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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像 | 我知道，如老先生的学问，一味推赞是寡味的，要同时揭出他的短处，才分外见精神。
不久前，我把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又取出翻读，这原是为了消遣，可是一读之下，便被它吸引住了，不忍释手。这在近年是难得的经验。因为有许多书，不但读起来毫无味道，只有迫使自己才能终卷，并且还横在书架上，用块头来压迫你的神经。在印刷品泛滥的时代里，这是司空见惯的，不值得奇怪。连好用功的古人，不是也发过烧书是快事的“奇论”吗？而十行俱下的钱锺书，也自叹“赶不上这个善产的时代”，今天的读书人，心情就更可想了。老钱先生的这部《文学史》，却不在此数，我甚至觉得它是迄今为止的中国人写的最好看的一部《文学史》。这也没有别的，因为作者是真正的行家，毕生精力，又皆聚于学问，尤其是其中论古文的部分，最为精采之所在，晚近一百年中的学者，若论古文研究，老先生造诣之精深，大概是不作第二人想的。
不过，老钱先生不长于考据，批评固为其所特擅，而所采的文人轶事，间见层出，却又大抵靠不住，甚至有老大的笑枋。胡适批评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说柳“不曾受过近代史学训练，所以对于史料的估价，材料的整理，都不很严谨”（见《评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近代中国学术批评》170页）。这一考语，借来用于老钱先生，我想也是可以的。我在这里聊摘一事，以为之例，顺便作为谈助。我知道，如老先生的学问，一味推赞是寡味的，要同时揭出他的短处，才分外见精神。
《中国文学史》上册论诸葛亮云：“魏武帝欲用亮；亮自陈不乐出身；武帝谢遣之曰：‘义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而与亮书，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则亦甚服亮矣。”（138页，中华书局本）
这几句话，真是错得荒唐！老钱先生与吕思勉同事，吕先生论三国人物，最推崇的是孔明与曹操，老钱先生也是如此，他认为孔明和曹操的文字，连品性也接近，——这肯定是有道理的，因为辨别文风，在他是平生长技——但要命的是，他不该看杨慎的《丹铅总录》，把里面的谬说，也照搬了过来：
《抱朴子》曰：“魏武帝严刑峻法，果于杀戮，乃心欲用乎诸葛孔明。孔明自陈，不乐出身，武帝谢遣之，曰：‘义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其鞭挞九有，草创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则操尝徵召孔明矣。事不见于史，当表出之。呜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杀关羽，真有人君之度，岂止雄于三国邪。（《丹铅总录》卷十“曹操欲用孔明”条；亦见《谭菀醍醐》卷一）
这一节的纰谬，是错读了《抱朴子》。《抱朴子外篇·逸民》云：“魏武帝亦刑法严峻，果于杀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陈不乐出身。武帝谢遣之曰：‘义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其鞭挞九有，草创皇基，亦不妄矣。”杨慎在“欲用乎孔明”的“孔明”之上，加了“诸葛”两个字，就此“谬以千里”，闹了笑话。其实《抱朴子》中所说的孔明，不是指诸葛亮，而是颍川人胡昭。昭也字孔明，与诸葛亮同字，杨慎读书粗心，不辨葛龚了。胡昭的生平，附见于《三国志·管宁传》，因为都是高尚之士，所以《抱朴子·嘉遯篇》又云“幼安（管宁字）浮海而澄神，胡子（昭）甘心于退耕”，把他们一起并提。后来杨慎的这个错，又被胡应麟沿袭，见胡氏的《史书佔毕》（《少室山房笔丛》卷十六）。
不过，读书精细的清人，早已纠正此事了。孙志祖《读书脞录》卷六“两孔明”条引《抱朴子》后，加按语云：
案此乃魏之胡昭，字孔明，《魏志》附《管宁传》后云：“太祖为司空丞相，频加礼辟。昭往应命，既至，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归诚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处异趋，勉卒雅尚，义不相屈。’”即此事也。而胡氏《史书佔毕》乃云：“稚川去魏未遥，孔明传注俱不载。”岂误以魏之孔明，为诸葛武侯乎？案杨升庵引《抱朴子》，于孔明上妄增“诸葛”二字，遂有曹操不屈孔明之说，元瑞盖袭其谬。
不仅于此，晚于孙志祖、同样也姓孙的另一学者，即那位孙星衍，在其校本《抱朴子》中，也加了个小字注：
颍川胡昭字孔明，见《魏志·管宁传》注。（《平津馆丛书》本；按，云见《管宁传》注，不确，《抱朴子外篇校笺》已指出）
老钱先生都不知道！不读《读书脞录》，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笔记杂书，一时自难于遍读，但既然要论曹操和孔明，便不能只根据杨慎（他的“不靠谱”，与他的博学一样有名），而不去覆按《抱朴子》，因为此一轶事，为诸葛亮本传所无，而只见于《抱朴子》的。而只要一检《抱朴子》，则孙星衍的校本，就不能不读，孙星衍的那条小注，也就不能不“过眼”，因为这是《抱朴子》的“通行本”，不但刊于《平津馆丛书》，并且《丛书集成》、《诸子集成》也都收了，其流传之广，是超过今天的杨明照校笺本的。此而不检，只贪其说之新颖可喜，即笔之于书，发为弘论，老先生之倜傥好奇，也可见得一斑了。
比老钱先生还要不可原谅的，是今人的《丹铅总录笺证》，杨慎的这个错，笺者只注了句“文见《抱朴子·逸民》。无‘诸葛’二字”，而了无订驳，《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第81页的注5及第47-48页的注2，那么清楚地写着，简直是白费劲。至于“奉鸡舌香五斤”，则其事确有，见于曹操《与诸葛亮书》；只要曹没虚报，这是不用怀疑的，是否表示“佩服”，可就说不准了。
本文刊2017年10月6日《文汇报 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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