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秦岭“四道”与刘邦“兴于汉中”

無情360 201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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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交通史专辑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石门颂》可以看作珍贵的交通史料。其中说到刘邦“兴于汉中”事迹，涉及自关中平原翻越秦岭，进而通达“益域”的“四道”。高帝时代汉中“四道”形成的交通结构，有便利刘邦在汉中稳定队伍，积蓄力量，策划战略，选择时机的条件。考察汉王在汉中的活动及其随后的政治成功，不能忽略“四道”的交通条件。

〔关键词〕刘邦；汉中；余谷；子午；围谷；堂光；交通枢纽

《石门颂》涉及交通史的内容值得珍视。其中说到刘邦“兴于汉中”随即建立帝业的成功，涉及自关中平原翻越秦岭，进而通达巴蜀地方的“四道”，即四条交通干线。高帝建国之初汉中“四道”形成的特殊的交通结构，有征服山阻，联系南北文化交流的文化效能，也有便利刘邦在汉中稳定队伍，积蓄力量，确定战略，选择时机的历史作用。考察汉王在汉中的活动及其随后“还定三秦，诛籍业帝”[1]的政治成功，不能忽略“四道”提供的交通条件。

1.《石门颂》：交通史重要文献

《石门颂》额题“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刻于褒城石门，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汉中太守王升为犍为杨涣孟文营作。历代被看作书法精品。其中交通史信息，尤其值得学者珍视。

《石门颂》开篇回顾“高祖受命，兴于汉中”事，指出自关中南逾秦岭至于汉江川地的“四道”。据《隶释》卷四记载：

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华阳国志》杨君名涣

惟巛灵㝎位，川泽股躬，泽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

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出散入秦，建㝎帝位，㕥汉焉字。后以子，路歮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尤字艰。[2]

高文《汉碑集释》：

惟灵定位，川泽股躬，泽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

域为充。

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后以子午，途路歮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尤艰。……

下文记述永平四年“诏书开余，凿通石门”事，有涉及交通建设工程的具体的技术性记录。[3]

“灵定位”，高文据《广韵》：“坤，古文”，《集韵》：“坤，古作”，《说文》：“坤，地也”，以及樊毅《修华岳碑》：“灵既定”，《西岳华山庙碑》：“乾定位”，指出：“‘’为汉代通行之‘坤’字，故汉碑皆作‘’。”《石门颂》下文有“上顺斗极，下答皇，自南而北，四海攸通”句，高文亦以为“‘皇’即‘坤皇’，谓地也”。[4]所谓“定位”，明确地理空间意义的神圣。而“川泽股躬”，以及“泽有所注，川有所通”，突出强调了水系对于交通的意义。汉江为汉中地方提供了充备的水资源和水运动力。此外，《石门颂》言“山道”，亦言“谷道”。秦岭“谷道”即所谓“峪”对于交通道路开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秦岭“四道”都分别利用了这样的条件。

2.“余谷之川，其泽南隆”

《隶释》说，“碑以‘余谷’为斜谷。”“‘褒斜’者，汉中谷名。”[5]褒斜道北段通过斜谷。有人认为，刘邦入汉中经由褒斜道。《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山南道三》“南郑县”条：“褒斜道，一名石牛道，张良令汉王烧绝栈道，示无还心，即此道也。”[6]宋郭允蹈《蜀鉴》卷一“汉高帝由蜀汉定三秦”条：“汉王从杜南入蚀中张良送至褒中，良说汉王烧绝栈道。杜南在今京兆府万年县，古杜伯国也。蚀中，入汉中道川谷名。《寰宇记》曰：褒口在褒城县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为一谷，自褒谷至凤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口在凤翔府郿县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以行。张良劝汉王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今地名石门。”[7]

所谓“余谷之川，其泽南隆”，体现了褒斜道长期是蜀道主线路的历史事实。《元和郡县图志》“褒斜道，一名石牛道”值得注意。蜀道“石牛”传说较早见于《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称发生于“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时。[8]《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言巴蜀地方物产丰饶，“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9]这正是《石门颂》“余谷之川，其泽南隆”的本义。蜀道穿越秦岭的线路，主要有故道、褒斜道、灙骆道、子午道。我们考察蜀道历史变迁，注意到随着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蜀道主线路发生大致以自西而东为趋向的移换。[10]而《隶释》关于《石门颂》的考察中有关“《顺帝纪》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史事的提示也值得我们注意。[11]

关于“余谷之川，其泽南隆”，还应当注意到汉武帝时代曾经有开发褒斜水运的试探。[12]这或许也是《石门颂》文字“坤灵定位，川泽股躬，泽有所注，川有所通”的例证。

3.“道由子午”，“兴于汉中”

《石门颂》：“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焉。”被认为明确指出刘邦往汉中是由子午道南下的记载。

“子午道”是自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向南通往汉中巴蜀的道路。秦始皇规划咸阳的建设时，曾经有“周驰为阁道，自（阿房）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的设想。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裴骃《集解》：“李奇曰：‘蚀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蚀，入汉中道川谷名。’”司马贞《索隐》：“李奇音力，孟康音食。王劭按：《说文》作‘’，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音力也。”[13]程大昌《雍录》卷五“汉高帝入关”条写道：“四月，汉王入蚀中，至南郑。蚀中之名地书皆不载，以地望求之，关中南面皆碍南山，不可直达，其有微径可达汉中者，惟子午关。子午关在长安正南。其次则有骆谷关。关之又西则褒斜也。此之蚀中，若非骆谷，即是子午也。若大散关则在汉中西南，不与咸阳对出，非其地矣。”[14]

汉末历史记录表明，子午道曾经是关中通往汉江流域的最便捷通道。《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三国志》卷四〇《蜀书·魏延传》：“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裴松之注引《魏略》：“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15]直抵长安。由魏延所谓“韩信故事”，可知在汉末军事家的意识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或许确是刘邦北定三秦的路线。

看来，子午道在秦汉之际已经通行大致是没有疑义的。[16]

“子午道”作为长安通往汉水流域的道路，因这两个区域地位之重要，其交通作用十分显著。东汉末年，关中流民多由子午道南下汉中。如《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17]曹魏军也曾经由子午道伐蜀。[18]李之勤曾经对子午道的历史变迁进行过全面深入的考证。[19]我们在对子午道秦岭北段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时，也发现了相当典型的古栈道的遗存。[20]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元始四年）其秋，（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颜师古说：“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庆州东界，有山名‘子午岭’，计南北直相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21]颜师古将“子午岭”和“子午道”联系起来理解，这位唐代学者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意见，还有将直道所循子午岭和子午道所循子午谷“计南北直相当”者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即所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确实，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到的，秦直道循子午岭北行，而“直”正是“子午”的快读合音，由杜陵南行直通梁、汉的子午道也有类似的情形。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一《县一·万年》写道：“福水即交水也。《水经注》曰：‘上承樊川御宿诸水，出县南山石壁谷[22]，南三十里，与直谷[23]水合，亦曰子午谷水。’”[24]又《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豹林谷[25]水。出南山，北流三里，有竹谷水自南来会。又北流二里，有子午谷水自东来会。[26]自北以下，亦谓之子午谷水。”[27]“直谷”应当也是“子午谷”的快读合音。[28]另外，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汉魏子午道秦岭南段又曾经沿池河南下汉江川道的情形。[29]明嘉靖《陕西通志》卷三《土地三·山川中》“石泉县”条则有作“迟河”。编者写道：“迟河在县东五十里，源自长安县腰竹岭来，至莲花石南入汉江。相传此河易涨难退，故名。”[30]然而根据当地方言发音特点，我们有理由推测，“池”、“迟”，或为“直”之音转。也就是说，很可能子午道循行的河道，也曾经被称作“直河”、“直水”。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秦陵仇池区》图十一《唐代秦岭山脉东段诸谷道图》中，这条北方正对“子午镇”、“子午谷”、“子午关”的河流，正是被标注为“直水（迟河）（池河）”的。[31]

严耕望对“直水”的判断自当有据。我们看到，《水经注》卷二七《沔水上》明确著录“直水”：“……汉水又东合直水，水北出子午谷岩岭下，又南枝分，东注旬水。又南径蓰阁下，山上有戍，置于崇阜之上，下临深渊，张子房烧绝栈阁，示无还也。又东南历直谷，径直城西，而南流注汉。汉水又东径直城南，又东径千渡而至虾蟇頧。”[32]“直水”“北出子午谷岩岭下”，暗示“直”与“子午”的关系。而“南径蓰阁下，山上有戍”，以及“下临深渊”之说，体现古子午道循“直水”谷道通行的史实。所谓“张子房烧绝栈阁，示无还也”，更明确指出此即刘邦入汉中道路。“直谷”、“直城”地名，应当都与“直水”有关，也与“子午谷”有关。[33]

4.“堂光”续考

辛德勇曾据《石门颂》中“更随围谷，复通堂光”诸语，以为所谓“堂光”中的“堂”应当就是“党（灙）”的同音假借字。他又指出，“在灙骆道的北口围谷口外稍西的渭河南岸，有西汉武功县城。”[34]《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35]《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又说到武功县“莽曰新光”。“‘党光’中的‘光’，应该就是指这个‘汉光’或‘新光’。”[36]

所谓“‘党光’中的‘光’”应与“汉光”或“新光”有关，然而何以确定“党光”道名取自“汉光”或“新光”地名，则所据不详。现在分析，似乎不能完全排除“汉光”或“新光”地名确定于后，而“党光”道名应用于先的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条古道路虽未必早已定名“堂光”，然而实际开通却先于“汉光”、“新光”地名的可能。

这样，辛德勇所谓“现在最早只能把灙骆道有据可依的开通时间上限定在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以后”的意见，其认识基础似已有所动摇，论文提出的结论，可能亦失之于保守。

那末，这条道路定名“堂光”之所谓“光”，有没有可能是另有所据呢？

褒斜道定名取义褒谷与斜谷。堂光道除定名用字先南后北的形式与褒斜道相同外，可能也取河谷名称而不用行政地名。

今发源于太白山南麓折行东北，在周至县东入渭的黑河，先曾称芒水。《水经》：“（渭水）又东，芒水从南来流注之。”《水经注·渭水》：“芒水出南北芒谷。北流迳玉女房，水侧山际有石室，世谓之玉女房。芒水又北迳盩厔县之竹圃中，分为二水。汉冲帝诏曰：‘翟义作乱于东，霍鸣负倚盩厔芒竹。’[37]即此也。”[38]“芒”正与“光”相通。《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岁阴在酉，星居午。以八月与柳、七星、张晨出，作作有芒。”[39]“芒”即“光”。又《文选》卷一五张衡《思玄赋》：“扬芒熛而绛天”，李善注：“芒，光芒也。”[40]“光”与“芒”通假之例，又有《老子·道经》十四章“是为忽恍”，傅奕本、范应元本皆作“芴芒”。

王莽时代更改地名往往取原义而变换文字。仅三辅地区就有长安改称常安、粟邑改称粟城、谷口改称谷喙、临晋改称监晋、郁夷改称郁平、漆改称漆治、好畤改称好邑诸例。“汉光”、“新光”地名用“光”字，有可能取义于“芒水”、“芒谷”之“芒”。如果“堂光道”定名确与芒水有关，则王莽专政前可能先自有名，其路线之北段当经由今黑河谷道。《水经注》所谓“玉女房”“石室”，说明“水侧山际”存在交通道路。而《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所谓负倚芒竹[41]，《魏书》卷七三《崔延伯传》所谓军屯黑水[42]，都说明黑水谷道路以战略地位之重要久已为军事家所看重。此外，《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延熙二十年，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43]卷四四《姜维传》：“维前往芒水，皆倚山为营。”[44]卢弼《三国志集解》引梁章鉅曰：“《盩厔县志》：“黑水谷在县东志，即芒谷也。水黑色，亦名黑水谷。”[45]

被认定为骆谷的西骆峪以东与黑水谷之间的东骆峪和辛口峪也曾经多有战事发生，说明先期曾称堂光道，后期则称骆谷道、灙骆道的这条古代道路的北段，可能曾先后有多条通路。[46]

5.“围谷”推想

前引辛德勇文言“围谷即韦谷”，从黄盛璋说。[47]辛德勇还认为，堂光道应该就是灙骆道的前身。除名称有所差异而外，堂光道与灙骆道的路段取代也略有不同，即堂光道在秦岭北坡走围谷（韦谷，即今泥河），灙骆道走骆（洛）谷（即今西骆峪）。[48]

其实，由灙水谷道北上，在华阳镇西南有地名称“围子坝”。或许所谓“围谷”，本是指与此相近的谷道。

《石门颂》所谓“更随围谷，复通堂光”，指出了“围谷”道路与“堂光道”的关系。可能“围谷”是汉代称“堂光道”后称“灙骆道”的交通干线的早期通行路径之一。

这样说来，《石门颂》所谓“四道”，比较其地位，可能并非同等级交通干道之间相互并列的关系。

6.汉中通三秦的“四道”与刘邦军事政治动作

《石门颂》：“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焉。”以为刘邦是经子午道入据汉中。当然，如上文所说，又有刘邦部众由褒斜道南下的意见。而“出散入秦”道路，当由通常所谓“故道”北上。如明人何景明《汉中歌二首》：“汉王昔日定三秦，壮士东归意气新。旌旗暗度陈仓口，父老重迎灞水滨。”“烧栈登坛各有勋，谋臣猛将郁如云。关中自识龙颜主，海内争看缟素军。”[49]又明人李贤《宝鸡县怀古》诗：“闲来访古对清樽，暗度陈仓事可论。尚父钓时磻石在，张仙游处道宫存。玉鸡山上晨啼歇，紫草原头晩色昏。但喜居民农事毕，任教风叶护柴门。”[50]也说“暗度陈仓事”，道路方向正当“陈仓”“宝鸡”。这应当是《石门颂》所谓“四道”以外的另一条古道。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军南下汉中情形：“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对于“烧绝栈道”，司马贞《索隐》：“按系家，是用张良计也。栈道，阁道也。……崔浩云：‘险绝之处，傍凿山岩，而施版梁为阁。’”所谓“备诸侯盗兵袭之”，是新建国的汉政权必然的军事防卫措施。这样的“备”，应当兼及各条可能“袭”汉中的道路。《石门颂》所说的“四道”应当均有戒备。

刘邦进据汉中后，面临将士流失的危机。《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诸将及士卒所谓“亡归”“东归”，应当通过《石门颂》所说“四道”一类通路。韩信就此提出“决策东乡，争权天下”的建议，“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这位“韩信”，“谋臣猛将”的集结，军中人才的激励，刘邦在这一时期必然多用心思。“决策东乡，争权天下”积极战略的提出者“韩信”，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韩王信，非淮阴侯信也。”[51]而后来在“汉并天下”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大军事家韩信，在这一时期也是逃亡将士之一。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记载：“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52]远处汉中，刘邦部众多怀乡思归，人心动摇，出现陆续逃亡现象。韩信的表现符合刘邦部队军心军情的大趋势，然而因萧何的激烈反应形成深刻的历史记忆。韩信后来登坛拜将、破敌立功事与悲剧结局的鲜明对照，使得人们对他的这一经历多所关注。通常以为萧何追韩信的地点，在褒斜道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的2012年米仓道考察，在四川南江传“韩溪”谷口获得了重要的古代道路遗迹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和交通史研究者对于密集的古代栈道、桥梁和砅石遗存进行了勘测，可以初步判定为其年代很可能早至战国秦汉时期。这一发现，可以看作极有价值的交通考古收获。通过方志等资料和民间之传言，可知关于南江“韩溪”，当地曾经长期流布着有意思的历史传说，以为这里就是秦汉之际萧河追韩信著名故事发生的现场。“韩溪”正是因此得名。多数有关“韩溪”方位的记忆，在米仓道上，即由汉中南行方向。似乎年代更早的纪念遗存，也取这一倾向。

注意相关现象，应当考虑韩信“亡”或可能选择以南下为方向。我们亦难以排除韩信往义帝所居方向靠拢，以寻求新的发展机会的可能。据《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当时项羽“徙义帝长沙郴县”，而“义帝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53]在米仓道可以联络“荆吴”的条件下，韩信由此正可以得到交通的便利。韩信有可能欲接近的实力派军事领袖，也许还有位于“荆吴”方向“为九江王，都六”的黥布，以及“为衡山王，都邾”，与越人有密切关系，曾经“率百越佐诸侯”的吴芮。[54]当然，这样的分析，基于汉中交通形势具有“八方所达，益域为充”的条件。

7.汉中交通枢纽的地位兼及东汉末年曹刘争夺

《石门颂》所谓“八方所达，益域为充”，高文引《隶释》云：“以‘充’为‘冲’。”又写道：“《说文》作，‘通道也’。益域，益州。此即《史记》所谓‘巴蜀四塞，然栈道千里，唯褒斜绾毂其口’是也。”这一见解是正确的。然而高文对《石门颂》前句“余谷之川，其泽南隆”的解释，我们却不能同意。高文写道：“隆，《说文》：‘丰大也。’谓渭水南注，其流益大也。《后汉书·郡国志》：右扶风武功有斜谷。注引《西征赋》注曰：‘褒斜谷，在长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长百七十里，其水南流。’”[55]对于“其泽南隆”进行这种地貌学与水文学的解释，全不合上下文意。所谓“其泽南隆”，指的是褒斜道南通巴蜀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作用。

秦占有巴蜀之后，“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56]但是另一方面，巴蜀对秦文化的认同，推进了当地的进步。[57]由这条通路向南推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即所谓“其泽南隆”，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已经有所分析。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XNL001）

[1]《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3302页。

[2]〔宋〕洪适撰《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5年11月据洪氏晦木斋刻本影印版，第49页至第50页。

[3]王子今：《“汉三颂”交通工程技术史料丛说》，《南都学坛》2011年1期，《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2010》，三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4]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88页至第89页，第102页。

[5]《隶释隶续》，第51页。

[6]〔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559页。

[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23页。

[9]《史记》，第3261页至第3262页。

[10]王子今、刘林：《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与蜀道主线路的移换》，《长安大学学报》2012年1期。

[11]《隶释隶续》，第50页。《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延光四年，十一月）乙亥，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襃斜路。”李贤注：“子午道，平帝时王莽通之。《三秦记》曰，子午，长安正南。山名秦岭谷，一名樊川。褒斜，汉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251页。

[12]《史记》卷二九《河渠书》：“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参看王子今：《两汉漕运经营与水资源形势》，《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版，《长安学丛书·经济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

[13]《史记》，第367页。今按：今本《说文·金部》无“”字。

[14]〔宋〕程大昌，黄永年点校：《雍录》，中华书局2002年6月版，第92页至第93页。。

[15]《三国志》，第1003页。

[16]“子午道”通行更早的说法，即《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张守节《正义》：“《华阳国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号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为雠，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于秦。秦遣张仪从子午道伐蜀。蜀王自葭萌御之，败绩，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秦遂灭蜀，因取苴与巴焉。’”第2281页至2282页。然而所谓“秦遣张仪从子午道伐蜀”，不见于今本《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记述张仪、司马错兼并巴蜀，未言进军路径：“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华阳国志》言及“子午”的，只有卷二《汉中志》：“山水艰阻，有黄金、子午、马騣、建鼓之阻。”又卷七《刘后主志》：“（建兴八年）秋，魏大将军司马宣王由西城，征西车骑将军张郃由子午，大司马曹真由斜谷，三道将攻汉中。”〔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1页，第89页，第398页。

[17]《三国志》，第264页。

[18]《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曹）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第282页。《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太和中，遣曹真从子午道伐蜀。”第405页。《三国志》卷二二《魏书·陈群传》：“（曹）复表从子午道，（陈）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第635页。《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渊传》注引《魏略》和《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基传》注引司马彪《战略》都说到“子午之役”。第272页，第756页。《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建兴八年（230），“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合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取汉中。”第896页。《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记载景元四年（263）伐蜀之役，也写道：“魏兴太守刘钦趣子午谷，诸军数道平行，至汉中。”第787页。

[19]李之勤：《历史上的子午道》，《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2期。

[20]王子今、周苏平：《子午道秦岭北段栈道遗迹调查简报》，《文博》1987年4期。

[21]《汉书》，第4076页。

[22]今案：亦作石鳖谷，今称石砭峪。

[23]今案：今子午谷。

[24]据毕沅案语，今本《水经注》无此文。“《太平寰宇记》文与此同，而不云出《水经注》。”〔宋〕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三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365页。

[25]今案：今称抱龙峪。

[26]今案：“自东来会”疑当作“自西来会”。

[27]〔宋〕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第388页。

[28]《咸宁县志》卷一《南山诸谷图》中，“石鳖峪”旁侧标注“竹”，由此可以推想“竹谷”或许也应从音读的线索考虑与“子午谷”的关系。

[29]“池河”，见《陕西省地图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88页。

[30]〔明〕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董健桥总校点：《陕西通志》，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