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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强才 【感谢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马强才教授赐稿】
【内容与作者译者简介】 《花间集》是一文学史上首部文人词选集，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还没有被充分认识。本书揭示出《花间集》成书后，数代读者皆视其为重要选本。通过重新认识该选本的文化和文学语境，作者不仅展示了它与唐代文学的联系，同时深入地诠释了蜀地词人如何运用一种特别而又巧妙的方式、言说论述词体的未来模式。对于人们认识《花间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深远影响，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本书从历史与文学的双重角度，探察《花间集》成书的文化语境及其词作的诗学艺术，并强调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作者分析指出，一方面花间词乃唐代文学和文化潮流的产物，作为文化产品，它们极能反映十世纪蜀国的社会文化风貌；另一方面花间词在诗艺方面有其自身发展的一贯性。全书共分两大部分：上部为“文化语境”，分别阐述“时代之‘风’：唐文化与曲子词”、“诗人之‘位’：十世纪蜀国朝廷与文化”、“撷诗之‘英’：唐和蜀的选本”；下部为“诗学实践”，具体内容为“由仿到创：《花间集》的诗艺”、“体、象、声：花间词里的性别”、“神女：《花间集》中的仙子形象”。通过分析，揭示了《花间集》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为人们重新认识《花间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起到了推动作用。 田安(Anna M.Shields)，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兼美国唐研究协会会长。大学时代立志于中国文学研究，曾赴台湾学习中文。199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师从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1998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著名道教研究专家柏夷（Stephen Bokenkamp）教授。毕业后，曾任教印第安纳大学、马里兰大学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唐五代文学，除本书外，还著有《知我者：中唐时期的友情与文学文化》（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 马强才，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和现代学术史，著有《中国古代诗歌用事观念研究》等。 目次 绪论 上部 文化语境 第一章 时代之“风”：唐文化与曲子词 第二章 诗人之“位”：十世纪蜀国朝廷与文化 第三章 撷诗之“英”：唐和蜀的选本 下部 诗学实践 第四章 由仿到创：《花间集》的诗艺 第五章 体、象、声：花间词里的性别 第六章 神女：《花间集》中的仙子形象 结论 译后记 【书评】 后蜀赵崇祚编选的《花间集》，是今存中国古代第一部文人词选集，被尊为“倚声填词之祖”，它既标明“词”作为一种新兴文学体裁的成熟，预示词坛即将兴盛的未来，更深远影响了后世词体文学的发展。这种文学史叙述中的“后见之明”，确立了《花间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宣告着它对于“词”文体发展的意义所在，当我们试图追溯后世词学的诸多命题时，几乎都能从《花间集》中找到源头。然而，这种“后见之明”却可能隐含着不能聚焦于选集本身，舍本逐末、空中楼阁式评述的危险。《花间集》何以会在后蜀出现？集中所收录的词作究竟代表着何种文学品味？它与唐代的诗选作品有无关联？其中所选编的词作对于前代诗词作品有何借鉴和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必须将选集还原至特定时代背景中展开分析。事实上，对上述问题的回应，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花间集》所体现的文化背景和诗艺传统，更重要的是，对所谓“后见之明”也有类似深描的作用。田安(Anna M.Shields)的新作《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正是基于上述思考的力作。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作者试图追溯寻绎《花间集》编纂成书的必然性，而非传统研究者仅仅视《花间集》为“宋词先声”或是“词走向成熟定型的过渡阶段的判定”。循着韦勒克（René Wellek）等人将文学研究二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思路，作者探索了“《花间集》成书的文化语境及其词作的诗学特性，并强调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页3）”。作者认为，现代读者往往“更多关注每一诗人的词作——最为普遍的是重视晚唐诗人温庭筠和韦庄——以及他们各自对于词作体格形成的贡献”（页2），有意无意地忽略《花间集》的“选集”性质。 诚如斯言，诸如村上哲见《唐五代北宋词研究》（中文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青山宏《唐宋词研究》（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此类过往有关《花间集》研究中较为重要的论著，或分类研究词作的艺术特色，或展开温、韦词作的专人研究，或以此为切入，探讨蜀国词风，研究者多受制于自身所要探讨的论题，未能对选集本身的总体性倾向与编纂动机给予充分的论述。而事实上，《花间集》作为一本选集，不可避免地带有编选者的意图和审美取向，因此，当我们面对选集时（尤其是相对于“别集”而言），无论是对于阅读者，抑或是研究者，都应该“心较比干多一窍”，将“选集”本身视为独立于词作之外的另一个文本，使《花间集》的研究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层次，从而支撑我们对于词作、词人，乃至整个文学时段或是文体演变脉络的思考。 有鉴于此，作者分两大部分展开论述，通过历史与文学的视角透视“选集”，既追溯《花间集》的产生语境，又具体分析其中部分词作。本书前半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作者勾稽了《花间集》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指出将“曲子词”当成是精英文学加以捍卫的《花间集》，所选词作是唐代文学与文化发展趋势的代表，同时也是十世纪蜀国社会风尚的文化产品。 在第一章，作者探寻了词体兴起及《花间集》的成书与唐代社会文化的关系，确定曲子词在唐代社会的地位（页64），认为当时诸如教坊等音乐机关及各地娱乐场所，是培育“词”体出现的土壤。虽然始自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等，受娱乐文化吸引，就曾参与创作一些与音乐密切相关的诗作，但是彼时乐词创作还未“职业化”，因此今天流传下来的唐代文人词作数量有限，至《花间集》才开始保存大量文人词作。从题材上来说，在“曲子词”盛行之前，《玉台新咏》中的“宫体”和唐代流行的“宫怨”诗，承载着描写文人与歌伎等女性之间的关系、爱情的功能，曲子词在当时并非表现爱情的最重要的艺术形式，遑论成为唐代重要的文学体裁（页45），甚至还因其主题与唐代主流的言志之“诗”取向有异，曲子词作者的人品也会连带受到质疑。绝大部分花间词主题为“男女爱情”（页30），即“爱情文化（romanticculture）”（页37）写作，故而《花间集》选本的编成，暗含着九、十世纪之交由唐至蜀文化品味的潜变，反映西蜀精英士人承接唐代音乐文化的同时，对爱情“乐词”写作充满兴趣（页65）。 作者相信《花间集》是蜀地政治文化的产物，“《花间集》的序言及其内容，能让我们管窥西蜀社会、政治变化及其对当地文化的影响”（页8）。唐末五代时的巴蜀，地处中原文化版图的边缘，拥有超越当时其他政权的经济财富、文化积累和文人数量，得天独厚而成为暂时的文化重镇。选集中有十三位词人，在十世纪时均生活于斯。加之，四位君主都耽于享乐而提倡“乐词”，尤其是王衍、孟昶朝，宫中音乐娱乐活动极为频繁（页89-106），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人的“乐词”创作也颇为踊跃。作者认为，《花间集》的编辑，正是西蜀政权想保存唐代娱乐文化的一种反映，也是他们想突破传统——视“词为艳科”的狭隘文化观念的表现，彰显着蜀国诗人“镂玉雕琼、裁花飞叶”（欧阳炯语）的文学才华，以及他们欲“远离唐代文学”并重塑典范的野心（页118）。 在第三章，作者强调《花间集》在唐代多部选集之后，代表了新的文学审美品味。作者敏锐地指出，“从晚唐后蜀诗人韦庄编选的《又玄集》自序、蜀国文人韦縠《才调集》的自序、《花间集》序之中，我们可以发现相似的选集编纂方法，即通过选取最好的文本来提升个别行家和同行圈子的新颖品味”（页9，页140-141、148、153-158）。它们的编者，以自己的喜好和品味，评骘权衡，通过选集来创造词体经典。作者所举上述三本晚唐五代选本，已经不再将言志教化作为首要目标，而是更加关注挖掘新的体裁和题材，如《才调集》中以爱情和宴会为内容的诗作相对于《又玄集》而言都有所增加，《花间集》对于艳情主题的开掘，对于艺术技巧的重视，较之前选本，亦有较大提升，欧阳炯的序言，更明确诠释了《花间集》编辑动机，肯定其中所体现的艺术技巧及蜀国词人的才华，力图为“乐词”在文坛争取一席之地。 在该书后半部分（第四章到第六章），作者考察了《花间集》的诗学背景，并以此揭示《花间集》如何在继承模仿唐代文学传统，尤其是温庭筠词作的同时，开拓创造，从而确立自身独特的艺术风范。 《花间集》中以“菩萨蛮”为词牌的词作共41首（温庭筠创作了其中14首），仅次于有57首的“浣溪纱”，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全集的风格特征和艺术技巧。因而在第四章，作者将目光聚焦于此，考察花间词人学习与改造温庭筠艺术技巧的道路，以证明他们如何有选择地模仿其艺术形式和技巧以创作爱情小插曲（页218）。作者借鉴了叶嘉莹等人的观点，认为温庭筠《菩萨蛮》，体现出一种“富艳”风格特征，惯常使用意象叠加的技巧，少有完整的主谓结构语句，营造出含混不明的情感基调。而蜀国词人（如牛峤等人）在吸收和模仿温庭筠的艺术技巧的同时，通过对一向以平白晓畅见长的韦庄词作的学习，有意识地克服温词过于“富丽”、“晦涩”和“伤情”的风格（尤其表现在“爱情感觉的建构”和把美丽妇人当成镶嵌装饰品的态度上），使更多的客观景物进入笔下（页197、221）。 紧接着，在第五章，作者仍然采取分析典型词作的策略，从词作的性别表现和描述视角出发，集中考察了《花间集》中“酒泉子”（凡26首）与“浣溪纱”（凡57首）两类词牌的词作，总结其中描绘男性和女性爱人的不同手段，探讨蜀国词人如何在风格、性别等声音和视点方面（页221），模仿艺术传统而进行改进和创新，进而阐明温庭筠和韦庄对于蜀国词人产生影响的不同面向（页221）。作者认为这些词作中，包含了隐性第三人称（用来称描写女性）和男性（或者不能确定性别）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感情）两种视角，从而形成两组特征相异的词作：前者人称难定，词意晦涩（页222），后者人称明显，词意清楚，较之前者，语句更加平白，意象更为简单，感情更为直露。温庭筠正是前者的代表，以第三人称这一带有窥阴癖嗜好的视角，描写闺中弃妇，营造出朦胧意蕴；与温词不同的是，韦庄更多采用男性第一人称展开叙事。在言志诗学中，诗歌中出现的第一人称，往往被视为真实的对应，而以韦庄为代表，花间词人所使用的男性第一人称，则被看成是一种艺术虚构，有时并非词人自己的经历，而是女性视角的替代（页246—251）。作者强调，少数以男性视角展开的描绘，尤其是使用真正的第一人称声音，对于我们理解《花间集》的诗学思想非常关键，因为它显露出花间词人吸收“诗”中的技艺传统，新颖地用于词的创作。 最后一章，作者考察了“临江仙”和“女冠子”两类词牌的词作，揭示花间词人，通过运用道教相关的科仪法事和传说典故，继承前代描写凡间男性邂逅女仙的文学传统，将此前文学创作中常见的题材，“用一种边缘性的文体展开了试验”（页342）。《花间集》中女仙题材的写作，既是蜀国宫廷道教活动频繁的反映，也是十世纪唐代爱情文学传统的延伸。《花间集》词作中的女仙形象增加了描绘爱情的新维度，较为特殊的是，之前的“乐词”与之后的“宋词”中都未有如此发达（页281）。诸如薛爱华、柯素芝等人，虽然都曾考察这些词作与道教信仰的关联，然而作者认为只有将这些词作放到整个选集的语境中才能深刻理解花间词人对于“道教”的利用（页13）。在作者看来，对于花间词人而言，这些词作的爱情故事框架恐怕比道教信仰更为重要（页282），只是为了通过引入道教典故而区别于其他诗作中平淡的爱情场景。不同于诸如“菩萨蛮”、“酒泉子”等词牌词作中倾向于表现脆弱“怨妇”的特征，在“临江仙”和“女冠子”两类词牌的词作中，女仙不仅是渴慕的对象，同时也是爱情的最终仲裁者，有能力选择去与留，因此采用一个“女仙——邂逅者”叙事模式能将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问题化和戏剧化。 通过上述考察，作者认为《花间集》是晚唐和蜀国文人为融入精英文化而提倡的一种新式的“文”，在体裁与题材上，遵循惯例与试验创新并存，体现出新文学的特性（页14），在词体形成中完成了许多个“第一”（页356），尤其是用一种史无前例的强烈程度探寻了“爱情诗传统”（页358）。 全书有两条隐性线索贯穿其中，即追索《花间集》对于“爱情（romantic）”主题的发展和对于新体裁的捍卫。众所周知，《花间集》久被视为“香奁粉泽”之作，其中充斥着大量对于女性体貌及其情感世界的描述，既有“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温庭筠《菩萨蛮》其一）之类描写女性的词句，也有“夜来潜与玉郎期，多情不觉酒醒迟”（李珣《虞美人》）等叙述男女情事之作，更有诸如“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描写相思渴慕之语。作者期望“通过烛照《花间集》的历史与文学语境，在中国文学演变的背景中确定《花间集》的地位，特别是在爱情文学的发展和新文体特性出现中所产生的影响”（页8）。作者对于词作中的爱情描写，投入了大量热情，以此切入，凸显了《花间集》在中国古代爱情诗发展历程中的作用。 与传统词论长期将词作者名之为“词人”的做法不同，本书作者使用了“诗人（poet）”一词来定位花间词人。这代表着作者将花间词人视为与创造辉煌的唐代诗人一样，都是高雅文学的创造者和代表者。虽然今天我们已经视“词”为雅文学的重要形式，但作者的用法，显然不是基于“后见之明”的判断，而是对于这些作者努力抬高歌词地位的肯定，也是对历史语境的一种尊重。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就曾明言，编者赵崇祚收集“曲子词五百首”，是“近来诗客”所作。在晚唐五代，词人概念尚未出现，词人身份也不是当时作词之人一种身份特征。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书中提供了一些独特的分析角度。如在后三章，作者通过对词作抒情主人公“性别（gender）”的持续关注和细致分析，“暗中”运用叙事学分析技巧，成功揭示温、韦词作之间的重要区别，即前者多用第三人称男性视角，后者多用第一人称男性视角，前者偏向客观观察，后者注重主观抒情。以此视点，作者还彰显了“临江仙”和“女冠子”两个词牌中“女仙”主题的意义，认为它颠倒了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爱情诗作模式，使词作中的爱情描写，呈现出戏剧性和新颖别致的特点。然而，也正因为中西文化差异，作者所运用的某些视点或概念需我们警惕。例如，作者用充满现代性意味的“romantic”这一词意含混难明的术语，替代了传统批评中所指明晰的“艳情”一词，掩盖了中国诗歌自“楚辞”开始兴起的“香草美人”式描述男女关系的方式，更未凸现其中的虚构和代拟意味，也淹没了“诗教”批评语境对于作者的压力，因而无法完全贴合承继自六朝宫体诗香艳描写的传统。又如，书中引入“liminality（中介性，即‘一个状态与另一状态之间的过渡或暂停时期’）”这一借自人类学仪式研究的术语，甚至说温词的“突出因素”即此（如页189、页211），认为“《花间集》里中介性主题的发展，是文体和文化塑形爱情描述方式的显例”（页359）。在作者看来，诸如梦寐（清醒与虚幻）、回忆（过去与现在）之类的行为、暮春（春夏之交）和晨昏（昼夜之际）之类的时间、窗户（室内外）和灯旁（明与暗）之类的空间等，正是一种处于过渡中的中介状态，这种“状态”为《花间集》着意发展的主题。书中援入此术语来解释词作中诸如晨昏、暮春、沉醉、凭栏等，虽然能标明花间词人对这些意象的偏爱，却忽视了中国诗歌抒“情”写“景”的传统，因而颇有牵强附会之嫌。同时，这样的解释，也不能充分说明某些情景的具体含义，如不能揭发清晨告别所蕴含的整夜依依不舍之情，以致有时还不如直接用心理学方法加以解释更令人信服。 书中也出现了一些小瑕疵。首先，本书对一些词作的英文翻译，有待商兑。如温庭筠《菩萨蛮》“玉楼明月长相忆”中“绿窗”译作“green window”（页192），未能突出“绿”的具体所指为“绿纱”；又如将牛峤《菩萨蛮》“愁匀红粉泪”的首句译为“two sorrowful lines of red powdered tears”（页198），并未凸显“匀”字所表现的动词义；又如将孙光宪《临江仙》句“只愁明发，将逐楚云行”中“明发”，译为“breaking dawn”（页279），并未译出“发”字义。其次，对某些词作的解释有待斟酌，如作者解释张泌《浣溪沙》其三之“独立寒阶”句的主语为“我”，即第一人称男性抒情主人公，可能过于狭隘，因为根据中国古代诗歌写作传统和词作语境，“独立”的主语，还有可能是作为第一人称男性想象中的“她”（页259）。最后，文中还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疏误，如就全书中文人名翻译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来看，《幽明录》中的刘晨，翻译为“Liu zhen”，或当更为“Liu chen”（页320）；注释牛希济《临江仙》“至今云雨带愁容”，误“Yu Xisheng”（玉溪生，李商隐号）为“Wangxisheng”（王溪生，页306）。 总体而言，作者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花间集》选本生成和词作读解两方面展开论述，为我们研究其他经典“选本”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该书关注选集如何生成的意识，注重结合文学内部与外部的研究方法，颇具借鉴意义，而作者通过对《花间集》的文化语境和诗艺技巧的重新考察，以及对不少词作别开生面的解读，也将我们对《花间集》的理解推进了一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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