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学院病”了还是“大夫病”了？

文 | 吴跃华

看到《音乐周报》上的《音乐圈那些要不得的“学院病”》（虎皮纱文）和《“学院派”到底怎么了？》（张燚文），我感到很诧异，学院有“病”不假，但给学院把脉的“大夫”也“病”了。

　　

学院派是一个引进西方的概念，广泛运用于人文学科领域，其含义强调按照既往的规范进行专业音乐教育，重视对经典作品的学习和基础训练，看重师承关系，追求艺术的本体价值即“为艺术而艺术”。从历史角度看，其含义并不总是褒义词，在我国，曾经的“学院派”是与“救亡派”相对的概念，两者之间的恩怨纠葛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到了当今的音乐教育领域，“学院派”一词往往意味着“缺乏创造性”的意思。但即便把这“学院派”风格称为“病”，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学院”之“病”，前者是艺术流派概念，后者只是一个内涵广泛的名称，不是学院所有发生的“病”都有资格称为“学院派”之“病”的，如有一些刚升格为专科、本科的职业学院音乐系，至今连教学体系都很难说是完善的，对“规范”的强调难道不需要吗？即使对“规范”的强调有僵化的地方，但并不代表这“规范”就没有变化过。就民族音乐来讲，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曾经靠卖艺乞讨为生的人都被请到专业音乐学院当教授，这种创举估计世界罕见。到了当前，为了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许多专业音乐院校特设这方面的专业。河南声乐教授武秀之提出“三女唱法”，吴碧霞的跨界唱法等早已跨越以前的“土洋之争”。无视学院对“规范”的合理要求和已做出的发展，这本身也是一种“病”。

　　

让人不可思议地是，张燚还拿“房间里的大象”来隐喻人们对“学院病”的集体沉默。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几乎是最流行的词，学院的那些“病”真是“皇帝的新衣”就没人敢说？以上海音乐学院为例，余丹红多篇文章都提到要打破把“音乐教育系”被当成“第二钢琴系”、“第二声乐系”的做法。南京艺术学院的管建华，几乎每篇文章都在批判中国音乐教育中的“欧洲中心论”，他带的博士、硕士估计也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批判现实的。仅此，这是集体沉默吗？看不到这才是“皇帝的新衣”、“房间里的大象”！

　　

再看细节，张燚用象的“头、耳、身、腿、尾”来概括“学院病”，称学院派“重视来自上面的行政指令而忽视下面学生的实际感受”。其实上面的指令是要求教学“以人为本”，现实中的老师都不敢批评学生了，前不久还出现学生公开打老师而老师不敢还手的视频，这还要怎么重视学生的感受才能不是“病”？又称“重视教学环节而忽视就业”。其实每个学校都早已成立就业指导中心，大多有就业指导方面的课程，每年度还都有就业考评内容并跟学校给学院拨款挂钩，这还要怎么重视就业才能满意呢？还称“教师重视‘发论文’、‘打比赛’……远离现实生活”。这些是“远离现实生活”吗？再称“大学生应具备……创新创意等能力，既没有相应的课程支持也不存在相应的考核要求。”其实大学生创新计划哪个学校都有，我本人就曾指导过一个本科生的省级创新项目；此外，张文还赞美美国的伯克利大学“注重帮助学生打通他们与社会的联系”，批评我们的“学院派”的所谓“学生就业服务”不过停留在文件中。我本人曾带的班级被评为省级先进班集体，为搞好班级工作我都累出了病，有一次动用了救护车进行抢救，我就知道学校对就业的重视和给予有关教师的压力。你可以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但你也不能说只“不过停留在文件中”。相反，我倒要质问一下，伯克利大学一年学费几十万你怎么不说的呢？学院有“病”不假，但这也太以偏概全了。这哪是“房间里的大象”问题，这简直就是在“盲人摸象”。

　　

再看虎皮纱之文，她称“学院病”之一是“缺乏反思能力”，并举例说：“我从小学拜厄车尔尼长大的，所以不学拜厄、车尔尼就会‘死’”。我认为这只有作者能编出来，任何“学院派”即便“病”了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哪个老师会笨到说不弹“拜厄”就会“死”的地步呢？即使这样说，这就能称为“缺乏反思能力”吗？万一教师在教不同学生后反过来思考一下进而采用不同的教法再教弹拜厄，难道这没有反思能力？只有不弹“拜厄、车尔尼”了，达到虎君的要求才能叫有“反思能力”？你可以不赞同必须弹拜厄、一定要弹练习曲、按照原谱弹、必须弹古典作品等要求，但不能说教师就“缺乏反思能力”。事实上，即使有很高的“反思能力”也可以照样坚持上述要求。“反思能力”的概念不是由弹不弹拜厄来决定的。

　　

尤其虎、张两文还把“严谨”也当成“学院病”，这简直就是天下奇闻。称为“病”的肯定是毫无益处的，谁能敢说“严谨”是毫无益处的呢？虎君还嘲笑某教授写的普及古典音乐的文章没人看，像你们这样的文章，即使有人看有何意义？张燚文最后的倡议挺好：请“不要成为‘伪学术’的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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