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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阳春县瑶山瑶姓的资料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阳春文史资料》中，发表了多篇关于古代阳春县瑶族、壮族历史研究的文章，作者有钟万全、梁廷坤等人。钟万全，曾任阳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阳春县文联第一届主席，阳春县志办公室主任，兼阳江市党史研究学会副主编等职。梁廷坤，曾任阳春县统战部民族科负责人，广东民族研究学会阳春会员。文章计有钟万全的《阳春西山划属“云浮飞地”及少数民族汉化始末》，梁廷坤的《阳春瑶族史初探》、《阳春古瑶山考察》、《阳春壮族历史概况》等，同时在1996年版的《阳春县志》对阳春古代的少数民族历史也有详细记载。 阳春是今日粤西地区唯一保留有土著瑶族聚居的地方，但是在这里明代曾经发生了残酷镇压瑶族动乱的历史事件，据1996年《阳春县志》记载：“嘉靖十二年正月明朝廷调集63000兵力，分三路围剿阳春西山瑶族，攻捣瑶、壮村落125处，杀害瑶、壮居民共3799人，俘虏后被流放的瑶、壮族人口3720人。”即使如此，瑶族依然顽强地生存在这个地方，到建国后还有一些村落保存有瑶族的语言和生活习俗，所以得以恢复了民族身份。 本文主要是综合梁廷坤的对阳春瑶族历史研究的文章，来探讨古代阳春的分布与姓氏情况。因为阳春是高州的东边邻居，相信这些资料能够弥补高州瑶族历史资料的不足，特别是姓氏资料方面，以及人口的状况。 梁廷坤的《阳春古瑶山考察》一文研究了明朝时期阳春的瑶山、瑶姓的调查资料（见《阳春文史资料》1989年第一期（总第十三期）），明代阳春共有109处瑶山，分布地区及姓氏情况如下： 河?（土+朗）镇，位于阳春市北部：古瑶山4座，1村为郭姓。 松柏镇，位于阳春市北部：古瑶山5座，1村瑶族与壮族韦姓，1村壮族韦姓，1村为刘姓。 圭岗镇，位于阳春市北部：古瑶山28座，1村盘姓，1村麦姓，1村岑姓，6村李姓，1村陆姓，1村吴姓，2村壮族梁姓，1村程姓，1村壮族郭姓，1村邓姓，1村莫姓，2村壮族韦姓，1村黄姓，1村壮族莫姓，1村庞姓，1村丹姓，1村壮族罗姓，1村周姓，1村潘姓，1村赵姓。 永宁镇，位于阳春市西北部：古瑶山18座，1村何姓，1村陈姓，6村李姓，1村赵姓，4村黎姓，1村孔姓，1村盘姓，1村麦姓，1村谭姓。湖垌山，今天属沙坪管理区（村委会），明嘉靖瑶族首领赵林花家乡；铁垌山，今铁垌、横垌管理区（村委会），明嘉靖瑶族副首领黎广雄家乡。 三甲镇，位于阳春市西南部：古瑶山14座，1村禤姓，1村黎姓，1村何姓，2村李姓，1村孔姓，2村庞姓，1村陈姓，1村唐姓。 山坪镇（已并入三甲镇），位于阳春市西部：古瑶山10座，1村蚕、唐姓，2村唐姓，1村庞姓，1村李姓，1村黎姓，1村麦姓。茶场西岸，今属西岸管理区（村委会），是明嘉靖瑶族副首领唐朝用家乡。 双滘镇，位于阳春市西部：古瑶山15座，2村黎姓，1村唐姓，1村姚姓，1村骆姓，2村庞姓，2村李姓。 潭水镇，位于阳春市西南部：古瑶山3座。 马水镇，位于阳春市西南部：古瑶山4座，1村聂姓，2村黎姓。 春城镇：古瑶山3座。 合水镇，位于阳春市北部：古瑶山2座。 岗美镇，位于阳春市南部：古瑶山1座。 高州市大坡镇，位于阳春市西部：古瑶山1座。 全境瑶族姓氏综合情况如下：17村李姓，10村黎姓，6村庞姓，4村唐姓，3村壮族韦姓，3村麦姓，2村盘姓，2村壮族梁姓，2村赵姓，2村何姓，2村陈姓， 2村孔姓，1村为郭姓，1村瑶族与壮族韦姓， 1村为刘姓， 1村岑姓， 1村陆姓，1村吴姓， 1村程姓，1村壮族郭姓，1村邓姓，1村莫姓， 1村黄姓，1村壮族莫姓， 1村丹姓，1村壮族罗姓，1村周姓，1村潘姓， 1村谭姓，1村禤姓， 1村蚕、唐姓，1村姚姓，1村骆姓，1村聂姓。 据梁廷坤对瑶山瑶姓的调查，基本上今日这些瑶山中的瑶姓已经不在，是消亡还是迁走了，已经无法追究。1996年《阳春县志》记载了1987年阳春姓氏人口，那些瑶、壮族曾用的姓氏人口分别如下： 人口黄83706、李55245、黎20854、庞946、唐2632、韦8019、麦5079、盘3298、梁35095、赵1509、何5909、陈68056、孔1034、郭1583、刘50118、岑3464、陆2296、吴30006、程1073、邓5802、莫10514、丹0、罗20749、周10373、潘4433、谭4435、禤0、蚕0、姚1945、骆91、聂10人以上不足1百人。 还有一些瑶族的著姓如雷、蓝、钟、梁、廖、全、胡、龙、严等姓氏人口在阳春也有一定的规模。 梁廷坤《阳春瑶族史初探》中还探讨了明代阳春瑶族大概的人口数量，以及其他一些蓝、雷、钟、刘、梁等姓氏情况： 清朝道光年间的《阳江县志》卷七：“向载瑶山十有三处……为寨四十有六，计五百五十九户，共九百三十六丁。”平均每户一点六七人，这个统计不符合家庭人口的实际。因为旧社会统计人口只计男丁，不计妇女。可以肯定这只是瑶族男丁，而不是瑶族总人口。若按男女一比一计，每户三点三四人，当时阳江县瑶族总人口应为一千八百七十二人。平均每个瑶山一百四十四人。按这推算，阳春明朝一百零八处瑶山的总人口约有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二人。但这只能是我县当时瑶族起码人数。 对瑶族姓氏，也无完整记载。……只有《阳春县志》偶有提及：“阳春山林深郁，迳路险阻，故瑶多来居……其姓为蓝、盘、雷、钟、荀，自由婚配。”民国马吴国修《罗定志》卷九，记事：嘉靖十二年（1533）瑶掠境……西山贼赵林花、黎广雄、唐观政、唐朝用等。”……还有一些有关瑶族记载“贼首”、“贼民”、“瑶官”的有刘、梁二姓。 据1996年《阳春县志》记载，明代阳春人口的最多时为洪武24年（13961年）有5244户、22158人，最少是正德7年（1512年）仅有1352户、5733人。计算每户的平均人口4.2人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说包括了男丁女丁。不过我认为这些人口数据只包括了服徭役的在籍户口，而那些瑶、壮甚至很多汉族不服徭役的人口，是不可能统计到里面来的（有关明末清初茂名县人口记载虚少的情况见我的《明末清初茂名县人口数量研究》，整个粤西地方人口的地方志记载都是类似的），不过应该看出，明代阳春的瑶族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即使后来被剿杀了部分人口。 从这些阳春瑶族的姓氏来看，与我研究的高州瑶族姓氏有不少是相同的，在我的《高州瑶族姓氏的探讨》一文中，我分析高州的古代瑶族的姓氏有周、吴、黄、冯、廖、邓、侯、李、唐、赵、严、龙、甘、盘、祝、毛、胡、黎、徐、葛、郑、梁、何、陈、容、陆、覃、潘、蔡、张、甘、唐、陀、古等姓氏，在《电白獞寨猺山考》找到旧地方志记载的电白瑶族姓氏有陈、杨、王、黄等姓氏，与阳春古代的瑶族姓氏有很多相同，可以相互印证。不过从两地的族谱记载来看，承认自己祖先是瑶族的姓氏都极少，除了阳春几个恢复瑶族身份的姓氏外，几乎找不到有其他姓氏的记载。 梁廷坤等人认为古代阳春的瑶族属于过山瑶、排瑶。过山瑶，中国四大瑶族支系之一，以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中心地区分布。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瑶语支，其语言在全世界瑶族中分布较广，广东、广西、湖南、云南、泰国及美、法、加拿大等均有讲“勉”语的瑶族人。乳源瑶族自称“勉”或“优路”、“依路”。在旧中国，瑶民由于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歧视与压迫，举家躲进大山之中，过着游耕游居的艰辛日子，被称为“过山瑶”（见“百度百科”）。 排瑶，清代对广东 粤西的瑶族都是从外地迁徙而来，按理此种习性是否大多属过山瑶呢？我没有足够资料研究。另外，从姓氏上看，瑶族人也有不少是百越、汉等民族融合进来的，如庞、麦、冯、韦、甘、陈、潘等姓氏，都是南方越族的著姓。 2016年9月3日于桐庐 附参考资料： （一）阳春现存的瑶族状况。 阳春麦姓瑶族分布在永宁镇铁垌的铁坝、根付、麻竹、河甲、碰田、石奇、灯心搪、埂头、秧地坑、石古坪、埂下、羊梅，坡楼的坡楞、寨头村，马山的马安、石头桐、岭脚、旱坪，横垌的河口村；圭岗镇的圭岗热水，淡荡的新垌，小水为上双村；春湾镇廖施的朗尾村(汉瑶杂居)；松柏镇新朗的下朗村(汉瑶杂居)，新江的清水塘村(汉瑶杂居)，松竹的冉田村(汉瑶杂居)；陂面镇三朗的罗白朗村(汉瑶杂居)，湾口的三根竹村(汉瑶杂居)，湾口圩(汉瑶杂居)；春城镇崆峒的九岗头、茶井、坟冲(都是汉瑶杂居)，三丰的新村，石上的中朗(汉瑶杂居)、大坡(汉瑶杂居)，升平的高桥村(汉瑶杂居)，城郊的新富街(汉瑶杂居)，城南的滑石河(汉瑶杂居)；马水中岗的蟹地村(汉瑶杂居)，九岗的枧口(汉瑶杂居)，石录的石录村(汉瑶杂居)，潭武的永红村(汉瑶杂居)，共四百六十二户，二千九百六十五人。麦姓瑶族群众在一九八一年多次要求人民政府批准恢复他们为瑶族。一九八八年六月，阳春人民政府报告省人民政府，十一月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成识别调查组，会同阳江市、阳春县民族科的同志到永宁铁垌等村庄进行调查，召开座谈会，考察历史遗迹、庙宇遗址及家传文物等，遂于一九八九年二月由广东省民族委员会批准恢复了铁垌、坡楼等地麦姓为瑶族。（网络《阳春瑶族麦姓》） 阳春有瑶山108座，实习地点永宁铁垌麦姓瑶族属排瑶，1989年2月才获得政府批准承认为瑶族。他们约在400年前迁到此地，长期与汉人杂居，互相通婚，讲当地客家方言，只有少数老人会讲一些排瑶话，服饰一如汉人。比较特殊的是信盘古王，信猎神，30年代有挨歌堂习俗。宗教活动明显地受周围汉族的影响，崇拜祖先，佛道合一，道教为主。 境内现有瑶族近1万人，主要分布于永宁、圭岗、合水的部分村落，但汉化倾向较明显，能使用瑶语的仅有数百人。 （二）《阳春市志》（2015年版） 第二十八编 社会生活 >> 第三章 民族宗教 >> 第二节 少数民族 >> 一、少数民族人口与分布 瑶族世居阳春的有赵、盘、麦三个姓。瑶族主要分布：永宁镇1079人（镇内有横垌、铁垌、坡楼、马山等4个瑶族村委会），河?（土+朗）镇554人（镇内有云帘、大竹瑶族村委会），卫国镇414人（镇内有三乡、山中间瑶族村委会），松柏镇546人（镇内有云容瑶族村委会），圭岗镇378人（镇内有小水瑶族村委会），春城镇763人，春湾镇288人，陂面镇171人，三甲镇163人，石望镇162人，马水镇160人，岗美镇144人。 （三）《阳春市志》（2015年版） 第三编 人口 计划生育第一章 人口>>第二章 姓氏>>第一节 姓氏人口>>第二节 姓氏源流>>第三章 计划生育 黄姓 汉族，堂号江夏郡。明成化年间，黄俊隆、黄宗就分别从福建汀州上杭县迁阳春八甲围塘、大坡，黄民富、黄民贵、黄民平、黄民安从新会杜阮村分迁河口河南、三甲古牛和岗美轮水、那旦。明嘉靖年间，黄蕃轩由新会杜阮村迁居马水马兰独石脚，后代分居三甲、八甲和春城河西升平、崆峒等地。明万历年间，黄应善从广西博白迁入阳春西山文村，黄法恒从福建转新会再迁阳春潭水，黄叔窦、黄叔蕃从福建宁化迁居潭水高基、春湾安民，黄上莪从外地迁入春湾安民定居。明天启年间，黄一伟等从阳江双捷迁入岗美黄坡。清顺治年间，黄万政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迁居三甲庞洞，黄应试、黄应科从福建梅江迁入阳春西山沙田，黄氏一支另从福建蒲安迁到合水。清康熙年间，黄家鼎从南雄迁入春城三湖定居，黄德庆从恩平迁到合水潭震。其后有多支迁入阳春。主要居住镇：春城、八甲、永宁、岗美、圭岗、双滘、潭水、马水、春湾。境内黄姓共19支，各有流水排辈。 陈姓 汉族，堂号颍川郡。唐末迁居福建。明永乐年间，陈朝达从云浮富林迁入阳春青山永庆村。明弘治十年（1497年），陈进大从南雄迁阳春马水石菉。其后有多支迁入阳春。主要居住镇：春城、陂面、松柏、双滘、岗美、潭水、春湾、合水。境内陈氏共有35支，各排字辈。 李姓 汉族，堂号陇西郡。宋朝居广东新会。宋淳熙七年（1180年），李乔木后裔从新会县迁阳春岗美那漠。宋庆元六年（1200年），李乔木后裔李思与从新会迁岗美李堡。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李相与从新会县云步里迁阳春岗美隆岗。其后有多支迁入阳春。主要居住镇：岗美、双滘、春城、潭水、合水、陂面。境内李姓宗支共有12支，各自排辈。 刘姓 汉族，堂号彭城郡（沛县）。明成化年间，刘念三从福建上杭县田背村迁阳春三甲龙湾，刘清河从新会迁入阳春合水满堂寨定居。明万历年间，刘乔宇从福建漳州南靖川子寨迁入阳春那乌那心寨，转合水看牛塘，后到潭水高 定居。清代，有多支迁入阳春定居。主要居住镇：三甲、潭水、春城、双滘、河口、合水。阳春市境刘姓有6支，各有排辈。 梁姓 汉族，堂号安定郡。明永乐甲申年（1404年），梁才用从罗定？（“草”头加“两”，音“朗”）塘迁入阳春春湾巷口山。明成化年间一支由福建迁阳春头堡寮背。明嘉靖年间，梁远雄由罗定三达垌迁阳春石望芙蓉寨，梁墩济从高州银堂迁入阳春八甲罗城良冲定居。明万历年间，梁崇伯从新会冲塘迁入阳春城西定居，梁述者从罗定潭井迁入阳春双滘溶木定居，梁朝贤从新兴内垌迁入阳春石望交明军屯村定居，梁天左由高州?（土+朗）韶迁双滘古重。其后有多支迁入阳春。主要居住镇：春湾、春城、石望、八甲、河?（土+朗）、双滘。 吴姓 汉族，堂号延陵郡。从江苏武进县迁至福建上杭县。元至正年间一支迁阳春河?（土+朗）。明成化年间，吴姓一支从福建上杭县经梅县至阳春八甲船埗。明嘉靖年间，吴天从嘉靖应州迁阳春青山湴塘。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吴姓一支从翁源县迁阳春西山那合。另有多支先后迁入阳春。主要居住镇：八甲、潭水、春城、圭岗、石望。 黎姓 汉族，堂号京兆郡。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黎君瑞从恩平迁入阳春合水茶河，后代分居阳春各地。主要居住镇：合水、双滘、陂面、春城、春湾。 罗姓 堂号豫章郡。明永乐年间，罗姓从顺德县大良适底村迁阳春河口涧水。明万历年间，罗守廉等从云浮富林云利村迁入阳春圭岗三垌湴塘定居，罗迁文由云浮富林迁入阳春河?（土+朗）那银寨。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罗举清从信宜迁入阳春双南定居。清顺治年间，罗文献从恩平迁入阳春大铛湾。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罗以凌迁阳春西山永宁双南村。清咸丰年间，有多支迁入阳春。主要居住镇：河?（土+朗）、河口、春城、圭岗。 莫姓 汉族，堂号巨鹿郡。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广东封川县莫宣卿中状元。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莫宣卿第十二代孙莫南田从恩平县那西迁阳春春湾那乌堡，后定居大垌。清光绪年间，莫宏九从信宜迁入阳春合水平西辣垌定居。主要居住镇：春湾、陂面。 周姓 汉族，堂号汝南郡。明嘉靖年间，周姓从阳江迁入阳春圭岗上垌，后定居永宁马山。明万历年间，南海县第十代周观进迁阳春马水白石塘。明末，周积逵从南海迁入阳春三甲中辽定居。清顺治五年（1648年），南海二十三代周伟元兄弟迁阳春双滘井垌、旧圩，周振厚从福建迁入阳春合水平西湖尾定居。清康熙年间，周鹤云从恩平义庆迁入阳春春湾下山垌尾定居。1966年，因高州水库移民，30户周姓从高州迁入阳春马水九江、潭武定居。主要居住镇：双滘、春城、永宁。 韦姓 汉族，堂号京兆郡。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韦渊从广东南雄迁入阳春岗美李堡留安村。韦姓迁入阳春留安村的第三代韦君载，于宋淳熙二年（1175年），中进士权摄广南东路提举，后代分居阳春各地。主要居住镇：河口、岗美、山坪。 何姓 汉族，堂号庐江郡。明崇祯年间，何选益从福建武平县迁阳春春湾云霖。清康熙年间，何炳卓从外地迁阳春合水车坡，何德明从新会迁阳春春城黄泥墩。主要居住镇：春湾、春城。 邓姓 汉族，堂号南阳郡。明正统年间，邓聪发从罗定船步迁阳春河?（土+朗）。明弘治年间，邓曼从罗定船步石碑岗迁阳春永宁硖石。另有一支从外地迁阳春七星沙田垌定居。主要居住镇：马水、春城、春湾。 麦姓 堂号始兴郡。唐朝已有麦姓迁入阳春与冼夫人后裔冯氏联婚。宋代，麦绍瑞从广东新宁黄竹湖迁入阳春西山上桑，麦平安迁入三甲古牛垌，该两支麦氏属瑶族。明万历年间，麦国充由新兴县迁阳春石望简东罗河村，该支属汉族。清咸丰年间，麦秀明从阳江塘坪迁入阳春岗美轮源定居，该支属汉族。主要居住镇：永宁、石望。 谭姓 汉族，堂号弘农郡。明万历后期，谭应礼从福建迁春城三湖。清道光年间，谭敬昭从新会城南坦村迁入春城。另有多支先后迁入阳春定居。主要居住镇：春城、合水、陂面。 岑姓 堂号南阳郡。清乾隆年间，岑姓从恩平县江洲迁入阳春马水新风荔枝山。清光绪年间，恩平县江洲岑姓另一支迁入阳春石望岗坪，信宜一支迁入阳春马水桂山。主要居住镇：马水、春湾。 盘姓 瑶族。梁、陈、隋朝时，冼夫人在阳春郡辅冯仆执政时部下有大将姓盘。宋天圣至庆历年间，盘蓝从湖南永鹅塘经罗定后迁阳春永宁黄沙水口，后定居圭岗上垌。明崇祯年间，盘瑞仑与侄法阐、法缘从阳春迁新兴，数年后法缘儿孙从新兴迁居阳春卫国茶园。清顺治年间，西山瑶族盘氏迁阳春岗美。主要居住镇：河?（土+朗）、卫国、松柏。 唐姓 汉族，堂号晋阳郡。清顺治初，唐子参从罗定素龙迁阳春陂面?（土+朗）仔田螺山。清乾隆年间，一支从恩平琅琦迁入阳春卫国茶园三乡坪河村。清道光年间，唐姓从高州迁入阳春八甲黄那大垌定居。主要居住镇：春湾、陂面、合水、春城。 陆姓 汉族，堂号平原郡、河南郡。清道光年间，陆姓从阳江草 迁入阳春潭水旗鼓。清咸丰年间，陆姓另一支从阳江草?（土+朗）迁入阳春潭水，分居马水。主要居住镇：马水、春城、潭水。 姚姓 汉族，堂号吴兴郡。清顺治年间，姚廉光父子从福建迁入阳春桅杆脚，分居马水辣岭河墩。清咸丰年间，姚氏两兄弟从罗定迁居阳春春湾井坑和春湾圩永安街。主要居住镇：马水、岗美、春湾。 雷姓 汉族，堂号冯翊郡、豫章郡。清初，雷姓由云浮南浦迁入阳春河?（土+朗）藕塘湴寨。主要居住镇：河?（土+朗）。 郭姓 汉族，堂号太原郡。明嘉靖前已有瑶族郭姓居住于河?（土+朗）云帘鸡樚垌。嘉靖十二年（1533年），郭安富等30家被杀。明天启年间，郭法辉从罗定迁入阳春卫国塸垌石梯村，后代分居春湾圩顶和春城塔脚。清康熙年间，郭象其从佛山西风坑迁入阳春双滘鹅公村。主要居住镇：卫国、八甲、双滘、河口。 赵姓 瑶族，堂号天水郡。瑶族赵姓以认同南越王赵佗姓赵。明嘉靖前，瑶族赵姓在阳春西山永宁湖垌、圭岗云雾居住。嘉靖十二年（1533年），瑶族赵姓被杀300余家，首领赵林花遇难，残余避入信宜思贺。明万历年间，赵志明从信宜思贺迁返阳春西山永宁双底铜窝，定居横垌，分居圭岗、合水、春湾、石望。主要居住镇：永宁、圭岗、春湾。 甘姓 汉族，堂号渤海郡。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甘姓由信宜县迁入阳春八甲黄垌，分居双滘、山坪。主要居住镇：双滘。 植姓 汉族。明嘉靖年间，植积福从广东怀集县迁入阳春松柏竹围大湴。清康熙年间，植元英从福建迁入阳春春湾乌旧塘（古旧塘）。主要居住镇：春湾、圭岗、潭水。 程姓 汉族，堂号安定郡。明嘉靖前，阳春西山有瑶族姓程，居圭岗麻仆坑（今马催村马落坑）。嘉靖十二年（1533年），程雪飞等3村共70余家被杀。清康熙年间，程挺魁从云浮富林南浦迁入阳春茶园大岗坪，分居春湾。清雍正年间，另一支从富林南浦迁入阳春河?（土+朗）阳三石咀。主要居住镇：卫国、陂面、河?（土+朗）。 孔姓 汉族。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阳春西山孔福清等70多人被杀。南宋时，曲阜孔氏一支迁浙江金华府，阳春孔姓从曲阜孔姓统一排辈。明万历年间，孔月养夫妇带子逃荒到阳春走散，夫带子定居岗美，妻带子定居圭岗。清顺治年间，孔姓一支从恩平县迁入阳春河口金堡西冲。清嘉庆年间，孔兴从信宜竹山迁入阳春永宁硖石定居。主要居住镇：圭岗、河口、春城。 庞姓 堂号始平郡。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西山庞姓瑶族有181户被杀。庞姓汉族是明嘉靖后迁入。明万历年间，阳江庞姓一支迁入阳春岗美屋面塘，分迁春湾。主要居住镇：岗美、春湾。 骆姓 堂号内黄郡。清光绪年间，骆明传从信宜迁入阳春崆峒西冲定居。主要居住镇：春城。 （四）《阳春县志》1996年版 第十三编 社 会>>第一章 民 族>> 第三节 汉、壮民族融合 土著俚、壮村落 西山壮族 狼兵93家 第四节 瑶 族 一、瑶族源流 阳春瑶族姓氏，见于《高州府志》记载有盘姓，南朝梁、陈、隋间冼夫人部属中有盘将军。宋以后，今存明、清各版县志均记有瑶族的活动，其中所记瑶族首领盘穷肠、盘永贤，与今阳春瑶族盘姓为同宗。 阳春瑶族居民来源，民国《阳春县志》在记述明天顺二年（1458年）抚瑶记事时加注，说瑶人来自“湖蜀溪洞间，即长沙、黔中五溪蛮，其后滋蔓数千里，南粤在在有之”。明万历《阳春县志》“瑶”条，记述为：“瑶盘瓠之遗种也，阳春山林深郁，径路险阻，故瑶多居之。其人衣斑斓布褐，椎髻跣足，言语侏离；登临岩险如履平地，就涧依林，刀耕火种，以砂仁、豆蔻、楠木、藤、漆为利，无甚蓄积，山赭地瘠，辄移他所，往来无定。” 唐、宋两朝，县境汉族人口逐渐扩展，多居住于县城及漠阳江两岸平原村庄，少数民族则居住于东、西山区。封建王朝推行大汉族主义，采取围剿、镇压、招抚政策，迫使少数民族接受朝廷统治，民族矛盾不断尖锐恶化。据前县志记载，从唐开元十六年（728年）至明万历三年（1575年）的847年间，历朝统治者对阳春少数民族进行军事镇压事件达20次，尤其是明洪武十三年至万历三年间（1380-1575年）的195年中，镇压少数民族达17次，平均11.4年就有1次。嘉靖十年底至十一年初（1532-1533年），阳春西山瑶族首领赵林花、黎广雄、唐观政、唐朝用等，为了反对当时“严山禁”政策，争取食盐、铁器等生活必需品的购买权利，率领瑶众1700人攻陷高州府城。嘉靖十二年正月明朝廷调集63000兵力，分三路围剿阳春西山瑶族，攻捣瑶、壮村落125处，杀害瑶、壮居民共3799人，俘虏后被流放的瑶、壮族人口3720人。这次事件后，瑶、壮族的幸存者，为了生存，改名换姓，隐匿原来民族成份，不敢讲本民族语言，不穿本民族服装，认同汉族隐居下来，因而民国时全县居民均填报为汉族。 二、古瑶山 明、清、民国历次编修的省、府、县志，均对阳春县西山瑶壮族居住的村落泛称之为“阳春瑶山”。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岭西分巡佥事黄澄撰的《留石亭记》刻石于罗银寨（今属河?（土+朗）镇）崖石，文内记述攻捣瑶山村落“百二十有五”，但没有村落名称。明嘉靖戴璟修《广东通志》第三十五卷载：“肇庆府阳春瑶山凡九十四”，万历张文诰修《阳春县志》第十五卷载：“瑶山九十三座。”（因清湖黎坑村划属茂名县，故比戴志少1处）。此外，清道光阮元修《广东通志》第一百零七卷载阳春东山、南乡“瑶山遗迹有苏垌山等六处”。钮琇著《觚剩续编》第四卷载阳春西北部“大铛湾瑶山”。经过实地核查，共鉴定明朝时县境瑶山村落108处，将古今地名对照列后。 （一）西部瑶山。云廉山（今河?（土+朗）镇云帘），鸡六垌（今河?（土+朗）镇云帘鸡六岗），十二鸡头岭（今河?（土+朗）镇云帘鸡头岭），黎涝村，又名黎沪山（今松柏镇云容），北河村（今松柏镇北河），双王白鹤垌（今松柏镇双黄白鹤村），木槎岭（今松柏镇双黄木乍村），那性山（今松柏镇沙?（土+朗）那梭），参垌山，又名参垌（今圭岗镇南山、庙门、网步），吉垌山（今圭岗镇吉垌），都面村（今圭岗镇都面），漆木山（今圭岗镇小水柒木村），北合山（今圭岗镇小水白石坑村），林例村（今圭岗镇小水与庙门交界处），通根山（今圭岗镇山根），栗子山（今圭岗镇山根栗子 村），横石山（今圭岗镇山根横石寨），麻仆山（今圭岗镇马催马落坑），瓦寨（今圭岗镇马催瓦寨村），大田村（今圭岗镇马催大田村），大河山（今圭岗镇大河），豹村山（今圭岗镇大河包村），那刀，又名那刁（今圭岗镇那柳），双敢山（今圭岗镇圭岗双王坑），双垌山（今圭岗圩边双垌村），高垌山（今圭岗镇高垌），南埇山（今圭岗镇南冲），高岭山（今圭岗镇高垌高岭村），淡荡山（今圭岗镇淡荡），车田村（今圭岗镇高车），那到村（今圭岗镇那垌），那位山（今圭岗镇那垌那位村），坐云山（今圭岗镇座云），云雾山（今圭岗镇大?（土+朗）云雾村），那霖山（今圭岗镇山塘、大?、上垌），钱凿山（今圭岗镇三新至花滩林场阴坑一带），座罗山，又称梭罗（今永宁镇造和），那驴山（今永宁镇那漓），宁水山，又名泞水（今永宁镇沙田），湖垌山（今永宁镇湖垌），相思山（今永宁镇湖垌相思村），硖石山（今永宁镇硖石），合水山（今永宁镇三岸与林湾、高寨交界处），那陈山（今永宁镇那陈），蒙村山（今永宁镇文村），缩沙山（今永宁镇双底竹沙坪），铁垌山（今永宁镇铁垌、横垌），百踏坑（今永宁镇林湾白石坑），石川山（今永宁镇林湾石川寨），庙蓢山（今永宁镇庙龙），东戈山（今永宁镇双底铜窝片村），峡头山（今永宁镇新合），黄沙山（今永宁镇新沙），上下榄（今永宁镇双南），大庞垌（今三甲镇庞洞、庞北、庞西），山庞垌（今三甲镇山口），古牛山（今三甲镇古山），十二垌（今三甲镇古山上垌），吊涧山（今三甲镇古山吊枧村），下双山（今三甲镇庞北下双片村），中寮山（今三甲镇中寮），石陂山（今三甲镇大冲石陂村），陈村（今三甲镇大冲），那象（今三甲镇那井），石桥峒（今三甲镇那井石桥村），上双山（今三甲镇古山），角塘尾（今三甲镇新坡角塘尾），大 三村（今三甲镇大冲大 村），茶场西岸山（今山坪乡西岸），黎冲山（今山坪乡黎埇），馒头迳村（今山坪乡黎埇甘垌村），岗咀峒（今山坪乡山坪岗咀村），上双蛮婆山（今山坪乡京埇文安垌），黄猄埇（今山坪乡京埇），古弼埇（今山坪乡长沙百冲），国埇山（今山坪乡岳埇），沙丰垌（今山坪乡长沙、丰垌），黄稿山（今山坪乡丰垌黄果片村），小水（今双滘镇永水），云峒大？（bǎng，土+並）（今双滘镇运动、东安大湴），石忠（今双滘镇古重石埇村），白泥山（今双滘镇东安白泥村），那宁山（今双滘镇旱田那甘村），旱田山寨脚（今双滘镇旱田、寨吉），许容丹峒山（今双滘镇双滘丹垌圩容村），木栏山（今双滘镇双坪木赖山），千岁山（今双滘镇蒲竹千岁村），榕木山（今双滘镇榕木），唐迳山（今双滘镇红星、垌坪），古迳山（今双滘镇黄竹），谢腮村（今双滘镇五一谢腮村），谢存山（今双滘镇红星齐存村），罗陈山（今双滘镇罗迈、大陈），那湖山（今潭水镇双凤那扶村），高田（今潭水镇高尧高田片村），那岭高田（今潭水镇新河），双牌岭（今马水乡石崇双排岭村，唐埇山（今马水乡中岗塘冲村），大埇山（今马水乡马兰大埇坑），汝埇（今马水乡石崇汶埇村），横岭（今春城镇崆峒横岭村），清湖黎坑（今高州县清湖利坑村）。 明嘉靖时，西山瑶山首领赵林花居住于湖垌山，湖垌赵姓居民为120户，统领西山瑶、壮族共2624户，7499人。副首领黎广雄家族居住于铁垌（湖垌、铁垌今属永宁镇境）；副首领唐朝用家族居住于茶场西岸，唐观政居住于那宁山（今属山坪乡境）。其居民被万历《阳春县志》称为“僮”的有韦、梁、陆、丹、莫、郭、罗等7姓，称为“瑶”的有盘、刘、麦、岑、李、吴、程、邓、莫、黄、唐、罗、周、潘、赵、何、陈、黎、孔、谭、褟、庞、蚕、聂等共24姓。上述24姓除盘、褟两姓外，21姓均为常见汉姓，显然存在着瑶民汉化和汉民瑶化的状况，也存在明军大征时对西山瑶山区域株连的实况。 （二）阳春西北部大铛湾瑶山，为今河?（土+朗）镇境广阔区域。大铛湾（今河?（土+朗）圩）为瑶胞庙会聚集之所。明天顺二年（1458年）首领潘宗德“归顺报效”，安置广西狼兵九十三家以及汉民垦种定居，较早成为汉化区域。 （三）东山瑶山，均为县境漠阳江以东山区。土名如下：竭村山在今合水镇留垌。原居民揭姓；今在合水镇境仅存揭姓不足一百人，报汉族。东岸山为今合水镇平东山区，已无瑶族居民。古瑶堡为今春城镇境蟠龙、金坪、林田、新云及七星荔枝林等地，明末均为汉民居住区。 （四）南乡瑶山。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曾被官兵征讨，属南乡都。土名如下：石鹤山今名鹤垌。清朝属屯堡，今属春城镇。香炉山，清朝设扶民堡，今属春城镇，有广西迁来定居的蒙姓居民，报汉族。苏峒山，清初属黎堡，光绪时设轮水堡，今属岗美镇，尚有盘、麦两姓瑶民村庄。 三、落实民族政策 （一）赵姓 1981年3月10日，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确认阳春县境赵姓为瑶族，批准永宁公社横垌大队为横垌瑶族大队。1987年，县委统战部登记全县赵姓瑶族共225户1562人。其居住分布：永宁镇横垌的黄蟮垌、根竹、水井、水坑、长坑、白水河、方田，圭岗镇的赵屋、洋洒、下更、路傍、英雄、红星、七木岭、大坑口、云雾、河背坑、王冲坑，合水镇的九子田，春湾镇的圳面、新坡、横岗、马头，陂面镇的湖仔岩，春城镇的三湖叶一村，石望乡的鸦鹰石，马水乡的石下。 赵姓先后被选为省、市人民代表2人，县人民代表1人；市政协委员1人，县政协委员2人。国家先后拨款10多万元，帮助横垌修公路、建学校、办合作医疗、购置电影机、办林场等。 （二）盘姓。1984年起，盘姓先后多次向县人民政府申请确认其为瑶族。1987年10月，县人民政府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呈送报告。1988年2月，由省民委会批复同意，盘姓恢复为瑶族共520户2559人。其居住分布于：河?（土+朗）镇的瑶坑、岗咀、小茅田、三屋排、石龙、教马、高陂、塘坑、杨梅、圩边、岗尾、云楼、木碌迳，松柏镇的第一岗、塘头、南蛇、塘尾、大塘、河角、回龙，合水镇新云村，圭岗镇狮坪，永宁镇马山岭脚，岗尾镇盘屋、大寨，春湾镇 尾，春城镇永安、前塘、水冲窟、新富街，卫国乡规模垌、祖仙垌、格水、塸垌，马水乡河进，陂面镇上河新村，河口镇金堡。 盘姓族谱《传古记》篇记述宋朝盘公从湖南永鹅塘迁徙到端州（肇庆）。数世之后，盘文光迁居阳春西山上垌铸银顶西面山腰。其后裔散居新兴、阳春、台山等地。定居西山的六世祖万魁，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陈璘副总兵征剿罗旁瑶族时投顺，以军功授罗定州东安县抚瑶千总，其子孙世居云帘瑶坑。盘万魁山场领地东起大调径，西至黄茅坪小石岭，南至大风坳，北至挞头岭。清道光四年（1824年），西山云帘、云容各有瑶总一户。云帘盘姓于农历正月初一日，合族男丁集中盘王庙举行升旗祭奠仪式。旗帜为黑色三角形，镶有黄色的狗牙花边，上绣着“盘瓠”的狗头人身图像。盘姓瑶家特殊风俗保持至民国时期，瑶语已失传。 （三）麦姓 麦姓群众自1981年起，先后多次向县人民政府申请恢复为瑶族。1988年6月，县人民政府向省呈送麦姓申请，于同年11月，广东省民委会组成调查组，到永宁镇铁垌等村庄，从语言、风俗习惯、家传文字各方面进行考察，并对照历史文献记载，于1989年2月，批准恢复铁垌、坡楼等地麦姓为瑶族，共569户，3107人。其居住分布于：永宁镇的铁坝、根子、麻竹、河呷、湴田、石奇、灯心塘、垠头、秧地坑、石古坪、岭虲、羊枚湖、坡楞、坡楼寨头、马安、大石垌、岭脚、旱坪、河口，圭岗镇的热水、新垌、上双，春湾镇的 尾，松柏镇的下 、清水塘、染田，陂面镇的罗白 、三根竹、湾口圩，春城镇的九岗头、茶井坡、汶头冲、新村、中 、大坦坡、高桥、滑石河、新富街，马水乡的蟹地、枧口、石菉、永红村。 铁垌麦姓族谱记载：麦姓以隋朝始兴人宿国公麦铁杖为创姓之祖，麦必胜公于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迁居新宁，宋嘉熙戊戌年（1238年）麦绍端再迁阳春西山上双、京埇，后分居永宁、合水、铁垌石岐。 今永宁镇铁垌还有麦有年、麦有参等13位老人，可同连南瑶族自治县瑶民用方言对话，40岁以上的男人能说瑶语单词，尚保持瑶家风俗。 明朝成化年间高州地方社会的转变 ——“林符会”所展现的茂名地方历史 本文的题目，几乎完全取自于历史人类学学者贺喜的《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2011年三联书店）第五章“冯氏家族与冼夫人信仰”中第一节“明朝中叶高州地方社会之转变”。关于明代中叶茂名地区的地方社会历史，初见此书有详细、深入、客观的探索研究，令我深有感触，亦感意犹未尽，原因是我认为作者限于本书的中心内容为论述粤西的地方社会宗族，如何利用国家的礼仪来塑造国家形象与表达自身认同；亦有作者对粤西地方历史文化了解不太全面，我认为其一些观点有错误和遗漏，比如对于雷祖的认识等（我的探讨见《诸神的诞生（之二十）——雷祖》、《诸神的诞生（之十七）——粤西的后俚僚时代》、《诸神的诞生（之五）——粤西南“亦神亦祖”的信仰现象》）。此书“明朝中叶高州地方社会之转变”一节，同样有不尽完善的地方。我出于对高州中叶狼兵历史的兴趣，十分关注当时茂名县动乱的历史，我希望在贺喜记述的基础上，结合我掌握的地方志、狼兵、地方民间信仰及族谱等文献资料，继续探讨这段动荡时代的历史事件，分析它的历史背景，展现当时茂名县地方社会的一些细节。 明朝是一个对基层社会控制严格的朝代，在民国以前的历朝历代无有出其右者。譬如我们所熟知的明代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内厂等“厂卫”，废除宰相制度，还有它的里甲制度、兵制、户籍制度等，无一不是为了朱家王朝的千秋万代大业而设想。而关于茂名县明朝中叶的社会动乱状况，就是要从明代的里甲制度、兵制、户籍制度等背景说开去。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行政管理，首先在江南一些地方，在编定土地黄册的基础上实行里甲制。迨至洪武十四年（1382），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建立里甲制：“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呈现“县—里—甲”的基层行政组织形式。朱元璋试图通过推行里甲制度规范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形成以安分守法的地主富民为乡村社区领导层的社会政治秩序。里甲制度事实上也旨在消灭豪强地主（除开地方朱姓藩王，但藩王也不能拥有军队），使社会基层难以衍生强大的宗教、政治组织，排除基层民间社会建立武装力量、异端性组织，没有军阀割据现象，利于整个国家的治理与稳定。 当然，里甲制的实态与运行表现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征，尽管在全国保持了大体一致的外壳，但其内容在各地却有很大差异。日本学者上田信将里甲制区分为三种类型：一种他称之为华北型，由移民编成的里甲既不存在同族关系，也不存在业主与佃户之间的阶级关系。一种他称之为江南型。元末明初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由田主—佃户关系构成的，朱元璋的政策基调是一方面让当地地主担任里长等职役，使之成为里甲制的根干，另一方面清除超出里甲制包容范围的豪强地主。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中等规模的地主指挥自耕农和佃农，完成赋役征收、水利维持等任务。还有一种他称之为华南型。在徽州盆地、浙东盆地、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地域宗族相当发达，里甲制是以宗族组织为基础编成的。 不过我认为，明朝中叶之前茂名县儒家正统化尚未全面建立，宗族社会并不发达，是我所认为的“后俚僚时代”，出现与上田信所称的三种类型之外的另一种类型，这就是，在偏远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里甲制度无法完善或无法建立，基层社会的地方各首领、酋领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甚至拥有独立的政治行政权力，基层社会难以为中央所控制，这种情形容易导致社会动乱的产生，且动乱往往难以平息，需要国家更大的干预。这是在岭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瑶族聚居区常常呈现的社会状况。 明朝的兵制也有其特殊的情形。 朱元璋建立明朝，立军卫法，在全国建立卫所，控扼要害。中央则设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0）改为五军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全国卫所军籍。征讨、镇戍、训练等则听命于兵部。遇有战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官军各回卫所。这种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和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制度，旨在保证皇帝对全国军队的控制。在地方，设都指挥使司，置指挥使，为地方统兵长官。都司之下，在冲要地区的府(含直辖州)、县（州）置卫或设所。卫军实行屯田制度。按规定，边地军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陆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除大量军屯外，还实行商屯作为补助手段，即按“开中法”，由商人在边地募人垦荒缴粮，以补充军粮。 整个明朝实行三种兵役制度：世兵制、募兵制和征兵制。明初没有募兵制和征兵制，只有卫所的世兵制。明中期以后，由于大批屯田被豪右、将校侵占，商屯亦因“开中法”遭破坏而废弛，军卒生活无着而大批逃亡，卫所制逐渐崩溃。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京军覆没。为保卫京师，朝廷派官四出募兵以应急，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募兵逐渐成为军队主力。大凡战斗力较强的军队都由招募而来，如抗倭名将戚继光之“戚家军”，俞大猷之“俞家军”等。但是，实行募兵制，养兵耗费大，募兵愈众，国库日绌，于是频繁地向民众勒索，激化了阶级矛盾。 而明初的户役制度，将户籍分为若干类别，其中主要是民户，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煮盐户）等几十类，并严格禁止更换户别。这种军户、民户等严格划分的制度也限制了地方社会建立民间武装。但是我认为户籍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难以推行，我对明朝茂名县人口数量的研究，就发现那时的户籍、人口数量非常不正常，广西的也是如此，即明显偏低。我认为在茂名县户籍制度与里甲制度被实施的程度具有一定的趋同，户籍、人口数量异常偏低，说明了瞒报严重，也说明了地方首领、酋领的势力较强，里甲制度不完善。 现在我们从这些种制度来观察明朝中叶茂名县的“林符会”这种基层民间武装组织，显然它的存在有着尴尬的处境。贺喜在《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也进行了描述： 陶鲁在当地社会招募“义勇”，作为平瑶的重要力量。孔镛秉承了陶鲁的募兵政策，在高州募集乡兵。这些军队原本不是土司部武，而是地方上的自保组织。在孔镛征集的军队中，符琼与林雄二人可以说是地方军队的组织者。 王佐作《林雄传》，记录林雄事迹： 林雄，茂名县遵台乡四都民，自幼以义勇称于乡里。天顺末年，本府地方流土贼寇方殷，救军未至，民知必死，皆相率从贼以缓难。或弃其父母妻子，委添沟壑，去之，无复生望。于是，雄乃集其弟侄圭、泽，及同乡少壮符琼辈，三百余人，立会保境，以待大军。盟牲歃血，誓与同死。……各乡亦皆立会抗贼。去而从贼者，稍稍引复，而民始知有图生之望矣。 动荡之际，高州一带，由地方首领出面组织的军事组织具有普遍性，“各乡亦皆立会抗贼”。孔镛初至郡时，“郡兵不满数百”，他所倚靠的就是林雄等人领导的“义勇”。这些军队不仅守城自保，而且跟随陶鲁、孔镛转战广西北流等地。高州同知王佐在彰显林雄、符琼等人的战功时，指出了乡兵的战斗力所在——“本府各宗向化贼首，多是琼等会人，杀败之余，及复招之”。也就是说，所谓的“立会保境”，投诚者即是“义勇”，叛死者即是“贼首”。官员利用林雄、符琼等早期投诚者招募其余会众充实部武。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定叛乱也纠缠着地方军事组织间的斗争。官府既利用了义勇来平定流贼，义勇也打着官府的旗号显示其与其贼首的分别。 …… 王佐等官员多次提到，“阖郡之民，几尽为贼也”，“其郡民之中，有始终不污贼者，十仅二三”。孔镛的高明之处在于宣称，“高州本无贼，而贼之来也，皆自广西”。看来，他清楚意识到“民”与“贼”的流动性，通过承认“高州本无贼”，给予投诚者合法身份。在战事平息之后，官府给重新躬耕稼穑的民众编派了差役。 …… 地方首领建立起各种军事组织进行自保，在这些组织中，“义勇”与“盗寇”的界限流动而模糊。孔镛秉承陶鲁利用乡兵的政策，依赖与笼络林雄、符琼等立会首领，将一批地方首领变成官府承认的“义勇”。在阖郡之民，几尽为贼的情况下，官府重新承认投诚者“民”的身份，同时厘定粮差。明中叶高州地方社会的很多民众通过户籍登记改变了身份。 贺喜这里没有说明为什么“‘义勇’与‘盗寇’的界限流动而模糊”。在正常的情况下，由于政府的正规军事武装力量孱弱而无力保护基层社会的时候，基层社会为了抵抗“盗寇”、“流寇”的侵扰，在地方首领的率领下建立起各种军事组织进行自保，应该是非常自然而且有正面意义，为何在政府的眼中就与“盗寇”、“流寇”无异呢？其实我在上面讨论过明朝的里甲制度、兵制、户籍制度等制度就可以看到，明朝政府根本上就排斥地方民间武装组织的存在，林雄、符琼建立的“林符会”具有武装性质，即使他们没有附“贼”，但在性质上都是不为政府所容纳的。所以也只有在陶鲁、孔镛的招募政策下，他们才能成为国家正式军事武装组织，并为国家效力。 陶鲁招募地方武装早在其任新会县县丞时实施过，《明史》陶鲁传记载： 陶鲁，字自强，荫授新会丞。当是时，广西瑶流劫诸府，破城杀吏无虚月。香山、顺德间，土寇蜂起，新会无赖子群聚应之。鲁召父老语曰：“贼气吞吾城，不早备且陷，若辈能率子弟捍御乎？”皆曰：“诺。”乃筑堡砦，缮甲兵，练技勇，以孤城捍贼冲，建郭掘壕，布铁蒺藜刺竹于外，城守大固，贼来犯，辄击破之。 那时候应该是新会县与茂名县的情况相似。 明朝中叶茂名县的动荡不安，地方志记载的是多数源起于地方少数民族，主要是瑶族，其次为獞族，而且这些动乱波及了整个县区域，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瑶族或许从北部山区到南部丘陵平原、滨海地区都有他们的聚居地。在吴川、化州以及雷州府等地方志文献资料也可以看到，粤西地区的南部地区都有瑶族聚居。关于茂名地区的瑶乱情况，在《明史》“孔镛传”当中记载： 成化元年，用叶盛等荐，（孔镛）擢高州试知府。前知府刘海以猺警，闭城门自护。乡民避猺至者辄不纳，还为猺所戕。又疑民阴附贼，辄戮之。贼缘是激众怒，为内应，城遂陷。镛至，开门纳来者，流亡日归。城不能容，别筑城东北居之。附郭多暴骸，民以疫死，复为义冢瘗焉。 时贼屯境内者凡十余部，而其魁冯晓屯化州，邓公长屯茅峒，屡招不就。 在地方志当中，后世的编撰者也试图把民与贼区分开来，贼即是“猺”。但是，我们从当时政府对“附贼”民众、以及“林符会”等地方自保武装组织的态度来看，“贼”的界限并不局限于“猺”，民亦有之。贺喜这样子描述：“王佐等官员多次提到，‘阖郡之民，几尽为贼也’，‘其郡民之中，有始终不污贼者，十仅二三’。”不过孔镛清楚地认识到政府这样子的做法是与大众为敌，不可能解决问题，于是他聪明地划分了“民”与“贼”之间的标准，团结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摆脱了政府的两难局面。而后世的地方志编撰者也有意识地以此标准区分了“民”与“贼（猺）”。 即使后世地方志区分了“民”与“贼（猺）”的界限，但是我们也应该还原当时的情形，详细分析明朝中叶茂名县社会族群的构成，为什么当时是“阖郡之民，几尽为贼也”的局面。其实一些理论，我在《诸神的诞生（之十七）——粤西的后俚僚时代》中也有涉及，我认为，明朝中叶茂名县地方宗族没有儒家正统化之前，还处在一个“后俚僚的时代”，俚僚民族尚未完全消失，地方基层的俚僚酋领依然拥有话语权，即使身份未必被称呼为“俚僚”。另外，瑶族族群的崛起，部分瑶民频起动乱，政府无力控制，而且也导致其他瑶民和其他民族基层社会附“贼”，或者建立武装组织，这就是“阖郡之民，几尽为贼也”更深层次的原因。贺喜也以地方首领的身份来称呼林雄、符琼等会首，而不见里甲制度当中基层社会结构的甲首、里长、粮长，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纪起着作用，我认为也就是基层社会的首领、酋领在这里仍然起作用，里甲制度、户籍制度无法完全推行、难以推行。 在明朝中叶后期，茂名地区的出现了姓氏宗族的造谱高潮，很多族谱都记载了本宗族从明朝中叶迁徙到来，明朝中叶迁徙到来的记录，很大的根源就是后来像孔镛等一些儒家知识分子，用宗法礼仪制度来改造地方社会。对于林雄、符琼的身份，在姓氏族谱当中，我们也难以追寻到有意义的信息。其实，岭南的符姓，我曾经在《诸神的诞生（之八）——符琼太公》中探讨过，是有史料记载的古老的俚僚民族姓氏之一。而林氏的来源，从姓氏的特征和族谱的记载，难以推断其民族身份。据茂名《丽水林氏族谱》记载： 林氏经西周十世338年，东周二十六世535年，秦三世38年，西汉十九世231年，东汉十三世296年，曹魏二世45年，西晋六世152年。到八十世祖为林禄，福建始祖，……一百三世林君饰，长子林矩将，……生子林天保，天保生子林程，程生子林珍，珍生子时杰，时杰生子林永，永任儋州学政，为吴川林氏始祖。 次子伯材为高凉始祖，生子林责，责生子林天倪，天倪生子林济，济生子嘉又，嘉又生子林志远，志远生子林绍高，绍高为元监课官始由闽蒲田前埭牛齿埒入藉高凉。绍高长子孟吉，次孟昌，季孟正，分福禄寿房，福房居高州，禄房居石城坑低坡，寿房迁广西容县罗面冯村。孟吉生子林长，长生长子兴生，次子发生，至此林氏历一百十三世。 次子发生返福建蒲田生德菁，德菁于永乐年间携妻孙氏承调徙居广东高州丽水村，即丽水林氏始祖，生七男一女后德菁祖返闽。长子林雄，次子林琼，还有林圭、林崇、林发、林翰、林藩。女嫁符琼，符琼为邻近姚村始祖。族谱有雄祖简史与功德事迹序述。雄祖生于明宣德四年，生母孙氏。雄祖与妹夫符琼屡破贼有功，被成化帝封义勇将军，许高州城一箭之地，后历朝该地赋税尽归林氏。雄祖生子榕、麦，榕公生子鉴、钦、进、信。后雄祖中毒矢不幸牺牲，其子赴广西将其葬于广西白马庙后留居广西北流，鉴、钦、进、信亦随父迁徙。时高州府知府孔镛感二人之功，建双义祠以纪之。此事县志有载。 族谱追宗溯源到西周，而且详细到每个世次，编造的痕迹非常严重，这在古代文化不发达的年代，记录下来的可能性非常小。到了中间部分是“莆田”说，而“莆田”说与“珠矶巷”说，是茂名地区许多姓氏族谱的比较普遍的传说，应该都是明朝中叶造谱运动的产物，可信度要打一个折扣。其实茂名地区闽移民也有较高的比例，但是闽移民来自于莆田的相信也不多，只是之前迁徙过来的时候都没有族谱，后世和土著居民一样普遍编造了此类传说而已。 现在，我从文献资料来看看林雄、符琼的历史事迹，是否可以寻找得到他们的身份信息呢？在茂名《丽水林氏族谱》中记载有林雄传： 讳，雄祖生于明宣德四年，岁次己酉十一月初二日亥时，生母孙氏，兄弟七人，祖乃德菁始祖（林氏一百十三世）之长子也。 祖乃武力极峻，并兼耕读。教弟有方，忠孝信义，和睦四邻，团结乡里，账济施恩，干灾恤患，敬老怜贫，善行昭章，众口皆云。 祖智慧超人，举一而反三，闻一而知十，童年习武，弱冠能诗，诸子百家，悉藏腹内，诗书礼易，尽蕴怀中，诗赋与韩、柳、欧、苏齐称，武略共起、翦、颇、牧并誉，可谓文韬武略，遐迩闻声。当时乃有草寇四百余人，入乡抢家劫舍。祖拨勒南竹一根，奋力拒之，惊得四百余草寇束手受擒，并不加害，令四百余草寇挖就一塘，释其众寇归梓里耕耘，妻子团聚，悔改从新。祖之品德宽厚待人，四百塘之名是而此矣。 岂料天顺年间流寇四起，失地陷城，往征者毙官凡几，至兵丁无数。于是朝廷出榜重赏招募。祖与妹夫符琼领榜同征，合谋征剿。历经数十余战，破石骨寨，尤鱼寨，斩邓魁，巨魁殄灭，余党悉平。 知府奏知朝廷，成化帝遂封义勇将军，并赐雄祖于高州府城射一箭之地，以报宏勋．祖立于南桥头一箭，直入城南门分路于文明门勒古巷止，历朝税租归为林氏所收。 后因广西苗人肆掠，逼近高凉．知府再令祖与符琼奋剿，大破苗人于藤县．殊苗人以毒染矢，不幸雄祖被流矢所中，毒染身亡．祖之子往葬之，即落业广西也．后人建白马庙以报之，庙内刻有祖像，并建祠宇念之．琼祖愈加奋战，追踪长驱．苗人虽平，琼祖不知何往也。 时高州知府孔镛公，重赏雄琼二祖，出资建祠，亲自行奠至祭，并立二祖之牌位于祠楼正中，左雄右琼，其祠始额曰双义，继而易之：义壮，以表千秋血食也．林氏饮水思源，后来亦立孔公于座中以敦报本也。 而茂名符氏族谱的《节武将军琼祖》也见有符琼的记载： 符琼，茂名人，勇而有谋。成化间，贼陷高州，琼同林雄，卫府治有功，又随知府孔镛，于各属平流寇，斩首六级，追复被虏者甚众，成化二年，都御史韩雍授冠带旌之。四年，流寇剳广西北流县界，琼督所管，冲入贼营，破贼夺气，贼奔高山。窥琼兵少，复夹攻之，琼腹背受敌，勒众死战二十余合，复毙贼数十人，遂中药矢而卒。后与林雄同立祠致祭。 清朝《茂名县志》中有明朝高州知府欧阳烈撰写的《义壮祠碑记》详细记载了林雄、符琼的事迹： 义壮祠，祠义壮符子琼林子雄也。祠二子而以前守孔公为主者，推本其所自，抑以明章二子之功也。余始至祠下见其倾颓不治，问二子之义，父老咸称赏不已，壮载义士乎！夫义，天德也。壮者浩然之气配乎义也。根诸人之心，充塞天地，固不系于世类也。人惟见义不为而气因而绥，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可慨也！二子生草泽中，抱负奇气，常怀马革之志。成化初，流贼四起，积尸盈野。符琼林雄首倡义，率二三百余人，矢盟并力，保障乡里，贼不敢入其境。谋翼前守刘公，完成社府库。孔公昭文继至，大奇其才，荐之佥宪陶公，督府韩公，授以冠带。凡军之事，就而谋之。已而从孔公破游鱼寨，平畬禾，平罗村，又破长塘两营，皆勇夺先锋，竟以力尽援绝，中箭而仆，叹曰：身不足惜，但残贼未尽灭，无以报上人激励之意，死有遗恨，犹拔箭挺身而战。呜呼！奇哉！乃修葺其祠，奉孔公于其中二子配焉，其忠精义魄，契合于生前，融结于冥漠，陟降左右，绍兹庭止。每岁孟冬，郡长吏亲率士民，恭修祀事，其子孙后人从之，上下交感其义，远近咸戴其功，于以报往昭来，乘示永永。孔公微二子，谁为效死于当年；二子微孔公，亦恶能声施于后世也！爰记其略如此。 清朝光绪十四年的《茂名县志》卷六“人物志”记载： 林雄、符琼。成化初流贼四起，雄与琼倡义保障乡里，谋翼刘太守卒全郡城，从知府孔镛破诸贼寨，皆男夺先锋。雄以成化三年追贼寇陆公强被枪死于阵，琼以四年与北流贼战中药矢卒。后副使孔镛立义壮祠并祀之。 林、符两姓的族谱，都避开了林雄、符琼曾经建立“林符会”的细节，直接记述为政府招募，可能也是清楚地知道“林符会”所具有的不合法性质，从而摆脱曾经被政府认定的“贼”的身份，回归平民的身份。而知府欧阳烈及县志编撰者，已经基本把“林符会”认定为“义”举，肯定了这样的行为，只是以林雄、符琼后来的壮烈行为来追溯。 相信明朝中叶的动乱逐渐平息之后，儒家正统化改造也逐步在茂名县地方推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茂名县地区的许多姓氏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从这时候迁徙过来，特别是现在“林符会”所在的茂南区、高州南部和邻近电白区西部地带的粤语居民，有不少从成化年间迁徙过来的记录，显示出几乎没有土著曾在此生存过的状况。万历《高州府志》有记载明朝中叶之后有招徕韶州流民迁徙高州东北部，则是值得继续进行田野调查的文献资料。 成化年间的高州地方社会的转变，我们一定要讲讲孔镛的故事。《明史》“孔镛传”记载： 孔镛，字韶文，长洲人。景泰五年进士。知都昌县，分户九等以定役，设仓水次，便收敛，民甚赖之。以弟铭尚宁府郡主，改知连山。猺、獞出没邻境，县民悉窜。镛往招之，民惊走。镛炊饭民舍，留钱偿其直以去。民乃渐知亲镛，相率还。镛慰劳振恤，俾复故业，教以战守。道路渐通，县治遂复。都御史叶盛征广西，以镛从。诸将妄杀者，镛辄力争，所全活甚众。 成化元年，用叶盛等荐，擢高州试知府。前知府刘海以猺警，闭城门自护。乡民避猺至者辄不纳，还为猺所戕。又疑民阴附贼，辄戮之。贼缘是激众怒，为内应，城遂陷。镛至，开门纳来者，流亡日归。城不能容，别筑城东北居之。附郭多暴骸，民以疫死，复为义冢瘗焉。 时贼屯境内者凡十余部，而其魁冯晓屯化州，邓公长屯茅峒，屡招不就。镛一日单骑从二人直抵茅峒。峒去城十里许，道遇贼徒，令还告曰：“我新太守也。”公长骤闻新守至，亟呼其党擐甲迎。及见镛坦易无驺从，气大沮。镛徐下马，入坐庭中，公长率其徒驰甲罗拜。镛谕曰：“汝曹故良民，迫冻馁耳。前守欲兵汝，吾今奉命为汝父母。汝，我子也。信我，则送我归，赉汝粟帛。不信，则杀我，即大军至，无遗种矣。”公长犹豫，其党皆感悟泣下。镛曰：“馁矣，当食我。”公长为跪上酒馔。既食，曰：“日且暮，当止宿。”夜解衣酣寝。贼相顾骇服。再宿而返。见道旁裸而悬树上者累累，询之，皆诸生也，命尽释之。公长遣数十骑拥还，城中人望见，皆大惊，谓知府被执，来绐降也，尽登陴。镛止骑城外，独与羸卒入，取谷帛，使载归。公长益感激，遂焚其巢，率党数千人来降。 公长既降，诸贼次第纳款，惟晓恃险不服。镛选壮士二百人，乘夜抵化州。晓仓皇走匿，获其妻子以归，抚恤甚厚，晓亦以五百人降。已，与佥事陶鲁败贼廖婆保。他贼先后来犯，多败去。境内大定。上官交荐，擢按察副使，分巡高、雷二府。益招剧贼染（注：《茂名县志》记载为“梁”）定、侯大六、邓辛酉等，给田产，分处内陆为官，备他盗。广西贼犯信宜、岑溪，皆击败之。治绩闻，赐诰命旌异。遭丧，服除，改广西。猺、獞闻镛至，悉远循。 十四年，兵部上其功，赉银币，寻进按察使。荔浦贼来寇，总督硃英以兵属镛，击平之，进食二品禄。 已，迁左布政使。旋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清平部苗阿溪者，桀骜多智。其养子阿赖尤有力，横行诸部中，守臣皆纳溪赂，骄不可制。镛行部至清平，询得溪所昵者二人。遂以计擒溪，磔之，并讨平鸡背苗，郡蛮震慑。 镛居官廉。历仕三十余年，皆在边陲，触瘴成疾。乞骸骨，不许。弘治二年召为工部右侍郎，道卒，年六十三。 平乐李时敏者，为信宜知县。尝与镛共平猺乱，有功，迁知化州。粤人以孔李并称。 成化年间，也是因为瑶乱，来自于广西西部狼兵来到了茂名县北部、东北部、西部等地区屯驻，这个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当时政府军队无法应付动乱而征调狼兵来屯驻的状况。 在《光绪重修高州府志》“卷十七·经政五·狼猺”记载了调遣狼兵到高州府的情况： 明景泰间，猺贼猖獗，调狼以剿之。已而狼与猺为唇齿，召獞以御之，已而猺与獞为腹心，缓之则蜂聚，迫之则鸟散，四民失业，有隐忧焉。于时文庄邱公欲仿土官之制，以寓建卫之意。中丞韩公设为秋调之法，以严要害之防。迨至孔公镛，始以忠信而招徕之，立抚猺免差役，约束其众以听征调。数公之良策，实兼而行之，彼享其田园之利而德我此籍，其捍御之力以安民，实百世之利也。 光绪《信宜县志》“卷四·经政·兵防”也有记载： 狼。狼广西人也。成化间都御史韩雍以高郡多盗魁，招往各隘口，拨荒田以俾之耕，而蠲其猺役，无事则耕守，有事则听调遣。信宜狼，旧从广西归德州调至，给以荒田，米五百余石，纳粮免当十年大役，有事听调。 光绪《化州志》“卷六·兵防”： 狼猺兵。狼猺之设始于成化间，粤西猺獞作乱，侵掠州邑。后就抚随地安插，太守孔镛以恩信结之，拨荒田以俾之耕，发明家蠲其徭役。在化有猺五十一山，狼二十村。无事则耕守，有事则按籍调遣。故虽日久废驰，其名目不可存焉。 孔镛不仅一身是胆，而更重要他是一个具有高超智慧和技巧的管理者。高州府地方志记载狼兵的活动都与孔镛有关系，可以说成化年间，不仅是招募“林符会”，招抚瑶民，还是征调狼兵，都有孔镛身影存在，他几乎以一已之智慧，扭转了成化年间茂名县动荡的局面，茂名县的地方社会从此得以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瑶乱得以初步控制，剿抚瑶的方式转变为怀柔为主，包括瑶、獞、狼、俚僚、汉等各个族群逐步纳入王朝正统化，改造成为具有汉族正统渊源和具有宗法礼仪制度的国家形象。当然过程是漫长的，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基本结束，少数民族全部汉化，纳入户籍成为国家正式的一个成员。 最后，我还要总结一下，从本文引用的各种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活动在茂名县的瑶族首领的姓氏有廖、梁、侯、邓、冯等，加上贺喜记述的巡按御史戴璟的上奏（原文见后附）中提及的李、唐，还有以前研究了解到的盘、周、吴、赵、黄、龙、黎、葛等。这对高州的姓氏族谱研究很有意义。 2015年8月18日于桐庐 附：贺喜《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2011年三联书店）节选 第五章 一 在文献中，冼夫人的时代，高雷一带主要是“俚人”的活动范围。宋元时代，“俚人”忽然消失了，出现了关于“瑶”的零星记录。明永乐朝，高州府信宜县六毫峒下水三山瑶首盘贵等进京朝贡。天顺开始，两广瑶乱的记载频繁见于记载，高州瑶的问题也随之而凸显。明中叶，瑶乱与平乱对于高州社会形态的转变有深刻影响。动乱不仅改变了当地人的社会身份，也改变了高州一带行政、军事以及信仰中心的格局。 探讨明中叶高州的问题需要置于两广瑶乱的背景之下。康熙《广东通志》总括明代两广地区的形势： 粤之疆域，东南蛮声也。带山阻险，瑶人巢伏其中，壮人亦因党恶相与走险。明洪武初，命将讨平溪洞，立瑶首以领之，朝贡方物，赍赐有颁。成化后，寻复梗化，占夺田土，劫略肆害，巢穴深邃，出没靡常，声罪致讨，莫能草薙，亦惟募兵防守，及招抚羁縻之说而已。大兵所至，宣威薄伐，谕使归山，种类日繁，屡抚屡叛，加兵荡平之后，或设县治，或立瑶首，设长官以统领之。善经略者，必有良策也。 在作者笔下，成化朝瑶人与官府关系发生了转折，瑶人由“朝贡方物”复又“梗化”。此后，王朝宣威薄伐，加兵荡平。其实，成化以前地方社会也远未安靖，景泰、天顺年间有广西瑶人劫掠高州的记录。如，景泰二年（1451），广西北流、陆川等县民瑶引浔州府、大藤峡炭山等处瑶人越过两广交界处设立的梁家沙、白梅、竹山等营堡，流劫高州。高州府知府总结了广西瑶贼频繁入境的原因在于“官军纵容”。虽然设有梁家沙、白梅、竹山等营堡以及神电、高州等卫所，但是“督备把守广西贼行要路”的官军，“往往躲避，任贼越入境内”。总督各官的都指挥佥事孙旺“明知累报强贼，不肯亲自领兵，止使承调”，官军遇贼无谋，罢阵退走。也可以说，广西与高州之间的营堡形同虚设。 成化前后的转折牵动了诸多封疆大吏，甚至与两任皇帝的立储问题息息相关。科大卫等学者对此已有专论，兹不赘述。成化年间，韩雍为左佥都御史征大藤峡、新会县知县陶鲁因其守城退贼之功而得到韩雍的赏识。成化二年（1466），宪宗颁布敕命，命陶鲁专在新会并肇庆、新兴、阳江、阳春、泷水一带，“往来提督军卫有司”，若邻境高州等处贼情紧急。“亦要领兵前去，会同副总兵等官范信等相机计议行事”。其后，在绥抚地方的过程中，更令陶鲁“专在肇庆、高、雷，并广州、新会、新宁一带，外来提督军卫有司”。可以说，高州在陶鲁着意关注的军事范围之中。同样以县令之职出身的孔镛是陶的得力干将；并且也和陶一样，因平瑶的军功迅速擢升。在平定高州瑶乱以及重整高州秩序的过程中孔镛是一个重要人物。 成化年间，担任翰林员编修的广东琼州人丘濬对于成化年间征瑶用兵及善后甚为关注。丘濬有多篇文章，赞颂孔镛的功绩，称其“练达兵政，学博古今”。在《平蛮遗迹记》中他如此记录： 成化改元之二年，广东西峒蛮窃发，攻劫州县，贼戕生民，民失其业，士坠其教。广之属郡高雷及廉数千里，几不闻鸡犬声。事闻，当宁命将往讨，简命在廷具文武才者，得都御史姑苏韩公总理戎务。公承命，夙夜不遑，克勤乃事，一鼓而渠帅就戮，再鼓而鼠穴始空。尤虑漏殄余孽奔遁山菁，分命副总兵范信、参将张通、布政使张暄提兵自广之新会抵高、雷，乘胜破敌，易如拉朽，天戈所指，罔不望风披靡，擒戮俘获，贼势消铄。捷闻，廷议。时虽底平，人怀反侧，非良吏抚理弗能安也。乃遴选有司治行者着闻者，佥举连山令孔侯镛拜高州守。侯始至时，尚有余孽凭阻逃遁，不即诛。孔侯宣天子威令，绥抚反侧，于是郡酋悔悟，投刃倾伏，愿完父子，卒为华民。未几，西寇复侵郡邑，孔侯激励民夷，指授方略，协佥事陶鲁、指挥藤汉、欧盘，亲率师旅，直犯贼冲。前后擒斩逆贼千余级，俘夺贼属，被虏男妇不可胜计。号令严明，士卒遵命，所以必克，寇难底平。于是兴学校以鼓士气，缮城池以保未危，化荒为穰，易疹为和，百工攸序，吏民允怀，厥功彰明。诏褒显擢，自荐绅缝掖以及编民之氓，咸欣欣色喜，诣余而请曰：盖闻有功德者，铭之太常，勒之金石，用彰不朽。吾郡非诸公戡乱，孔侯抚治，无以致今日矣。厥功在世，庸可不书于石，以垂永久？予曰：诺。乃历叙诸公闻有臧贼安民之迹，以告来者。孔侯练练达兵政，学博古今，文章之美，治行之详，始俟太史作民臣传者书之，兹不赘。 孔镛，字韶文，长州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知连山县。连山西连韶贺、“獞瑶出没无宁”，孔镛赈抚流民，使其复业。广西巡抚叶盛曾檄孔镛“率民丁随军证剿，孔镛力主招徕。成化元年（1465）用叶盛等荐，擢高州试知府。尽管孔镛职位不高，但是却因为得到韩雍与陶鲁的支持，而能“宣天子威令，绥抚反侧”。陶鲁在当地社会招募“义勇”，作为平瑶的重要力量。孔镛秉承了陶鲁的募兵政策，在高州募集乡兵。这些军队原本不是土司部武，而是地方上的自保组织。在孔镛征集的军队中，符琼与林雄二人可以说是地方军队的组织者。 王佐作《林雄传》，记录林雄事迹： 林雄，茂名县遵台乡四都民，自幼以义勇称于乡里。天顺末年，本府地方流土贼寇方殷，救军未至，民知必死，皆相率从贼以缓难。或弃其父母妻子，委添沟壑，去之，无复生望。于是，雄乃集其弟侄圭、泽，及同乡少壮符琼辈，三百余人，立会保境，以待大军。盟牲歃血，誓与同死。……各乡亦皆立会抗贼。去而从贼者，稍稍引复，而民始知有图生之望矣。 动荡之际，高州一带，由地方首领出面组织的军事组织具有普遍性，“各乡亦皆立会抗贼”。孔镛初至郡时，“郡兵不满数百”，他所倚靠的就是林雄等人领导的“义勇”。这些军队不仅守城自保，而且跟随陶鲁、孔镛转战广西北流等地。高州同知王佐在彰显林雄、符琼等人的战功时，指出了乡兵的战斗力所在——“本府各宗向化贼首，多是琼等会人，杀败之余，及复招之”。也就是说，所谓的“立会保境”，投诚者即是“义勇”，叛死者即是“贼首”。官员利用林雄、符琼等早期投诚者招募其余会众充实部武。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定叛乱也纠缠着地方军事组织间的斗争。官府既利用了义勇来平定流贼，义勇也打着官府的旗号显示其与其贼首的分别。 王佐对成化三年（1467）北流之役的勾勒形象地表现出陶鲁、孔镛以及林雄等“义勇”之间的紧密关系： 成化三年七月，广西流贼陆公强等七百余众，侵扰信宜界，退入广西山中，寨名“游鱼”。 ……游击廉将军忠、陶佥事鲁统汉达军，孔知府镛领民兵，从而追之。直抵贼营，围之周匝。……陶佥事召：先登陷阵，乃能焚营落者，重赏。未有应者。林雄后至，首应先登。陶曰：诚壮士哉！即卸身甲授之。孔知府亦脱兜与之。雄感激叹曰：今日得所矣。遂挺身犯寨门丛刃而摧之。实时手刃三人，贼纷然辟易。汉达军乘之，遂充寨门以入。神机箭火，亦自营中起，烟焰障天，贼皆焚死。林雄身被十余创，犹烈火中，强战而死。 这段材料既显示林雄的忠勇，又显示陶鲁、孔镛对其卸甲脱兜以授的知遇之恩。林雄战死后，“报闻韩公，嗟悼久之。亲制祭文，遣知府孔镛诣其家致祭，所以慰吊忠魂，及存恤其妻孥甚厚”。成化五年，高州乡老请求旌表林雄、符琼，孔镛于是立烈士祠。 丘濬除了颂扬孔镛协佥事陶鲁，亲率师旅，直犯贼冲，底平寇难之战功；也赞赏他在群酋悔悟抽刃，怀集流民的善后举措。丘濬在《孔侍郎传》中描述了孔镛初至高州的情形： 时广东州郡之界广西者无不残破，而高州尤甚。佥谓公有抚绥才能，荐公试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贼垒，仅余孤城。城外积尸如京观，民外死于贼，内死于疫。城中军民不满百。公至，首呼父老问计。咸曰：城中人多有贼之戚属，切宜防之。其来趋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闭门固守。公曰：不然，高州本无贼，而贼之来者，皆自广西。往时守土者无远图，民携家属十百里来投城，将以求生也，乃闭门不纳，以致为贼所菹醢。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众心携贰，致外攻而内应。往时城陷，正坐此也。乃大开门，来者，无不纳。 王佐等官员多次提到，“阖郡之民，几尽为贼也”，“其郡民之中，有始终不污贼者，十仅二三”。孔镛的高明之处在于宣称，“高州本无贼，而贼之来也，皆自广西”。看来，他清楚意识到“民”与“贼”的流动性，通过承认“高州本无贼”，给予投诚者合法身份。在战事平息之后，官府给重新躬耕稼穑的民众编派了差役，万历《高州府志》的食货部分称，元代高州路“户”无考。洪武五年（1372），定民籍，高州府户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一，口六万七千五百八十一。洪武二十四年（1391），没有重新厘定过户数，数目同前。此后，直至成化九年（1473），才再次出现户口数目记录。府志称，“天顺间屡遭兵革，户口增耗不常，册无定数”。成化九年以后，留下了户籍十年一造的记录。通过厘定身份，官府在行政上开始划分“民”“瑶”地域。在民户居住地域设立都图，而在周边瑶山设寨，征集猺狼獞把守。 对于成化初年平定高州动乱的探讨，主要只能倚靠官方的记录，如分析孔镛在高州的作为；但是，某种程度上仍能展现出大兵压境、群盗丛生时社会的面相。动乱与平乱无疑是地方社会进行重新整合的过程。地方首领建立起各种军事组织进行自保，在这些组织中，“义勇”与“盗寇”的界限流动而模糊。孔镛秉承陶鲁利用乡兵的政策，依赖与笼络林雄、符琼等立会首领，将一批地方首领变成官府承认的“义勇”。在阖郡之民，几尽为贼的情况下，官府重新承认投诚者“民”的身份，同时厘定粮差。明中叶高州地方社会的很多民众通过户籍登记改变了身份。 …… 成化四年（1648），佥事陶鲁、神电卫马贵奏迁电白县于东南海岸的神电卫卫城之中。同时，高州冼夫人庙所存嘉靖四十三年（1564）《重修谯国冼氏庙碑》称成化四年，“盗充斥，府治迁治茂名，庙随州而南”。也就是说，在成化四年以前，旧电白集高州府府治、电白县县治于一身，并且已建有冼夫人庙。因“盗充斥”而不得不迁府迁县，说明当时这一带的局面已经不能为官府所控制。尤其是电白县需要迁入军事卫城，更表明官府所能动员的主要是军事的据点。此后，府治迁往旧电白偏南的新高州城，电白县县治则迁移到南边沿海的神电卫，旧电白失去了以往作为军政中心的地位。 成化年间，高州面对的主要是来自广西北流、陆川一带的瑶人，官府感受到的威胁来自于西线。成化五年，韩雍以及陶鲁奏请梧州开设总督府。霍韬评价道：“梧有帅府，两广乃如两臂，护其胸腹，浔梧府江之顽，自是不东。雷廉高肇民有宁宇。”也就是说，在时人的观察中，设置了苍梧总督之后，来自于西线的威胁有所缓解。然而，入嘉靖、万历朝，高州东北面的西山与罗旁瑶乱又成为烦扰地方官员的问题。成化年间没有引起争议的迁治问题，因为动乱形势的改变，重新被官员提出和访察。有官员认为应当恢复电白县，重设东北面的军事屏障。 嘉靖十年（1531），阳春瑶人赵林花陷高州。动乱平息后，巡按御史戴璟在巡视州境，访诸乡民并策问试子后，上奏要求复置旧电白县。戴氏《旧电白议官镇守》的奏折清楚地展示了电白县迁址前后的社会情形： 御史戴璟奏其略曰：广东高州府地方东北西三面联属瑶山，而狮子坡、旧电白后与信宜中道、亟口等处，实为地方要害。自汉设高凉县，梁置电白郡，国初仍元宋之旧，建电白县，以控制瑶人出入之路。彼时兵威尚振，田野尚辟，人民尚聚，以故李马斌、唐文清等势虽跳梁，终不敢长驱径入高州府城者，惧此县之掣肘而蹑其后也。后因神电卫指挥马贵奏，将县治迁附该卫城中，以宽月前之忧。于是百姓相告曰：官兵尚束手退避也，我安敢执耰锄持鹬蚌也。是故骈首逃窜，以全躯保妻子为得计，而赵林花乘间扬鞭直指府库，如履无人之境。虽东北一带设狮子、电白二堡，而兵力单弱，犹一杯水扑车薪之火也。顷者，仰仗天威，大兵深入，西山一带固已荡平，而吾新人疮痍未起者，抑多矣。使当时若有所县不迁，如信宜仡仡则彼亦安能侵犯我城池，鱼肉我人民哉？今高州一府，居民咸追怨，彼时之失策而纷纷为迁县治之议。 旧电白西通博白、陆川，北接阳春、信宜，东连电白、阳江，戴璟认为它“控制瑶人出入之路”，对于护卫高州城，有重要意义。迁县以后，设电白堡，兵力单弱，百姓逃亡，由此“赵林花乘间扬鞭直指府库”。他认为迁县是失策的，奏请复置电白县。戴璟的提议未获实行，也就是说，成化迁县奠定的格局此后没有大的改变。 戴璟上奏折之前，曾亲临其地。在戴璟的笔下，高州一带人烟断绝，田土荒芜，一派萧瑟的景象。尤其旧电白一带“地广人稀”，瑶人“出没如沸”。如果说，戴氏因其目的而作文，对于旧电白的残破有夸大嫌疑。那么，结合万历《高州府志》关于迁县以后重新划分旧电白县辖区的记载，则可以说明戴氏的记录并非毫无凭据。志曰： 据旧电所辖者附郭、朗韶等地，安怀得六乡及后迁县改属茂名。因遗下博五乡属电白，其上下保，俱故属地也。若得善后，乃腴沃之区，地广无人，后招韶州流民与之处，而图遂立焉。 旧电白的辖区分别划入茂名及新电白，旧电白县治所在之附郭则属于茂名。在善后的过程中，外来的移民进入当地社会，“招韶州流民与之处”。 高州瑶族姓氏的探讨 ——追寻高州瑶族的踪迹 我构想有这么一天，我的父系家族与母系家族成员有了一次家庭聚会，他们是我的父系韦氏家族，母亲的外家梁氏家族，母亲外家的外家周氏家族，祖母的外家葛氏家族。倘若把这一次聚会放到明朝中期至清初时期，我们会发现，他（她）们穿着的是色彩斑斓的少数民族服饰，父系韦氏是狼兵（壮族），而母系梁、周、葛却都是瑶族，而那时，他们或许难以坐在一起，因为狼兵（壮族）是源于高州瑶族的动乱从桂西征调过来征剿和戍守的。 追踪我的父系狼兵家族在高州地方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民族的冲突，最后是民族的消亡与融合。中国古代在传统儒家思想统治下，以王朝正统化去改造边疆的社会，在基层农村社会建立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使得包括高州地区的国家边疆的族群“汉化”，利于国家统治。儒家思想对边疆族群的改造，是从宗族根源、民俗文化上的彻底改造，代价就是掩没了真实的民族、家族历史。 王朝正统化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改造，掩没了真实的民族、家族历史，但是斩不断血缘的承继性，不能全部掩没历史的某些痕迹（高州的瑶族文化遗存见我的《瑶族文化对高州文化的影响》一文）。我在研究高州北部、东部、西部的姓氏族谱、宗祠、庙宇、口述等的历史文化资料时候，我发现，现在那里生活的人民，有很大部分是瑶族、狼兵（壮族）的后裔（原属信宜的北部三镇，高州东部明末清初也有大规模的汉族客家人迁徙来定居），这是血缘的承继，也是历史的事实——在明朝至清朝初期，那里是瑶族、狼兵（壮族）的聚居地，后来这些民族虽然消失了，但这些民族的后代却没有消失，而是入了民籍，成为汉族的一员。 之前我也对高州北部、西部、东部的一些瑶族姓氏家族做过探讨，本文也是过往研究的综述和拓展。 对于古代高州瑶族的姓氏如何确认，我主要根据两个方面：一是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对瑶族人物的记载，二是根据姓氏族谱、庙宇神祗的法名、郎名特点来确认。第二方面的依据，我在《诸神的诞生（之十一）——藤水大庙中具有瑶族色彩的神明》一文中有详细的解释，不过也要区分是否为客家人，移民高州的客家人姓氏族谱部分也有“郎名”的记载，因为客家人主要也是由瑶、畲民族演变而来（客家人主要是由瑶、畲演变而来见我的《茂名人从哪里来》一文）。 一、瑶族姓氏。 （一）周、吴、黄氏。 据明朝万历《高州府志》“卷之二·戎备·猺狼獞兵”记载： 茂名县猺兵五百八十名，圆垌寨二十名、单洞寨三十名、大田水尾四十名、黄坡寨三十名、六甘寨二十名、长院寨三十名、坑塘寨三十名、潭婆寨二十名，俱周郁管；藤水寨四十名、陶井寨三十名、周敬寨三十名、白水寨六十名，俱吴弘志管；黄坑寨五十名，黄俸管；鹅头山一百名，吴聪管；丹章大寨五十名，周述魁管。 根据“藤水、周敬、白水、鹅头山、丹章”等现存的一些地名来看，这些猺寨基本位于高州的东部、北部的大坡、云潭、深镇、潭头等地，这些瑶寨瑶族首领的姓氏有周、吴、黄氏。不过，这只是仅有的部分记载。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零三“广东下·猺獞”记载的猺寨更多，比如现存的罗平、冯岸、云卢、里道、曹连、马匮、三角湾、周坑湴峒、马例等地名，可以知道它们还分布在东部、北部的曹江、平山、马贵、新垌、泗水等地： 高州府所属州县，山猺住栖山箐，有听招，有背招，有险恶，每山有总有甲，领其兵目。听招者有相信，抚猺领之。听招者，调之攻守、纳粮当差，与民为一，谓之良猺。背招者，势穷则降，稍利则攫。险恶者，贼不可与化。 茂名听招猺共三十一山，抚猺七名，领兵五百三十五名。端黎山，兵七名；云卢山，兵四十四名；南清山，兵三十六名；杨坑山，兵二十九名；以上抚猺一名。凉峒山，兵九名；谭坑山，兵八名；藤水山，兵八名；陶井山，兵十一名；黄坑山，兵六名；周迳山，兵六名；张坑山，兵十名；以上抚猺一名。东埇（chōng）山，兵二十四名；单张山，兵三十三名；蕉木村，兵二十三名；以上抚猺一名。木梨山，兵十一名；白饭山，兵六名；罗平山，兵七名；火烟山，兵八名；郭埇（chōng）山，兵十三名；高岭山，兵十一名；冯岸山，兵二十七名；车田山，兵六名；彭峒山，兵六名；大峒山，兵六名；石碑口，兵十名；碗窑大峒，兵七名；以上抚猺二名。北昊山，兵七十名；里道山，兵二十七名；调马山，兵二十名；蒙村山，兵二十六名；以上抚猺一名。双观山，兵二十名，抚猺一名。 背招猺共十三山，抚猺三名，亦兼领之，约兵一百四十一名。宁坑山，兵七名；苏坑山，兵十一名；石脚山，兵六名；张村山，兵十一名；石栗山，兵四名；那蓬山，兵八名；曹连山，兵十五名；以上抚猺一名。龙湾山，兵十二名；马例山，兵五名；大凌山，兵七名；马匮山，俱兵十二名；周坑湴峒山，兵二十名；以上抚猺一名。玄石峒三角湾地界山，兵十五名，抚猺一名。 其实明朝时期高州（旧茂名县）瑶族的分布更为广泛，南部地区的分界、根子至今日茂南区的金塘，西部各镇都有，由于资料缺乏，许多地区的瑶族姓氏都无以考究。比如一位文友以金塘江氏忌食狗肉认为江氏是瑶族的后裔，或许也并非无道理。 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零三记载，自明成化四年（1468年）电白县迁治神电卫后，电白堡（即长坡旧城）一带“盗贼”为乱，百姓逃窜，“自此山野不辟，人民不聚”，“数十里人烟断绝，遗黎一二，在途织席这居而已。”显然，明朝中期高州北部在籍的百姓几乎逃窜一空，只余“盗贼”，基本是指当时动乱的瑶族（见《明史》“孔镛传”），加上从桂西征调过来的狼兵（壮族），而且那里没有发生像大藤峡、罗旁、阳春西山那些地方大规模的征战屠杀，因此，现在高州北部大部分讲白话的民众是瑶族、壮族的后裔，是有历史文献做依据的。 据2006年版《高州县志》记载，1993年高州的周、吴、黄姓氏人口分别为31263、61384、101668人，都是高州的大姓，当然并非都是瑶族的后裔。在高州北部，周、吴、黄也都是大姓。北部狼兵首领中也有黄姓。 （二）冯、廖、邓、梁、侯氏。 《明史》“孔镛传”记载： 孔镛，字韶文，长洲人。景泰五年进士。……成化元年，用叶盛等荐，擢高州试知府。前知府刘海以猺警，闭城门自护。乡民避猺至者辄不纳，还为猺所戕。又疑民阴附贼，辄戮之。贼缘是激众怒，为内应，城遂陷。镛至，开门纳来者，流亡日归。城不能容，别筑城东北居之。附郭多暴骸，民以疫死，复为义冢瘗焉。 时贼屯境内者凡十余部，而其魁冯晓屯化州，邓公长屯茅峒，屡招不就。镛一日单骑从二人直抵茅峒。峒去城十里许，道遇贼徒，令还告曰：“我新太守也。”公长骤闻新守至，亟呼其党擐甲迎。及见镛坦易无驺从，气大沮。镛徐下马，入坐庭中，公长率其徒驰甲罗拜。镛谕曰：“汝曹故良民，迫冻馁耳。前守欲兵汝，吾今奉命为汝父母。汝，我子也。信我，则送我归，赉汝粟帛。不信，则杀我，即大军至，无遗种矣。”公长犹豫，其党皆感悟泣下。镛曰：“馁矣，当食我。”公长为跪上酒馔。既食，曰：“日且暮，当止宿。”夜解衣酣寝。贼相顾骇服。再宿而返。见道旁裸而悬树上者累累，询之，皆诸生也，命尽释之。公长遣数十骑拥还，城中人望见，皆大惊，谓知府被执，来绐降也，尽登陴。镛止骑城外，独与羸卒入，取谷帛，使载归。公长益感激，遂焚其巢，率党数千人来降。 公长既降，诸贼次第纳款，惟晓恃险不服。镛选壮士二百人，乘夜抵化州。晓仓皇走匿，获其妻子以归，抚恤甚厚，晓亦以五百人降。已，与佥事陶鲁败贼廖婆保。他贼先后来犯，多败去。境内大定。上官交荐，擢按察副使，分巡高、雷二府。益招剧贼染（注：清朝《茂名县志》记载为“梁”，《明史》应有误）定、侯大六、邓辛酉等，给田产，分处内陆为官，备他盗。广西贼犯信宜、岑溪，皆击败之。治绩闻，赐诰命旌异。遭丧，服除，改广西。猺、獞闻镛至，悉远循。 冯晓、邓公长、廖婆保、梁定、侯大六、邓辛酉这些是瑶族的首领，冯晓驻化州，甚至邓公长筑巢在当时高州府城东面五公里的茅峒（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载： “又有茅峒，在府东南十里，四山环合，中有隙地可以藏兵，当山缺处一径迤逦，通神电以西诸路。成化二年，贼邓公长据此，知府孔镛招降之。”即今日高州城山美）。冯姓是高州传统的俚人著姓，今日高州邓姓也是客家大姓。 据2006年版《高州县志》记载，1993年高州的冯、邓、廖、梁、侯姓氏人口分别为35353、51191、16218、98984、2548人，基本都是高州的大姓，当然并非都是瑶族的后裔。冯、邓、廖、梁都是高州北部的大姓，侯姓基本分布在高州北部，俚人冯姓后裔聚居在高州北部，那里的冯姓是否有瑶族后裔需要继续探讨。 明朝的瑶寨有“里道”这一地方，有瑶族首领管理，现在泗水镇大翰村委会仍然有里道坑村，是民国著名军政人物梁华盛的家乡，梁华盛家族来源于瑶族可能性非常大。 北部狼兵首领中也有邓姓。 （三）李、唐、赵氏。 嘉靖十年（1531），阳春瑶人赵林花陷高州。动乱平息后，巡按御史戴璟巡视州境后，上奏要求复置旧电白县，他在《旧电白议官镇守》的奏折中清楚地展示了电白县迁址前后的社会情形： 御史戴璟奏其略曰：广东高州府地方东北西三面联属猺山，而狮子坡、旧电白后与信宜中道、亟口等处，实为地方要害。自汉设高凉县，梁置电白郡，国初仍元宋之旧，建电白县，以控制猺人出入之路。彼时兵威尚振，田野尚辟，人民尚聚，以故李马斌、唐文清等势虽跳梁，终不敢长驱径入高州府城者，惧此县之掣肘而蹑其后也。后因神电卫指挥马贵奏，将县治迁附该卫城中，以宽月前之忧。于是百姓相告曰：官兵尚束手退避也，我安敢执耰锄持鹬蚌也。是故骈首逃窜，以全躯保妻子为得计，而赵林花乘间扬鞭直指府库，如履无人之境。虽东北一带设狮子、电白二堡，而兵力单弱，犹一杯水扑车薪之火也。顷者，仰仗天威，大兵深入，西山一带固已荡平，而吾新人疮痍未起者，抑多矣。使当时若有所县不迁，如信宜仡仡则彼亦安能侵犯我城池，鱼肉我人民哉？今高州一府，居民咸追怨，彼时之失策而纷纷为迁县治之议。 瑶族首领有阳春的赵林花，境内的李马斌、唐文清。据2006年版《高州县志》记载，1993年高州的李、唐、赵姓氏人口分别为105080、5279、1636人。李姓是高州大姓，当然并非都是瑶族的后裔。高州北部李、唐也是大姓，赵姓为瑶族后裔可能性较大。 北部狼兵首领中也有李姓。 （四）严、龙、吴氏。 高州大坡镇格苍河桥路口有一座传说建于明朝，为纪念严戴郎、龙念三及吴念一三将平寇阵亡，功泽黎民社稷而建的藤水大庙。这些神祗基本以法名、郎名命名。据我研究所掌握的资料，法名在各地古代瑶族中都存在，但郎名则最初在桂、湘、粤、赣、闽这一边界线地域范围内的古代畲瑶中存在，高州古代瑶族也存在这样的命名系统，可以判定，高州瑶族很多来自于以上地区。 据2006年版《高州县志》记载，1993年高州的严、龙姓氏人口分别为4534、7077人。龙姓基本分布在高州东部。 （五）龙氏。 祖籍高州大坡镇的吴熙业在《平猺拓荒者吴伯超传并序》一文中记述了他的祖先故事： 郎韶在茂名北区之东南端，东南邻电白，西北界信宜，北接阳春。面积约四百华里。山深林密，河溪交错，耕地少而人口疏。明清鼎革之际，猺族匪帮，据之作乱。有吴氏名祖式、号如玉者，身负清剿之责，不幸遇害。遗孤伯超，年仅数龄，由一姚姓老妪，秘密收留，猺匪搜之不获，始得幸免。及长，志切报父仇，乃再纠众与猺匪战斗，卒于今之平猺坳地方，歼其巨魁，余党星散，朗韶悉平。以后吴氏族人，纷纷向朗韶迁徙恳殖，形成聚族而居，致有“朗韶吴”之称。伯超之裔孙，则更被称为“裙底吴”。盖闻彼当日系由姚姓老妇罩于所穿裙下，猺匪搜查时，她神色自若而织麻如故，始得避过去。兹将朗韶吴氏族谱所载伯超公传移录于后，以见梗概： “公讳伯超，号嗣楚，别字匡夏。父如玉公，值明清鼎革之际，猺寇乘机窃发，玉公怀澄清之志，身陷寇穴，剿猺遇害。公年仅数龄，逃匿姚姓老妪家，得免。比出险，母旋逝，零仃孤苦，赖伯父如芝公抚养，底于成立。公天性纯笃，终天之恨，痛不欲生。闻盗魁为龙某，即指天誓曰：‘龙氏吾仇也，吾后世子孙，不许与其子孙通婚媾，违则不详。’其不共戴天之志，真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者。公甫及冠，即裹餱粮，挟弓矢，暗集勇壮，潜入猺窟，俟巨魁于道旁，伏而歼之，（后名其地为平猺坳。）群盗次第枚平，地方以靖，父仇以伸。然猺患难除，猺役（因防猺而增设之税项）仍在，民户疲困，不堪其扰，公复为民请命，呈准两广总制，猺役始罢。迄今朗韶之得为乐土，皆公之力也。时地方有司，以公平猺荡寇事闻于朝，因功懋赏，授云骑都尉，赐郡城北门外为牧马地（今节孝坊一带），功勒县碑，世袭罔替。公以大仇已报，淡于仕途，屡征不就。生平立身制行，读书课子，一本先圣格言。后生齿渐繁，迁居平山坡。妣胡儒人，内助称贤，生五子：长兴佐。次兴东，庠生。三兴贤，邑庠生。四兴汉。五兴侯，郡庠生。后嗣复由平山迁朗韶，瓜瓞绵绵，代有闻人，盖明德之报也。” 龙姓为瑶族，大坡镇的吴姓其实也多为瑶族。 （六）甘、盘、祝、廖氏。 冼夫人庙中一般都会奉祀甘、盘、祝、廖先锋，我认为其实它们都是古代政府为了促进瑶族能够认同于汉族文化，建立起正统文化的秩序而奉祀在冼庙中的（详见我的《诸神的诞生（之四）——甘盘祝廖先锋》）。 其实盘姓是最显著的瑶族姓氏，中国的盘姓是纯粹的瑶族姓氏，基本没有其他来源，清道光《电白县志》记载：“明初电白邑中民瑶杂处……十七年（1419年）盘龙、佛子瑶首黄满山等六十人入朝贡香等物。上嘉其慕义，赐钞币遣还，免其赋役。遂录礼功，援抚瑶主，传世为土官”。据《信宜县志》记载，明永乐四至十五年，信宜瑶族首领盘贵、陆仲八、盘龙福等先后入朝进贡土特产，朝廷奖赐衣服钱银，并减免赋役。 据2006年版《高州县志》记载，1993年高州的甘、盘、祝姓氏人口分别为3153、2541、1784人。 （七）毛氏。 在陈舜系的《离乱见闻录》中记载了明朝塘缀毛姓瑶总的事情：“顺治戊子五年……郑某则出入飞龙飞虎，捆舅助兵米，捉吊瑶总毛翠华，罪其不参偈。”陈景濂在补证中记载：“万历间曾子一，闽人，住罗山，毛翠华，塘缀人，陈符经，丽山人，同食素，王江西龙虎山学法。” 高州毛姓来源于瑶族的可能性很大。高州的毛姓人口不多，据2006年版《高州县志》记载，1993年高州的毛姓人口为1239人。 （八）胡氏 据2014年世界胡氏通谱广东高州分谱编委会编著的《世界胡氏通谱广东高州分谱》记录的古丁大堂胡氏世系：一世永海公，号胜一郎。明万历四年（1576）丙子岁从韶关翁源县文安乡迁西宁。再迁大堂→二世汝松公，号伯一郎→三世翠华公，号俊一郎→四世新运公，号源一郎→五世近潮，号若海。 这里胡氏也有显著的郎名、法名系统。 据2006年版《高州县志》记载，1993年高州的胡姓人口为7426人。高州北部原黄塘墟、均墟也有另一支胡姓，他们的族谱记载其始迁祖胡志大由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迁来。胡志大公为元朝到正十三年癸巳（公元1353年）科进士，例授高州府茂名知县。又有说法胡至大即明成化年间进士胡璘，南昌人。《信宜人口与计划生育志》记载的信宜胡姓的资料也相似：“迁入信宜的一支胡姓原居于江西省吉安府太和县。明成化年间，胡志大因任知县而落籍高州，在北门外居住。”不过其四世祖胡荫，讳荫号光禹公，法篆胡荫四郎，显然也是法名、郎名，与大堂胡氏相类。 （九）黎氏。 高州北部黎姓为瑶族主要出自高州北部韦姓家族的口述资料，清朝初年黄塘（今高州北部平山镇）狼兵韦氏首领与瑶族黎姓首领发生了一次械斗事件，并被对方告到县府。关于黎姓的资料有待继续补充。 据2006年版《高州县志》记载，1993年高州的黎姓人口29813人，高州北部黎姓为大姓。 （十）徐氏。 主要是一支徐姓有其详细的法名、郎名系统。 高州曹岭、信宜金垌徐氏族谱记载有徐氏祖先有详细的郎名系统： 本派祖“鹤龄公第六世天字辈兄弟十三人，号称连城十三天，子孙由此繁衍生昌盛。 鹤龄→七郎→一郎、二郎、三郎→八郎、九郎、十郎→三一郎、三二郎、四五郎、四三郎、三五郎、四二郎、三六郎、三三郎→天寿→广兴（曹岭始祖）→…… （见高州（沙田镇）曹岭网：http://www./html/b-5.html） 据2006年版《高州县志》记载，1993年高州的徐姓人口为8466人，主要分布在高州西部。 （十一）葛氏。 详见我的《诸神的诞生（之二）——葛三先锋》。高州大仁庙葛氏宗祠的堂号武陵，与龙氏相同，武陵是瑶族的发源地。 据2006年版《高州县志》记载，1993年高州的葛姓人口7151人，主要分布在高州北部。 （十二） 根据瑶族的法名、郎名系统，对高州的庙宇中的神祗名称进行研究，也可以寻找到一些与瑶族有关的姓氏（详见我的《诸神的诞生（之十一）——藤水大庙中具有瑶族色彩的神明》一文） 据陈冬青《高州社会历史调查》中的资料记载，高州北部、西部的一些庙宇中奉祀的神祗如下： 大井镇：青山陂头村冼太庙，原名陂头义社：正殿三神灵，后壁板相从右到左依次为冯三官、郑四尚书、张三朝官、蔡四真人、蔡一尚书、罗大人、开天李社大帝、大塘万岁大王、冯嫩大人、蔡五舍人、张十二朝官、郑念五仙姑、冯远舍人、潘八舍人。左侧偏殿冼太夫人、左右侍女，右侧偏殿土地神。 青山坡嘴村冼太庙，原名旺侯社：罗大人（庙主）、郎君先生、张十二朝官、冯三官、张二官，后壁板相梁五官、蔡一尚书、郑念四尚书、郑念五仙姑、潘八舍人、许三舍人、冯嫩大人、冯远舍人、崩塘土主。偏殿左为凌夫人及侍女，右为关帝、周仓及关平，为新建后新置。 大井镇旧墟尾灵皇冼太庙：正殿正中周宣灵皇（王），左右上司国老（尚书国老）、二皇（王）、梁三国公、三皇（王），前面站立这千里眼、顺风耳、万丈脚、五雷神，偏殿左为观音、冼太、国母、国妹，右为华光大帝、潘八舍人、容念先锋。庙宇神明诞辰还有梁三国母、梁三国妹、陈十五官、容念六先锋、李天师、五雷神。 古丁镇：大塘村大堂古庙（仙师庙）：黄幸三大仙师即黄老仙师七郎、黄仙师十三郎、幸仙师八郎，还有神农皇帝、盘古大仙、佛祖、观音、皇母、冼太夫人。过去村中社庙五谷庙，奉祀盘古神农，今迁来仙师庙。 深镇镇：造贤水口村造贤古庙：正殿玄帝、关帝、康帝及马元帅、赵元帅，左侧第一间文昌和魁星，第二间观音和冼太，右侧第一间黄十三郎仙师，第二间太白星君 曹江镇：帅堂墟大人庙（帅堂冼太庙）：三座建筑，中间大人庙，左边关帝庙、右边冼太庙，中间供奉梁念二大帝、潘十七舍人、康王雷元帅，左次间供四位土主，左梢间供奉关圣帝及关平、周仓两位侍神；右次间新建冼太庙，供奉冼太夫人及左右侍女，右梢间观音 霍村霍村庙：从左到右依次为本境台院药师土主、本境雷府得道何念二国公、本境邦主潘什七舍人、本境通天盘古大王、昊天金阙玉皇上帝、本境樟木大王、本境佐国侯王罗大人、本境左部提督何念一大帝、本境鸡头吉堆土主 荷花镇：上俗村上俗庙：11 个木雕神像，12纸像从右到左依次为冯十一大相公、太平官、甘三法官、陈一将军、洪禄国王大帝、遥望大王、覃一将军、黄小九官、天圣四娘、陈十五官、冯嫩大人 荷花村讲堂庙：黄牛湾三位大神、旧圩武当二座大神、旗头先锋、唐天府、盘古大王、冯二相、罗大人、秀才六官、廖一尚书、陆三天官、陈十五官，左侧偏殿冼太夫人、陈罗氏夫人，右侧偏殿古二总兵（当地古氏祖先） 以上神祗，“嫩”、“念”应是“廿”，有较大数字命名的神明的判断也应属于瑶族法名的命名系统。从中可以判断，高州郑、冯、梁、何、黄、陈、容、廖、陆、覃、潘、蔡、张、甘、盘、唐等姓氏，都可能有瑶族的成分存在。其中冯、梁、黄、廖、甘、盘、唐在前面探讨过。 据2006年版《高州县志》记载，1993年高州的郑、何、陈、容、陆、覃、潘、蔡、张姓氏人口分别为5544、40473、115726、2899、10683、4657、9714、3598、87264人。 二、疑似瑶族姓氏。 （一）陀氏。 陀姓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姓氏，只分布在岭南的高州、容县、岑溪、苍梧、昭平、贺州、富川、钟山、江华等地有分布，人数不过一、两万。不过他们多不认为是瑶族的后裔。唯有广西恭城有陀姓瑶族一支来源自始祖盘仁义的记载。据《恭城文史资料》记载：明朝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唐、陀二姓由“千家垌”来到唐皇源居住。陀姓住小明源石盆村，其始祖盘仁义为纪念由“千家垌”逃脱至此，后改姓陀。 据2006年版《高州县志》记载，1993年高州的陀姓人口909人。 （二）古氏。 在《广东姓氏概况》一文中说：“古姓，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客语区姓氏，梅州、河源有大量分布。粤西高州也有上万人口，潮汕地区人口也不少。珠三角的南海九江和鹤山古劳两个相邻的镇也有数千人口。”不过，我研究了高州古氏族谱的记载：“十四世祖讳恭号宽堂，明庠生，生于成化十一年，奉例（从增城）来高州择茂东平隆村安居落业。”是时，客家人尚未大规模移居高州，而且所谓的“成化年间移居高州”，基本是孔镛在任高州府官，形成的宗族造谱运动时产生的（详见的的《明朝成化年间高州地方社会的转变——“林符会”所展现的茂名地方历史》一文）。 客家人主要源于瑶畲，古姓、胡姓大概都源自于“盘瓠、盘古、盘护”，高州古姓早于客家人形成的时间迁徙过来，当时的身份可能是瑶族。 （三）高州北部、西部、东部还有一些特别的姓氏以及大姓，比如卓、俞、夏、马、谢、刘、张、卢、谭、丁、龚、蓝、任、姚、欧、杜、苏、列、阙等姓氏，都值得继续探讨其民族属性。 参考资料一。邻近地区的瑶族姓氏。 根据我收集的资料，邻近的阳春古代瑶族有盘、麦、蓝、雷、钟、苟、赵、唐姓，现在尚有盘、麦、赵姓保持瑶族身份。阳江古代瑶族有黄、彰姓，恩平古代瑶族有盘、方、唐、黄、莫、梁、谢、吴姓，台山古代瑶族有甘姓。 参考资料二。 连南县主要姓氏来源与分布 作者：许文清 连南居民的姓氏，据2004年统计，共有279个，154643人。其中瑶族人数较多的姓氏是房、唐、李3姓，每个姓氏有1万人以上，合计5.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9.3%。 排瑶部分姓氏迁徙与分布：唐姓，南岗排的始祖叫唐十二公，油岭排的始祖叫唐郎白公，相传从湖南道州迁来连南定居，在连南已居住了38代，其后裔现多分布在三排、大坪、香坪、大麦山、涡水、香坪等镇。 房姓，火烧排的始祖为房成海公，从湖南迁来连南定居，至今已有58代。南岗、军寮的房姓约在宋元期间从道州迁来。其后裔现多分布在三排、大坪、香坪、大麦山、涡水、三江（金坑）等镇。 盘姓，南岗排的始祖为盘先师八郎，相传在元明时期从湖南迁来连南，至今已居住了40多代。其后裔现多分布在三排镇（连水、东芒）、涡水镇（马头冲）、大麦山镇（白浪、坪地）等地。 邓姓，南岗排的始祖为邓惠许守大王，相传其先祖在唐代中期从道州迁至广西，从广西迁至连州九陂，宋初迁来连南定居。金坑内田的约在元明期间从湖南江华迁来。邓姓多分布在三排、大坪、香坪、涡水、三江（金坑）等镇。 沈姓，开山始祖为沈平皇公，相传在唐代从湖南道州迁来连南，其后裔现多分布在三排、涡水、香坪、大麦山、三江（金坑）等镇。 李姓，始祖为李君护法三郎，相传从陇西郡迁至湖南道州，于宋代迁来连南定居，至今已有38代，其后裔现多分布在大坪、香坪（盘石）、三江（金坑）等镇。 龙姓，始祖为龙十九公，从道州迁英德，后迁到连南三排，至今21代。 许姓，始祖许君法院一郎，在清代初期从英德迁到里八峒，居住了2代后移居马箭、中坑、九龙寨，于清康熙年间移居到大麦山镇九寨马岭墩、庙应岗，有人口1000多人。 二、过山瑶部分姓氏来源与分布 过山瑶晚于排瑶进入连南居住，现多居住在大麦山镇黄连、菜坑；寨岗镇山联、白水坑和板洞等地。人口较多的有赵、李、祝、盘等姓氏。据他们祖传的“过山榜”记载： 赵姓，1、山联村赵氏，其先祖从南京十宝殿迁至河南开封，又经洞庭湖迁至湖南桃源县千家峒，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由赵子安的父辈率7户赵姓人，先后迁至郴州万林乡龙榨洞、广东乐昌、清远、阳山白莲等地，于清朝道光年间（约1840年前后），迁至连南山联凤岗山的大岭、深坑等地居住。2、白水坑村赵氏，开基祖赵有华，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从广西梧州徙居怀集县十三坑。其后裔于民国10年（1921）移居白水坑。过山瑶赵姓按“春、文、荣、进、有、龙”6个字排辈，排至“龙”辈又从“春”辈重新排，循环轮回，周而复始。赵姓迁入境内至今已依次循环第二轮，共12世，现已排第三轮。堂号为“天水堂”。 李姓，1、山联村李氏，于清道光年间（1820年前）从湖南郴州桂里冲徙居白芒菜坑，部分后裔分迁山联村。2、白水坑李氏，上祖居军寮，有李更七、李更八等4兄弟。民国元年（1912）。李更七后裔迁居大麦山塘函龙，李更八后裔迁居白水坑、桐油顶。 黄姓，其上祖在清康熙五十一年（1713）前居嘉应州（梅县），共有3子。第3子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7）迁居广东广宁；清道光十年（1830）有3户后裔迁居大麦山黄连；清道光十一年（1885）有6户后裔迁居大麦山菜坑；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有7户迁居白水坑。民国后，其后裔先后移居山联等地。 祝姓，其先祖于清道光年间（1880年前）从湖南彬松下经乐昌、乳源瑶山徙连州，再经连州迁入山联。祝姓主要居白庙、板坳。白水坑祝姓是从山联迁入。 郑姓，为过山瑶中最早迁入连南的姓氏，据考是明万历中期（1580年前后）从湖南桂里冲迁入大麦山镇菜坑村，后有部分迁山联村定居，至今已历“法香、法保、法龙、法林、法胜、法信、法前、法顺、法秀、法养、法教、法阳、法章、法喜、法潮”等15世，从湖南迁居连南至今已420多年。 莫姓，其祖先从广西迁到连山福堂，在清代迁到大麦山镇菜坑，至今已传8代。其后裔现在板洞、茶坑等地亦有分居。 冯姓，其祖先在清代从广西迁至大麦山镇黄连，至今已传8代。 参考资料三、“潇湘文化”网《瑶族最早十二姓探秘》（黄钰辑注《评皇券牒集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一版。） 《瑶族最早十二姓探秘》记述了瑶族的一般姓氏：“一般盘、沈、包、黄、李、邓、赵、周、胡、唐、雷、冯十二姓……平王共赐28姓。即：盘沈包黄李邓赵周胡唐雷冯郑蒋祝凤罗庞蒲龙蓝卜刘奉戴陈文房。平地瑶有盘奉包沈唐黄李廖邓任赵周一十二姓等多种说法。如进一步对简本型赐姓统计，肯定还会增加。有学者称，可达38姓。” 在高州，盘、沈、黄、李、邓、赵、周、胡、唐、雷、冯、郑、蒋、祝、罗、龙、蓝、刘、戴、陈、任、廖姓都比较普遍，而化州还有房姓，这些高州姓氏的民族属性，可以继续探讨。当然高州瑶族也加入了不少别的民族成分，至于高州瑶族后裔人口有多少，恐怕是难以知道的事情了。 2016年6月有25日于桐庐 客从何处来？ ——客家人是如何形成的 明朝中叶到清朝初期，高州北部、信宜东南部山区的地方社会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变，那里占人口多数的瑶族经过动乱与平定，国家正统化的改造，民族身份消失了，全部被强制融合入汉族，民族的语言消失了，与周边地区的人们一样都讲粤语白话方言，只是白话口音与周边其他地区有一定的差异。 而这些关于古代瑶族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的中国南方地区具有普遍性，在闽、粤、赣边地区也是如此，只不过那里的瑶畲民族汉化后和周边人们讲了赣语方言，最终形成与赣语有一定差别的客家方言。 关于客家人源流的文章连篇累牍，从著名的客家学大师罗香林开创性的研究开始，却基本奠定了“客家人来源于中原汉族”的论调，虽然当今有不少学者对这个说法进行了批驳，但都未能改变“客家人来源于中原汉族”的主流思想。 本文并非在做新的创造性研究，而是对我所支持的观点做一些综合论述，并就客家人源流研究的方法论提出我的看法。在各种说法当中，我认同谢重光《客家形成发展史观》、王东先生在《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肖文评《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等学者的主要观点，加之以李辉等人的分子人类学、邓小华等人的客家方言的研究成果来论证。关于客家人的分子人类学的遗传研究成果十几年前就有公布，不过根据这个结果所做的一些结论并非完全正确，甚至误导了客家人源流的研究，致使现在人们仍然沿着罗香林理论的观点继续走下去。 之前我在《茂名人从哪里来》一文中曾对客家人的源流做了分析，现在单独成文来详细地阐述我支持的观点。 为何我支持谢重光、王东、肖文评等学者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看法：一是有分子人类学的前沿科学成果来论证，这是许多学者至今仍然未肯采信的论据；二是我与王东先生一样，认为族谱文献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传世的谱牒大多编修于明清时期，加之编修谱牒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本家族的社会地位，所以谱牒文献并非完全客观的历史资料，这是明清时期岭南国家正统化对地方社会改造，形成的造谱运动造成的结果；三是一定要结合明清时期的地方历史背景和事件，我认为明朝中叶岭南社会瑶乱的平定以及国家正统化对地方社会的改造，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客家人的形成与此历史背景和事件有很大的关系。 谢重光《客家形成发展史观》质疑了客家先民的主体为中原士族的说法，他认为客家民系是在南宋时期由南迁的中原与江淮汉人、百越民族、南迁的武陵蛮融合形成的。谢重光认为客家人是以汉族、百越、武陵蛮（瑶畲）为共同主体形成，形成时间上是在南宋。与我的看法区别的是，主要是我认为客家人的主体是瑶畲，融合入讲赣南方言的汉族族群，从而形成客家方言的客家人，时间点是在明朝中叶。为何以瑶畲占主体形成的客家人讲与赣方言相似的方言，主要是瑶畲民族的汉化具有被动性、强制性，与南方各地方瑶畲的汉化一样，基本上瑶族的语言都没有多少保留，只不过客家方言保留有不少瑶畲底层而已。与粤语保留不少百越语底层一样，粤语的百越语底层是两广百越民族汉化为广府民系的遗留。 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是把客家人聚居的赣闽粤边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从赣闽粤边的山形水势、水陆交通体系、区域开发进程、地方行政建置、历史时期的人口迁移和人口发展过程、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等各个角度，来动态地、立体地分析时空因素与作为主体的人的历史性活动之间的种种内在关系。他认为，客家方言群是宋元时期赣闽粤边畲汉民族融合的产物，而客家方言则是由江西中北部一带的移民所带来的早期赣语与早期畲语融合而成的。 王东也认为客家人是在宋元时期形成，也是瑶畲的一部分融进了当地的汉族社会，从而成为客家方言群的另一个重要源头，畲汉的融合过程并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的过程，而是双方在血缘与文化两个层面上形成互动与共变的过程。与谢重光的说法有相似之处。 而肖文评的《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一书，是以一个村落为切入点，在长期田野调查和大量使用民间族谱、文集，碑刻、传说等资料的基础上，探讨明清时期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动力和机制，试图以“总体史”的形象，展示在地域社会历史发展脉络下粤东地区韩江上游一个乡村聚落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约四百年间从“贼巢”到“邹鲁乡”的社会变迁与建构过程，揭示国家、地方精英与乡村社会形成和变迁的互动关系，以加深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认识和理解，重新思考客家社会文化形成与变迁的具体过程。 关于本书的主题内容，正如许怀林在《序言》中所总结的那样： 为什么这本书就能避免空论泛观之弊呢？因为作者出门时没有带着先验的框架，进入研究领域时是抱着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其研究途径是：首先，以白堠乡村为考察对象，在传统史学的时间维度基础上加入具体的空间维度，历史过程在时空连接之后就更具有认知的可操作性。其次，把村落社区当作社会的“缩影”，从社区中去理解大的社会和制度的变化，在宏观的背景中去解读社区生活。零散而片断的资料放到社会体系中去理解时就恢复了活力，显示出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第三、细心做田野调查，坚持实地体验，“走向历史现场”。在与村民的深度访谈中，获得古人古事的民间遗存——故事与传说，从而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文献背后的“故事”因之明朗，从而真正读懂文献，认清乡村社会风貌。 …… 在这本书中，以白堠乡为中心，展示了清远河流域的崛起和繁荣。白堠乡四百年间的变迁故事，见证了一个“化外之地”逐渐变为中央王朝的“典范之区”的过程，是明清以来韩江干流地区，以及粤闽赣交界地域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为追寻历史，作者依时间顺序，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四个章节的叙述，探讨具有瑶畲背景的白堠地方社会，如何实现社会转型；白堠士绅如何应对社会变乱，实现自保，进而建构乡村社会；在康雍年间白堠士绅如何运用社会资源整合宗族社会，实行儒家化的改造，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以及乾隆年间白堠成为区域性行政、经济、文化中心的过程。最后，作者认为：“白堠近四百年的社会变迁的历史，是科举制度下培养的士绅，应对各个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而不断建构乡村制度的过程，是地域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映，也是国家意识在地方社会实现的过程。 大埔县是粤东北的客家地区，阐释白堠的社会演变必然要论及客家。书中对族群的融合是结合地域历史背景，具体论述融合过程，不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层面。从白堠的历史中的发现，粤东地域社会的底层文化，有着深厚的畲瑶文化传统，这个地方由官府管教不致的畲瑶之地，经过一系列变乱和官府加强控制之下，在地方士绅崛起后，逐渐接受教化，实现了社会转型，成为中央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白堠的历史实际说明，客家人“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传统，科举的兴盛，并不是衣冠士族的遗留，而是在经历族群融合、官府平定‘贼寇’的洗礼，经过数代人的积累，‘叨受先人之积累，与父兄之教泽’，才得以实现。是各宗族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家推行才华政策和地方宗族重视的结果”。（见本书第471页） 客家地区的古朴民风，不是中原移民的遗留，“通过白堠这个地域性的文化中心形成的过程的考察，发现所谓客家优良传统，实为士绅们通过掌握的‘话语权’，以儒家伦理为指导，变革和重新解释传统习俗的结果”。 （见本书第471页） …… 明清时期四百年间粤东北山区的社会发展过程……“客家”由“化外之地”进入“化内之区”，足见客家起源的“本地性”是真实的，所谓“南迁”而来是不真实的。 肖文评认为明中叶到清中叶约四百年间的粤东社会，有着深厚的畲瑶文化传统，经过一系列变乱和官府加强控制之下，在地方士绅崛起后，逐渐接受教化，实现了社会转型，成为中央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客家起源是土著，而不全是南迁的汉族。 谢重光、王东、肖文评认定客家人的瑶畲成分，我认为它有分子人类学的遗传检测成果作为科学的证据来证明。 我在《茂名人从哪里来》一文中，研究茂名地区广府民系、闽语民系、客家民系的来源，见到专家学者从分子人类学的基因遗传检测结果认为客家人可能是在荆蛮族的核心上不断加入汉族移民形成的。荆蛮是什么民族？在徐祖祥的《 我对分子人类学的知识最初都是来自于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的李辉。李辉说，他早年发现他在上海奉贤、马桥家乡的民俗、方言与南方侗壮民族十分相似，经过分子人类学的检测，确认了他们侗壮民族的亲缘关系。而后李辉发表了许多关于南方民族的分子人类学与文化学的研究文章，比如《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澳泰族群的遗传结构》等等，都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南方民族成份的客观资料。 2003年李辉等人在《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以及2014年他和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教授共同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岭南民族源流史》从史学与基因相结合的角度对岭南民族源流史进行了详细论述，他们通过分子遗传学的分析客家人数据结构中汉族结构占80.2%，类畲族结构13%,类侗族结构6.8% ，不过他们最后结论又作出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具体地说，客家人的形成始于宋元，形成于明代中叶。李辉的说法前后矛盾，前面说汉族结构占80.2%，应和了罗香林的说法，但后面又说客家人主体是荆蛮族，是否是李辉并没有意识到荆蛮族的直系后裔是苗瑶畲，而不是汉族呢？我们来看看李辉的论述： 3．1 客家人可能的主要来源和迁徙路线。从Y．SNP数据看来，客家人与中原汉族最接近。分析得到的80.2％ 汉族结构说明客家人中大多数男性可能来源于中原汉族。所以罗香林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但并不全面。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客家人相当高的H6比例是与中原汉族不同的，这不知是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形成的，还是在中原时就与其他部落不同。但是南方确实有许多汉族特殊群体H6比例偏高，这是个有待探讨的现象。 其他民系含有H12而没有发现H9、H10、H11，最可能是闽越后代的成分 J。而干越和闽越虽同属百越，但百越的遗传结构在相对一致性之外内部也有明显的差异 J，所以这两支也可能有很大不同。客家人没有进入福建腹地，所以没有接触到闽越族，而江西和闽西的干越则部分融人了客家人。当然大部分客家人从中原经湖北、江西进入闽西的推测还要全面考察和验证。 3．2 畲族可能是客家人最大的外来影响。为了辨认汉藏语各群体受侗台、苗瑶不同的影响，前文各族主成分分析结果特意把侗台和苗瑶拉向两端观察。大部分南方汉族显然偏向侗台语群体，可能受百越影响比苗瑶影响大得多。而客家人则不同，更多地偏向了苗瑶群体。所以，客家人中虽然也有百越成分，但其受畲族影响大得多。畲族是唐宋时期从广东迁来的苗瑶类群体，对于福建越族土著和先到汉民而言，同客家人一样是“客”。这两个群体之间接触甚密也很自然，所以北上经客家地区的畲族大多改用近客家话的汉语方言 ，而客家人也涵入了很大部分与畲族一样的广东苗瑶群体的遗传结构。 但是，如果认为原始客家语并不是中原移民带来的，又怎么解释客家人的遗传分析汉族为绝大多数，又与中原汉人最接近呢?客家话的形成过程中，当原始客家话在荆蛮人中形成以后，尽管每个时代都有大量的中原移民加入，因而改变了这个语言社团的遗传组成，但是他们也都是陆陆续续移入的，一代一代地融进客家的语言社团。每移进一个家庭，他们的子女这一辈就学会了客家话，完全融入并壮大了客家语言社团。所以语言的特征保留了，但是遗传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客家话也不断地变化，但是主要是受汉语权威方言的影响。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客家人与畲族一起南迁到赣闽粤交界，长期的接触使畲族人接受了客家话。 李辉在此文前面印证罗香林“客家人来自于中原汉族”观点，后面又从客家人的遗传结构与其语言特征说明“客家人相当高的H6比例是与中原汉族不同”，“畲族可能是客家人最大的外来影响”，“这一民系可能……荆蛮族的核心”。前后矛盾的原因在于，虽然古代荆蛮族就是苗、瑶、畲的祖先，不过他们与汉族在Y染色体单倍群上同属O3，所以也被李辉误解为瑶畲民族与汉族一样其先民都是汉族了。瑶畲、汉属于同一遗传特征，只是后来已经分化为不同民族了，但不能说瑶畲民族的先民是汉族。 宋元明清时期，三苗、荆蛮、武陵蛮的后裔瑶、畲、苗民族遍布于中国南方的广东、广西、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东部、浙江南部等地，许多地方的瑶畲民族经过明朝中叶的动乱，国家王朝化、正统化对地方社会的改造，基本上都融合入了汉族。客家人主要是明朝中叶的闽、粤、赣边地区是瑶、畲聚居的地区，与其他地方的瑶族聚居区一样，同样也经历了动乱与平定的时代，同样也经历了从“贼巢”到“邹鲁乡”的社会变迁与建构过程。这也是与明朝中叶闽、粤、赣边地区的历史相符的事情。邓小华在《关于古南方汉族“非”汉说》中明确地指出：“客家族群历史上居住于闽、粤、赣交界的山区，与历史上畲族的聚落地相重叠……（客家话）的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族与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根据罗美珍、邓小华的研究，虽然客家方言与现代赣语方言相近，但客家方言除词汇系统中保留了畲语的大量“底层”成分之外，其语序也明显地受到畲族语言的影响，也显示出其演变的瑶畲特色。 虽然瑶畲民族的改造成为具有汉族文化的民系族群，不过客家人的一些习性还是继承了瑶畲民族的习性，比如方言的瑶畲民族遗存；客家人喜欢迁徙的习性也是来自于瑶、畲民族迁徙的习性；客家人的耕作梯田的习性源自于瑶、畲民族“刀耕火种、烧畲耕山”的习性；等等，也不在此一一赘述。 2016年7月16日于桐庐 资料： 谢重光《客家形成史纲》（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 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肖文评《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周运中《客家人由来新考》2015年 杨海中《试论客家人形成于明代》2010年 李辉《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遗传学报》2003年） 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史学与基因结合的新成果——〈岭南民族源流史〉成果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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