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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买超 文人因腹有诗书，容易产生高人一等的幻觉，笃信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匡民救世之力。其实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虽可训练思维，增广见识，但说到底只是别人的经验，过去的成功，放到现实内，只能做参考，真要有所成就，还需有致用之才。在这件事上，苏东坡看的比较透彻，在《贾谊论》里他说“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文人遇到现实，经常碰得头破血流，但很多人并不自省，反而直接归咎于天意、时势与他人。文人多牢骚，既由此而来，等而下之的，一无是处，只剩下不合时宜的怨气，但也有不少才华横溢的，牢骚也能成为艺术。 不是牢骚成就了他们，而是他们把才华放错了地方。他们本不是政治战场上的悍将，而是艺术天地里的侠隐，硬要去官场与那些满腹狡狯之辈争胜，岂有不败之理。在他们政治失意之后，不得不转入艺术之途，才能反而得以尽情施放。 李商隐的诗，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之类名句最脍炙人口，成为一代风标，和杜牧一起成就了晚唐“小李杜”之名。李商隐这些诗句往往予人悱恻缠绵、典丽晦涩之感，流入纤婉柔丽一派，但若读过李商隐诸多咏叹史事，讥刺现实的作品，就能发现李商隐并不是一位纳兰性德式的文艺青年。 李商隐诗中不乏如杜甫一样沉郁顿挫的诗歌，哪怕在很多读者印象中两人气质相差何其之大。如“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如果对没读过的人，告诉他是杜甫所做，恐怕也难以分辨。李义山的议论往往标新立异。如“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不少诗作讽刺辛辣，即便对当时人，对自己熟悉的人也不留情面，大有今日“愤青”风范。无论按当日道德要求，还是今日人际标准，都有失温柔敦厚，带有“毒舌”味道。比如他的咏史诗《北齐二首》之一说“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莲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刻意以对照笔法，尽讽刺之能事。李商隐对时事也毫不隐晦，《隋师东》一首有 “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的词句，说如马谡一样犯错的没有惩罚，像王濬一样虚报军功的反倒受褒奖，一点不留面子，直指当时朝廷无能的将军。“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更是奇句，将白居易“上穷碧落下黄泉”之类的粉饰一把剥开，“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如此尖锐，放现在肯定属于被禁言封杀的那类。 李商隐的愤懑，不能不说和自身遭际有关。李商隐算是少年得志，小小年纪就得到令狐楚的赏识提携。令狐楚是当时政坛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在官场、文坛人脉广泛。令狐楚死时，甚至让李商隐为其撰写遗表，呈现给皇帝，可见对其信任。但令狐楚死后不久，李商隐又投靠了王茂元，成为其幕僚，并娶了王茂元的女儿为妻。当时朝庭官僚分“牛党”“李党”两大势力，王茂元倾向“李党”，令狐楚则属“牛党”。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本来是李商隐的好友，此时想必把李商隐当成背恩忘义的小人，如果我们站在令狐绹的角度，恐怕也会下此判断。后来，牛党得势，令狐绹一直做到宰相，李商隐却在仕途中屡受打击。他后来有诗忆令狐楚，诗句中有“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意指令狐绹位居高官之后不再理他。这样的诗句除了自己发发牢骚，所起到的作用大概只有让令狐绹更讨厌他，令狐家对李商隐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如果说李商隐两面讨好的行为是投机拍马，但当身为“李党”之首的李德裕失势被贬之后，他不但不转投“牛党”，更不曾落井下石，揭批李德裕的罪行，反而作诗赞颂其人，可见他并非是见风使舵之人。实在是书生意气，不谙政治的利害，才让自家陷入党争，终生难以自拔。抛开在政治斗争中站错队不说，从李商隐诗歌中的某些议论，也不难看出他不适合搞政治。如在诗《重有感》中，有“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的句子，借东晋陶侃评定苏峻之乱的史实，企望当时藩镇将领刘从谏举兵进京，剿灭宦官。殊不知此事若成真，藩镇进京比宦官专权更会造成天下大乱，政治见识如此浅陋，当不好官也未必都怪别人错看了他。 以李商隐的才气，又何必去政治泥塘中蹒跚？然而，这不过是我们站在现代背景下的看法。以李唐王朝时的社会状况，文人不走仕途，又缺乏良好的家资承继，多半要陷入贫寒，温饱不济，哪还有心情雕琢诗文。无论仕途如何不顺利，毕竟是李商隐安身立命所在，加上诗书熏陶后自负其才，官场的失意才令他终身耿耿。 幸好文章千古事，哪怕官运蹭蹬，毁誉不断，也遮蔽不了绝代诗歌的魅力。直到当年那些呼啸煊赫的公卿，名字已没入蔓草荒烟，诗歌仍鲜活如旧。李商隐经常采取象征隐喻，简直可以与时间俱进，和现代诗等量并观，给后人极大的引申发挥空间。如 “春蚕到死丝方尽”、“人间重晚晴”等等，在在现代语境下的引申已和原有诗意大不相同，诗歌意向和皇帝抢女人的丰富可见一斑。那些哀感顽艳的诗章，背后是否对应着凄美酸楚的故事，也引起后人无数猜度。李商隐在仕途的成就，远不如传说中他的多段情感经历更受后人关注。虽然那些口口相传的情感故事，大体属野史，在虚无缥缈间，可待追忆，终究惘然，但仍拦不住有人不断索隐发挥，也算是义山身后的哀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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