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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倡导士君子的人格理想与王道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与现实政治有着激烈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以儒家知识分子的失意甚至悲剧告终。  乘桴 孟子亦是一位弘扬士君子人格的大儒，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并强调：“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那么，孔孟所主张的“志于道”之“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仁”字。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此“一以贯之”之“道”，即是“仁”也。这个“仁”，即是我之人生价值的实现建立在我与群体及他人的适当关系之上。这个适当的关系，就个人与群体而言，就是我对群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我应为了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而不懈努力。 儒家带着这样的价值观念从政，因此他极力主张“王道政治”，就是政治必须为人民服务，为大众服务，也就是统治者必须行德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并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但儒家的理想，与政治的现实有着非常大的距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经济的上层建筑，政治决定了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的利益安排。也就是说，政治表现为各方利益集团的博弈。 儒家把政治标榜为为群体谋利的“王道政治”，固然不错，可以赢得广大群众的认同。但就政治的现实运作而言，它是以实力为基础，以利益平衡为核心的游戏。而最重要的利益，就是自己的执政地位，如果执政的地位都不能确保，何谈其他？  曹操 一代枭雄曹操说了大实话。 建安十八年春，曹操被封为魏公，权倾朝野，有人劝他交出军队，回到封邑就任。曹操说，恐怕我一离开军队，就会被人谋害。一方面为子孙打算，一方面也考虑到，我如果失败，国家会立刻陷于险境。所以，我决不会“慕虚名而处实祸也”，不会为了一个忠臣的虚名，而去接受不可测的灾祸。 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你在那个位置，就有人觊觎你的位置，你不想杀人，别人却在磨刀。为保全自己身家性命计，只能先杀敌人。我不知道谁是敌人，我只好把所有的人牢牢看紧。制度使然，无可奈何。 过往的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从秦、汉到隋、唐，再至宋、元、明、清，为了维护一家一姓之统治，专制的绳索，越勒越紧。到了晚清的时候，以至于话都不能正常说了，龚自珍不得不感慨，“万马齐喑究可哀。” 知识分子作了官，为了自保，政治正确性是最重要的原则，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口不如心，人格分裂是专制官场的标配。 在越来越高压、严峻的政治现实面前，坚持士君子人格和王道政治理想的儒家真粉丝，如果从政，等待他们的，基本上是失意、屈辱，甚至悲剧。 孔、孟还好一点，因为他们生活在春秋末期和战国中期，帝制时代还未到来，他们四处游说虽然不被接纳，但为了笼络人心，各国国君基本上给予了起码的礼遇。这事实上成了一个规律，大凡乱世，争天下的各路反王为了获取各方的支持，对儒家知识分子礼遇有加，但一旦坐稳了天下，那就不一样了，一边是官帽，一边是铡刀，要么听我的，要么请试此刀。 朱元璋是个典型，在未夺得天下之前，他派人携带金银珠宝四处招募知识分子参加起义军。听说朱升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朱升受其感动，出山效力，为朱元璋献“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之策，为朱元璋最终夺取天下立了大功。  朱元璋 江西夏伯启叔侄不愿在他手下做官，而且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朱元璋闻讯，把二人抓到南京，亲自审讯，枭首示众，全家籍没；苏州人姚润、王谟同样因为“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才子高启，因文获罪，朱元璋将高启腰斩于市，身体被斩为八段。而且，朱元璋亲自监斩，为历史罕见。 朱元璋在屠戮在野知识分子的同时，为了维护他的朱家天下，对打天下过程中投靠他的文臣武将也是大肆屠杀。徐达、胡惟庸、常遇春一干功臣，无一善终。他的儿子朱棣更狠，对拒绝帮他起草篡位诏书的方孝孺竟然痛下杀手，株连十族。 面对政治的残酷，一是要认清形势，甘被利用；二是隐介藏形，不露声色。  王夫之 王夫之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统治者以申韩（申不害、韩非子，法家代表人物）之势压臣下，臣下就以消极应付待上，统治者以申韩之术治臣下，臣下就以庄周的油滑处世。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 想不到王老夫子，也深谙为官之心理平衡术啊。 儒家之“道”作为旗帜非常好，真要在政治生活中落实，不成怪物才怪。 儒家真粉丝不适合从政，最好的职业应该是批评家，在体制外针砭时弊；或是文化、教育工作者，纯化风俗，启迪后人。 在体制外当批评家，需要开明的空气，民主的空气，对于这一点，专制的帝制王朝，都不会给，这注定了儒家真粉丝的落寞。因此儒家就避免不了被改造、曲解，而至面目全非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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