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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无言，相思尽赋。 过完中秋节团圆夜，又有多少人向家乡的小院子挥挥手，作别年迈的父母，扭头奔向那轰隆隆快节奏的城市，开始为生计忙碌。 总以为如此分离之苦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殊不知，任何一个年代，生活都是不易，奋斗无不艰难。 251年前，江苏武进（今常州）一位18岁少年，盘起发辫，背起包袱，眼噙热泪，长揖而拜，一步三舍踏上风雪交加的不归之途。这少年便是著名诗人黄景仁。 黄景仁是黄庭坚的后裔，其祖父、父亲都是县里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务员，四岁时父亲去世，后来祖父、祖母、哥哥也相继去世，黄家的门面和生活的重负全部压到他一人身上。一首《别老母》，表达了他内心无比的愁苦和凄怆： 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 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戚戚然一首告别诗，让千万游子流下滚烫烫双行热泪。人穷无奈长唏嘘，为了生活、为了养家，也是为了心中那份志向理想，不得不到处漂泊，这样的儿子也许有不如无，还不如养一个没文化出苦力的傻小子在自己身边作个倚靠。 从此江宁一带的扬州、杭州、徽州、安庆等地，多了一位名声大噪的年轻诗人，他穿着白色袷衣，站在太阳影下，一气挥毫写下几百字，洋洋洒洒，文采斐然，观者惊叹，争相模仿。 可惜，文学才气换不来米粮油盐，黄景仁始终在生活的重负下行吟。他一边投奔地方官员做幕宾，干些校勘文章的杂活赚钱养家，一边不停地参加乡试科考，努力通过公务员考试获得正式身份。遗憾的是，他参加了三次江宁乡试，均落第而归。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写诗写得好却做不好那一份科举试卷。这不是才能和智商问题，而是诗人愿不愿意受那份程式的约束，愿不愿意仆服于代表皇权的八股。诗人在骨子里说“不愿意”，监考官则傲慢地回以“不稀罕”。纯正的东西总是在桀骜独立中孕育涅槃，正是对抗对立，成就了文学的气节和刚强，也注定了文学人生的艰辛与苦难。 漂泊的人生，往往与孤独相伴。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与家人天隔一方是最大的痛苦。热闹喧嚣过后，囊中羞涩、衣食俱艰的诗人，孤独地站在异乡的人群之中，在没有明月的夜晚，对着星星排遣心底寂寞。这需要何种坚强与沉静？ 黄景仁诗学李白，可惜没赶上那个盛唐时代。一边是妻儿老母，一边是诗和远方，他不敢发出“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豪言，也放肆不得游走四海醉卧八荒的洒脱。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永远不会知道在他的盛世之下，还有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现实与浪漫的对撞中，始终煎熬着苦乐人生。 乾隆四十年，27岁的黄景仁来到北京，开始在皇城根下讨生活，这时他遇到人生一个小小转机，也享受到短暂的家庭温情。 乾隆四十一年，应召试，取二等，赐缎二匹，任主薄、武英殿书签官。 这个召试是由皇帝亲自面试，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可是在崇尚科举的清代，就算皇帝亲自面试过，也就是彰显圣德而已，远比不上正式科举获得的功名含金量大。 武英殿主要负责内府图书的雕刻、印刷、装潢，黄景仁相当于被分配到皇家出版社做普通办事员。刚到北京不足一年，应皇帝召试，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黄景仁应该是满足和幸福的。很快，他就把母亲和家人接到北京居住，十年的分离辛酸终于可以画上句号。 也许是太兴奋、太乐观，从常州到北京，需要跨越的东西太多，黄景仁似乎准备并不充分。与那些八旗贵胄并肩，祖上没有留下高贵的血统；与那些富甲一方的商贾相较，家业寒酸之至不可启齿；与那些城府深沉的官场高手同事，心机不足以谋权得势、贪墨自肥。更为要命的是，他又参加三次顺天乡试，还是名落孙山，出身上始终矮人一等。 物质上的窘迫，远比精神上的压抑来得更直接透彻。乾隆四十五年，居京不易的黄景仁不得不接受现实，把家人送还常州，一个人在北京漂着。期间，他还游历山东、陕西，陕西巡抚毕沅欣赏其才能，让他干了很短一段时间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然而，一位绝伦的诗人，岂能委身于副县长之职。 乾隆四十七年一开春，黄景仁固执地回到北京等待吏部的任命。一年过去了，官位没等到，债主却催上门来。求官不得、漂泊不定，东拼西凑、无颜归乡，黄景仁在北京实在活不下去。为躲避债主，他带病离京，翻过太行山，到达解州（今山西运城），病死在河东盐运使沈业富的府邸之中，时年37岁。同乡好友洪亮吉把他送回故里安葬。 清代学者包世臣评价黄景仁，“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就是这样的第一人，总其一生却在自嘲自讽、自慨自叹：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愤懑之至、刻骨铭心的话，成为千千万读书人不愿承认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伤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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