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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势力范围大大超过了夏朝。《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商朝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商朝疆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 除了包括夏所属长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还可能包括陕西江苏的剩余土地，辽宁，甘肃，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 据《尚书商书》记载，“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八迁的地点，历来说法不一。大体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出河南省北、中部和河北省西南部范围。有人认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可能是汤都西亳。成汤灭夏至盘庚五迁，始居于殷。“ 商代晚期 司母辛方鼎 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文明，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共同汇成中华文明之主体，其在历史进程中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最终与古代中国其他区域文明融合为大一统的中华文明。 商代晚期 大禾人面纹鼎 湖南宁乡黄材镇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 兽面纹牛首尊 高52.6、口径47厘米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以盘龙城的出现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吴城遗址和牛城遗址，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以及四川三星堆、金沙等遗址，成为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的共同代表，长江流域的文化生态从此改变。 商代晚期 方斝 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长江青铜文明与黄河青铜文明一并成为中华文明重要支柱，为西周时期南北文化的融合乃至秦汉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包括盘龙城遗址、吴城遗址、三星堆遗址在内，以长江为依托的一系列青铜文化遗址，作为已经消失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文明成果的独特见证，具备了不可否认的突出价值。 商代晚期 牛尊 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商王朝迁都殷墟（今河南安阳）后，继续延续中原的文化传统，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其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等级秩序范围，开始辐射到更广阔的地区。 商代晚期 象尊 湖南醴陵狮形山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 豕尊 湖南湘潭船形山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 对于商人南下带来的文化的刺激，长江流域的地方文化基于自身积淀下来的强大文化基因，并未对其全盘接受，而是基于本土精神信仰、生活传统和审美旨趣，吸收了能服务于自身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礼制思想，并对其进行了独特的选择、改造与创新。 商代晚期 牺首兽面纹尊 湖南华容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 一方面，长江流域汲取了黄河流域的冶铜与铸造技术；另一方面，长江流域的人们在制度上接纳了黄河流域将青铜器作为礼器的思想，但又有所改变，使其更能服务于自身文化。 商代中期 兽面纹尊 湖北龙城遗址李家嘴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他们放弃了中原青铜器类中的常见礼器组合觚、爵、斝，而选择了尊和罍，并对其体量及纹饰进行了改造（有学者称此类青铜器为“混合型”青铜器，即文化面貌中既有中原青铜器传统，又带有明显地方特点）。 商代晚期 牺首兽面鱼纹罍 湖南岳阳荣家湾鲂山出土 岳阳博物馆藏 此外，长江流域还出现了大量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信仰而产生的青铜器类（有学者称此类青铜器为“地方型”青铜器，即文化面貌为地方特有，不见或罕见于中原或其他地区）。
商代晚期 象纹兽面纹铙 湖南宁乡月山铺出土 长沙博物馆藏 如纹饰风格（总体而言，南方青铜器纹饰更为写实，易于辨认，而北方传统上较为神秘紧凑的兽面纹，在南方青铜器上的分布方式渐趋离散、简化或变形）、造型更为写实的动物形器（象、豕、蛇、蛙、虎、鸟、鱼、爬虫等），大铙及其他特色乐器，人面（像）等。
商代晚期 龙虎尊 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些特色鲜明的青铜器，正是长江流域对中原青铜文化进行选择与创新的例证。这种技术与文化的选择同时进行，共同体现了长江流域对青铜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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