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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机员访谈：
我是以轨道操作员身份入行的，在正式成为掌机之前，我推了十多年的轨道。在这期间，我慢慢学会了一些斯坦尼康的工作，做轨道操作工作的时候，我近水楼台地跟着一些摄影大师学到不少知识。比如，在推轨的时候，我会知道摄影师想要拍到什么，这项工作让我学着观察演员，然后所有的动作和意识会变得同步起来。摄影机不应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出色的镜头运动，是让人在察觉不到的同时又很富有感染力，当然，在静态的画面构图上也是一样的。
我本人就是在不断变动的环境下长大的，我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在5个不同地方上过11所学校了。我对镜头运动和斯坦尼康一直很感兴趣，在一个运动的镜头里，镜头和物体的关系，以及镜头和背景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听起来很小儿科，但是不注意这些关系，画面构图和焦点就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线性运动比交错运动让我容易接受，后者很容易给我造成困惑。
A机掌机在拍摄中的职责就是确认机器摆放位置和是否变焦，在与伍迪·艾伦和斯托拉罗拍摄《咖啡公社》的时候，我试着在我的双重身份——摄像机操作和斯坦尼康操作中找到镜头的统一和平衡。如果我事先知道某一场用轨道拍摄开头，后面换成斯坦尼康或其他什么拍摄方式，那么我要在拍摄手法上，让这个镜头在风格和感觉上统一起来。
《咖啡公社》是广角运用的典范，我们用到最多的是18和21mm COOKE S4。广角镜头可以让你的眼睛参与到画面内外的“旅程”，而不是呈现给你通过特写镜头剪接而来的生活。长焦镜头会让画面扁平化，会牺牲掉很多信息，让观众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一点上，这样就意思不大了。
伍迪作为导演，他对无用的戏份丝毫不感兴趣，他在这方面不会浪费时间，他对摄影机的调度也很少参与，所以当他和斯托拉罗说话的时候，我总会让在他们旁边的剧组人员保持安静，让他们能商量出结果，我也会仔细留意他们说的细节，这样就不用他们再给我重复一遍整个的讨论。伍迪在场面调度上非常杰出，比如，他不会让两个演员同时坐在离镜头很近的位置，相比之下他会选择让其中一个演员在镜头前表演，另一个安置在离镜头很远的背景处，然后两个人对戏。这会使表演更有张力，配上斯托拉罗的光和镜头角度，加强画面的景深。导演和摄影指导的两人合作非常有效，摄影指导斯托拉罗制造了一个灵活的表演区域，而伍迪则可以让一系列表演在一个镜头中完成。
我第一次见到斯托拉罗是在洛杉矶的Panavision好莱坞分公司，那时我们正在准备彩排。看到他我有些紧张，他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然后开始陈述他的构思。他给我们列举了一些艺术大师，如米开朗基罗。我想起几周前写邮件问过西蒙（Simone，斯托拉罗过去的摄影助理）该以什么画幅拍摄。他回答我：“图像一体化”（Univisium）。希望你喜欢！”，特地用了叹号。我之前从没接触过那样的画幅。而斯托拉罗则向我解释说，就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一样，这么解释真是太生动了。
《最后的晚餐》（1495-98）
我敢说斯托拉罗和伍迪很快就爱上了数字技术，我觉得伍迪更乐于看到显示在监视器上的清晰画面，相比较在胶片时代看了那么久那种闪烁不定的老带子的画面来说，想必没有人会不感激数字带来的便利。
拍摄的时候，伍迪和斯托拉罗一般都在我旁边，斯托拉罗总是很在意导演是否处于舒适的工作状态。所以他在第一天拍摄就立下了要求：“我会在摄影机的一侧，伍迪在另一侧，在导演的走动范围里，不许出现电缆这样的东西。”毋庸置疑，斯托拉罗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剧组电缆应当整洁的规范，不能挡路，我很赞同这一点，在狭窄的拍摄地，电缆很容易绊倒工作人员，有效的管理拍摄现场非常重要，而这也能保证导演在现场工作时轻松愉快的心情，但很多情况下大家都不太重视这些细节。斯托拉罗以人为本的工作态度还不止于此，因此我很欣赏他。他经常在现场提醒大家集中精神，在自己工作做好的同时也要注重部门间的合作，这让大家都会对他人的工作抱有崇敬的心态。
当然，与任何摄影指导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他都会先试探你一个星期。所以，我尽量满足了他提出的所有要求，然后我也觉得他很早就认同了我的工作。杀青后，斯托拉罗评价我是“摄影机画家”。这对我来说是至高评价。在斯托拉罗眼里，这部片子里有三个画家：伍迪艾伦是文字画家，掌机是摄影机画家，最后是独一无二的斯托拉罗光影画家。
DIT：西蒙内 达尔冈杰罗（SIMONE D’ARCANGELO）
我在《咖啡公社》中的职位是DIT，我从入行起，就与斯托拉罗一起工作了。我是他的学生，2006年我作了他的第二摄影助理和胶片安装员，之后数字摄影机开始投入使用，我成为意大利第一批DIT人员之一，可以说我是胶片员出身的DIT。
《咖啡公社》使用了SONY F65，因为斯托拉罗希望能拍4K、16bit。这部机器虽说是4K机，但可以拍出8K的效果，这点非常重要，它的色彩空间也较为广。
在调色前，我和调色师Anthony Rafael做了一些测试，先确定大体风格。影片中不同场景、镜头我都套用了这个风格，我将其上传到我的DIT工作站上。
程序是这样的：我们将4K、16bit、RAW格式拷贝到索尼存储卡上，同时通过HD-SDI将S-LOG3 CINE上传到我的DIT工作站。这样LUT就自然套用到了斯托拉罗和伍迪的现场监视器上。我们也使用了Pomfort Silverstack管理数据，用MD5校验数据。
我的设备包含一个索尼BVME 250，备有索尼 SPSLOG的LEADER 5333，LUTHER和SDI，以及IO硬盘----但是重量很轻，便于携带。监视器员负责为斯托拉罗和伍迪进行回放。第二摄影助理负责将摄影机上的存储卡取下归档，就像是传统的胶片员一样，他会用Silverstack将数据下载再上传至24TB阵列。他也负责图像的检查，做一些图像采集的工作，最后我们会把存储卡人工运送到Technicolor后期调色公司。
斯托拉罗的工作方式很独特，他喜欢坐在离现场很近的位置观看他17寸的索尼PVM OLED监视器。他会分别用PRESTON无线控制器和调光器控制光圈和亮度。伍迪艾伦有他自己的25寸索尼 PVM监视器，同样放置在离演员很近的位置，这是他们两人的风格。他们不喜欢呆在监视器棚中工作。每天拍摄前我们都为他们准备工作台。斯托拉罗比较细心，他会告知你如何布置工作区域，他为他自己和伍迪在表演区附近留了一个相当舒服的位置。
我要感谢Chris Konash，潘那维申的工程师，在筹备的时候为我们建立了F65数字工作流程。F65很给力，工作流程也很简单。我觉得它拍出来的画面是我见到过最清晰的了，这台机器跟我们磨合得相当好，在整个影片制作过程中，它的软件系统也显得非常成熟。
斯托拉罗要求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做一些记录，以便日后可对机器加以改善。我们统一认为需要一个配备雷电口或更快数据下载速度的工作站。我们现有的工作站是MAC PROS，带PROMISE阵列、索尼 SR-D1 USB 3.0和SR-PC4 10 GBE。
安东尼负责每日样片和DI的调色，每天我都会把斯托拉罗的要求发邮件给他，附件中还有色板和16bitTIFF格式的单帧。有时候我和斯托拉罗直接在达芬奇上将片段进行调色，然后再向安东尼展示斯托拉罗的意图。达芬奇非常好上手，Livegrade比较适合初级调色，自带色板，可以直接在现场监视器上套用色彩。
我们的斯坦尼康上配备的是索尼 F55摄影机，工作流程没太大差别，只是数据比特率只有F65的一半，F55和F65两个机器效果差不多，但是在高对比度的要求下，斯托拉罗还是发觉了差异，最后还是选择了F65。
在胶片过渡到数字时代的新篇章中，能与像斯托拉罗和伍迪这样的传奇人物合作，实为我莫大的荣幸。我一直认为一切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相较以前有些小小不言的不同，但如果有心的话，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我相信斯托拉罗和伍迪对新系统颇为适应。而我则是尽量在新系统中为他们建立一个他们熟悉的工作流程。就像斯托拉罗说的，这就是进步。我们不能左右这个时代的前进，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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