多越高大上。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无耻已极，谥号竟达25字，这时候就不可能再用谥号指代皇帝了，20多个纯拍马屁的字，谁能记得？ 三、年号 年号主要用于纪元使用，一般在皇帝继位之初确定，当年仍然使用前任皇帝年号，次年开始使用新皇帝年号，如果新皇帝在次年到来之前就崩了，也可以在同一年使用两个年号。比如明光宗朱常洛1620年8月继位，原定1621年为“泰昌”元年，但一个月后他就崩了，如果循旧例，那么明光宗的年号就没有机会使用了，折中的办法是，1620年从朱常洛继位的8月至当年年末使用他自己的新年号“泰昌”，1620年前面的8个月仍然使用他爸爸的“万历”年号，次年开始使用他木匠儿子的“天启”年号。也有极个别别有用心的皇帝，在继位当年便要启用自己的新年号，说的是宋太宗赵光义。 年号源于汉武帝时期，最开始年号并不与皇帝一一对应，比如汉武帝在位50多年用了10多个年号，如果用年号指代皇帝，其指向性并不明确。发展到明清两代，基本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事变”中被瓦剌俘获北狩，期间其弟朱祁钰继皇帝位，他被瓦剌放回后，又通过“夺门之变”再次当上皇帝，因此有两个年号，也算是一帝一号），因此明、清两代习惯用年号指代皇帝，比如永乐皇帝、光绪皇帝等。 四、尊号 比较特殊的是秦代，秦始皇认为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大不敬，因此废除了谥号制度，也废除了庙号制度，后世习惯称其为“秦始皇”，一般认为是尊号。 总之，分朝代看： 1、夏，夏朝是否是信史本身就存在争议，帝王称号也大多不可考； 2、商，仅有庙号，因此只能用庙号，如“商汤”； 3、两周，无庙号无年号，只能用谥号，如“周文王”、“周平王”等； 4、秦，无庙号无谥号无年号，习惯用尊号，仅有“秦始皇”、“秦二世”两位； 5、两汉，庙号不一定有，年号不一定唯一，只能用谥号，如“汉（孝）惠帝刘盈”、“汉（孝）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等； 6、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谥号不规范，年号不唯一，所以习惯用庙号，常见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宋高宗赵构”、“元世祖忽必烈”等； 7、明、清，年号唯一，习惯用年号，如“永乐皇帝”、“崇祯皇帝”，以及各辫子皇帝“康熙”、“雍正”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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