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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至十九世纪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华帝国
塞万提斯在《唐·吉诃德》中写道：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9月8日，中欧交易所首席执行官陈晗先生在驻德使馆经商处举办的第四届沙龙上，以一名“西方涉华历史书籍”收藏爱好者的身份，借助他大量收集研究的史书中精美写实的铜版画，通过画中西方人对中国人物、建筑、风景、文化和风俗描绘的差异，为与会来宾生动讲述了明清时代西方对中国认识和心态的变化过程。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由古观今，帮助听众理清中欧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把握欧洲对华合作心态的变化，形成客观真实判断，从而更好地指导在德工作实践。现在，小编将这场历史的飨宴搬上公众平台，与大家一起踏上古老的丝绸之路，去感受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历史变迁。
第一阶段（1600-1792）
远处才觉香水芳：西方人对中华帝国的仰慕之路
早在唐代，中西双方的使者就已沿着丝绸之路进行商业和文化的交流，欧洲各国对神秘的东方古国充满了好奇。明清之际，掌握西方天文、绘画等技术的传教士开始受到中国皇帝的关注。传教士们寄回国内的书信、画册一直是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为了宣传传教的成就以获得罗马教廷的支持，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描述偏向正面，突出了中国统治者的权威、政治的开明和当局统治下的社会哲学。许多未去过中国的西方作者，以这些资料编著了一系列介绍中国的书籍（以基歇尔《中国图说》和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为代表），来满足万里之外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好奇心。
《中国图说》 Athanasius Kircher（阿塔纳修斯·基歇尔）-1667年
《中华帝国全志》-Jean-Baptiste Du Halde（杜赫德）-1741年德文版
随后，在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利益的刺激下，欧洲人开始寻求与中国直接通商的机会。例如，康熙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派出使团前往中国。与传教士的积极描述不同，不以传教为目的的商业使团成员深入中国内陆，深入观察山川物产、城市建筑、社会百态等，获得了第一手的客观资料，通过文字和插图以“陌生人”的视角为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提供了第一手素材（以尼奥霍夫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访华纪实》为代表）。一直到乾隆末年的马戛尔尼访华为止，关于中国资料的稀缺和当时中华国力相对于西方的强盛，使得欧洲人对中华帝国的仰慕一直处于主流地位。
《荷兰东印度公司访华纪实》扉页画：威严与微笑的顺治皇帝
公元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交流由以宗教传播为主导扩展到了思想、文化层面。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和欧洲的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人的锐意进取，推动了东风西渐及中学西传，在欧洲出现了从十七世纪晚期到十八世纪中叶约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热”。
莱布尼茨在对中国和欧洲的思想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后这样评论：“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一大觉醒。”“如果说我们在工艺技术方面与中国并驾齐驱，在思辨科学方面我们走在中国前面，那么在实用哲学、道德戒律和适用于现世生活的政治方面，中国肯定超过我们。”
十七世纪下半叶，以法国为中心对中国哲学、政治、经济、宗教乃至文学艺术诸领域的研究以一种视觉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称为“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风”根植于西方审美意识，是欧洲对中国风格的想象性诠释，展现了东方异域风情及一个似是而非的欧洲风味的中国，体现了东西方文化思想内涵与审美品味上的差异，是欧洲人表现其东方理想国的手段与精神寄托。
18世纪德国迈森中国风瓷盆（德累斯顿茨温格宫瓷器厅）
此盒是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制造的中国风古董漆盒，黑漆底面金色髹漆，盒面上描绘了中国风情的亭台楼阁、装饰华丽的各式帆船及摇曳生辉的垂柳，黑漆反衬金光，美轮美奂，彰显了当时欧洲的中国风尚及对中华文化的景仰。
第二阶段（1792-1840）
梦境与真实——中华天朝与欧洲的平视
公元1793年清乾隆末年，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英国派使节访华，这是中西方交流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外交活动之一。《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近期英使来华使节日志》等书籍详细记录了英使在华经历，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不仅以西方人的目光对大清帝国盛世时代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全面审视和细致入微的观察，更有完整的航海日志及对沿途国家与地区的社会风貌甚至动植物种类的考察记录。该书对近代中国形象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曾风靡整个西方国家，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乔治·伦纳德·斯当东男爵-1799年
在这些描绘中国文化典籍的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满怀憧憬地来到这片土地。他们最初是怀揣着对东方帝国的好奇心来探访中国，或多或少也有着某种想象，以为遍地黄金的东方土地必定会为他们带来荣耀与财富。当他们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确实感到了震撼。中国辽阔的幅员，丰富的资源，奢华壮观的建筑，如诗如画的风景都让他们迷醉。但逐渐他们发现，在这片天堂般的土地上，百姓的生活却如在地狱。没落腐朽的封建统治，猛于虎的官府盘剥，大帝国的固步自封，破败衰朽的农耕经济，这些都让西方来客对中国这片土地有了更新的认识。中国当时的农耕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巅峰，与同时期欧洲国家相比，发展资本主义最需要的原料、市场、劳动力和资金，中国都远比英国多得多，然而因为不重视科技，盲目自大，依旧活在天朝的迷梦里，闭目塞听，同时不承认平等外交，自绝于世界潮流，注定了之后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 北京城西门外的景象
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由盛转衰，但借着乾隆王朝的余晖，此时中国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仍然沉浸在一片富足祥和的气氛中，所有的内忧外患都还没有露出迹象。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则试图更为深入地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与习俗，希望从中寻得打开中国这片广大市场的钥匙。但由于乾隆皇帝以来一直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十分不通畅，因此十九世纪初西方关于中国最近的第一手图像资料主要只有两个来源：一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威廉·亚历山大及其他几名随团画师绘制的大批图画；二是从广东等地销往西方的中国外销画，以梅森少校整理出版的《中国服饰与中国刑罚》为代表。十九世纪初的其他西方人在对中国进行研究后，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观念，并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从1800年至1840年的这段时间可以算作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过渡期，并没有产生太多的新题材，更多的是借用已有的有限元素，加入自身认识后表现出与原作不一样的感觉，从中亦可窥见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态度由仰慕到平视潜移默化的转变。
《中国服饰与中国刑罚》-英国梅森少校-1800年 此时西方描写中国的书籍多以纪实为主
第三部分（1840-1900）
残酷的现实——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掠夺和鄙视
当英军炮舰接近中国海岸时，清政府仍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丝毫不把英军放在眼里。但战争是残酷而现实的，大刀长矛完全无法抵抗坚船利炮，虎门、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吴淞、镇江相继沦陷，清政府于1842年被迫签署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陈腐的封建主义不敌新兴的资本主义，落后的农耕文明败给了先进的工业文明。
与此同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也在发生着悄然改变。当启蒙主义传播的“东方理想国”成为资本主义压榨利益的对象后，它就不能再是完美无缺的了。中国必须被塑造为富裕但落后、丰饶但愚昧的形象，如此才更能激起西方民众掠夺中国的欲望。于是，在这一阶段的西方图像资料中，我们经常看到对中国毫不留情的鄙视。欧洲的大型画报中，一边宣扬西方对华侵略战争连战连胜，一边将中国描绘得不堪一击，并加以一些讽刺性的配图。
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军攻陷北京朝阳门 《法国画报》
《Punch》讽刺漫画：清朝跪地向英国女神献上赔款
经历过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败得自然、忘得自然，仿佛又一次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夷狄骚扰，全国上下对于战败的伤痛与悲哀有限，依旧沉迷于“天朝上国”的想象之中，狭隘而荒唐地看待西方的强大。而与此同时，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则一落千丈。
1858年《伦敦新闻画报》：英士兵抓住清朝人长辫子戏耍的幻灯片
《Punch》杂志：英国狮与高卢鸡狩猎中国龙
纵观17到19世纪的历史，中国和西方在这300年间命运的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人对中国由仰慕到平视再到鄙视的认识变化过程，也正是中国社会由盛到衰的过程，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深思。
站在双边合作的角度以古观今，西方国家对华交流合作自始至终都在遵守“利益优先”原则。百年前以坚船利炮炸开中国大门，是为倾销其商品攫取最大利益；如今在市场开放问题上一再向我施压，同时自身却违背一贯高举的自由市场经济大旗，不断收紧对外经济政策。欧盟在贸易保护措施中引入市场扭曲概念，德国修改《对外经济条例》强化政府对外国投资干预手段等均可证明，西方国家部分人士依旧希望中国继续作为其产品销售市场，最大程度从中国获取利益而无法平等看待对华合作。认识历史，把握现在，希望广大参与到中德、中欧合作的人士能够客观认识合作性质，正确判断合作方的心态和目的，通过推动平等互利的合作，把双边合作始终贯彻在正确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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