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皇帝及太后一向信奉佛教，认为凉州感通寺塔是一座护国安民的宝塔，于是在乾顺天祐民安四年（1094年），由皇帝、皇太后发愿，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重修了感通塔及寺庙。第二年完工后立碑赞庆。这一年正是乾顺诞生十周年，兴办了一次非常大的佛事活动，也许是为了给十周岁的皇帝祈福，将唐代大云寺更名为护国寺，立碑名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夏碑）。在碑文中歌颂了皇帝、太后，对重修的感通塔和寺庙进行了赞庆：
五色祥云，朝朝盈着金光飞，三世诸佛，夜夜必绕圣灯现。一节完毕，就地得道心踊喜；七级悉察,福智俱得到佛宫。天下黑头，苦乐二种可求福；地上赤面，力俱负之是柱跟。十八地狱，受罪众生得解脱；四十九种，乐安慈氏爱遍至。三界昏暗，智灯一举皆见显；众生乐海，更作慧桥悉渡运。圣宫造化，功德广大以前无；宝塔修成，善因圆满泽量高。人身不珍，潮湿如浮泡芭焦；人命无常，瞬间如秋露夏花。施舍殊妙，三轮体空义悉解；志念坚固，二边不执证彼岸。愿王座坚秘，如东方修竹永生长；御意旺盛，如银白金海常盈涨。作作有利，有意有力常获利；算算因熟，供佛供法求具得，风雨时降，宝谷永成，地境安靖，民庶乐安，法义深广，意性不大，词才转实，智人勿嫌正行邪行。前石刻写灵业记，善名善名，后人瞻仰永传说。（西夏文翻译）
西夏碑
清嘉庆九年（1804年），著名金石学家张澍先生，同友人到凉州大云寺游览，在寺内无意中发现一座被砖封闭几百年的古亭。人们都说：这个古亭不能打开，否则，将会给凉州带来莫大的灾难。张澍先生不相信这些谣言鬼骗，三番五次来到寺中，说服僧人，并强行让家丁打开了碑亭，发现了这件稀世珍宝——西夏碑。此碑后移置文庙，即今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保存。
西夏碑，本名《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碑高26米，宽1米，厚03米。碑首呈半圆形，两面正中用汉文和西夏文篆额，边阴刻对称的伎乐舞女，翩翩起舞，动作优美，造型准确；舞女胸和手腕上有饰物，赤露上身、双脚，下着长裙，面形肌肉丰满，吸收了敦煌飞天的艺术特点。碑身的两边呈杀角，边上刻忍冬纹。碑一面为西夏文，共28行，满行65字。西夏文是一种被人们遗忘了的语言文字，无法辨认，当时被称为“天书”。但碑的阳面为汉文，共26行，满行76字。张澍先生见碑阳文末尾有“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建”落款，“天祐民安”为西夏年号，遂判定此碑为西夏碑文，因此，人们以后称之为西夏碑。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以党项羌为首共同创建的一个少数民族国家。十一世纪初，在我国西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的大部，陕西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毗连的广大幅员上，出现了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国家政权——大夏国。因其在宋、辽之西，故历史上称之为西夏。西夏王朝有国190年，即公元1038—1227年，开国皇帝李元昊，采取一系列措施完成了建国大业，定国都于宁夏银川。在创建国家的同时，为了巩固民族语言，增强民族意识，便命大臣野利仁荣创造了自已国家流通的语言文字，即西夏文。由于这种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的，因此，看起来和汉字十分相似，也是方块字，横平竖直，粗看都认识，仔细一看，却无一字可识。西夏文的书体形成和汉字一样，有真、草、隶、篆。西夏碑额用西夏文篆体书写，是现存西夏文篆书的唯一实物资料。碑文内容由西夏文字的楷书字书写而成，共1800多字。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夏文自西夏灭亡之后。逐渐成为一种死文字。自十九世纪末开始被重新认识以后，西夏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随着大批西夏文资料的出土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夏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学术界虽对西夏文及文献曾有过研究和介绍，但直到今天为止，史学界一些专家还把这种文字及文献的研究称之为“一门绝学”。
西夏碑坐落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武威，是西夏崇宗乾顺于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所立碑文以主要篇幅记录了当时重修凉州感通塔的缘起和经过。因为它内容所涉颇广，关系到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方面的史实，所以为国内外专家所重视，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碑两面碑文，两者内容虽然大体相同，但西夏文部分另具特色，所以对此碑的西夏文翻译，也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极大关注。自碑文拓片传世以来，法国人德维利亚于1898年也考定碑文为西夏文，到1908年我国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遗址发现西夏文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后，才知道它的构造，文字和字义。首先把西夏文译成汉文的是罗福成，他在1923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上，全文发表了西夏碑的汉文和西夏文以及他把西夏文译成的汉文。1964年日本西田龙雄在其所著的《西夏语之研究》（上卷）中，重新翻译碑上之西夏文，补充校正罗氏译文的多处。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通过核对此碑的几种拓本，并核定原碑，经过进一步的考证研究，在《西北史地》发表了《凉州感应塔碑西夏文校译补正》，对西夏文中的一些较为重要之处做了重新译证，使译释碑文更准确，更全面。西夏碑是迄今所见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西夏文字研究上，碑铭在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土地制度、帝后尊号、纪年、官制以及当时民族关系，佛教盛况等方面，都是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读西夏《颂师典》
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国，蕃人国中用蕃文。东方低地汉人国，汉人国中用汉文。各有语言各珍爱，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国野利贤夫子，文星照耀东和西。选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太空之下读已书，礼仪道德自树立。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头。大陆事务自主宰，行政官员共协力。未曾听任中原管，汉人被我来降服。皇族续续不间断，弥药儒言代代传。诸司次第官员中，要数弥药人最多。请君由此三思忖，谁能道尽夫子功？
这首诗颂扬了西夏文字的创制者。“中国”与“弥药”同出一源，相互交往多有涉及，可将它当作夏汉交流的史诗来读。读这首诗要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理解：
一是中华民族血脉相通的亲和力，党项羌族虽欲自立自强，但始终以自己为中华民族之一员而骄傲，“蕃汉弥人”是指吐蕃、汉、党项三个民族。
二是对夏汉文字皆表示尊重，以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三是对夏文字创始人野利氏的赞颂。关于夏文字的创始，史载不一：《辽史·西夏外记》载：继迁“子德明，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一金鉴诀》、《野战歌》，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而《宋史·夏国传上》则云：“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而此诗乃夏人自赞野利之功，可见《辽史》所载不确，《宋史》较为可靠。
四是选招弟子读书事，元昊始建“蕃学”与“汉学”时，二者并重，而且无在读人数记载。传至四世乾顺又将汉学作为“国学”，但仅“设弟子员三百”，
五世仁孝又将“国学”弟子“增至三千”。此诗所谓“选招弟子三千七”当指仁孝在位时事，说明此诗作成至少在仁孝在位或以后。五是颂扬西夏的强大，党项羌人先属吐蕃，后属中原，而诗中对二者皆言“降服”，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和称霸中国的英雄气概。
六是称赞民族人才读尽天下书的好学精神，同时也表达对儒学的信仰尊崇和弥药人才辈出的自豪。
西夏碑铭
巍巍宝塔，肇基阿育。以因缘故，兴无量福。奉安舍利，庄严具足。历载逾千，废置莫录。西凉称制，王曰张轨。营治宫室，适当遗址。天赐嗣世，灵瑞数起。应感既彰，塔复宫毁。大夏开基，奄有凉土。塔之祥异,不可悉数。尝闻欹仄，神助风雨。每自正焉，得未曾睹。
先后临朝，羌犯凉境。亦有雷电，暴作昏瞑。灯现煌煌，炳灵彰圣。寇戎骇异，收迹潜屏。南服不庭，乘舆再讨。前命星使，恭有祈祷。我武既扬，果闻捷报。盖资冥祐，助乎有道。况属前冬，壬申岁直。武威地震，塔有震仄。凌云势挠，欲治工亿。龙天护持，何假人力。
二圣钦崇，再诏营治。圬者遗者，罔有不备。五彩复焕，金碧增丽。旧物惟新，所谓胜利。我后我皇，累叶重光。虔奉竺典，必恭必庄。诚因内积，胜果外彰。觉皇妙荫，万寿无疆。
西夏文翻译的《夏国赋》
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母亲阿妈起族源，银白肚子金乳房，取姓嵬名俊裔传。繁裔崛出弥瑟逢，出生就有两颗牙，长大簇立十次功，七骑护送当国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