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关乎美好 萧轶
年轻时，想浪漫，想有很多浪漫。总幻想有那么一份心仪的浪漫：每次夜归，床单都平整如新，熨好的衬衫按照颜色挂在壁柜里，也不用担心无法满足随时都可能饥饿的胃，或者也不用担心海明威在巴黎时期的另一种饥饿……某天，海明威在意大利一天内给哈德莉寄去两封信，第二封开头说：“想着罗马，如果，你跟我去，以妻子的身份？”第二天，哈德莉回信道：“如果你准备好疯狂一搏，我就奉陪。”写信时，她已想见俩人挽着手漫步台伯河畔，越过所有的桥。“我们走吧，我满心期待，”哈德莉爽快地写道，“我已经打好包了。”如同朵拉与卡夫卡第一次见面时就说出：“先生，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愿意跟你走”…… 然而，后来连海明威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巴黎岁月，为何会与哈德莉之间，这一刻是花园，下一刻却是战争……最终，他如此哀叹：“我们说巴黎是个了不起的好地方，它的确是。毕竟，是我们创造了这样的巴黎。我们以渴望、香烟、朗姆酒打造了它，以香烟、聪慧、张狂的对话创造了它，看准没人胆敢说它不是我们的。我们共同成就了这一切但又将它打碎。”或许，人人都很难在现实中去圆满，故而容易转向去求诸于那些遥不可及的传奇吧？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传奇的存在，因为它们在历史中的真实存在，让我们有了向往的激情和逾越的勇气吧？而这种历史见证过的可能性，的确也给予了后来人更多的勇气，或者想象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纳博科夫写给薇拉的情书集《致薇拉》，但我们不得不先从史黛西·希芙撰写的《薇拉：纳博科夫夫人》与《致薇拉》放在一起来谈。 1923 年 11 月，在一次离别中，纳博科夫写信对薇拉说：“你进入我的生活，不是偶然光临的来客（你知道，‘没有脱帽’，而是像进了一个王国，那里所有的河流都在等待你的影子，所有的道路都在等待你的脚步。”在那段离别的时光里，纳博科夫请求薇拉半夜给他以前住的公寓打电话，直到确保吵醒了先前的邻居为止。最后，纳博科夫说：“神话中一切都有道理。” 薇拉在嫁给纳博科夫之前就已然确认了一道真实得几乎无须任何佐证的期待，那就是纳博科夫是同代人中最具天赋的俄罗斯作家，虽然他是如此的深谙情事，如此的极端自恋，如此的缺乏驯服现实世界的生存能力。而据传，薇拉是拿枪逼迫纳博科夫娶她的：“娶了我，否则我就杀了你。”也许是一席口耳相传的轶闻录，也许是一种神话他们情感的故事形塑，但无论如何，薇拉演绎了世界上最复杂、最完整而又最混搭的妻子身份，世间似乎没有其他女人能够胜任一个男人所需要的如此之多的身份。时人、后人甚至丈夫都能够清晰而又迷惑地看到薇拉的多重身份，但薇拉在填写表格之时，总是在职业一栏只写“家庭主妇”四个字，将自身的“翻译家”身份抛之身后。在这种自我隐退、自我雪藏之下，薇拉的一生在与纳博科夫度过的一生中演绎的是“写在书页边上的人生”，纳博科夫则说：“书页边上的评论有时也是故事。”对于薇拉之于纳博科夫，毛尖曾如此评论：“ 薇拉必须在场！”而毛尖女士的这句话，用索尔·斯坦伯格的话来说，这便是“如果不提纳博科夫，很难写薇拉；然而，如果不提薇拉，就根本不可能写出纳博科夫。” 希芙说，薇拉天生就是纳博科夫夫人。当身受帕金森综合症、耳聋和骨质酥松症折磨的薇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被人问到：“你漫长的一生中是否曾经感到过厌倦？”薇拉简单而充满力量地笑笑：“从来不曾。”自从 1923 年纳博科夫在舞会上与戴着面具的薇拉相遇之后，纳博科夫就认定“薇拉就是我的面具”。不管是否因为此话一语成谶，薇拉就这么着与纳博科夫漂泊着度过了 52 年的婚姻，最终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伟大爱情。薇拉的一生，几乎就是“纳博科夫外传”。 薇拉的一位儿时好友在巴黎失去伴侣之后，薇拉与其他人一样深刻地感受到“相比于那些走了的人，活着的人更痛苦”。在纳博科夫的第五个忌日那一天，朋友对薇拉说：“不知不觉，五年就过去了”，薇拉回答道：“我觉得，这像是过了五十年。”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薇拉还在翻译《诸神》最复杂的几个段落。这本书，是纳博科夫在与薇拉相遇之初写下的一篇未刊故事。薇拉之于纳博科夫的意义似乎毋庸赘言，正如薇拉之于纳博科夫著作一样：“她在大半个人生中的选择，她似乎想要消融进丈夫的作品。” 1991 年 4 月 7 日晚上 10 点，薇拉溘然去世。按照她的遗愿，她的骨灰与丈夫的安放在了一起，纳博科夫的墓碑上也随之加上了她的名字，墓碑上写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家；薇拉·纳博科夫”。《纽约时报》的讣闻标题是：“薇拉·纳博科夫，89 岁，妻子、缪斯、代理人”，而实质上，薇拉的身份还有纳博科夫的秘书、信使、司机、翻译、管家、厨师、账房、顾问、门卫、接线生、教学助理，当然还有纳博科夫的守护天使——薇拉如此多重的身份之于纳博科夫的人生重要性，正如纳博科夫 1924 年 8 月 19 日致信薇拉时说的那样：“我只有一点点需求：一瓶墨水，地板上的一抹阳光——还有你。但最后一项绝非是一点点。”而薇拉为了成就纳博科夫，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文学创造，放弃了自己精通的翻译工作（除翻译丈夫作品之外），阿佩尔如此评论薇拉：“‘纳博科夫’（全集）的丰碑，似乎就是纳博科夫夫妇两人的丰富作品；如果说，纳博科夫是一个雕刻大师，那么，薇拉会把她的名字用小字雕刻在这座丰碑的基座，字迹小得让人认不出来，然后，她会站在丰碑后面，像蒙娜丽莎一样，绽放出她最美好、最神秘的微笑。” 一般来说，爱情是崇拜走向消亡的过程，先是被光环所吸引，而后靠近光环，继之处于光环之内的祛魅人生。爱情，也就在这种祛魅的过程中逐渐消亡。但是，薇拉与安娜却不，她们不似苏珊·桑塔格、莱妮·瑞芬斯塔尔、汉娜·阿伦特等“女强人”那般打破男性的掌控，也没有像圣艾克苏佩里的妻子康素罗那样写下《玫瑰的回忆》，将自己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她们选择的是在隐藏在光环之下，将自己的人生写在书页边缘或者替丈夫在书页的边缘做着人生的批注。尽管，纳博科夫的花心并非结束于 1937 年与伊丽娜的分手之日，正如他抽的最后一支烟并非 1945 年戒掉的那支。薇拉宁愿相信，丈夫意志力与她一样坚强。纳博科夫曾对凯瑟琳说他喜欢乳房小的女人，四十年后此话出现在了传记里。薇拉没争辩，她只在书页边写下这么一句话来反驳：“不可能！绝不可能！一个俄罗斯人不可能喜欢乳房小的！”薇拉是面具后面的神秘缪斯，气场强大的高贵女神，博闻强记的流亡公主，甘居男人背后锋芒毕露的才女……但婚后漫长的一辈子，她把自己全部身心、时间全奉献给了纳博科夫，牵引着他的生活，又影响了他的作品，难以想象的隐没在一个男人身后成为他笔下的注释且至始至终…… 在这本情书《致薇拉》中，除去他给薇拉讲述他的流亡生活、文学创作和人生交往外，了解纳博科夫的人都会期待他的毒舌评论。2012年，读纳博科夫的访谈集《独抒己见》，发现他是个“厌恶残酷的温和的老绅士”，喜欢发表似是而非的言论，给人以蛮横无理的恶作剧式道理，粗暴点评显赫文豪，肆意吹捧三流作家，既可恨又可爱，这就是纳博科夫“独抒己见”的魅力吧？在《致薇拉》这本情书集中，他说弗洛伊德是个庸医。当时苏联文人的作品被纳博科夫直接斥之为“苏联垃圾”，1926 年在柏林文学圈一次有关苏联小说的报告中，纳博科夫为此研究了左琴科、列昂诺夫及其他作家，在文学报告中，他直言列昂诺夫描写十月革命后俄国农民生活变化的小说《獾》：“比其他所有的垃圾略胜一筹——但仍然不是真正的文学。”那篇文学报告名叫“略谈苏联文学的悲惨状况以及对其原因的一点分析”。当他与诗人拉索斯在一起参加文学晚会时，他在信里这么写道：“我跟拉索斯无话可谈，跟这样一个人交谈实属愚蠢，他的名字现在等同于蹩脚诗人。……既让人同情又让人作呕。”当他读完纪德的《梵蒂冈地窖》后，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本“胡说八道”的书，但有些地方写得很好。又或者，某一天，他这么评论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读了《最新消息》上一篇最愚蠢最粗俗的文章，它就是阿达莫维奇写的，论劳伦斯的最愚蠢最粗俗的小说。一个性变态评论另一个性变态。” 另外，作家的虚荣与虚伪在《致薇拉》中也得到了彻底的体现。纳博科夫对书评人和评论家的厌恶感，早已众所周知，甚至他还特意将这种厌恶感在自己小说的前言中，直言不讳地去挑衅那些想要给他小说写评论的人。然而，在《致薇拉》中，他总在搜罗着一切有关于对他和对他的小说的评论，甚至别人还没写出来他便兴冲冲地写信告诉薇拉，倘若有人写了他的小说的评论，哪怕是他的一场朗诵会的三言两语的评论，他都要立马写信告诉薇拉，甚至还将刊发评论的剪报一份不落地寄给薇拉，让她也和他一起分享这份喜悦。这正如迈克尔·伍德说：“在纳博科夫的情书中，死亡、流亡、失落、歧视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他在给薇拉写信时不是谈论这些而是抗击这些。它们是幸福天然的敌人，而幸福是挣来的，不是领来的，幸福不是拒绝承认或躲避困难，而是努力寻找体面和光明。” 当然，作为一本情书集，《致薇拉》的绝大部分内容是纳博科夫那火辣辣的情话，给人以窒息感的排比句，让翻阅之人都难以理解，一个男人从青年到中年乃至老年，都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那份火热的心，在信中写出如年轻时初恋般的激情话语。尤其是异地分居之时，纳博科夫甚至会在信中将自己一天的所见所闻如同他素来所注重的细节一样，连天空的颜色、街边的行人、树叶的凋零、指甲的长短等等生活中他所见到的一切琐碎之事，用冗长的情书将自己生活中的所有细节都写给薇拉，似乎恨不能将自己生活中的灰尘都寄给薇拉，让她知道他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对此，在信中，纳博科夫曾如此写道：“每每想起生活中哪怕一件琐事都不无遗憾，那就是我们并没有一起经历这件琐事，哪怕只是某一次在路的拐弯处看到日落……” 只能说，这一切都关乎美好……
原作名: Letters to Véra 作者: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7-3 关于纳博科夫给薇拉的信 布莱恩·博伊德
20 世纪的大作家中，没有谁的婚姻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婚姻持续的时间更长，也很少有表现持久的婚恋状态的形象能胜过菲利普·哈尔斯曼 1968 年拍摄的照片：薇拉在她丈夫的身边织着毛衣，满怀爱意地注视着他。 纳博科夫 1923 年给薇拉写了第一首诗，那是在见到她的几小时之后，1976 年，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婚姻之后，将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献给薇拉”。1951 年，他首次将作品献给她，他的自传，其最后一章直接转向一位未明确说明身份的“你”：“岁月流逝，亲爱的，眼下没有人会知道你和我所知道的。”他在一封给薇拉的信中期待这种感情，那时他们有恋爱关系还不足一年：“你我如此特别；这些奇妙之处，除了我们，无人知晓，也无人像我们这样相爱。” 纳博科夫后来将他的婚姻形容为“晴朗”。他甚至在给伊琳娜·瓜达尼尼的信中也这么说，他 1937 年与她坠入情网。那年是纳博科夫婚姻生活中最困难和最痛苦的一年，也是一个例外，下文的书信就是佐证。虽然初恋的阳光照耀或在许多早期书信中闪光，但他们的通信中也有许多其他的困扰：薇拉的健康和他母亲的状况；他们长期的经济拮据；他们对德国的反感，以及他为了寻求家人在法国、英国或美国的避难而殚思极虑，此时，希特勒的上台威胁到俄国侨民社区中每个人的生存，他虽忍饥挨饿，但声名鹊起。 薇拉·斯洛尼姆最初见到作为“弗拉基米尔·西林”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那是他 1921 年给自己取的笔名，以区别他自己与他父亲的署名，他父亲也署名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老纳博科夫是柏林一份俄语日报《舵》的主编和创办者，20 世纪 20 年代的柏林成为 1917 年俄国革命后俄国侨民的中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自 1916 年——他还有两年才高中毕业——以来，年轻的纳博科夫出版书籍，并继续向彼得格勒的杂志投稿，到 1920 年，他一家移居国外的第二年，他的诗歌已获得年长的作家，如泰菲和莎夏·乔尔尼的赏识。 《致薇拉》的大部分书信展现了弗拉基米尔和薇拉鲜为人知的侧面。为人所知的形象开始于纳博科夫 1950 年他第一次将书“献给薇拉”，这正处于他们爱情故事的中途。当 1958 年《洛丽塔》在美国出版，及之后的岁月中，源源不断的作品，包括他以前的俄语作品的翻译，还有他的英语新作——小说、诗歌、剧本、学术著作和访谈——出版时大多献给薇拉。这位作家出名后，他和妻子一起出现在许多访谈的照片中，她为他编辑、打字、开车、授课、通信及商谈的故事成为纳博科夫传奇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共同生活的下半个阶段，从 1950 年到 1977 年，只占据全部书信的百分之五，而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信件反映了比这个享有世界声誉的生活阶段更紧张的岁月。 斯洛尼姆一家（父亲埃弗塞、母亲斯拉娃，女儿埃琳娜、薇拉和索菲亚）逃离彼得格勒，在东欧颠沛流离，1921 年初才定居柏林。薇拉曾告诉我，她在见到他之前就“很清楚”他的才华，“尽管生活在并非文学家的圈子里，尤其是在旧政府的官员中间”。（也许是一种奇特的选择，因为她是一个年轻的犹太裔俄国女孩，而白军中普遍存在反犹倾向。但薇拉自身的勇气，当她和她的姐妹们逃离俄国时，将一个怀有敌意的白军士兵从威胁者变为她们的保护者；她对我再三说，在柏林，有许多正派的前白军官员。）她最早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他发表的诗歌是 1921 年 11 月和 12 月，那时她才十九岁，而他二十二岁。一年后，年轻的西林作为一个诗人、短篇小说家、散文作家、书评家和翻译家，已在侨民办的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在柏林的侨民文学界以多产著称：1922 年 11 月，他翻译了罗曼·罗兰 1919 年的小说《科拉·布勒伊农》；1922年12月，六十页的诗歌近作《物以类聚》；1923 年 1 月，一百八十页的近几年的诗歌集《苍天路径》；1923年3月，翻译了《艾丽丝漫游奇境记》。 一战爆发时，俄国预备役军人走在彼得格勒大街上 对一个有着文学热情，引人注目并意志坚强的年轻女子来说，更大的兴趣是西林诗歌近作中一种浪漫的裂痕。随着 1922 年 3 月 28 日他父亲被杀，纳博科夫经性格活泼的美少女斯维特兰娜·西维尔特的父母同意，与她订婚，尽管她比他年轻得多，她十七岁，他二十三岁。他们认识的第一年里，他为西维尔特写的诗占了他最新的诗集《物以类聚》中的大部分。但 1923 年 1 月 9 日，他被告知，婚约取消了：她太年轻，而他作为一个诗人，前途莫测。 如果认识斯维特兰娜使他诗兴大发，那与她分手的情况亦是如此。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一些反映这位诗人失恋的诗歌开始出现在侨民出版物上：3 月是《珍珠》这首诗（“如同潜水采珠人，下海了解充满激情的折磨的深度，我来到海底——在将珍珠带回水面之前，我听见你的船在我上方，离我远去”）；《什么样的天堂》这首诗也发表在 3 月（“你俘虏了我的灵魂，一代又一代，刚才又是这样，但你再次一闪而过，我只剩下永久的痛苦，因你那不可捉摸之美”）；表现最明显的是 5 月 6 日的这首诗《我小心翼翼地怀着》（“我小心翼翼地，为你怀着这颗心，但有人用肘撞了一下，心跌得粉碎”）。 另一首诗，《统治者：我统治着一个看不见的印度》与那首《我小心翼翼地怀着》写于同一天，发表于 4 月 8 日，标志了一个新的开始：诗人是一位想象中的帝王，他发誓他能够显现奇迹，追求一位新的公主，尽管她，无论会是谁，依然尚未现身。这位公主，虽有可能见到了这首诗，也可能读到了纳博科夫写于同一天的另一首诗中的罗曼史的结局。因为 1923 年 5 月 8 日，《小心翼翼地怀着》这首诗发表于《舵》两天后，薇拉·斯洛尼姆出现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面前，出于矜持，她戴了一个花斑黑色面具。纳博科夫日后会想起在侨民举办的一次慈善舞会上与薇拉的相遇。《舵》对柏林侨民活动有详尽的记录，但只记载 1923 年 5 月 9 日有一场慈善舞会，然而，纳博科夫夫妇仍然将 5 月 8 日作为他们初次见面的纪念日。当我对薇拉说到她丈夫对他们相遇的描述，他日记中把 5 月 8 日作为他们相遇的纪念日，而《舵》只记载 5 月 9 日有场舞会，她回答说：“难道你认为我们不记得我们相遇的日子？” 但薇拉是矢口否认的行家。无论“除了我们，无人知晓”之说究竟如何，在这次侨民举办的慈善舞会上，薇拉脸上戴着一个面具，选中了弗拉基米尔·西林。纳博科夫喜欢的妹妹埃琳娜·西科尔斯基认为，薇拉戴那个面具是因为，她引人注目，但并非无与伦比的面貌就不会让他走神而忽略了她独特的价值：她对西林的诗歌有一种奇特的感应（她能在几次朗读会上背诵诗歌），她对这些诗的理解有惊人的悟性。他们一起出门走进夜色中，漫步在柏林的大街上，对黑夜中灯光与树叶的交织摇曳感到惊奇。一两天后，纳博科夫按计划去法国南方的一个农场打工，这个农场是他父亲 1918—1919 年在克里米亚临时政府任职时的同事管理的，纳博科夫希望生活的改变有助于缓和他因父亲之死及他自己与斯维特兰娜分手引起的悲伤。 5 月 25 日，从邻近索利埃斯蓬，离土伦不远，位于博利厄田庄的农场，纳博科夫给斯维特兰娜写了最后一封告别信，表达了充满感情的遗憾，“仿佛已获许可，距离分开了他们”。一周后，纳博科夫写诗表达了生活中新的可能性：
年轻的诗人知道，这位和他交往的年轻女子奇特而又勤勉地呼应着他的诗歌。他将这首新的诗交给《舵》，发表于 6 月 24 日。16 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纳博科夫给薇拉写信的开始，在一个公开的文本中，对一个读者表达一种私密的呼吁，这个读者能够明白此诗告别过去，迎接未来。 就像纳博科夫用诗歌来回应薇拉对西林近来诗作悲伤之情的大胆回应，薇拉也似乎对这首新诗中的邀约给予大胆的回应。这个夏天，她至少三次给在法国南方的他写信。这些信没有留存下来——很看重个人隐私的薇拉后来毁掉了她能够找到的每一封她给纳博科夫的信——这样，我们无法确定她的第一封信是否因《舵》上发表的《相遇》而写，但他们炽热的情感本身暗示着存在这种可能性。5 月 8 日，她本人戴着面具出现在他面前，不清楚能否引起他的关注，而不是一时的兴趣。读到 6 月 24 日的《舵》，她会知道他要她知道她产生的影响及她激发的希望。 如果薇拉读了这首诗之后几乎马上就给弗拉基米尔写信，那弗拉基米尔对她第一封信的回复就又是一首诗，《闷热》，写于 7 月 7 日。他在诗中暗示由南方暑热引起的欲望。他没有把诗寄给她，但收到她至少两三封信之后，他 7 月 26 日又写了一首诗，《你呼唤——小石榴树上的小猫头鹰》。他随后给她写了第一封信，就在他按计划去农场之前，随信附了这两首“给你的诗”。他在信的开头就写得很直率，没有客套（“我不想掩饰：我是如此不习惯——哦，也许不习惯彼此相知——对此颇不习惯，我们刚见面，我就想：这是一个玩笑，一个伪装的骗局……但随之……有些事情很难谈论——你仅仅一个字眼就让那些神奇的花粉相形失色……他们从家里给我写信说到神秘的花卉——你很可爱……你所有的来信也很可爱，犹如白夜”），并以同样肯定的语气说（“是的，我需要你，我的童话一般的姑娘。因为你是我唯一能够与之谈论云的阴影，谈论一个想法的人”），在将诗献给她之前，他这样写信的结尾：“所以，我会在 10 号或 11 号到柏林……要是你不在那儿，我会去找你，找到你。” 从此，即从弗拉基米尔给薇拉的第一封信起，我们就可以逐年通过他们的书信来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生活的世界，随之探讨他们之间的通信有何特别的意义以及这些书信如何有助于理解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的纳博科夫。 1923 年夏末，他在柏林遇到戴着面具、大方随和的薇拉。如同其他没有自己的空间的年轻恋人一样，他们通常见面后便在黄昏的大街上溜达。这个时期的信，自 1923 年 11 月开始，从居住在西柏林俄国侨民区的弗拉基米尔寄往另一个地区的薇拉，反映他们恋爱初期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误解。 1923 年 12 月末，弗拉基米尔和他母亲及弟妹埃琳娜、奥尔加和基里尔去布拉格旅行，他母亲，作为一位俄国学者和政治家的遗孀，在那儿获得了一份抚恤金。在他们分开的头几个星期，弗拉基米尔写信给薇拉，信的主要内容是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五幕诗剧《摩恩先生的悲剧》，他对布拉格的印象，（从结冰的莫尔道河看过去，“河面上白皑皑一片，沿着这片白色，人的剪影似的小黑点从这边河岸走到另一边河岸……一个男孩的身影在他身后拖着一个升D调似的雪橇。”）也感叹几乎一个月没见到她了。 1924 年 1 月底回到柏林，他们很快就考虑订婚， 8 月弗拉基米尔旅行两周，去靠近布拉格的多布里丘维瑟的河畔小镇看他母亲，他的第一封给薇拉的回信开头便说：“我的欢乐，我的爱，我的生命，我难以理解：你怎么能不跟我在一起？我与你难分难舍，以致此刻我感到失落和空虚：没有了你，我就没了魂。你让我的生命变得轻盈、奇妙和五彩缤纷——你使得每样事物都呈现出幸福的光彩。”在柏林的几封便函，有着同样的情调，反映了1925年 4 月 15 日他们结婚之前的欣喜之情。（比如：“我爱你。无限和难以形容的爱。我半夜醒来，就给你写信。我的爱，我的幸福。”） 弗拉基米尔和薇拉都通过教授英语获得主要的生活来源，1925 年 8 月下旬，弗拉基米尔有报酬地陪同他的学生亚历山大·萨克先去波美拉尼亚海滨度假胜地，后兴致勃勃地在黑森林地区徒步旅行，在薇拉到康斯坦茨与他会面之前，他用明信片写下简短的旅行见闻。 一年后，1926 年夏天的书信则反映出更为复杂的心情。薇拉由她母亲陪同被送往黑森林山区的一家疗养院，她因焦虑和抑郁而身体消瘦，弗拉基米尔则留在柏林做家教。薇拉让丈夫保证每天写信，告诉她他每天吃什么、穿什么及做什么，弗拉基米尔信守了这样的约定。 我们很少见到如此坚持逐日进行的生活起居的报告。在他第一部小说《玛申卡》（写于 1925 年）与第二部小说《王、后、杰克》（写于 1927 年底和 1928 年初）之间，他的生活似乎如假日般悠闲：家教（通常不外乎长时间的日光浴、游泳和在黑森林山区找乐子）、打网球、朗读、写点东西：为塔塔里诺夫文学圈里他的朋友写了一篇当下苏联小说的评论；为俄国文化日写了一首诗；对托尔斯泰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中的凶手波兹德内谢夫进行虚拟审判，他扮演波兹德内谢夫并成功地阐释了这一角色；构思和写作都很顺利的一个短篇小说；还为塔塔里诺夫文学圈列出一份他为之痛苦的清单，“开始于对缎子衣服的触碰，终之于没有能力消化、吸纳世界上所有的佳丽”。为了鼓励薇拉待在疗养院，增加体重——他和她父亲都认为她需要这么做——天性幽默的弗拉基米尔尽力——有时，要获得效果确实颇为吃力——为她提供消遣，让她高兴，当他们仍然两地分居的时候更是如此。他每封信的开头总有新的昵称，起初显然采用他们收到的动物玩具的名称，而往后则越来越怪异（小甜点、小兔子、小老汉、小蚊子）：他为她出各种各样的谜语和字谜，还有密码设置、迷宫及组词游戏等；最后他虚构了他的谜语的德国编辑，一位达令先生，这位先生据称介入了他的写作。 柏林成了逃离 1917 年 10 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一批俄国流亡者的中心。1920 年和 1923 年之间，这个城市居住着约四十万俄国人，有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但 1923 年恶性通货膨胀结束，德国马克重建之后，德国的生活很快变得昂贵起来。到 1924 年底，大部分侨民移居巴黎，他们在那儿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 德国勃兰登堡门 为确保在一个他熟悉本地语言的城市生活而他的俄语不被削弱，纳博科夫继续留在柏林。到 1926 年，他已经成了本地侨民圈里一个公认的文学明星，这在俄国文化日的庆祝活动中他受到热烈欢迎便可见一斑，他在写给薇拉的娓娓道来的文字中叙述过这种情况。纳博科夫作为一个作家进步神速——虽然《舵》（他的大部分作品仍然发表于此）在巴黎少有人读——他和薇拉在柏林的生活相对来说是无忧无虑的，这有赖于他们简陋的生活方式和有一份微薄但亦可观的收入，包括他的课时费，他头两部小说的德语翻译费，以及薇拉做兼职秘书的收入。 到 1929 年，当西林在巴黎的杂志《当代年鉴》——一份稿酬最优、也最著名的侨民文学出版物——上发表《防守》时，小说家尼娜·贝贝洛娃马上作出回应：“一个巨大、成熟、精妙的现代作家出现在我面前，一个伟大的俄国作家，就像一只凤凰，在革命和流亡的火焰中诞生了。从此，我们的存在就有了意义。我们整整一代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得救了。”小说家和诗人伊凡·布宁，侨民作家的前辈，不久将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评论《防守》：“这孩子抓起一把枪，干掉了整整一代老作家，包括我自己。” 布拉格是欧洲侨民第三大中心，受捷克政府资助的吸引，活跃着一大批学者。当纳博科夫 1930 年 5 月去布拉格探望家人时，他也是那儿的一个文学明星，但他更关注他母亲的生活困境（包括臭虫和蟑螂）、他妹妹的婚姻、他弟弟的文学抱负，以及鲍克斯，这条达克斯猎狗已经老得认不出他来了。 1932 年 4 月，他再次离开薇拉去布拉格看他的家人。他喜欢上了他的小外甥，奥尔加的儿子罗斯季斯拉夫，并为这孩子受到父母的忽视而吃惊。唯有重读福楼拜，以悠然的态度重新发现他早年的诗歌，并获准参观国家博物馆的蝴蝶藏品，这才缓解了他在这座室内有臭虫的阴郁的城市感到的郁闷。 也许这种内心的忧郁也能解释 1932 年他的书信中为何缺少了亲昵的情调，而我们只是通过薇拉·纳博科夫于 1984 年 12 月和 1985 年 1 月面对录音机进行复述后才了解到这些书信。在我写纳博科夫传记的过程中，我多年坚持向薇拉要求得到这些信件。她不让我亲自阅读这些信件，最后则是同意她尽可能把信读出来，我用录音机录下来。自那以后（显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1932 年的信的原件不知为何消失了。既然许多明显含有激情和若干事件的信件在薇拉读信时被排除掉了，那 1932 年的信就有了损失，尤其是 1932 年 4 月旅行中的信件。 1932 年 10 月和 11 月的信件也取决于薇拉读信的意愿，但损失较小，因为这次旅行中的信件大多记录他的可喜的成果，而这是她乐观其成也愿意怀念的。10 月，弗拉基米尔和薇拉去靠近斯特拉斯堡的科尔布桑旅行，和纳博科夫的堂弟尼古拉斯及这位作曲家的妻子娜塔莉团聚。当薇拉回柏林后，他在科尔布桑多待了几天，之后去巴黎待了一个月。在巴黎侨民圈里，西林的成就使他成了侨民作家（布宁、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马克·阿尔达诺夫、鲍里斯·扎伊采夫、贝贝洛娃、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安德烈·莱温松、亚历山大·库普林等）和编辑（尤其是《当代年鉴》的伊利亚·丰达明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津济诺夫）中广受赞誉的人，那些人他大多不认识或很陌生。他成了许多活动的核心人物，通过公开朗读尽可能赚钱，同法国出版社（格拉塞、法亚尔、伽利玛）、作家（朱尔斯·苏佩维埃尔、加布里埃尔·马赛尔、让·波朗）和翻译家（丹尼斯·罗什、杜西娅·埃尔加兹）进行接触。纳博科夫 1932 年秋天的书信充满了对俄国和法国文学人物的传神的特写，以及对他们的慷慨大度感到受宠若惊，尤其是“非常可爱和圣洁”的丰达明斯基，《当代年鉴》的编辑，也是主要的资助者。 1932 年，仍然在柏林，纳博科夫夫妇搬进薇拉的表姐安娜·费金的安静——对他们来说也更便宜——的套房。他们的儿子德米特里出生于 1934 年 5 月。随着希特勒巩固权力，薇拉不再能够挣钱，现在又要喂养德米特里，他们短期需要弄到额外的钱，而从长期考虑，也需要在别处寻求一个更安全的去处。为了长远的目标，纳博科夫自己将《绝望》译成英语，也写了他的第一篇法语小说，自传性的《O小姐》，1936 年 1 月旅行去了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之后是巴黎，面对俄国和法国听众进行了一系列文学朗读，并同法国文学界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他很快同比利时最优秀的作家弗朗茨·海伦斯成了朋友。在巴黎，和丰达明斯基及津济诺夫相处，他发现自己踏入了高度社交化的侨民文学圈，涉足之深常常超出了他的意愿——他对被布宁拉去赴宴的描述就是社交不适的一个显例——在他和霍达谢维奇合作的一次公开朗读中则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对其他作家的印象及他作为一个非常渴望进行沟通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和坚持成了这些信的主要内容。 1936 年下半年，谢尔盖·塔博里茨基，1922 年枪杀纳博科夫父亲的一个右翼凶手，被希特勒任命为侨民事务特使。薇拉再三要求丈夫离开德国，设法在法国或英国为家人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后来，1937 年 1 月，他最后一次离开德国，在布鲁塞尔停留作文学朗读，之后去巴黎，再次和丰达明斯基待在一起。他为普希金逝世百年写了一篇文章，并开始将他的短篇小说译成法语。他在公共场所或私人宅邸为俄国和法国听众所作的朗读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无法取得身份证件，更不用说工作许可。1 月底，他开始与伊琳娜·瓜达尼尼谈情说爱，她是个业余诗人，以为人饲养宠物谋生，纳博科夫前一年与她相识。对薇拉不忠而带来的精神压力加重了弗拉基米尔的牛皮癣，以至寝食难安。与此同时，他设法将薇拉带到法国，但出于对经济状况的焦虑，她觉得他对前景过于乐观，因而拒绝离开柏林。2月下旬，他前往伦敦进行文学朗读，并和当地文学和出版界建立联系，尤其希望不仅为他用英语写的一部篇幅短小的自传及英语短篇小说集找到出版社，而且甚至能找到一个教职。尽管他广泛联系，百般努力，但收获不丰，并未抢占滩头阵地。 他 3 月初回到巴黎，再陷情网。和薇拉的通信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因为他力图劝说她离开德国，去法国南方与他团聚，那儿的俄国朋友邀请他们去居住。他要薇拉绕开巴黎，但薇拉对绯闻有所耳闻，除了法国，可以在任何地方见面：比利时、意大利，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可以让埃琳娜·纳博科夫见到她的孙子。当她将流言蜚语告诉他时，他加以否认。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表现在进一步的指责和否认，也表现在团聚计划方面你来我往的较量——用史黛西·希夫的话来说，“一种痛苦的无调二重唱”。使他们的生活及通信变得更复杂的是办理签证遇到的种种困难。薇拉和德米特里要离开德国，弗拉基米尔要离开巴黎，去布拉格，薇拉对他的法国计划的坚决反对意味着他们最终——弗拉基米尔途径瑞士和奥地利以避开德国——在 5 月 22 日团聚。
六周后，他们回到法国，再次避开德国，定居在戛纳。当纳博科夫承认这桩恋情，婚姻掀起风暴，随之减弱为表面的风平浪静，他发誓结束这一切，但其实仍给瓜达尼尼写信。担心他们的关系结束，瓜达尼尼 9 月 8 日来到戛纳，尽管他让她别去。他见了她，让她回巴黎，婚外恋结束了，尽管弗拉基米尔和薇拉经过更长时间才和好如初。在戛纳、芒通和昂蒂布角住了一年，他们去北方旅行，到了巴黎。纳博科夫现在有个美国代理，他设法将《黑暗中的笑声》——是他将《暗箱》翻译重写——交由鲍比斯—梅里尔出版。但尽管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俄语读者对他的其他作品，那些更复杂的小说纷纷叫好，但他的作品因语言问题，在侨民圈外找不到其他出版社。得不到工作许可，纳博科夫发现光凭写作难以养家糊口。贫穷开始张开大口，他看上去也日益憔悴。 期望在法国之外找到一个避难所，纳博科夫1939年初用英语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4 月，他去伦敦，听说里兹大学俄语系有个空缺，如果里兹大学选择了伦敦大学或谢菲尔德大学的某个申请人，那两个大学就会空出一个位置。他在巴黎给薇拉的回信记录了他 1936 年和 1937 年数次旅行中令人身心疲惫的各种请托现在更是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尽管有来自俄侨和英国学术及文学界的大人物的支持，他除了收获友谊，成果甚微，希望很快破灭。6 月初，他打道回府，这个时期他写的一些信表达了前途渺茫的心情。 唯有机遇才能让他自己和他的家人离开欧洲。有人给小说家马克·阿尔达诺夫提供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师职位，在 1941 年秋季学期教写作课程，但阿尔达诺夫觉得自己的英语太弱难以胜任，就把邀请让给了纳博科夫。这最终让纳博科夫获得允许离开法国，虽然办理签证和筹集大西洋旅行经费很久才得以落实，1940 年 5 月 28 日，纳博科夫一家坐船前往纽约，过了仅两周，巴黎就沦陷了。在纽约，纳博科夫找到了教俄语的工作，也为纽约的报刊写书评，因爱德蒙·威尔逊的关系，为《新共和》杂志撰稿。通过他的堂弟尼古拉斯，1941 年 3 月，他受邀在韦尔斯利学院任教两周，这促使他给薇拉又写了好几封信。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约期间，纳博科夫的反苏主义加强了他讲课的吸引力——他简直不能相信那些溢美之词—— 1941 至 1942 年间，他得到了全年的聘用。但那个学年之后，尽管 1941 年年底，他出版了《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并且在《大西洋月刊》，甚至在《纽约客》上露面，纳博科夫发现自己迫于经济考虑要去巡回讲学，1942 年去美国南方，11 月在中西部，12 月在加利福尼亚。比起 1941 年在韦尔斯利任教期间，他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将他在美国的经历和观察传达给薇拉，他最为普宁式的一天写出了所有信中最长的一封信，有三千字。
《新共和》杂志 在韦尔斯利教俄语的职位虽不永久，但一年一聘，1943 到 1948 年，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研究鳞翅目昆虫，之后，1948 至 1959 年，被康奈尔大学聘为教授，如今，纳博科夫很少与薇拉长时间分开。1944 年 6 月，当薇拉带德米特里去纽约做一个检查性手术——后进行了阑尾切除，弗拉基米尔因工作留在了坎布里奇。6 月 6 日，盟军在欧洲登陆的那一天，他因食物中毒发病，在信中将住院过程中受到的折磨娓娓道来，添油加醋——他后来穿着睡衣逃离了医院。在他写作自传、《洛丽塔》、《普宁》和翻译并评注普希金的《尤金·奥涅金》的几年间，只有 1954 年受邀到堪萨斯大学作著名演讲，他写了几封给薇拉的信。 1958 年，《洛丽塔》飓风横扫北美和欧洲大部。到 1959 年，纳博科夫可以提前从康奈尔大学退休，偕薇拉去欧洲旅行，既去看望妹妹埃琳娜，她现在住在日内瓦，又可去探视德米特里，他现在米兰接受歌剧男低音训练。虽然并无计划留在那儿，但纳博科夫夫妇不久觉得欧洲是一个足以避开美国名声之累的好地方。在欧洲生活的这些年里，他们很少分开。这个时期只有不多的几封信，那是弗拉基米尔急于捕捉早春的蝴蝶，于 1970 年 4 月初去西西里的陶尔米纳度假。之后，“通信”日渐稀少并简短，最短的是只有几个字的便条：“四十五个春天！”附在结婚周年的花束上。虽只有几个字，但却与俄语“年”及“夏”构成双关：当俄语中表示“年（god）”的词需要复数形式时，通常采用“夏”的复数“let”；纳博科夫进一步的替代是要说明，他们婚后的岁月就是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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