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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司马光，大家就哦，就是砸水缸的那位神童啊！砸水缸这件事，尚有争论，姑且不管是真是假，可以看出司马光从小就有自我炒作的意识了。出名要趁早，出名不怕晚，有了这个虚假难辨的传说，司马光日后的仕途一马平川，步步高升。 说到司马光，一生围绕他的话题无非就两个：资治通鉴与王安石。 提到神宗变法，就不能绕过王安石这三个字，因为变法是他搞的。怎么阐述这个变法，史料实在是太多了。 说一下其中几个非常重要且对之后变法的走势影响深远的： 青苗法：主要是把政府变成农民贷款的银行，如果农民碰到糟糕的天气影响种田，收获不到果实，没办法卖钱，可以向政府贷款渡过难关，等有了收成，再归还政府，并且政府的贷款利息远远低于私人放贷利息。 均输法：说白了，就是要求各地方政府在中央设立专门用的仓库，粮食大丰收的时候，由政府出钱大量购买粮食储蓄在仓库里，以便以后万一天灾人祸，好拿出粮食赈济人们，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用钱来替代实物纳税，就是日后著名的张居正“一条鞭法”的雏形。 免役法：规定全国的每一个年轻男子，都有为国家服劳役的义务，没钱的人，只能服劳役，有钱的人呢？不想做劳役怎么办？可以，必须要交钱，交钱了，政府同意不用做劳役。 市易法：就是政府在物价低的时候，买入，等物价高的时候，卖出；统一的钱由政府控制，充足了国库，那么这些商人就没办法贱买贵卖，防止了商人、地主的垄断。 方田均税法：政府要对国家所有的土地重新测量一遍，查查有没有漏税的土地，然后对全国的土地重新评估，按照肥沃贫瘠，好的土地收税多一点，不好的土地，收税少一点。 这些法规，大大的增加了国库收入，让政府利用权力干涉市场经济，不让一些蛀虫钻空子，放在今天，也是超前的经济理念。 王安石真的是天才啊，是个搞经济的好料，宋神宗也虽然不这么领会贯通王安石的理念，但他隐隐感觉到，这样的变法，有可能让大宋重回巅峰，对王安石那是言听计从，要啥给啥。 而司马光不爽了，眼看着曾经是自己的好朋友王安石，用这么一个所谓的变法，春风得意，大权独揽，虽然看上去变法很美好，但是实行起来是一塌糊涂，司马光熟读多年的历史，虽然脑子是跟不上王安石这么超前，但是很现实，当时的宋朝，虽然风气自由，经济发展自由，但是说到底还是个封建社会。王安石想改革，怎么改革，说到底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本意是想从富人地主争利，把富人的钱重新分配给穷人，屁股决定脑袋，断了富人地主们的财路如同杀人父母，这些人会答应吗？王安石不重用这些顽固的老派，因为他们不听话，和自己作对，只能重用新派，新派难道都是好人？NO，王安石倒霉是倒霉在智商极高，情商极低这块上，方案很好，初衷很好，私德也很好，但所托非人，招徕的无一个是狼心狗肺心黑手毒之徒，利用新法，变着花样积累大量的钱财，搞得天下怨声载道，结果是王安石失败了，最大的黑锅重重的砸在了他的头上！ 司马光之前劝过宋神宗，不要继续搞变法了，但在情绪高涨的宋神宗面前，司马光的任何反对，统统无效。 王安石变法初始，首先要人事变动，把一些不听话的老家伙统统感到洛阳去，不要碍手碍脚，作为这些人的首领，司马光气得要死，但这人司马光无法撼动他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地位，也无可奈何，憋了一肚子的怨恨，辞职了，回到了洛阳，开始动笔刀子，关门憋了整整十九年，专心致志的写了司马光一生的得意代表作《资治通鉴》。 其实资治通鉴以司马光当时的初衷就是专门写给皇帝作为帝王心术的参考，而不是司马光用心想做的一番事业，写资治通鉴的真正目的是让皇帝回心转意，废除新法。 从格调来看，远远不如同姓先辈司马迁写的《史记》。而且资治通鉴里面的私货太多，首先屁股就坐歪了，不如史记的评价中肯，讲究事实。 相比司马迁为了写一本史诗级的书，翻烂了多少本史书，也不远万里跋山涉水的去考证，一人之力的写完了这本书，而资治通鉴不是司马光一人所完成，是一个总编辑而已。 而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内容也不太一样，司马迁要囊括很多方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民族等等，而司马光倾注全力的是政治权谋军事方面的，所以司马迁写书是为了公，司马光写书是为了私。 宋神宗变法的三分钟热度慢慢的消退，发现新法虽然充足了国库，但是搞得天下乱七八糟，不堪压力之下，罢免了王安石，意味着司马光可以东山再起。 政治最大的本事不是谁压了谁，而是妥协与合作，司马光不懂这一点，重新上台了以后，司马光带着土豪劣坤的还乡团杀回了阔别多年的朝廷，挟私报复把新党中无论好人还是酷吏统统一锅端了，发配到岭南。执政之间，对王安石反攻倒算，废除了一切。 王安石眼见司马光如此的胡作非为，气愤不已，很快就郁郁而终，连司马光，发泄了所有的怨愤后，垂垂老年承受不住阵阵快意的刺激下，同年，就跟着王安石殊途同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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