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杨黎

朦胧诗里，词充满了象征和隐喻意义，和物之间不再有过去那种透明的必然性关系。词和物从同一走向分裂，是汉语诗歌的一次断裂性发展。从福柯的“认识型”角度来看，词和物的这种关系，可以和“古典时代”模式对上表：物除了成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为其他任何东西；词不再是物的标记，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中。在这种模式下，能指和所指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中，语言不再是世界的相似物，而要把世界揽入怀中。这让受到维特根斯坦、索绪尔的语言哲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等思想影响的部分第三代诗人不满意，以杨黎为首的“非非主义”，以韩东、于坚为首的“他们”，认为汉语诗歌应该有更先进的语言观，提出“诗从语言开始”“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等现代语言诗学主张，想让语言去掉此前的表象功能，专注于在自身的存在中表演。

 

杨黎的“废话诗”，表现得最为极端。诗完全放弃了“言志”“缘情”，不再和任何现实世界或文学观念相关联，诗就是语言的自我呈现。他把汉语诗歌的敞口，从延续了数千年的内容事实，彻底向语言事实转移。语言取代现实，成为废话诗唯一的宗教。有人认为这是无效的实验，甚至不客气地说是“语言游戏”。杨黎也为此承担了当代诗“口水化”的主要罪责。今天，对第三代代表诗人的认识，杨黎身上依然存在着极大分歧，在我看来，倒是好事情。因为对多数第三代诗人而言，分歧越来越小，往往意味着他已经成为过去式。他过去被高估的写作，他提供的那些属于当代诗在1.0版本阶段的好诗，在2.0版本阶段的今天，已经不再有效。如果他也没有在诗学建设上提供有效的经验，对他的认识确实已经不需要有太多分歧了。这种共识，虽然正在越来越多的行家之间形成，但很少有人公开谈论，所以并不影响他现在还能以大诗人自居，充当各种场合的重要角色。

 

杨黎身上聚集的分歧，说明他的写作，他的废话理论，还在产生作用。比如废话诗的后起之秀乌青，在诗的废话程度上表现得比杨黎更狠，也被批得更狠。但他能在最没有诗意的地方，靠出色的语感，生出微妙的诗意来。在当代诗里，语感本身成为诗歌内容，也是废话诗能在过去三十年里持续保有生命力的原因。但语感，牵涉到心理、情感等各方面的经验，可划归神秘事物范畴。那微妙语感的传递，与其他诗性经验的传递相比，对拥有不同声音的读者之接收系统而言，信号更不稳定。而读者对语感的接收能力，完全依靠自己的感悟力，甚至无法由别人教育、转述。语感信号容易在传播中丢失，也基本无法建立有效的批评话语体系。靠语感写作，多数时候只能是自说自话。

 

杨黎早期的非非主义诗歌，是一种带有纯诗性质的语言诗。把诗完全当成语言材料的组织，对语义刻意抽空，使他三十年前的作品，现在依然有着某种迷人气息。当年的杨黎，应该是带着理想主义来写诗的，语言尽量要抽空其现实意义，让诗成为能指被无限放大的话语编织物。他或许想做到福柯描述的那样：“词既不能拥有声音，也不能具有对话者，在那里，词所要讲述的只是自身。”但这样的工作，我把它视为缪斯女神对杨黎进行的无休止的惩罚，类似于诸神对西西弗斯的惩罚。无论西西弗斯多少次把巨石推上山顶，巨石依然会在重力的作用下滚下来。这是一项极具悲剧意味的工作。意义与语言的关系，就像重力与石头的关系。只要在地球上，没有人能把重力从石头里清除，杨黎也不可能把意义从语言里清除，意义是语言的自然属性。所以，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废话诗。意义可以来自于主体或现实世界，也可以来自于语言自身的生长，来自于语言对主客体的误解或遗忘。成熟的诗，意义藏在语言中，像游走在浑水里的鱼，固然难以捉住它，但能看到它在游动。某些当代诗，虽然呈现出废话诗的某些特点，但这废话，也能使诗性意义处于某种敞开状态，游走在它自身的澄明中。

 

废话诗抽空了诗的意义和深度，把诗视为自足的语言结构，拒绝解释。这种完全排除外部评论，将语言视为唯一现实的写作可能吗？有谁能真正写出不夹带意义的语言结构？这让我想起法国“新小说”派主将罗伯·格里耶。他被罗兰·巴特视为小说界的哥白尼，成为后者阐释“零度写作”观念的样本作家。巴特称格里耶开创的是一种无厚度无深度的风格，创作的是一种表层的文本结构——“表面小说”。尽管早期的格里耶对巴特给自己小说贴的“物化”标签颇为受用，因为这个带有实验艺术色彩的标签，能让自己可读性并不强的小说被人们广为谈论。后来，他的“物化”小说被指控把法国小说带入了死胡同时，决定不再买巴特的账，说巴特“在我身上发现那种不是我的，而是他自己的理论”。曾经反对比喻语言的他，在一次访谈中却坦然承认：“我批判了隐喻，与此同时，我写了《嫉妒》，而这本书却是我对隐喻文体的称颂。”

 

杨黎的写作，似乎也有类似的变化。他早期的诗，必须要求无意义，现在的诗，他对诗歌有无意义已经无所谓。借用杨黎的诗题《打炮》说一句，虽然无意义的废话写作算是他自己约的炮，如果真不想打了，未必需要含着泪把炮打完。很多大诗人，都是在不断修正自己对诗的理解，以抵达新的高度，成就自己的。虽然当年的杨黎，年纪轻轻就闪亮登场，迎来了自己的高潮，但我不认为，对一个天赋很高，也对诗歌一直保持着热情的诗人来说，有那一次高潮体验就足够了。何况，杨黎现在依然有旺盛的体力，几乎每天都能写诗。对他目前写的《远飞》系列，我主要当作行为艺术来看。他或许想用张口就来，极度松弛的分行行为，对另一些过于煞有介事的写作进行嘲讽吧。杨黎是一个好玩的人。

最后说句题外话。就是当代诗这个主流的坛子，如果说还亏欠什么人的话，我想到的第一个名字是杨黎。或是他们对他的误解太深吧，发出去那么多奖项，居然没发过一个给他。就算我并不认可杨黎的废话理论，就算杨黎的废话理论要纠偏，甚至出现被后人完全否定的极端情况，谈论杨黎的价值，也要站在触及当代诗某些本质问题的高度来谈，他毕竟用自己的写作和理论，涉及到当代诗的走向问题，也产生过实际影响。现在看来，诗歌要进行完全意义上的语言学转向，在西方也受到质疑。第三代之后的部分诗人，进行了相应调校，他们重新思考诗歌与生命、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他们将诗歌写作视为一次语言行动，又不满足让诗停留于将语言视为绝对之物的层面。但无论如何，这些对新诗的现代性改造工作，与第三代的“非非”“他们”等将汉语新诗与西方语言哲学进行重新对表的努力分不开。而某些著名的流行诗人，到现在为止，真正能明白自己在写什么的有几人？那些娘娘腔似的悲悯情怀，遍地的怀乡病，矫饰的小资情调，变着花样的修辞练习，是不是还在现代性的皮毛上挠着小痒痒？

 

                                                                                                 2017,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