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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手机里偶然收到了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的信息，向我请教彼得·卒姆托的瓦尔斯温泉浴场中片岩墙面的构造，看起来挺着急。这个做法我曾经研究过，也不断的试图借助实践机会来验证和反思，以我亲眼目睹的最巧的应用，是我的恩师在清水会馆里的“砖天花”，两者异曲同工，都是以砌块支模，再用混凝土浇筑成整体。但是我并没有回信息详解其中我所知的做法，仅是提供了两条线索：其一，国家图书馆有一本专辑里收录了瓦尔斯温泉浴场的技术图纸；其二，我的讲座《砌体结构思辨》里曾讲到过这种做法。第二条线索是我很不情愿提供的，因为如果是针对实践，我在讲座中的讲解过于科普化了。但那位朋友追问甚急，或许是等着确定设计，亦或者是工地箭在弦上……于是我非常简短的结束了对话——“我的建议是：尽量少提问题”。那位朋友也很礼貌的不再追问，不过显然心中不快。 这件事至今仍令我有些挂怀，问问题的朋友应该小我几岁，曾有赠书之宜，虽未谋面，不过从几次为数不多的信息交流中，能感觉出是个诚恳而努力的小兄弟。然而，这也正是我如此决绝的拒绝提供答案的原因。 今天我想专门谈谈：我为什么很少回答问题。 在我这些年的讲座中，不管时间长短，都很少在结束前给听众提问的机会，讲座经常是这样结束的：“谁有问题？有问题就去医院看看吧。”这是句调侃，同时也表明了我的态度。在同事的劝说下，工作室面向第二梯队成员开设的线上微课中，倒是设置了问答环节，但一年多来，我也很少针对同学们的疑问作答，更多的时候是在讨论疑问本身。渐渐的，同学们开始静静的听，并不急于抛出问题，对于学习，这是非常好的开始。我需要反复叮咛的只有一点： 管理好你的问题，别急着到处问，可也别忘了。
这些年来，我听到过的问题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基于无知而提出的问题；另一类是基于有知而提出的问题。对于专业上的精进而言，这一分类非常重要。 先谈谈第一类问题。多数同学的提问都是基于这种情况，当然，不懂就问，这是人之常情——是的，在上大学之前这大概是可行的。
一、“求知”与“修习”——关于大学以前的学习问题
小学学习的目标是“求知”，因为小学生像白纸一样，原本知道的东西就非常少，对这个世界甚至缺少必要的常识，教与学的过程，其实就是“授”与“受”的过程，老师直接把需要知道的东西告诉学生。小学阶段的学习，主要的技术动作是记忆，不同的学习方法，无论是启发性的还是灌输式的，无论是通过理解还是通过不断重复，最终的目的都是加深记忆。所以对于小学生而言，不懂——更准确的说是不知道，那么就应该问。勤问是非常好的学习习惯。初中的学习陡增了许多科目，但也都是从基础知识开始，建立科目框架，仍然可以认为是“求知”的过程，也宜多问。 高中的学习与前者不同，需要从奠基开始的新科目并不多，学习效果的高下之分，不在于知道与否，而在于某种深度。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深度并不是建立在极高强度的思考和理解之上，而是要经由高强度的训练才能获得，因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高中的授课老师，即便更有经验，理解也更深，自己却未必能于高考中取得佳绩。多数人甚至在上大学之后都不再经历这么高强度的学习训练了。这样的学习，我们可以称之为“修习”。这样的学习也不宜一直纠结于思考和理解的过程，而更重于解题的训练，问答授受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在大学以前的学习过程中，多问问题总体而言是有益的——起码对于成绩而言如此。“求知”的问题可以直接答之以知识，“修习”的问题则可以答之以过程或方法。而且，无论作答者如何看待问题，答案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作答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回答的技巧和启发性，而答案的准确性则基于共识的客观标准，无论答题者的观念有多大差异，答案本身都不会有太大出入。因而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问答确实是一种相对快捷的提高途径。 之所以花这么多唇舌讨论中小学的学习，是因为我们总是把不同阶段、不同类别、不同方法的认识和技能提高过程笼统的称作“学习”，并且用十几年来在中小学阶段所养成的学习习惯来帮助自己此后的生涯。
二、“解惑”——关于大学，以及建筑学学科
而从大学开始的学习，与中小学都截然不同：我们第一次进入了一个学科——无论课程表里有多少门课，都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不同的学科差异很大，我们仅谈建筑学。对建筑学的学习，不能靠知识的叠砌，也不可能全部经由高强度的训练来完成，无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那都应该是一个在思维上和认知上“解惑”的过程。大学，有别于同一领域的职业技术学校的地方，并不是它能提供更尖端的技能训练，而是它提供了一个象牙塔给你沉淀和思考——否则，建筑学这种既不算题又不背书的专业，凭什么要学五年？要知道，既做题又背书的医学也才学五年。 建筑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别之处，在于设计这件事所针对的对象成果在时间维度上是属于未来的，设计有高下之分，却没有最终的答案，在设计进程中，没有人知道最终会得到什么，业主付钱购买的也并不是一个被打造好的设计产品，而是一个关于未来的计划。知识和训练对设计过程当然是有益的，但设计的水准最终取决于对问题的理解程度。 建筑学的“问题”非常特殊。没有哪个经典的建筑学问题是可以称作“难”的，数学、物理学、工程学都有许多难题，要么从逻辑上极端复杂，要么需要某种过人的能力才能解决——比如计算。建筑学是个比较古怪的学科，它的问题通常兼有人文学和工程学的双重特性。 人文学特性让建筑学问题先天具有多元的价值标准，换句话说，没有答案，甚至没有方向。比如普通的结构学习并不面对这样的困境，跨度、刚度、造价等等许多方面的量化指标和答案都能很快证明一个结构是“好的”，因为它的目的以及价值评判是相对清晰明确的；那么什么样的建筑是好的？其实，对于“什么是建筑？”以及“什么是好？”这样的前提问题就够人类折腾几辈子的。维特鲁威说“坚固、实用、美”，帕拉第奥说那坚固指的是“看起来坚固”，密斯说“少就是多”，文丘里又说“少就是闷”，不管听起来有没有道理，面对这些答案，我们总是深味着各种无能为力。 而工程学特性又让建筑学问题非常及物，这让建筑学大大的有别于哲学、文学、史学之类的纯人文学科，换句话说，你光把问题想明白了是没用的，最终你还得用你想明白的问题去跟砖头瓦块打交道。这是为什么许多学者能把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却处理不了很基础的技术问题。同尘工作室现在拼了命的做大量的施工图和建筑信息模型，就是为了让团队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技术研究传统与真实工程相接应。 所以，无论是从建筑学的人文特性还是工程特性出发，这个学科所涉及的问题似乎都很难被回答。或者说，也许解答者可以提供非常精彩的答案，但这些答案是否能切实的帮助提问者往往值得怀疑。
近十年来，我做了不少讲座，内容涉及东西方建筑史、设计原理、技术、园林等等，因此也不断的收到许多来自不同的方的倾听者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启初，我也满怀着热情的希望能借着解答这些问题来分享更多个人的体会；但回答的越多，就越能感受到自己的回答与提问者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隔阂。 其实，想想我们大学时上专业课的方式，就不难理解这种隔阂。跟绝大多数学科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授课方式不同：在设计课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学生在做工作（课堂时间几乎只占到总体时间的几十分之一），而老师仅在某些关键的阶段参与讨论并表达观点，这是一种“工作-反思”的往复过程。如果我们把常规的“讲-听”的课堂授课看成是老师针对常规、普遍问题进行集中解答的“问-答”过程，那么，设计课“工作-反思”模式的特殊性就说明了：基于问答的交流方式并不适合建筑学的基本问题。 三、三种人文性问题
人文性的建筑学问题通常涉及三个方面：一，关于认识；二，关于评价标准；三，关于方法。怎么来评判这类问题的答案的质量呢？我的恩师董豫赣老师曾经给出两个标准：其一，是解释性，也就是它是不是能帮助你更深或更广的理解一件事；其二，是有效性，也就是它能不能在实践中切实的帮助你。这两条标准起码要匹配一条，当然两条都匹配是最理想的。 首先，关于认识，其实就是“什么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在建筑学学科里，定义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很难有什么定义可以脱离系统的知识体系或者特定的时间、空间背景而提供解释性。比如勒·柯布西耶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彼得·卒姆托说“建筑是材料的汇聚”……与认识有关的答案通常都是这样的——听起来在理，但是太过宽泛。其实，凡是重要的建筑学问题，都不可能一言以蔽之，那些三言两语的谶语只能算是个楔子，需要配合非常大量的背景知识、精确的逻辑前提和严谨的有效范围，简短者或者成文章，庞杂者或者成论著——而且许多都是很难读得懂的那种文章和论著。对于听解答的人而言，这简直是个悖论：缺乏相关背景认识的人是无法理解答案的，恐怕望文生义所造成的误解会远大于解惑；而具备背景知识的人又通常不会在认知层面发问，他们往往更倾向于与个中高手一起去追索其中更细致的内容和更微妙的关系，而交流的方式也更多是相互间交换看法的讨论而非一授一受的求教。 关于评价标准的问题，其实就是“什么什么做得怎么样？”的问题，是关于好坏、优劣、高下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回答评价的结论容易，但建立评价的标准很难。一旦抛开标准，评价就很容易沦为简单粗暴的个人好恶。对于建筑学中的高下评判，对我们有益的是去系统了解和继承成套的评价标准，而评价的结论只是经标准衡量后的结论——那结论本身并不重要，如何得出结论才重要。罗伯特·文丘里认为柯布西耶的设计操作在格罗庇乌斯之上，为此他写了一整本《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那是我们的学科里最让初学者头疼的论著之一，许多同学陷进那些精巧复杂的“either or”“neither nor”逻辑里根本就绕不出来。更有甚者，柯林罗和斯拉茨基为了谈清楚加歇别墅比包豪斯校舍好在哪，写了那篇著名的《透明性》，从毕加索和波洛克的不同的立体主义谈起，那是比文丘里更难懂的经文。 关于方法的问题，其实就是“该怎么做”的问题。建筑学本科就要学五年，方法是有的，但怎么描述这些方法呢？指导设计的老师从来不描述方法，他们用方法来指导学生，那方法在推进过程中慢慢呈现，但很难言说。当然，像包豪斯奠基人约翰纳斯·伊顿这样的教育大师有时也会描述方法，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读读他的《形式与设计》，但那是面对老师描述的方法，是教学方法而非设计方法，真正受益者，是在方法下受训者而非倾听方法者。我个人听过的关于方法问题最精彩的回答来自葛明老师，一位同学请教该如何学好设计，葛老师答曰：“抄图！”那位同学追问说抄过图但是好像效果不佳，葛老师答曰：“抄一百遍！”精彩之处就在那一百遍。许多同学问方法，其实是想问巧法，这世上哪有巧法……正道谁都知道，受益的不见得是听到方法的人，而是那个肯抄一百遍的人——葛老师提供的真是方法吗？我想，如果抄一百遍也没效果呢？受益者一定是那个肯再抄一百遍的人。而肯不取巧的人，也很少去问方法，他们应该已经在某条路上走得颇远了，他们见到葛老师，应该会聊一些更具体和有趣的体会。 这些年我做了很多讲座，其中讲理论、史论（也就是讲认识）和名作研究（也就是讲标准）这类人文类型的题目占大多数，确实这类题材谈起来也更过瘾，吞吐磅礴。我曾经最大的挣扎在于：尽管讲座时间动辄三、四个小时，但那些经由多年苦工所获得的积累和体会根本没有办法在那区区几个小时里分享，你往往只能选几个有趣动听的话题点到为止，没有时间展开，也没有精力还原反思的过程，更无从演示这些体会对你平时工作所起到的微妙作用。如果你涉猎和掌握的那些专业内容是一片风景，你所分享的就仅仅是一篇游记或是一张地图，与你想要分享的内容有关，但绝不可能取代那些内容本身。这就是“影响”这个词的含义：你可以呈现它的影子，可以让它发出响声，但你也只能提供影和响，而无法以学识相馈赠。几年前与师兄王欣的交谈让我摆脱了一些挣扎，如王欣所说：“你的课好听足矣，能诱惑几个人进入这个殿堂，已经功德无量了。”是的，那只能作为诱惑。这是为什么我讲座后很少答疑，因为讲到的东西太少，遗留的疑惑一定百倍于讲清楚的道理，然而我最想讲的以及最能讲的也都已经讲了几个小时，课下三言两语的答疑又能如何呢？ 在现实世界的学习，“倾囊而授”是一个师徒双方都要付出巨大努力的长期过程，如《天龙八部》里无崖子像倒水一样把七十年功力怼给虚竹，仅意淫耳。相比之下，问答所带来的望文生义的误解，往往大于那杯水车薪的启发。
四、工程性问题
工程性的问题相对简单一些，对这类问题，通常我们只需要关注两方面的事：一方面是技术逻辑；另一方面是应用精神。不过在工程问题上，这两方面是必须兼顾的，缺一不可。 技术逻辑一定是非常清晰的，材料的物性，工艺的需求，造价等等……都是可以通过定量描述清楚的。这里面只有真材实料，没有任何人文成分，没有多元的标准，不需要复杂的思辨——技术总是它原本的那个样子。技术是透明的，没有认知上的隔阂，只有你知道不知道，以及你能知道多少。就这么简单，但是，它的难处也全是因为太简单——它简单到工地上的师傅都能懂得透彻，靠什么分个高下呢？这里的高下并不在你知道多少，而在你“能”知道多少；其实也不全在你“能”知道多少，而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该”知道多少。能知道多少是涉猎技术的方法，而懂得该知道多少则是理解技术的精神，前者是技术的起点，仍然属于技术范畴，后者则是技术的终点，是人文的。 于是就不得不谈谈应用的精神，没有技术的目标，技术就没有意义，而技术的目标一定是人的欲望和需求，那决定了我们对技术的评价，以及在不同的阶段和分工中该知道什么东西。从技术上，萨伏伊别墅的防水做得好么？它漏水漏得厉害。从技术的角度，施工方曾提出在二层花园的地砖下铺设排水更快的砂而不是含水的泥土，但柯布西耶希望砖缝里能长出草来，当时没有现代的种植屋面做法，于是柯布在种植效果和防水性能间作了取舍。尽管萨伏伊别墅是名作，但它的防水仍饱受诟病，而尽管在技术上存在重大缺陷，萨伏伊仍是名作——我们永远无法站在技术的角度上来审视技术。我曾经试图用当下的技术来画萨伏伊别墅的施工图，当把现代种植屋面的构造层次带入二层花园后，防水倒是没问题了，但是厚厚的排水层和覆土层让二层室外的标高远远高于室内标高，这样就丧失了居室和花园的俗常关系，而这正是柯布西耶想制造的关系；如果水涨船高的把室内陆坪提高，那么从室内看，水平长窗的高度就改变了，对室内空间的影响很大，如果再跟着提高窗位，那么就影响了外立面的比例，而外立面的比例是用控制线求出来的……这就是技术应用的精神，技术是简单透明的，而用技术去完成什么，则充溢着着磅礴的人文精神。格伦·穆克特设计的麦格尼住宅，它的屋顶做法是内外两侧压型钢板中间夹保温材料的“三明治”构造，其实这个做法跟我们常见的所谓“板房”是一样的，技术上毫无出奇之处，但穆克特的妙手是用围护墙截断了“三明治”的下面两层，仅让外层钢板出挑——就这样获得了一层极轻极薄的檐口。 ↑ 萨伏伊别墅的二层花园 ↑ 麦格尼住宅屋顶做法 ↑ 屋顶仅让外层钢板出挑 从工程角度，穆克特的技术平平无奇，柯布西耶对防水问题的解决，甚至达不到平凡的屋顶所能达成的效果。但最终，我们对这些技术的评判却不可能基于技术自身的逻辑，而要在那些超越技术层面的精神的引导下来追寻答案。对于工程性问题，要么简单清晰得可以索引查询；要么超越技术而进入精神层面。如何是好？
五、怎么个问法
如此看来，建筑学的问题，要么像人文性问题或者技术的应用精神问题那样，很难以答案来回答；要么就如技术逻辑问题那样，简单清晰到不需要解答。那么，这个学科的学习难道要杜绝问答吗？那倒不是的。只是，建筑学中的学问请教不像中小学的问答那么直截了当。 对于人文性的认识问题、标准问题以及工程性的技术应用精神的问题，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没有清晰的答案，而且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需要建立在比较深厚的知识背景和共识前提之下。所以对这些类问题的求教不宜以简单抛出问题的方式，而是应该先阐述分享自己的认识，这样你所请教的高手才有可能根据你对问题的认识深度和知识储备来参与讨论，并基于你的深度启发和提点。一般而言，你对问题的储备认识越丰厚，才有可能“解压”越精炼的答案，终极状态是诸如“装饰就是犯罪”、“建筑是材料的汇聚”这样的谶语，只有基于足够深厚的共识，才能获得诸如佛家“师尊拈花，迦叶微笑”式的及其精简的心领神会；否则一句无知的设问，会变成“命题作文”，脾气不好的高手会一笑置之，脾气好的高手会报之以多少相关但并不触及本源的鸡汤，而负责任的高手则会被你的命题作文累死。所以出于相同的原因，在我本科师从于鲍戈平老师获得启蒙时，遇到困惑，都是我自己读书、梳理，然后汇报给鲍老师听，鲍老师从不解答，反而不断深化我的困惑。在读研究生时在北大师从董豫赣老师，更是从未敢向董老师提问，因为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解答董老师的问题，尚且经常不能胜任，在课堂上，总是学生讲老师听，随后老师才参与点评和讨论。老师问，学生答，这才是在学科里学艺的方式——因此，仅仅出于无知而提问，不只是很难有所收获，从学术上，也是不够礼貌的。 因此，对于有关认识和评价标准的人文性问题，以及关乎技术应用精神的工程性问题（其实这类问题也是人文的），恰当和有效的问法是先汇报自己对问题的认识。从场合上，这类问题适合事先约好整段的时间，专程登门求教，而且在求教前要做充分的准备功课；不适合在课间、课后或者偶遇时发问。如果一定想要在短暂的时间内触及这类问题，那么去问问高手本人当下所困惑的问题，或者是什么样的困惑促使他开始他的研究或实践的，或许更有帮助。对于学生而言，分享困惑往往比追寻答案更有价值，至少你可以沿着高手的困惑开始你的学习，当有所进益，再去约他聊聊，对于高手而言，去聊聊自己曾经困惑过的问题，总是更乐意抽出些时间的吧。 接下来谈谈关于方法的请教。前面提到了回答这类问题的难点，在于方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方法的指引下坚持不懈的训练才可以，所以葛明老师说要“抄一百遍”。我们大学这些年是学什么呢？知识吗？那些知识是不必在大学获得的，我们是在学习方法。教育并不是学生想学的东西，教育也不是老师想教的东西，教育只是一个老师向他的学生演示他是如何教的——那才是方法。为什么老师只能不断演示他是如何教的？因为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没有什么关于方法的指导是可以先讲清楚的，那必须在践行方法的过程中不断给予指导。 所以不要问“我想学什么什么什么，该怎么做呢？”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就先不要问。其实最好的学习方法的途径，就是去高手身边工作，听他怎么说，远远没有看他怎么做来得切实。我自己如果不是追随恩师工作和研究，是很难理解园林研究何以从查字典开始，即便听到有这样的方法，也很难理解那其中的意义。讲坛上下的师生关系，只适合宽泛的讲授知识，只有工作和生活中的师徒关系，才更适合传授方法，于方法一事，言传远远不及身教，这就是“现身说法”的意义。在短暂的时间内请教方法，适合于已经上路的人，当遇到具体的困难或者困惑时寻求高手的提点。或者，如果实践的基础不足，那么就需要在提问前多做功课，去了解你想要请教的高手都做到过哪些了不起的事迹，并且尽可能了解他的领域细节以及造诣，然后针对其中你认为关键的、重要的细节请教他是怎么做到的。总之，问题要足够具体。那么还完全没有上路的同学该如何求教呢？把问题改成“您在开始时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只需要知道第一个动作，你就可以开始了。 最后谈谈技术逻辑问题该怎么问。由于技术逻辑总是清晰而透明的，所以对问题的解答貌似没有难点，但对技术实质的理解却关乎应用的质量。人文问题是问起来容易，答起来难；而技术问题则是答起来容易，用起来难。以我这些年的体会来看，对技术的理解并不在于“你知道多少”：因为技术非常容易记载和传播，总有很多途径能让你了解其详情，但是即便你把各种标准的、不标准的图集都背下来，也不见得有助于解决问题。其实，对技术的理解在于“你能知道多少”：只有当你遇到技术疑难时知道如何着手，并基于各种借鉴和参考去理解和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开始。所以，当你问“这个技术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意味着你尚未开启这个问题。只有当你自己有能力了解技术上足够多的详情后，仍然无可回避的那些问题，才是值得请教的问题，也只有随着那些问题的深化，才能真正的开始理解和应用一项技术。通过一些有趣的机缘，我有幸得到了三份路易斯·康的施工图，但拿着这些施工图，我反而对康的技术产生了更多困惑，我才意识到我离践行那些技术有着多么漫长的距离，从那以后，我没再讲过康，反而陷入了对更多平凡细部的鉴赏，我以为这是技术的开始，技术简单，但学习技术并不简单。 回到促使我写这篇文字的那个问题上来，提问的朋友问到了石材与混凝土之间的通缝问题怎么解决，那意味着提问者还没有见过卒姆托的做法详图，并不知道那些长短间隔叠砌的石材如何通过梳形的留槎与混凝土结合，也还没有区分“不拆模”与“贴面”间的差别，关于卒姆托的技术问题并没有真正开启。那张图并不难得到，而看到那张图后，同类的做法研究也就顺理成章的可以展开了，在那之后，才有可能触及到值得通过请教来探求的问题。我相信提问的朋友是一位勤奋的探索者，但当面对困惑时，他的确表现出了懒惰，不只是在查找资料的工作上的懒惰，也有不肯长时间肩负困惑的懒惰——困惑不会因为你的急于求成就更快的得到解决，却会因为你的急于求成而从此错过了解决它的机会。这是为什么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开了书单，其实那张图就躺在我的ppt里，但是在ppt里它完全脱离了一则平凡的技术所处的语境，于是充满了出于未知的神奇，因此神奇得让人绝望。 也许是因为感激赠书之谊，我用于拒绝回答所费的口舌，比发张详图过去多了许多周折，比起发张详图所能收获的一句“十分感谢”，还显得高傲和不近人情。不过我这次敲了小一万字才略微道破了些许关于问答的机要，也可以作为一个现身说法的例证，印证阐释一件事的难度吧。 总之，在进入一个学科之后：不要再出于无知而抛出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应该建立在你的有知之上。
六、一些可敬的提问者
所以这些年我很少回答问题，取而代之的，我更乐意做以下几类事情： 第一类事情是搜集问题相关的资料。这类事通常是为我的师长以及私交极深厚的好友做，他们不需要修炼搜集资料的技能，而且从辈分或交情上我也义不容辞。比起对问题的解答，直接接触资料才是正道，那样更艰难，却是更长远和稳定的学习方式。不过，对于同学们以及尚需提高的小朋友索要资料，我是从不回应的，倒不是因为吝啬——我的ppt满网传，我也从来不加限制——而是对于造诣尚有欠缺的小朋友而言，追寻资料线索是启动学习的基础，而且在这个信息高度共享的时代，多数同学反而极度欠缺追踪有效信息的能力。这个毛病不能惯。 第二类事情是就具体的问题直接给出我的解决建议。对于许多专业问题而言，做是比说更有效的交流方式。我通常是为专业水准相近的同行或朋友直接给出建议，因为造诣高于我的不会向我求教，而低于我较多的朋友往往又没有能力评估并选择如何采纳我的建议，造诣相近的同行之间针对问题交流解决的方案，如武者过招，点到为止，其乐无穷。 第三类是与提问者联手针对问题展开研究。提问者一定也对此问题有深厚的理解，并且可以在研究中相互启发，各展所长。
这几年交流专业问题比较多的朋友里，有许多让我觉得可敬的提问者。 一位是建筑师老傅。老傅对细节极其敏感，并且秉持着对问题严谨的追根溯源并刨根问底的态度。他关注问题的细度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几乎每个问题都值得我去做专门的研究。有趣的是，随着老兄专业素养的不断精进，近来我对他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也越来越简单，通常都是“不知道”。在这些交流里，尽管总是他在问，我在答，但我所收获的似乎是更多的。老傅是我非常渴望联手做一些研究的朋友，因为我很需要他敏锐的视角。 另一位是建筑师老朱。老朱有很好的书画基础，对形式的气韵大势有很敏锐的感知和把握。由于我个人总是习惯性的对宏大和模糊的事情保持警惕，所以不时听到老朱提出的问题，总是能刺激我去思考一些我不常思考的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我自己所收获的启发反而更多一些。 还有一位女建筑师，也是我北京四中的师姐。启初是因为听我的讲座，经常一股脑的提许多问题，但由于这篇文字里所提到的那些原因，没有哪个问题能被充分完满的解答。后来师姐换了一种提问的方式：让我开书单——与其听我三言两语的胡诌，不如直接投身于那些问题真正的归宿，那是真正的高手与先贤云集的地方。最近收到的师姐的问题是：“如果选择三个世界上的名作，你会选哪些？如何排序？如果选十个呢？”这并不是疑惑，而是一种有趣的思考方法，我至今没有完全回答出来，却一直在思索答案会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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