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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金平
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理事
内容提要：苏东坡诗酒文章，墨香中浸透着醇厚的酒香。半数以上文必涉酒，酒趣之特、酒器之博为历代文豪之中罕见，蕴含并散发着“与众共享为义，饮酒适度即尊”的酒文化。让我们透过北宋酒政与黄州酒业概况，了解苏东坡酿酒、品酒、调酒之趣，解读苏东坡文章中的酒趣，从另一个侧面认识苏东坡的人文思想。
关键词：北宋酒政与黄州酒业；瓮生香东坡蜜酒，雪堂义尊，黄州茅柴酒。
幸为黄州民，虽自幼读书不多，但深为黄州文化之美和东坡之名所感染。幸得东坡名，作为北宋州府的黄州，近千年以来，藉苏东坡诗酒文章而名噪古今。
在黄州，我们对东坡文化思想精髓的研究，无论是宏观上与地方经济的契合，还是具体到物化东坡文化上，都是比较滞后的。作为东坡文化发祥地的黄州，对东坡文化及其思想了解的社会层面依然很窄，其受众只是学术团体、专家学者和对此感兴趣的政务人员。如何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让大众感受与品味她才是我们弘扬东坡文化推陈出新的根本。有鉴于此，笔者从东坡文章中流芳千载的墨香与酒香中，寻觅到苏东坡独特的酒文化之趣，从另一个侧面再现物化的东坡文化之神韵。
苏东坡出生乃至步入仕途的北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大抵可以十二个字来形容①：“冗官、冗兵、冗费”，“积贪、积贫、积弱”。宋朝廷按路、府、州、军设置庞杂的机构，配备的政府官职和军队士卒数量之多、耗费之巨古之罕有。为抵御辽金的进犯和满足庞杂的财政支出，强征暴敛，转赋于民，国力渐弱。对烟、酒、茶及金属矿产等资源，延用唐五代的征榷②（即专卖）制度，为缓解宋朝廷的财政压力起到了阶段性的作用。王安石等力推的新法中就包括维护并实施严格的酒类专卖制度的告赏法、赏格法。严酷的告赏辑私活动，无度地以追逐酒利为目的的赏格法，带来了较严重的民生问题。在苏辙后来《和子由蜜酒歌》中“城中禁酒如禁盗③”，欧阳修《食糟民》中“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就是当时社会的最好写照。
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对新法与旧法的不同政见，形成了北宋时期特有的“党争”，也是苏轼自嘲“难求新进”和奸党小人污蔑为“讥笑时政”的社会根源。
一、官监酒务——北宋时期的榷酒制度
北宋的榷酒制度大抵有三种形式④：“王城之中征其蘖，不征其市，闽蜀之地取其税，不禁其私，四方郡国则有常榷”。即：一是京城（包括四京）和四川、贵州、两广、福建等地实行榷曲制，允许民间酿造而对“曲”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二是对上述地区以外的各路、府、州、军实行“官酤”，在榷曲的基础上实行官酿专卖；三是对人口不甚密集，产销量不大的地区，实行“官监酒务”或“买扑”制（相当于现在的租赁经营）。受苏轼“乌台诗案”连累的苏辙，当时被贬至“筠州监酒务”，就是在江西高安担任这一角色。
根据《宋史》⑤、《宋会要辑稿》⑥、赵询《熙宁酒课》⑦、《文献通考》⑧等史料记载，严格酒类专卖制度下的酒课收益，支撑起宋朝一定比例的财政收入。庆历年间的酒课收入高达1700万贯，占货币总收入的比例高达38.9%。至熙宁年间，为满足酒课的征榷，宋朝廷在各地设官监酒务。以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为例：全国共设监酒务1861处，实现酒课收益1310万贯。当时的黄州属淮南西路，旧时在府城及久长镇（旧街）、团风镇、阳罗镇、麻城镇、岐亭镇、故县镇、黄陂县共设酒务8处，熙宁十年前收酒课为32881贯。自熙宁十年起，黄州治以上8处酒务，确立祖额（即下达酒课任务）为41000贯。与黄州一江之隔的鄂州，当时属荆湖北路，同设8处监酒务，酒课收入与确立祖额均为黄州的一倍。笔者尚无法考证：41000贯酒课任务，在黄州持续了多少年，但北宋的榷酒制度，从景德、庆历、熙宁到元祐、宣和、绍兴、靖康的123年间，酒课收入占年度货币收入的20%以上，其中庆历、绍兴年间超过了30%的比例。
苏东坡在黄州期间，担任黄州监酒务的是另一位贬官，曾任著作佐郎的荆南人乐京，人称乐著作。
二、酒
酿并存——北宋时期的黄州酒业概况
酒的起源有仪狄造酒说，杜康造酒说。李时珍关于酒起源于元代之说被后来的唐、宋说所替代。根据七十年代的考古发现和史料的研究记载，笔者赞成酒的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观点。这里的“酒”指蒸馏白酒，“酿”指酒酿，也称：酒醅、春酒、浊酒。多指滤去醪糟的乳白色酒液，属未完全成熟的半成品黄酒。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到黄州的苏东坡，踏春禹王，沐浴安国寺，研读易经和楚辞⑨，“寂莫闭窗《易》粗通”，“夜就寒光读《楚辞》。”曾任著作佐郎而时任黄州监酒务的乐京，送酒给苏东坡，《次韵乐著作送酒》中：“万斛羁愁都似雪，一壶春酒若为汤。”在这里，苏东坡不明言身为监酒务的乐京送酒给他，而是说将冬酝春熟的一壶酒煮沸如汤，恰如浇在似雪所羁万斛之愁上。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三月，刚到黄州的苏东坡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首》中写道：“清诗独呤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浮浮大甑长炊玉，溜溜小糟如压蔗。……穿花踏月饮村酒，免使醉归官长骂。”不仅记叙了苏东坡独呤自和的孤寂，多难畏事的心态，而且以“浮浮大甑……溜溜小糟”的纪实手法，描绘了黄州定惠院附近民间酿造蒸酒的场景，记录了北宋时期作为蒸馏酒即白酒业和村酒（即私酒）在黄州的存在。苏东坡《十拍子》中“白酒新开九酝，黄花已过重阳”，说明黄州白酒开酿及制曲在重阳时节。苏东坡被重新启用后，以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身份，在与驸马都尉王晋卿的交往中回忆道：“予昔在黄州，邻近四五郡皆送酒”，这些都是北宋时期黄州及其周边地区酿酒的印证。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11月，苏东坡第四次往岐亭访友陈季常，在《岐亭五首》之四中，记录了他在黄州的三年中，几次想饮一种叫“压茅柴”的酒而未能遂愿的憾事：“三年黄州城，饮酒但饮湿。我如更拣择，一醉岂易得。几思压茅柴，禁网日夜急。西邻椎瓮盎，醉倒猪与鸭。君家大如掌，破屋无遮幂。何从得此酒，冷面妒君赤。定应好事人，千石供李白。为君三日醉，蓬发不暇帻。夜深欲踰垣，卧想春瓮泣。”有学者称之为“黄州压茅柴”，还有人认为亦即茅台酒。经考证，北宋时期的黄州城内，确有一种著名的白酒叫“压茅柴”，亦或“茅香酒”。这里的“茅柴”实为一种茅香草，简称“香茅”。以镇江茅山香草为佳，亦称茅山香草，又叫柠檬香草。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茅香草有青、白二种之分，无毒、性温、入药。吴津《观林诗话》：“东坡几思压茅柴，禁网日夜急，盖世号市沽为茅柴，以其易著易过。”由此可见，黄州茅香酒，当时的市场认可度较高，“盖市号市沽”为茅柴。因其易于贮积且不上头而受欢迎，是在尚无现代生物技术条件下，以植物（茅香草）浸提增香的绿色环保酒体。难怪苏东坡如此青睐：“三年黄州城，几思压茅柴。何从得此酒，千石供李白。”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文献史料还是从苏东坡诗酒文章的记载来看，北宋榷酒制度下的黄州酒业已有适度规模，并纳入了官监酒务的范畴。宋朝廷派驻了监管酒类生产、流通、税务方面的专职官员，下达了酒课征榷任务，市面上的白酒、黄酒、配制酒和非商品酒即村酒，在黄州历史上是客观并存的。
三、酿酒之趣——传承中华佳酿文化
大凡了解苏东坡的人，莫不是对其大文豪大学士的赞叹，或者是“一词二赋”和众多颠峰之作的传颂，而通过作者试图介绍苏东坡酿酒之趣，品酒之趣，调酒之趣，及其诗酒文章中的各种酒器，你可了解另一个苏东坡，亦可发现“一词二赋”之中所蕴含的酒文化。
（一）《东坡酒经》——传承至今的佳酿技艺。苏东坡酿酒有六、七种之多。他可根据宦游或贬谪之地的不同资源而因材酿造。如在岭南酿造桂酒、真一酒；在河北酿造中山松醪，用黄橘酿过洞庭春色酒；在黄州东坡雪堂他酿过蜜酒，调制过义尊酒；在海南他酿制过天门冬酒。他不仅亲自动手酿，而且还将实际作法及细致入微的观察体会，用曲、用粮及工艺流程整理成文，《东坡酒经》⑩即属他的酿酒专著。
“南方之氓以糯与粳，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以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曲之精者也。米五斗以为率，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酿，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赢也。始酿以四两之饼，而每投以二两之曲，皆泽以少水，取足以解散而匀停也。酿者必瓮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盖三投而后平也。凡饼烈而曲和，投者心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后定，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冷者也。凡酿与投必寒之而后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
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谓赢者为粥，米一而水三之，操以饼曲，凡四两，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润而再酿之，五日压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劲者也。劲正合为五斗，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猛也。篘绝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则糟枯中风而酒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东坡酒经》成文时间早于我国历史上酿酒专著《北山酒经》
，全文共374字，对选粮、用水、制曲、投料、粮醅及配曲之比、加浆、酿造期限和出酒率等均作了描述。
（二）瓮中生香——东坡蜜酒与传世之酿。初到黄州的苏东坡生活困顿，由于跟随他二十年的故友马正卿出面说情，黄州太守将一片废弃的营地划归他。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开始了自给自足的耕作。《东坡八首》真实地记录了他与民同乐、同劳作的情形，“东坡居士”由此闻名。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5月，躬耕东坡之上，小有收成的苏轼，得绵竹道士杨世昌酿法，将蜜酒酿制过程作《蜜酒歌·并叙》：“西蜀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方，作此歌以遗之⑪”。“六月田夫汗流沘，真珠为醴玉为浆。蜂为耕耘花作米，不如春瓮自生香。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拔。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湖清……”
从苏东坡在黄州酿制蜜酒的记述中，人们除了了解他躬耕东坡之上的辛苦耕耘，揭示蜜酒用粮、用曲的要求外，还证实了以下几个鲜为人知的事实：①黄州北宋时期与其它地方一样，白酒、黄（米）酒是同时存在的，“……瓮……生香”反映的是固态与液态发酵相融的早期传统工艺。②记录了当时的黄州酒价：“百（文）钱一斗”。③东坡酿制蜜酒并非外传以蜂蜜酿造，而是在主粮发酵过程中加料加曲以恢复、反复发酵，用于延长发酵周期以增酒力。我们看看苏轼在《东坡志林》⑫中是怎样记录东坡蜜酒的酿制过程的：
“予作蜜酒格，与真水乱。每米一斗，用蒸饼面二两半，饼子一两半，如常法，取醅液再入蒸饼面一两酿之。三日尝看，味当极辣，且硬，则以一斗米炊饭投之。若甜软，则每投更入麴与饼各半两。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酿者斟酌增损也。入水少为佳。”
不难看出：①东坡蜜酒之酿制用的是“真水”即摊凉后的熟开水；②用“面”“饼”作曲，并取“醅液”作酒母，以增加更多的生物菌种参与发酵；③加饭投料则“麴”与“饼”减半，可见他掌握了曲多则酒苦的酿造原理；④苏东坡在《志林》中记载的这些，已经是趋于成熟的黄酒工艺与作法，“全在酿者斟酌增损”的深刻体会与凭经验酿制，至今仍在绝大部分尚未实行机械化、标准化酿造的黄酒企业中沿用。在江苏与浙江这些黄酒集中产区，所延用至今的“善酿”和“加饭”法亦是如此⑬。
他在岭南，给建安徐得之的信中记述了“真一酒”酿法：“岭南不禁酒，近得一酿法。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酿成玉色，……每米一升，炊熟，急水淘过，控干，寿细白面沫三两，拌匀入瓮，使有力者以手拍实，按中为井子，上广下锐。于三两沫中，预留少许糁盖醅面，候浆水满其中，以刀划破，更炊新饭投之。每斗投三升，令入井子中，以醅盖合，每斗入熟水两碗，更三五日，可得好酒六升”由此可见，真一酒与蜜酒相似，属黄酒之类。酿法中涉及的（用曲、洗米、蒸饭、淋饭、摊饭、拌料、搭窝、加浆、开粑、喂饭、再加浆等）黄酒酿制工艺被延用至今。
（三）甜酸甘苦何足追计——随适达观的人生态度。元丰四年（即公元1081年）十月二十一日，苏东坡在《记酿酒》中：“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遂不免闭户自酝。麴既不佳，手诀亦疏谬，不甜而败，则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叹，知穷人之所为无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但客不喜耳。然客之喜怒，亦何与吾事哉！”
很显然：苏东坡对酿酒之“甜酸甘苦”表明了“何足追计”之达观态度。如果我们用现代生物科学与酿酒业的标准去衡量近千年前苏东坡酿酒的成败，是不符合历史、科学和客观实际的。笔者在这里要释疑两个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的问题：一是苏东坡违禁酿私酒问题；二是苏东坡酿酒酸败，喝了拉肚子，更有甚者评说为“泻药”的不实之词。前者是不了解北宋时期的酒政所至，而后者有哗众取宠或戏说之嫌。
北宋时期的官酿专卖制度下，私酒和非商品酒的生产是客观存在的。所谓非商品酒即未进入市场流通的酒⑭：一是官府酿造的自用酒，如法酒、御酒、公使酒等，具有督促地方官吏廉政意义。二是由宗室、戚里和品官之家酿造的自用酒。是政府“恩逮百官者，唯恐其不足”，同时防止他们凭借权势参与市场，影响酒课征榷的一种措施。三是允许广大乡村酿造非商品酒，即“村酒”，以自酿自饮或自给自足。苏东坡在黄州时，只是“城中禁酒如禁盗”，而城外乡村是可自酿自饮非商品酒的。“田中黍穗处处黄，瓮头新绿家家有”能自酿待客多是农家大户，可见他几次翻越城外，穿花踏月饮村酒，闭门自酿是不违法的！
黄酒的酿造过程中，象苏东坡“麴既不佳，手诀亦疏谬，不甜而败”的实践经历古今有之。曲为酒之骨，粮为酒之肉，水为酒之血。现代生物技术表明，酸败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其本质是乳酸菌失控。尽管苏轼《记酿酒》文中反映了“手诀亦疏谬，不甜而败”，以及好友潘邠老家造逡巡酒，苏东坡饮后云：“莫作醋，错著水来否？”这是他本人作品中分别记载自己和他人酿酒酸败的情况。至于因苏东坡酿酒酸败饮后拉肚子，还有一说在他去世后，有人向其子寻苏东坡酿酒密方一问一答等说法，本人均持怀疑态度，事实上苏东坡将酿酒作法已经公开。无论是正常黄酒或酸败至醋，饮后即使有拉肚子的情况，当属“吃”的问题，而绝非“饮”的问题。日常生活中，我们吃腐乳不至拉肚子，喝了醋更不至于拉肚子。这是不同的生物菌群、菌种所决定的，科学常识告诉我们，拉肚子是大肠杆菌所作崇，因为乳酸菌并非大肠杆菌，断不会有拉肚子一说。
在《百家讲坛》康政教授评说苏东坡，以及《文化中国》黄玉峰说苏轼等节目和出版物中，涉及苏东坡在黄州违法酿私酒，饮之酒后拉肚子等说法，既缺乏史料佐证，又与生物科学相悖，以至后来被许多苏学专家、学者所抨击。
四、弄酒之趣——共享为义，适度为尊的人文精神
从苏东坡的酿酒情结之中，不难看出他已达到可著书立说传世的高度，殊不知其饮酒、调酒、藏酒之趣，更是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评价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
（一）饮酒之趣：苏东坡饮酒有三习，即：“适”、“义”、随”。东坡好酒：“予虽饮酒不多，然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已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书东皋子传后》。
可见苏东坡酒量小而酒瘾大，他不象李白、刘伶那样狂饮，大醉。他讲求的是一个“酣适”之度，即度的把握。如同病者得药，他为之体轻，饮者困与酒，他为之酣适。适人、适已、适事，饮酒适度即尊。
在《浊醪有妙理赋》⑮中写道：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麴蘖有毒，安能发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暾红。初体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餔。刍豢饱我而不我觉，布帛燠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在《右调〈巢生〉一首》⑯中：“我有一樽酒，独饮良不仁。”于是乎：与友饮，与渔樵、田夫、乡邻饮，与道、与僧、与名士饮，与弟、与子、与妇饮，是他与众共享的酒习，即“义”，与众共享为义。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九月，苏东坡在黄州雪堂夜饮，《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小舟从此过，江海寄余生。”次日，黄州传出苏东坡已得道云游出海的消息，太守徐君猷大惊！苏轼在黄州虽是贬官，但自己亦有监管之责，急去临皋亭查看，此时的苏东坡正在酣睡之中。
《渔父破子》：“渔父饮，谁家去，鱼蟹一时分付。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说的是与渔夫一起去酒家饮，以鱼蟹与酒进行互易而不论钱数，以醉为限不论饮酒多少。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三月，苏轼的《西江月》文载“顷在黄州，春夜行至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在政治颓废、生活困顿中的苏东坡，其随遇而安的人生境界，在其酒习中亦不例外。
苏东坡的这种以适为度，与众共享、随遇而饮的酒习，与黄州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仆去黄州五周岁矣，饮食梦寐，未尝忘之。”以致于后来他在惠州梦中说黄州。这些酒习，不仅调适、抚慰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创造、奠定了“共享为义，适度即尊”的酒文化。
（二）调酒、藏酒之趣：常人饮酒多是单一种酒，少有混饮。苏东坡却早将多种风味的酒调合而饮，开中国式鸡尾酒之先河。在黄州雪堂时，邻近四五郡皆送酒。他不仅酿制蜜酒，还藏酒、调酒，他将各地送来的酒合置一器中，并亲书“雪堂义樽”交夫人王闰之斗藏。在这里：①苏东坡将友人送来的不同风格白酒合置一器中，器为何物？②苏东坡与杨世昌等友人泛舟赤壁，怀古作赋，饮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饮的什么酒？只要考察一下雪堂的修筑和“一词二赋”成文的时间，即可找到答案。
丰元五年二月苏轼《雪堂记》载：“苏子得废园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右左兮，斜经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颀颀…
挹清泉兮，抱瓮而忘机。”从苏东坡《雪堂记》对自然环境和自己避世心态的描写，可看出：①苏轼在黄州雪堂，过着自甘恬静、与世无争的生活。②雪堂里确有一酿酒或贮酒之器，“瓮”即酒器。③苏东坡于元丰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从定惠院迁居临皋亭，而临皋亭靠近长江，（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东坡志林》），地势较低，属于朝廷官员莅临之居所，即水上“官驿⑰”。“苏子得废园于东坡之胁”（半山坡）“筑而垣之”，作茅屋五间。相对临皋亭而言，雪堂是苏轼躬耕休息，偃仰起居，受赠待客等相对避静而独立的主要场所，才有“夜饮雪堂归于临皋”“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之说，更是东坡酿制蜜酒、贮集瓮藏“雪堂义尊”唯一合适之地。东坡酿制蜜酒，“蜂为耕耘花作米，不如春瓮自生香……三日开瓮香满城”，显然使用的是“瓮”作为酿酒器具。接受邻郡赠酒，合置一器并亲书“雪堂义樽”的贮藏之酒器，亦是令其抱而忘机的“瓮”。雪堂修建于元丰五年（1082）正月，《雪堂记》成文于元丰五年（1082）二月，《蜜酒歌·并叙》（不如春瓮自生香）作于同年五月，《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写于同年七月和十月。
综上所述：苏东坡夜饮雪堂归于临皋，携酒与鱼泛舟赤壁，与杨世昌、潘大临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一樽还酹江月所用之酒，皆出于他自己合置一器（瓮）中，调和、融合、贮集且经夫人王闰之斗藏之酒——雪堂义樽。
东坡在雪堂之中，何取“义尊”之名？据《容斋随笔》：与众共之曰义。樽同尊，其义有三：一为酒器；二为尊称，尊长；三是量词，一樽；即小中之大，大中之小为樽。然而，东坡之“义樽”，聚诸味调和互补于一瓮中，取共享为义，适度即尊之喻意。这无论是他集儒、释、道思想于一身，以适为度的酒习乃至与王安石相佐的（渐进、适度）执政理念，亦或与现代人推崇的酒（桌）文化是多么的妥贴！
（三）酒器之趣：酒趣即酒习，酒器即酒具，“趣”与“器”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苏轼的诗酒文章中浑然天成，“器”、“趣”难分。苏轼酒趣与酒器在其文章中出现频率之高，让人很难分清是器中之趣还是趣中之器。诗、词、赋、书、札、杂文中半数以上无不涉酒，涉酒必带“器”，而“器”之博，“趣”之特，堪称“人间不可无一，而难能有二”（林语堂语）。据查：苏轼使用过的大量酒器，在后来谪居海南前变卖。一个既饮酒又酿酒的文人，尽卖酒器，可想而知其内心的痛楚与无奈。
在他的酒具酒器中有：
瓮：《雪堂记》中“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中的“瓮”属于贮藏之器，也是雪堂义尊酒被合置之器。《蜜酒歌·并叙》中的“不如春瓮自生香”、“三日开瓮香满城”，《东坡酒经》中的“酿者必瓮按而井泓之”（搭窝），多指苏东坡酿酒之器。黄州地区及周边农家如今常见到这种口小容量大的陶质家什，大小不一，如坛各异者即是。
盏、三焦叶：即具典型宋代风格，似碗称杯的荷叶边口饮酒之器。有豆青陶瓷质地，亦称“玉盏”，形似浅焦叶或荷叶，还有荷叶上置一小龟，供寿诞酒席之用。“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焦叶矣⑱”《题子时诗后》。
榼：应属最小的一种饮酒器具，在《浊醪有妙理赋》中“座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明清直至建国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黄州及周边地区一直在使用。
爵：自汉代延用的三脚立式酒具，多为金属材质。电视剧《三国》煮酒论英雄之场景中，掩面而饮的三脚两柱之酒器。（苏轼《节饮食说》）“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
瓶：元丰三年（1082）二月二十日，苏轼与潘、郭、古等友人寻春禹王，“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这里的“瓶”显然是用以烫饮的酒器，还有外部镀铝、锡后称之为“银瓶”，“快泻银瓶不须拔”。
觥：青铜制的酒器。元丰四年（1081）十月二十日，“谒王文父齐万于江南岸。坐上得陈季常书报：是月四日种谔领兵深入，破杀西夏六万余人，获马五千匹。众喜忭唱乐，各饮一巨觥。”如其类似的还有：“觞”、“觚”、“斛”、“壶”。
樽：是苏轼文章中使用较多的酒器，包括“义樽”、“清樽”“匏樽”。“元丰五年七月六日，王文甫家饮酿白酒……清阴微过酒樽凉”。这里的樽，显然是被烫过用于热饮的酒器。苏东坡使用的酒器之中，档次较高或质地较好的酒器当属“银瓶”、“觥”，分属镀铝和青铜器具。“玉盏”和“三焦叶”则是一种豆青宋瓷酒杯。“匏樽”：即割开后掏空用以盛酒的葫芦。《赤壁赋》中“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的“匏樽”，并非是说东坡酒量大以瓢饮酒，而是指舟中饮酒器具之简陋。《赤壁怀古》中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当属千古传颂的江月之樽。
尽管东坡酒器中“樽”的形式各异，内涵十分丰富，其本质还是一个“适”字。正如他自己所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苏东坡诗酒文章中，酒趣之特，酒器之博，酒气之浓，是历代文人墨客所不及的。蕴含并散发着“与众共享为义，饮酒适度即尊”的酒文化。除此之外，他的许多趣事反映了民本思想理念。
元祐年间的苏东坡，曾被重新启用，“汝阴久雪，苏轼将酒务有余柴数十万称依原价卖之，以解救缺少柴火的人⑲。”
元祐七年八月，苏东坡在颍州太守任上，以兵部尚书被召回后，奏请圣谕罢停了元丰年间开始实行的赏格法⑳。当然，到绍圣元年又得以恢复是后话。
当我们透过北宋时期的酒政与黄州酒业概况，来品味、解读苏东坡之酒趣，认识其诗酒文章中的各种酒器，不难了解苏东坡所处北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苏轼民本思想之理念，在当时条件下很难付诸实践。
黄州有幸！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苏东坡这位旷世奇才，遂为名邦。东坡有幸！墨香中浓郁的酒香，伴他渡过了四年又四个月的黄州生活，东坡之名盛于黄州。如今的黄州，瓮生香东坡蜜酒，雪堂义尊，黄州茅香酒均已由黄冈瓮生香公司注册研发并推出。东坡千载无憾事，黄州茅柴酒亦香。自苏东坡来黄州九百三十年来，莫如今秋十月，海内外苏学团体、专家、学者及苏东坡生命之旅城市市长峰会，聚首黄州，寻觅墨香，品鉴酒香，共话发掘东坡文化、发展产业之大计。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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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书 目
①《苏轼为官之道》苏灿
张忠全编著，2009年9月 四川大学出版社
②《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李华瑞著
1995年3月 河北大学出版社
③《栾城集》 宋 苏辙著 曾枣莊
马德富 校点 2009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曾巩集》“辑佚.议酒。”宋 曾巩著 陈杏珍 晁继周校
1984年中华书局
⑤《宋史》陈振著 2003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⑥《宋会要辑稿》 “食货十七” 清 徐松
编辑 1957年6月 中华书局
⑦《熙宁酒课》 宋 赵珣
2007年1月浙江古籍出版社
⑧《文献通考》
马瑞临著 2007年1月浙江古古籍出版社
⑨《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 梅大圣.丁永淮 张社教编著 1996年8月
武汉出版社
⑩《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
李华瑞著 1995年3月 河北大学出版社
⑪《千古风流——苏东坡在黄州》
吴有元著 2009年11月 湖北人民出版社
⑫《东坡志林》 宋 苏轼 撰
赵学智校注 2003年1月 三秦出版社
⑬《黄酒工艺学》
胡文浪著 1998年8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⑭《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
李华瑞著 1995年3月 河北大学出版社
⑮《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
张振玉译 2006年5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⑯《景苏园贴》 苏轼 撰
扬守敬 杨寿昌选编
1997年8月 湖北美术出版社
⑰《黄州赤壁》
王琳祥著 2008年11月
黄冈东坡赤壁风景区管理处发行
⑱《苏东坡轶事汇编》之“东坡自述”
颜中其编注 1984年5月岳麓书社
⑲《侯鲭录》卷四 赵令时
著 2009年8月 台湾商务印书馆
⑳《宋史》卷十七《哲宗本纪》
陈振著 2003年4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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