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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说到，当代语言学有三个知识和技术来源，即（1）语言学传统：布隆菲尔德和后布隆菲尔德时期的语言结构分析；（2）逻辑和数学：当代数学的三大流派，以及数理逻辑和公理化方法；（3）哲学知识论：自柏拉图，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过第一期和作者对第一期回应的朋友可以猛戳这里： 将“语言学传统”置于最前的原因在于，现代语言学（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到索绪尔到布隆菲尔德时期）和当代语言学（乔姆斯基和蒙太古以来）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传承关系。以纽美尔（Newmeyer 1996）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家认为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是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以及布隆菲尔德的描写主义的彻底决裂。 Frederick Newmeyer（1944-），美国语言学家，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
然而事实上，乔姆斯基在构建语言学理论时所使用的公理化方法、递归定义、构造性系统理论等等，早在布隆菲尔德（1926）一文中就被运用于对语言学理论的构建。 布隆菲尔德作为一个对科学发展极为敏感的大语言学家，早在1926年就已经意识到了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对于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也提倡将该方法用于对语言学理论的科学构建。布隆菲尔德（1926）表达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是超前的，但很可惜的是，这篇文章被埋没了近二十年。直到四十年代，公理化方法才逐渐开始为语言学家所采用。 真正将当代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切割开的，是乔姆斯基对于笛卡尔，尤其是康德以后的理性主义的复兴。然而一个悲惨的事实是，尽管这种复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直接推动了当代学者对于认知和心智的研究，然而到目前为止，研究所呈现的结果却依然是苍白无力的——我们尚未找到所谓的人类理性的生物基础。在乔姆斯基及其信徒的研究中，语言官能作为一个核心的先验存在被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但是并没有直接的生理、神经或解剖学上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官能在大脑中的存在。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是通过实验观察人的行为表现（即通过刺激获得反应）获得，均不能为语言官能的存在提供直接的证据。因而尽管“理性”一次又一次地被强调和讨论，但都无法避免地只局限于形而上学领域，所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一些哲学的思辨和假设。 一个有趣、但又必需承认的事实是，真正推动当代语言学科学化的，并不是语言学家对于特定语言或语料的研究，而是对于数学和逻辑理论，尤其是公理化方法的应用，以及对于哲学知识论中的理性的复兴。而学者对于知识论的“螺旋式”认识，构成了近代数学、逻辑和科学理论发展的宏达背景。因而想要充分了解当代语言学在研究什么，我们不可避免地回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学科——哲学。 二十世纪世纪的科学发展和十八、十九世纪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在追求着命题的真与假，而二十实际的科学家们则开始慢慢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很多命题本身是不可进行绝对真假判定的。对于科学家而言，哲学知论始终都是指导研究工作的指针。然而不可讳言的是，当今大多数研究者对于哲学本身并不感兴趣，甚至有些自然科学家将其视为“文科生的把戏”、“与真理和科学无关”。造成这种忽视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科学发展至今，各分支领域的理论基本框架和工作程序已经完全设定好了，研究者只要依照程序执行，就可以从事科研工作。而且大多数的研究问题距离那些最基础、最原始的问题太远，因而科研工作者似乎已经无需从哲学那里获得最根本的养分和启发。然而在科学诞生以前，科学本身就是哲学的一个部分，而现代科学也正是从哲学中脱胎而来。因而对于任何一个追求事物本质的科学家而言，忽视科学之母——哲学是极为愚蠢的做法。我们以物理学的发展为例，早期的物理学家如牛顿和莱布尼茨，同时也是蜚声国际的哲学家。即便到了近代，以爱因斯坦为例，爱因斯坦在后期所考虑的都是一些终极的、普遍的、根本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好像科学在伽利略和哥白尼时期的萌芽状态一样，需要从哲学之中获得养分。也正是因为如此，爱因斯坦终身都和哲学家、逻辑学家们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尤其是在晚年同“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一人”的大逻辑学家哥德尔的频繁通信和往来，一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Kurt Friedrich Gödel，哥德尔（1906-1978），生于奥匈帝国。近代杰出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其最杰出的贡献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连续统假设的相对协调性证明。哥德尔被认为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哥德尔的研究粉碎了分析哲学家试图以逻辑来完全理解和构造世界的梦想，进而提出了更多引发当代科学家思考的问题：人类的心智是如何运作的？理性的边界到底何在？机器是否可以完全模拟人脑？ 那么再一次让我们把目光回到科学之母——哲学。在两千多年以前，一个名叫柏拉图的古希腊人奠定了后世对于世界的认识。再多的溢美之辞，都难以表达后世学者对于柏拉图的赞美和景仰。在许多哲学家的眼中，柏拉图之后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无疑都是在给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做着注解。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哲学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即本体论哲学向知识论哲学的转型，以及知识论哲学向现代语言分析哲学的转型。而柏拉图正是推动哲学第一次转型的关键人物。 西方哲学发展谱系 （从前苏格拉底时代至二十世纪中期蒯因） 来源：http://www./general_map.html 无论是在西方（希腊）还是在东方（中国和印度），古人一开始所热衷思考的，都是关于宇宙的本原等本体论问题，以此构建起了古人的宇宙观。苏格拉底以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们无一不都是在探讨着世界的本原，是水？是火？是原子？还是其他什么？早期的本体论哲学，无论是持唯物主义，亦或是唯心主义，都停留在对于自然的直观观察——人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从自然界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经验和知识。知识论哲学对于本体论哲学的一个重大变革在于，知识论哲学在本体论哲学的基础之上，开始进一步思考人类观察自然和思考能力的基础，从而弄清楚人类认识自然和宇宙的方法、条件、途径和限度。推动这一变革的一个早期人物是持客观唯心主义的毕达哥拉斯。尽管毕达哥拉斯将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数”的观点显得荒诞不经，但却反映了一个从最早期“水”、“火”、“原子”等物质性本原向意识性本原的转变，也反映了毕达哥拉斯将一切知识都归结于严谨的数学形式，进而探讨认知能力的梦想。 Πυθαγόρας，毕达哥拉斯（约前580年－前500年）。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西方勾股定理（又称毕达哥拉斯定理）首先发现者。 柏拉图通常被认为是促成本体论哲学向知识论哲学转型的关键人物，然而他的一些观点通常是假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说出，因而两人观点之具体归属已经无可考证。毕达哥拉斯对于严格的数学证明的追求为柏拉图所继承。柏拉图认为只有像数学这般严谨的知识才能够算作是真实的知识，而获得和验证这一知识的方法则是数学证明。柏拉图试图去寻找并穷尽这样的知识，并且通过数学证明和类似于数学证明的方法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推演，进而构建起自己严密的哲学知识体系。然而和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不同的是，柏拉图认为感官所能感知的世界是变幻莫测的，真正的永恒、普遍、一般的知识并不存在于感官世界里，而是以一种天赋的形式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因而学习和获得知识的过程应当被视为是人类对于“灵魂”的逐渐回忆。柏拉图的“灵魂回忆”和天赋学说开启了两千年来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对于人类“理性”的讨论。 Πλάτων，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三人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基础。柏拉图中年回到雅典开设柏拉图学院，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响较大，课程设置类似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包括算术、几何学、天文学等。 然而在柏拉图的时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柏拉图的“灵魂回忆”学说。即便是柏拉图最得意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面对老师的理论时，也发出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真言。 Αριστοτέλης，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在物理、生物、天文、地理、逻辑、经济、伦理等领域均有较大建树，构成了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通过其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传播，成为希腊化时代的权威学说。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继续影响着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天主教教会的学术传统。 在知识论上，与柏拉图最大的差异在于，亚里士多德并不排斥感官经验的世界，并认为人类的知识都必需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归纳所得，如果没有对经验的获得和归纳便无法获得知识。在对数学证明的发展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演绎逻辑三段论，即：
基于三段论的演绎推理，亚里士多德构建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不过除了演绎推理之外，亚里士多德还研究了另一种推理模式，即归纳逻辑，即：
然而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归纳逻辑并不具有必然性，因而远不如演绎逻辑那样来得可靠。 从亚里士多德对于物理等学科的研究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即通过观察自然获得经验并用以归纳，最终成为知识。然而归纳法本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却是不完全可靠的，因而通过归纳经验获取知识的途径也就变得不是那么可靠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柏拉图的真理先验论被保留了下来，最终造就了一个矛盾的、二元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于物质观察所得经验的归纳，我们可以获得知识；而只有通过人心之中先天存在的理性的演绎推理，知识才能获得必然性的验证。 儿童交际和语言的发展阶段图 （参考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领导的欧美跨校际研究项目“说话之前”（Before Their First Words）的成果网页：http://beforefirstwords./）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即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获得的“柏拉图问题”。在乔姆斯基看来，人类的语言能力简直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奇迹。这种能力的神奇之处在于，生理正常的人类幼童在很小的时候，在智力尚未完全发展成熟时，能够通过从外界获得有限的语言经验的输入，最终形成一套属于自己且融于社群的语法知识体系。不可忽视的是，从外界输入的有限的语言经验，并不足以显示或代表所有的语言知识，甚至还充斥着大量的表达错误。如果注意到儿童语言发展的这些客观外在限制，我们可以发现在语言经验的输入和实际最终儿童语言的输出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现象，即语言输入是如此的有限，而儿童最终所掌握的语言技能却是如此高超，最终得到的语言产出是无限的。 我们将在《何以致知》的最终篇中具体涉及到这些有关语言知识获得的问题，然而在本篇中我们已经初步看到古代哲学家为解决这一问题所提供的方案以及方案之间的矛盾之处：如果只依赖于有限经验的获得，那么为何知识和经验两者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平衡性？如果承认人类拥有所谓的“理性”或“灵魂”，那么这些东西到底存在于何处，如何才能对其进行验证和研究？经验和理性的关系到底是二元并立的，还是一者从属于另一者？ （未完待续） 主要参考文献： 【1】Bloomfield, L. (1926). ‘A Set of Postulates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Language 2: 153–164. 【2】Newmeyer, F. J. (1980). Linguistic Theory in America: The First Quarter-Century of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New York 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3】Newmeyer, F. J. (1996). Generative Linguistic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4】Tomalin, M. (2006). Linguistics and the Formal Sciences, The Origins of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袁陈杰 图文审校：张三、黄紫、杨丰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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