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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统地讲，当前新闻业有两大危机：一个是经济危机，关乎新闻业作为一个行业的生存与发展；另一个是职业危机，即新闻作为一个职业的社会认同，一句话，新闻人的专业性和社会价值体现在哪里？ 新闻业的经济危机不同于一般所说的经济危机，危机的原因不是供需矛盾，而是供需关系的转换，说白了就是产业地位受到挑战，旧的商业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局。 相对来说，对于公众和社会来讲，新闻的职业危机也许更为紧要，因为从根本上讲，我们关心媒体机构的生死，不是在乎它的生意好坏，而是因为它提供了公共服务的平台和资源，着眼点在人而不是机构。 职业意味着社会认同你的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且愿意为这种服务埋单。从某种程度上讲，职业说白了是一种界限，是一种控制权，这种权力来源于公众的信任。密苏里新闻学院首任院长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在为世界新闻记者协会所撰写的《记者守则》中直截了当地宣称：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本是公众信任。这种公众信任带来的不仅仅是权利（rights），更是一种权力（power）。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逊（Terence Johnson）在一本《职业与权力》（Professions and Power）的著作中,详细分析了职业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某个行业的职业化过程就是一种权力关系的构建过程，社会产品的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通过职业化来界定同消费者的社会界限和距离，而这种权力关系，界限和距离的产生和维持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和条件。 因此，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革命，核心是对权力关系的破坏和重构。卡斯特认为，技术进步本质上“是权力关系的形成过程”。 那么，新闻职业权力的丧失，或者说得委婉一点，权力的消解都有哪些呢？ 首先，从整体来讲，新闻的公共性让位于商业性，导致新闻人主导权的丧失。这个有种种具体的表现，比如新闻编辑部的公司化管理，从记者与编辑主导变为商业经理主导。记者和编辑不但要对新闻的生产负责还要为销售负责，新闻人直接成为生产线上的盈利单位，新闻人服务的不是公众而是老板。 第二，新闻人编辑权的丧失。编辑权是新闻人的核心权力，而现在，我的稿子我做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首先，编辑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专制”走向“分享”。把关人的权力让渡给了受众，每天看流量看受众的反应，哗众取宠成为手段甚至目标，雅俗共赏的结果是俗的胜利。 与此同时，记者的编辑权逐步让渡于技术与算法。大数据和算法的制定和控制者是技术人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人，这也是新闻人失落的一个大的方面。当然还有炒得很热的机器人写稿。一个编辑完全控制不了人们读什么，指导阅读的决定力量往往是朋友圈。编辑权的丧失意味着新闻人对自己的职业和专业不能负责，却又常常得为这个行业的错误担责。 第三，职业地位的丧失。先不讲什么无冕之王，以及政治、社会地位，就是在新闻组织内部，新闻人的主体地位也在不断被消解。比如美国最大的报业集团甘乃特集团经过数次的整合，许多报社编辑部不再设总编辑一职，由代表公司利益的发行人独霸天下，销售、广告和经营部门同编辑部平起平坐。这对于新闻和经营水火不容的职业理念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甚至是耻辱。 第四，新闻人丧失了职业上升通道。媒体整合的结果，是横向的技术化，而不是纵向的专业化。新闻人被要求无节制地横向拓展，而纵向则很难有上升的空间。传统上，新闻人根据资历可以升迁到管理层，而现今的公司化管理架构很难有新闻人的上升空间。以往的新闻人经过专业积累，最终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而现在所谓的全媒体记者疲于奔命，做跨平台、全媒体报道，很难有专业的积累。 这些权力和权利的丧失，极大影响到新闻人的职业身份认同。职业身份认同听起来似乎是个形而上的问题，其实体现在日常琐碎的业务操作中。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同样适用于新闻生产，有什么样的新闻编辑部，有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就必定会有什么样的记者和编辑。传播学家凯瑞（James Carey）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闻人生存在一个操作的世界里，这些行为规范不仅仅创造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创造了记者本身，记者在行为中成型和定性。简单一句话，干什么决定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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