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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史记》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上文中说到，《史记》具有实录精神，就是以事实为主，同时，司马迁还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社会，大胆的暴露社会现实的不公，对于统治者所宣扬的所谓“天道”提出怀疑和质问。 《史记》中的《伯夷叔齐列传》就是这样进行批判的篇章。 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的两个隐士。为什么好人倒霉，坏人得志？ 故事中说： 孤竹国国君在世时，想立叔齐为王位的继承人。他死后叔齐要把王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说：“你当国君是父亲的遗命，怎么可以随便改动呢？”于是伯夷逃走了。叔齐仍不肯当国君，也逃走了。百姓就推孤竹国君的二儿子继承了王位。商灭后，二人不降周，跑到首阳山隐居，不食周的粮食，只吃野菜，采薇，后来一妇人说，这野菜也是周的，兄弟二人就野菜也不吃，饿死在山上。 司马迁这种说法不是空发议论，实际上是他对现实的不满。这当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 他自己本人也是忠心耿耿为朝廷做事，却落得受宫刑的下场，受刑的时候，没有人一个人出来说话，谁也不帮助他。老天爷更不出来保佑他，所以他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这天道，正义，正理到哪里去了？ 伯夷叔齐饿死在守阳山，而他们的同党，对他们无休止给予赞扬，这实际上就是庄子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候”。 做了大坏事，不但不受罚，还有人歌颂你，只要你有权，善人不得好报，恶人反倒受称颂，谁有权有势，别人就说你是好人。 正义还能不能伸张，司马迁对当时的社会，提出了这样的质问。 他的实录精神还体现在他也颂扬那些符合他自己的理想的人物，颂扬那些在历史上建立了功业，对于社会、国家、人民有利的人物，特别是颂扬那些品行高洁但是又遭遇不平的人物。如《屈原贾谊列传》。 司马迁他用自己的标准做是非的评价，不以统治者的标准为标准。《游侠列传》中他赞扬了很多不为统治者所接纳，但却为困境中的人们来提供了很多帮助的游侠。 比如说这类游侠，这种人凭借个人的武力，来为别人打抱不平，所以他们的行为是不遵守当时的国家法律，虽然他们对于当时的穷人或处于困境中的人给予帮助，他们“言必行，行必果“，不以帮助别人为骄傲，是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甚至与儒家人物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呢，他们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没有好处，所以统治者很嫉恨他们。 到了汉代，天下统一，统治者就采取了很多措施，限制和打击游侠，而司马迁却是非常喜欢这种人。东汉时期的班固从正统思想出发，评价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他觉得司马迁是错误的，并对他进行了批评。 《史记》既是优秀的历史著作，也是生动的文学作品。《史记》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它在人物塑造、情节和场面的安排以及语言的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风格雄肆奇伟，行文有感情，有气势，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的文风。 02《史记》的文学性，首先表现在人物描写方面的成就很高。 作者在文中集中笔墨叙写一至数人的的事迹，主人公的形象相当完整。书中出现子一系列性格鲜明，风姿各异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活动，构成了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司马迁精心选择材料，提炼主题，用来集中表现主人公的性格。要写得生动，又要尊重历史事实，这就要求作者有很高的技巧，特别是要有非常锐利的眼光，能够非常关于发现某一个的主要思想性格，他的特点，司马迁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 他的那些人物传纪，每一篇写一人，都有一个人的特征。写出了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每一篇都有一个主旨，这个主旨就是为了批判或暴露人物真实的一面。 所以，主旨往往就和主人公的性格有关，就是通过精心的选择和组织材料，他不能虚构，一个人有很多事迹，选择那些最能表现一个人性格的东西。 例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关蔺相如的事迹，司马迁重点描写了完璧归赵、渑池会和廉蔺交欢三件事，用以表现他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崇高品质。这种处理方法，突出了人物的主要性格，使其形象异常丰满生动。 还有一些人物的事迹很多，并且是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人物，但又不好略去不写，司马迁就采用“互见法”，在一篇传记中集中笔墨交代与人物主要性格有关的事迹，而将与此关系不大的材料放到其他有关传记中。 同时，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历史散文随事写人的传统。他善于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让各种人物作充分表演，通过他们自身的语言、行动展开其性格特征；善于在激烈紧张的矛盾冲突通过不同性格的相互碰撞，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例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节，就是安排刘项双方的主要人物同时出场，通过他们的直接交锋，表现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司马迁对樊哙这个人物没有任何客观介绍和静止描写，完全通过其行动和语言使其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 司马迁还善于运用一些生活细节和传闻轶事来刻画人物。司马迁又往往把这类细节和轶事放在一篇传记的开头，其效果如同人物的出场亮相，一开始便给人一个深刻印象，并为其一生的行事埋下伏笔。 如《李斯列传》的开头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李斯年轻时做郡小吏，见到厕中鼠食环洁之物，被人犬惊恐；又见到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受惊扰，因而感叹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于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03《史记》的叙事十分精彩生动 其中有很多作品，情节曲折，刻画细致，矛盾冲突紧张激烈，故事性很强。作者围绕情节的展开，运用铺垫、渲染、伏笔、照应等手法，大胆设置悬念，制造波澜，造成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如《魏公子列传》中写信陵君与侯生的交往。 文中先交代信陵君礼贤下士，多次礼聘侯生，他都不受。又写信陵君亲自请侯生赴宴，他却在途中去探望友朱亥，故意让信陵君在市上久等，暗中观察他的反应。作者又特意交代其他不同人物的表现，以反衬信陵君的谦恭。 接着，文中又交代信陵君为救赵率领宾客去与秦军决战，临行前向侯生告别，他却十分冷淡，引起信陵君不快。等到信陵君重又回来讨教时，他才笑道：“臣固知公子之还也”，并在信陵君一再请求下，说出了早已成竹在胸的计谋，又向他推荐了朱亥。 然后，作者又交待信陵君在朱亥等人的帮助下，完成了窃苻救赵之举，并补叙侯生在新领军到军中后，北向自刎以报答他。文章情节紧凑，有伏笔，有照应，波澜起伏，悬念丛生，对人物的情态、心理也刻划入微。 《史记》中还有不少富于戏剧性的场面描写。如《项羽本纪》刘项双方在鸿门宴上激烈交锋，项羽在东城以二十人骑深入敌阵，威震敌胆的“快战”；《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写蔺相如在章华台上持璧睨柱，呵斥秦王；《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这与灌夫骂座和东朝廷辩。 这种写法，就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4《史记》的语言富于表现力 《史记》的语言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创造而成的，有些地方来自于古书中的记载，比如《尚书》，司马迁把它加以改造，把它翻译成汉代的口语。即平易朴素，又丰富多彩，准确生动。 其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善于表现人物的性格、志趣及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和情态。如《张仪列传》： 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你要是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样的侮辱呢？…… 此外，《史记》中还大量吸收了来自民间的俗语、谚语和歌谣，使其语言更加生动活泼，摇曳多姿。这也是先秦历史散文所不及的。 05《史记》的审美艺术 《史记》融注了司马迁的审美理想，带有汉武帝时期散文的基本特征。在时代风气的感染下，司马迁抱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他向往奇伟不凡的事物，崇拜英雄。他对悲剧有着深切的内心体验。 司马迁在书中刻划了一大批品行卓异、具有英雄性格的人。同时，司马迁又写出了这些理想人物的不幸和毁灭，使这些形象带有或多或少的悲剧色彩。 在这方面，《史记》表现了西汉中期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其思想情调是与当时感慨士之不遇的作品相一致的。在表现人物悲剧命运时，司马迁极力展示他们的个性和环境的尖锐冲突，展示他们剧烈的内心冲突。 《伯夷列传》除去少量叙事文字，大部分篇幅都是用来咏叹议论。文中虚构了一首伯夷、叔齐临终前唱的歌，抨击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并感慨“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实际表达了司马迁对汉代现实的感受。 这类作品，打破了儒家提倡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美学传统，是对封建专制的控诉，对黑暗现实的诅咒。再加上作品中曲折的情节，紧张的场面和气势充沛的语言，《史记》便带有一种狂飙雷电般的力量，难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 06《史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史记》为后代的传记文学树立了光辉典范，成了后代散文家学习写作的圭臬。它直接影响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也成为后代戏曲、小说取材的渊薮。 《史记》对后代散文的影响就更大了。《史记》的叙事生动，并且寄托着作者的爱憎，这对后代散文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中的议论对后代的议论散文有很大的影响。 《史记》体现出的进步理想使历代文人受到了熏陶。司马迁在《史记》中寄托他在逆境中发愤，和黑暗的现实做斗争，坚守自己的理想、品质，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使后代的文人受到教育，成为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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