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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汉对照西夏碑铭》手卷简介 严复恩     西夏碑，汉碑名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西夏碑名为《敕感通塔寺之碑铭》，现存于武威西夏博物馆。此碑是西夏崇宗乾顺于天佑五年（1094年）所立，碑的一面用汉文记载，一面用西夏文记载。碑文以主要篇幅记录了当时重修凉州感通塔寺的缘起和经过。因为它内容涉及颇广，关系到西夏社会的政治、经济、土地制度、文化、民族、官制等多方面的史实，它是迄今所知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块西夏文碑刻，所以为国内外西夏学者所重视。此碑两面记述的内容虽然大致相同，但汉碑文和西夏碑文实属两篇不同作者、不同风格的碑记，西夏文部分另具特色，所以对此碑西夏文的翻译，也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极大关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先生在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核对此碑的几种拓本，并核定原碑，经过进一步的考证研究，在《西北史地》上发表了《凉州感应塔碑西夏文校译补正》，对西夏文中的一些较为重要之处做了重新译证，使碑文译释更准确，更全面，成为目前大多数书籍所引用的西夏碑汉译文范本。但本人在工作之余。花近三年的时间反复对西夏碑拓片，与《武威金石书画录》中所录的西夏碑文等许多资料进行对比较正，逐字从李范文先生的《夏汉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等资料中查对，并按原来碑文自然断句格式，重新认真核对抄录，共1827字。并对此碑作了直译，基本做到了西夏文与汉文一一对应，便于爱好西夏文字的同仁及其他人了解西夏文字的构造、字形、字意和一些简单的语法规律和碑文记述的内容，本人用小楷书写这份手卷（手卷长780厘米，宽60厘米），也成为国内第一个对西夏碑文直译并书写的手卷。同时，也让我们了解西夏时期凉州感通塔寺兴衰演变的历史过程和重修塔寺后塔寺的庄严辉煌，研究西夏时期的社会经济、土地制度、官制、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国名、帝后尊号、佛教盛况等。当然，错误纰漏难免会百出，企望专家、学者及同仁批评指正。 武威西夏碑简介 武威西夏碑现藏于甘肃武威市西夏博物馆的石刻陈列室，全名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有的写‘应’）塔碑”，碑身高2．5米，宽0．9米，厚0．3米，两面刻文。正面以西夏文篆字题名“敕感通塔寺之碑铭”，也叫“天佑民安”或“西夏碑”。清嘉庆九年被武威人、甘肃著名学者张澍所发现，护国寺感通塔碑由于发现时间最早、保存的西夏文字数量最多、记录的内容最完整，是迄今所见最大、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最有价值的西夏碑刻。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现存在甘肃省武威市西夏博物馆里。 甘肃武威，古称凉州，东临兰州，西通金昌，为河西走廊东端的咽喉。因汉元狩二年(前121)大将霍去病出征河西，西击匈奴大获全胜，以彰其“武功军威”而得名。是丝绸之路自东向西进入河西走廊后的第一大站。这座古城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最初由匈奴所筑，名盖臧，汉代讹称姑臧。元狩二年设武威郡。唐景云初年(710)置河西节度使于此。唐朝“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这里河渠纵横，阡陌相连，素有“塞北江南”之称，又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谣。护国寺感通塔碑于西夏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立，高2.5米，宽0.9米，厚30厘米。碑身呈半圆形，边呈杀角，四周刻忍冬花纹。两面撰文，正面刻西夏文，背刻汉译文。碑首西夏文篆字题额为“敕感通塔寺之碑铭”。护国寺感通塔碑两侧各有线刻伎乐菩萨，袒胸系裙作舞蹈飞翔状。正文为西夏文楷书，二十八行，每行六十五字。碑座束腰，矩形，四角削成斜坡状，边沿杀角，大体似龟形，上刻花纹，是中**存最大最完好的西夏文碑。另一面刻汉文，小篆题名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正文为汉字楷书，计二十九行，每行七十字。碑文四周有线刻卷草纹。碑头题名两侧各有一身线刻伎乐菩萨，作翩翩起舞状。题名上端刻云头宝盖。西夏碑文通篇记载着一个神奇的故事，大意是：凉州护国寺内有一座7层的佛塔，是阿育王以“奉安舍利”而建的8万4千座佛塔中的一座，后来因年久失修大面毁坏。至前凉(公元314-376年)时，前凉王张轨修宫殿正在此塔旧址之上。到张天锡时宫中多显“灵端”，张天锡即毁宫复塔。至西夏占领凉州、该塔仍完好无损，而且“灵应”更多。天祜民安三年(公元1092年)冬，凉州发生大地震，佛塔被震倾斜，正要派人维修时，竟又自行恢复了原状。于。为了旌表佛塔的“灵应”，西夏皇太后和皇帝祟宗李乾顺诏命重修此塔并进行修建装饰。天祜民安五年竣工后，遂立碑纪功，颂扬佛的灵应和西夏统治者的功德。 西夏文字简介 西夏文字是中国古代西夏党项羌族使用的文字。11世纪西夏主李元昊称帝，在广运三年(1036)颁布西夏文，并命野利仁荣加以演绎，曾在西夏境内与汉文同时流行。西夏国灭亡(1227)后，西夏党项后裔仍有人使用。元代居庸关刻石和明代中叶保定出土的石幢上有西夏文，距创始时已有500余年。此后逐渐湮没，成为一种死文字。 西夏文创制前，西夏境内，很早就有大量汉人居住，汉文已成为通行文字。党项族所建夏州政权和宋朝往来文书都使用汉文。元昊本人就通晓汉文。西夏创造文字时借鉴汉字笔画构造，而不袭用现成的汉字，尽量避免与汉字雷同，但与汉字不同，笔划繁多，因而使所造出的西夏字无一与汉字相同。然而它无论在造字韵原则上、在文字的结构上，乃至于具体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书写规则方面，都未能脱出汉字的影响，每字由一块或数小块组成，一般分上、中、左、右、下等块，各块都有含意。以致使人乍一看到西夏字，便觉得好象是汉文。 西夏文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字体有草、篆、隶、楷等。字体的构成，多采用汉字的会意法，也有和汉字相同的以类相从法，有的则直接借用汉字。西夏文结构和汉字一样，以偏旁、部首组合而成。党项人论述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时也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西夏语有它独特的语法结构。在句子中，谓语动词往往位于末尾，宾语则放在动词的前面，而形容词有时则放在名词之前，有时则置于名词之后。经过国内外学者近八十年的研究，对西夏语言的规律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很多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西夏文辞典字书如《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圣立义海》、《义同一类》、《五音切韵》、《杂字》以及李范文编著的《夏汉字典》等数种。 西夏文献涵盖了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文学、宗教、法律、文物、文献等方面的综合知识，它与敦煌学相交叉，又往往涉及到印刷术、天文历法、医学、建筑、纺织等。但至今西夏的真容大半还掩埋在西夏古文中。 西夏文作为党项族的民族文字一直延用到这个民族的消亡，中间没有另造其他文字，不象契丹。女真那样造出大字后又造小字，说明西夏文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发生大的困难。这也可能是西夏语同汉语一样同属单音节词根语的缘故。在当时，这种语言用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的文字来记录是比较合适的。西夏字和汉字性质的相同和形式的相近，表明了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作为两个民族的文字来看，也可以说是兄弟的关系。 破译西夏文字之谜 作者:史金波 一个多世纪前，人们对西夏文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死去的文字存世极少，偶尔有所发现，国内外专家见到也大惑不解，莫名其妙。至今全中国能破解其意的不足10人。本文作者将带领我们去领略这些“天书”蕴含的无穷奥秘…… 在宋朝时期，中国西北部有一个重要的西夏王朝（1038～1227年），自称大夏国，少数民族党项羌是其主体民族，前期与北宋、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鼎立。由于关于西夏的汉文史料极度匮乏，使后世研究西夏史的专家们深感困难。 西夏经历十代帝王，最后亡于蒙古。党项羌在元代被称为唐兀，属色目人，经明、清而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其文字随之死亡，文献典籍渐被湮没，西夏历史文化更加模糊不清，后人称之为神秘的王朝。而破译“死亡”的西夏文字就成了研究神秘西夏历史的关键所在。 神秘文字初露端倪 北京市北郊著名的居庸关下，有一座用汉白玉石砌成的精美云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台座下部有南北向拱券，门洞宽6米多，可通车马。这里是过去北京通往北部的通衢大道。云台门洞内壁也由巨石砌成，上镌刻6种文字，布列两壁，形态各异，书法不同。内容为佛经及《造塔功德记》，为元末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所修建。其中早已知晓的有梵文、汉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还有一种文字谁也不知为何种文字。 这种未知的文字在1870年被英国人伟烈（A.Wylia）考定是12世纪金朝创制的“女真文字”。12年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Deveria）判定此种文字不是女真文，因为它与已知河南开封宴台碑的女真文不同，怀疑它可能是西夏文。又过了13年，他再次撰文论述这种文字为西夏文，但仍难决断。为考证这种未知文字是何文种，英、法学者竟打了近20多年的笔墨官司。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已能识别出西夏文。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字介侯)，于嘉庆甲子年(1804年)在家乡武威养病。一日与友人共游清应寺。寺内有碑亭，前后砌砖，封闭已久。当地传闻，若启封则有风雹之灾。张澍求知心切，请和尚拆封，再三要求不得准允。最后张澍提出如有灾祸，愿意自己承担，才被允许。拆开碑亭砌封砖后，见一高碑，上面所刻文字体形方整，乍一看，好像都能认识，细看则无一字可识。碑的另一面刻有汉文，其中有建碑年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戍十五年戊子建"。"天佑民安"是西夏年号，张澍以此断定碑前所刻不识文字为西夏国字。这通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 张澍的这一偶然发现不仅使这一重要文物重现于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开始又为世人所知。可以说张澍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于l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中刊出。然而张澍的重要发现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英、法学者在反复讨论时，早有张澍的现成答案。法国学者德维利亚直至1898年考证了《凉州碑》后，在《西夏国字研究》一文中，才确认这种文字就是西夏文。而这时上距张澍发现《凉州碑》已近一个世纪。 黑水城的重大发现 20世纪中国在历史文献方面有几次重大发现，这些发现使人文科学很多重要领域有了重大突破，如殷墟甲骨、敦煌石室文书和大量简牍的发现。然而还有一项重大发现应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那就是上世纪初在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的珍贵西夏文书。 黑水城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是西夏始建、地处荒漠中的死城，“额济纳”即西夏语“黑水”的意思。神秘的黑水城对近代探险者有极大的魅力。传说一位古代黑将军在这里英勇守城，并于就义前埋藏了大量金银珠宝。掘获珍宝的愿望使一些西方探险者对此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朝末期****，列强入侵，当时不少西方探险队来到中国。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受沙皇指派，率队来中国北部考察，其主要目标就是黑水城。考察队在这里翻找挖掘，找到了一些文物、文献，寄运回当时的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便离开了黑水城。俄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尽管还无法认识文献中的西夏文字，但他们推测出这种文献可能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并指令考察队回到黑水城。1909年6月，科兹洛夫又率领考察队进入黑水城遗址。奇迹终于出现了。考察队员打开了西城外的一座佛塔，塔内从上部到基座摞满了大量的文物、文献，他们似乎找到了一座古代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这些意外发现的珍宝被运到圣彼得堡，现分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爱尔米塔什博物馆。 本文来自：http://tieba.baidu.com/p/1762793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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