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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当阳峪窑是宋金时期磁州窑系或磁州窑类型中最为出类拔萃的窑口。然而该窑以其品类之丰、制作之精、装饰之美、流布之广，自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之艺术风格。除了量大质优的绞胎瓷制品以外，她的剔刻划花类制品堪称无出其右；她的细白胎高温颜色釉制品如红、黑、紫等色釉瓷中之精者，甚至为定窑所不及；她所创烧的早期“斗彩”作品更是对中国陶瓷艺术的独特贡献……近年来，从事当阳峪窑作品收藏、研究者日众，精品纷呈，学术成果亦愈来愈多，令人欣慰。本文不揣浅陋，从文献学的角度，结合标本实物，参考前贤同仁的研究成果，力求全面地探究当阳峪窑的有关问题，使这一伟大的窑口更为世人所知。 当阳峪窑遗址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当阳峪村，南距焦作市区约3公里，又称修武窑、焦作窑等。《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云：“怀庆府土产磁，河内、修武二县出，有窑。”顺治十五年《怀庆府志》云：“瓷，河内(今焦作市沁阳、博爱两县)、修武俱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一书亦有类似记录。当阳峪窑遗址东西长约2 000米，南北宽约1 000米。现存宋崇宁四年(1105年)《德应侯百灵翁之庙记》碑刻一通，为当年建窑神庙时所立。1963年6月，该遗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当阳峪窑与当阳峪窑群 当阳峪窑及怀州（宋金时期当阳峪窑所在地称谓）范围内同处于太行山南麓、生产同类型制品的其他70余座窑场统称为当阳峪窑群。这些窑场以当阳峪窑为中心，分布在现在的焦作市四城区及相邻的修武县、博爱县、沁阳市(县级市)、济源市（1997年分出焦作市，由河南省直管）境内，它们是当阳峪窑、牛庄窑、矿山窑、恩村窑、焦作街窑、狮涧窑、李河窑、东孔庄窑、西王封窑、狼坡窑、上白作窑、定和窑、东于村窑、李封窑、东王封窑、店后窑、东张庄窑、寺后窑、许河窑、高窑河窑、东交口窑、洞湾窑、石碑岩窑、高寨窑、北业窑、周窑、窄门窑、清化窑、白坡窑、碗窑河窑、月山窑、南坡窑、洛坡窑、北田院窑、张山街窑、南田院窑、上期城窑、牛粪庄窑、瓦窑沟窑、司窑、闫庄窑、九江口窑（瓦渣疙瘩）、新村窑、勋掌窑等等。这些古窑址分布在太行山南麓浅山区和山前平原地带，“形成了以当阳峪窑和清化窑（柏山窑）为主窑场的集中分布区，其密集度不亚于禹县的神垕镇，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二、当阳峪窑的发现与认识 1897年，英商福公司取得了在焦作镇的煤铁采矿权， 1933年，之前长期居住在开封的英国收藏家司沃露调到焦作福公司任职，他开始在当阳峪村收罗瓷器及碎片，还命令部下收集关于当阳峪窑的古文献，并且撰写了调查报告。司沃露收藏的标本在他死后不知所终。1934年夏，司沃露邀请瑞典工程师卡尔贝克（ OrvarKarlbeck）到当阳峪村考察，卡尔贝克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并将标本带到德国，后赠给大英博物馆。1943年，卡尔贝克在瑞典学术杂志《Ethnos》（ 1943年第3期）发表了《关于焦作陶瓷器的记录》。此后，日本人小山富士夫从英国友人英葛拉姆(Sir HerbertIngram)处得来了卡尔贝克的文章，为当阳峪窑陶瓷作品的风格多变、制作精美以及清新简明的艺术美感所震撼， 他分别在北京、大阪、东京三地参考了陈鉴塘、佐藤泛爱、大阪美术馆、小林一三以及杉山定敏等的当阳峪陶瓷及标本。1947年秋天之后，撰写了《北宋的修武窑》一文。他在文中谈到：“修武窑在北宋窑中却是风格变化最多、做工特别精细的窑，修武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艺术美感、清新简明的风格，并且洋溢着近代的感觉。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修武窑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但是从古至今却完全不被世人所知，真是不可思议！今后修武窑的重要性一定会被世人所认可，并且能够得到全世界的关注。”[2] 与此同时，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河北一带搜购古物的商人，不断地把碎片运到了北京” [3] ，“北京厂肆中人，亦以当阳出品可以获大利，于是利之所在，就搜罗及于碎片，装以锦匣亦可得到高价。”[4]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陈万里先生在认真调查了当阳峪等窑后， 分别在《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和1954年的第4期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章：《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和《谈当阳峪窑》。在这两篇文章中，陈万里先生认为:“此处出品，极为复杂，实在是宋瓷中最优秀的民间瓷器。”[5] “就釉色论，光润显亮，是别的地方所不及的。” “ 观台的花纹，不如当阳的流丽，色泽亦远不如当阳的光润， 可见技巧方面， 观台远落在当阳之后。”“不过无论如何，当阳峪窑在剔划方法的制作上，是达到了最成功的一个阶段，那是不必再有什么怀疑的。”“总之，当阳峪窑的作品，向来是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因之，如此一个重要窑场，是被忽略了。我以为在黄河以北的宋瓷，除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 没有一处足与当阳相媲美。磁州的冶子窑以及安阳的观台窑终逊当阳一筹，而一切文献所列举的磁州窑或是磁州型的瓷器，毫无疑问的有一部分是属于当阳峪，也就是说，磁州窑的荣誉， 应该有一部分归于当阳峪。”[6]1962年，冯先铭、叶喆民两位先生赴当阳峪窑实地调查，在掌握了大量详实资料后，叶喆民先生撰写了万余言的《论当阳峪窑与磁州窑系》，发表于《中国陶瓷》1982年第一期。叶喆民先生认为：“当阳峪窑其中精品真做到了白如凝脂、黑似刷漆的程度。”“以定窑在当时的声誉之重与当阳峪窑的制品之精，加之两处相距匪遥，难免相互模仿制作。因而，存在着白釉、黑釉、酱紫釉、白地绘黑花以及灰白、灰褐、绿地剔划花等类似现象是自在其中的。”“虽然它的上限并不比上述几个地方窑更早，但在某些产品方面却有着后来居上，出类拔萃的卓越成就，反映出这一民间窑同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丰富的创造力。……其装饰如绞胎釉、剔刻花等虽是继承了传统技法，但能在原料比较粗劣的不利条件下，善于利于化妆土和鲜明的釉料， 做到粗料细作、精益求精，终能制出那样黑白分明、色彩出众的成品。可见它之所以能盛极一时，经久而不衰，并博得如此声誉，绝非偶然的了。”[7]2003年10月至2004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当阳峪窑址进行了首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 000平方米，清理出作坊、过滤池、辘轳坑、窑炉、水井、沟、灰坑、窖穴、灶等各类遗迹百余处，出土了一千多件精美的陶瓷器。“ 釉剔花枕、绞胎碗、钵、酱釉碗、盘、白地黑花盆等一批瓷器，保存完整、制作精良。这批器物和标本， 就质地来说,有极坚硬的灰胎，也有较为松粗的砂胎和缸瓦胎，还有极细洁的白胎。就釉色论，以白釉为主，酱釉次之，另外还有黑釉、褐釉、三彩釉、绿釉、绞胎等。在装饰工艺方面，有剔花、刻花、划花等。”[8]2004年5月22日，国内外考古界5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汇聚在当阳峪窑考古发掘现场，面对刚刚出土的精美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李辉柄先生激动地评价：“当阳峪瓷窑堪与汝窑、钧窑、定窑等著名瓷窑相提并论。” 三、当阳峪窑烧造的优越条件 （一） 首先，当阳峪所在的焦作地区矿产资源品种较多，蕴藏丰富，品质好。目前已探明的矿产有煤、铝土矿、铁矿、铜矿、耐火粘土、高岭土、硫铁矿、方解石、水泥配料粘土、矿泉水等40余种，主要分布于窑群所在的北部山区。其中煤田东起修武，西至博爱，南接武陟，保有储量32.4亿吨，为单一的优质无烟煤。此外，太行山上的木材资源也很丰富，也是很好的燃料。耐火粘土主要分布于修武至沁阳一线的太行山南侧，埋藏浅，易开采，耐火度达1650～ 1770℃ ， 是生产陶瓷、耐火材料的优质原料，已探明储量4 686.9万吨。根据1972年8月焦作陶瓷一厂调查组的调查报告， 在当阳峪“同一窑神庙里有一块后立的追记石碑，碑中写道：'村后土岑一条，取料于大白掌。’这个大白掌现在还有开采瓷土的矿井遗址。”[9]铁矿主要分布于焦作和沁阳， 保有储量2726万吨，含铁量32%。因此，丰富的蕴藏为当阳峪窑的创设提供了良好的燃料和原料支持。 其次， 这里建窑条件优越。当阳峪的土山和黄土高原的土质一样，具有垂直解理，土壤强度高，耐火度强，在土坎上便于挖建成窑体。 最后，水源充足。焦作地处河南省西北部，北依太行，南临黄河，黄河下游最大的支流沁河穿境而过，再加上太行山前的地下汇水盆地，使焦作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不可多得的富水地区，人均水量为全省的1.8倍。当阳峪窑所在的土山附近， 在地形上更是河沟交叉纵横，而且在宋代，河沟里应该是有流水的。在2003年10月至2004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中， 也发掘出数眼水井，深不过5米。充足的地上、地下水资源为陶瓷的制作和运输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二）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 秦汉之后，覃怀河内一直是中原地区文化经济比较发达的河朔名邦。北宋时期，焦作地区发达的煤矿产业也带动了制瓷业的进一步繁荣。 2004年7月，焦作市解放区上白作村南第二十九中学出土了一方《宋· 李从生墓志》。根据墓志， 宋元佑三年（1088年），焦作的李吉（李从生之子）煤矿的采煤工人就有几百名，辅助工人亦逾千人，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私营煤矿。值得一提的是，经过814年后， 也就是1902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福公司驻华办事处总董事长哲美森委派福公司总矿师堪锐克来焦作开办福公司的第一个煤厂， 即哲美森厂（译名“泽煤盛厂”），该厂在焦作下白作村西购地20亩，即建矿于宋代李吉煤矿的原址之上，后来也是福公司的司沃露发现了当阳峪窑。北宋庄季裕在他的《鸡肋篇》中有这样的记载：“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也就是说，在繁华的北宋都城开封，数百万户人家，全部用煤炭作燃料。而另据《宋会要稿》记载：“神宗年间，其石炭自于怀州（今焦作地区）九鼎渡，武德县（今焦作市武陟县大城村）收市。”这说明怀州，也就是现在的焦作地区，是北宋时期重要的煤炭产业基地，更是首都汴京生活、生产燃料的供应地。 （三）特殊的政治地位 宋代拥有百万人口之众的首都汴京每年所需要庞大数量的各类给养决定了它对处于京畿位置、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便利的怀州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怀州的怀药为历代皇室贡品；当阳峪陶瓷也为北宋皇室点检供御；怀州的石炭（即煤炭）、薪柴因质优量大，运输便利，供应及时，更是与汴京天子臣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蒙受皇恩，独独享受了免税的待遇。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规定：“石炭自[10] 怀到京，不征。” 宋时商税有过税，“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11], 即征税2％。此处的“不征”，即指怀州石炭贩运开封，可免征过税。据稍晚的记载， “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五月，江陵府江陵县尉陈康民言……勘会在京窑务，所有柴数，于三年内取一年最多数，增成六十万束，仍与石炭兼用。……其石炭自于怀州（今焦作地区）九鼎渡，武德县（今焦作市武陟县大城村）收市。及勾当东窑务孙石乞将石炭出货，每称定价六十文，诏除武德县收市不行外，余并从之” [12]。这段文字说明，怀州的煤炭不仅享受免税，供应汴京官民生活之需，更为北宋官窑东窑务作为烧窑的专用燃料，可见当阳峪窑所在的怀州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 （四）便利的水运条件 陶瓷作为极易损坏的特殊商品，对水运条件要求较高，一是运输安全的要求，二是降低运输成本的要求。而焦作地区位于太行山南麓的三河平原，著名的丹水、沁水、黄河在这里交汇，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23条，流经修武的运粮河更是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永济渠的一条重要分支，其下游入卫河直达天津。因此，当阳峪窑瓷器的外运线路大体上来讲应该有两条：一是走运河，途经修武县东邻的获嘉、辉县、新乡，经卫河达天津，参与出口贸易或沿京杭大运河贯通中国南北，并由长江销入长江流域；二是南下至武陟县，由九鼎渡、大城村装船，源源不断地运往宋都汴京。 （五）巨大的社会需求 促进当阳峪窑大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当阳村人的生存和生活，“时惟当阳工巧，世利兹器。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户”。而宋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则更有力地推动了当阳峪窑业的发展。一方面，当阳峪的陶瓷商品要“运以千里遍天下”，另一方面，近在咫尺的帝都汴京的巨大需求也使得当阳峪面临了陶瓷产销的黄金时代。当阳峪所处的地理位置距离当时都城汴京较之汝窑、磁州窑、定窑、耀州窑、景德镇窑等窑更为接近。汴京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百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其封建商品经济的繁荣场面，无论是在当时的绘画作品或文献内均能得到详细和生动的表现，如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梁录》等。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汴京城中人群熙熙攘攘，肩摩毂击，尤其上土桥一带更是热闹非凡。这反映了当时汴京城市人口的密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东京梦华录》用了大量的篇幅，从城市生活的各个侧面记述那时汴京“ 人物繁阜” ，“人烟浩闹”的繁盛景象，甚至形象地告诉我们，汴京“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13]。面对如此巨大的消费群体，自然是促使其生产发 达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北宋以后， 著名的“ 官窑” （ 在开封， 窑址尚未发现） ， “ 汝窑” （ 在临汝） 式微， 加之“ 磁州” 、“ 定窑”等窑又鞭长莫及， 更给了它突出发展的好机会。因此也可以说， 它是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与时代艺术风尚的陶瓷窑场之一。 四、当阳峪窑的烧造时间、规模与窑厂结构 当阳峪窑的烧造时间起始于唐代， 理由有二：其一， 当阳峪窑不是一个孤立的窑场， 它和周边的70余座窑场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窑群，在这个窑群中，根据文博部门已经发表的资料，有部分窑口， 如店后窑、定和窑、白坡窑、月山窑等，明确表明在唐代已经开始烧造，这给我们两点启示：1.这些窑口相距如此之近（比如定和窑距当阳峪窑仅约4公里），不能不相互借鉴，互相影响；2.根据窑系或窑群的发展规律，最接近原料产地、燃料产地、水源的窑场，应该优先发展起来。而当阳峪窑坐落在太行山南麓当阳村土山之上，离瓷土产地、水源、煤炭、木材燃料最近，所以应该是当阳峪窑早于并影响了周边窑场，至少也不应晚于店后、定和诸窑。从近年来发现的标本资料来看，当阳峪窑产量最大，品种最多，制作最为精美，也同样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其二，河南郑州炎黄文化博物馆收藏有一组晚唐的金银器，其中一对银镏金錾花的围棋盒，盒底錾书“大中三年七月十七日造,使臣李安奉进”。另一件银镏金錾花的舍利塔，内置一个高五厘米、外绘黑色竖线条纹的白瓷舍利罐(图1、图2)。这件白瓷舍利罐，对照当阳峪标本资料，可以肯定为当阳峪窑制品。由此可以推断， 至少在大中三年（ 公元849年）之前，当阳峪窑已烧造出如此舍利罐之类的高温细白胎佛教用器。从整个窑群来看，2004年前后，焦作市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涉及的焦作市四城区及修武和博爱境内的宋金元时期的古瓷窑址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宋金瓷窑有30座，延续到元代有10多座，单独烧元瓷的有8座，而清化窑（柏山窑）一直延烧到民国，冯河、张河、[15] 冯庄等6个窑单烧民国瓷。这说明当阳峪窑群起始于唐，至少兴盛于北宋晚期，金代继续恢复和发展，元代仍有相当的规模，明代之后，全国瓷业中心南移景德镇，当阳峪窑群走向衰落。 当阳峪窑的规模，从现存石刻文献窑神碑来看，在北宋元符、崇宁年间， 有明确记载：“时惟当阳工巧，世利兹器。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户。” 从中可以推测其产业规模，从事瓷业的产业工人达万户以上。如果按一户两个产业工人的话，整个窑厂至少要有2万名以上的产业工人。按照陈万里先生的分析，当时当阳村窑场的范围， 相当于50年代磁县的彭城镇。实际上加上窑场周围的其他从业人员和来往客商，当阳村的规模还要大得多。“埏埴者百余家”告诉了我们当阳村窑场的结构，也就是万余户产业工人分属于100余家私营式、专业化的制瓷作坊。这百余家作坊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运营机制，各有所长，各有分工，相互协作。这种情况为近年来窑址所出标本资料所证实。即一块地方往往集中出土大量相同品种的陶瓷标本，甚至于垫饼、垫圈等窑具也有专门的烧制场所。证明当时当阳峪窑的分工非常精细。这一点在焦作流传下来的古地名上也可以得到印证。过去，焦作一带流传一句“九作十八河”的俗话。这句话，概括了27个村庄的名字。这种现象，不仅为我省所独有， 而且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九作” 即上白作、下白作、南靳作、北靳作、东焦作、西焦作、马作、李贵作、耿作。这些地名，均是古时候因“某家作坊” 取名， 后简称为“ 某作”。 2003年10月至2004年5月间，在当阳峪窑首次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一只白地黑绘“焦家”的白瓷碗；而在元至元六年立石的“ 修武县承恩镇重修希玄观记” 碑文中， 有“ 女冠崔守清，……亦本邑焦家作里人也”的字句；无独有偶，河南郑州市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藏有一件当阳峪窑群王封窑的红绿彩折沿盘的标本，盘边以红彩烧制“河内王封祁家烧造”字样。这些实物充分说明，当阳峪窑以及当阳峪窑群的其他窑厂以家族私营式的专业化作坊为基础的烧造单位。（原著：原雪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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