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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厦 石厦村位于福田区南部，深圳城市中心区较繁华的地段，南邻深圳湾。在福田区原有的十五个行政村中，石厦村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村庄。一是不同于大多数村落的单一姓氏，石厦村是多姓氏聚居村，但与其它多姓氏聚居村不同，它既是多姓氏，而又有祠堂，并且有一个各姓氏共同的祠堂，全村人团结和睦，亲如一家；二是以养蚝为主业，农田极少，而蚝田大多在深圳湾南岸香港一侧，所以石厦村与香港的关系也相对较密切。 村名溯源 石厦，明代建村。因处 石头村之下而得名石下，后演变为石厦。元末明初，在现在福田区南部深圳湾畔，有一处隆起的浅丘地带，人称“打锡岭”。因渔产丰富，临近县乡的渔民经常来这里打鱼。后来一些老渔民在岸边建房居住，久而久之成为一个小村落。此即石厦的最初发源地。到明朝中叶，两个较大家族：赵氏和潘氏携妻儿来到这里。至明朝洪武年间，石厦的八大姓氏雏形基本完成。相比大多由一姓发家，聚族而居的客家围屋或村，石厦则成了一个特例。 石厦村赵氏宗祠。 雍乾时期，八姓杂居、人心不齐的石厦犹如一盘散沙，无力抵抗外人。严峻形势下，石厦旧围、上旧围、新屋三个村的八姓村民联合了起来，“众孚”由此而生。在石厦村里，“众孚”的痕迹很多，众孚学校、众孚大厦、众孚……这两个含义晦涩的字已然成为石厦村的别称。 “众孚”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原来，香港设有一个石厦村民的老乡组织，名为“众孚堂”，这个组织号称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当地人解释说，“众孚”是团结一心的意思。 姓氏来源 石厦村一带处于深圳湾与深圳河的交汇处，海水咸淡适中，鱼产丰富，元末明初时邻近乡县的渔民多来此打鱼。而打锡岭正在岸边，地势稍高而背风，自然成为渔民歇脚之地。渔民们把船停泊于此，上岸补充淡水，购买食物，或维修船只，形成了一个共用的基地。 一些老年渔民不能下海了，把渔船交给儿女，自己就在这里建房居住，以便与儿女之间可以互相照应。久而久之，竟形成了一个小小村落。这些渔民都来自四面八方，姓氏各异，主要有张、李、龙、岑、陈五姓。虽形似村落，但并无村名。直到后来人们又在附近建起了新的围村，才把这里称为“旧围”，以示区别。 到明朝中叶，又有两个较大的家族先后来到这里，对石厦村的最终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一个是赵氏家族。首先是赵福善携同妻子和文旭、养石、怀卜三个儿子，从东莞来到石厦。 赵姓进入南粤地区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至秦朝。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侵，大批赵姓人口，又跟随南宋朝廷沿东南沿海南撤，来到福建、广东。 这时旧围已经形成，打锡岭本为山地，发展受限。赵姓便在现在杨侯庙至石厦炮楼一带建房居住，形成一个新的自然村，因在旧围以北，故称“上旧围”。 潘氏宗祠 明朝初年，一个叫做潘英甲的人从东莞学前迁移至宝安福永怀德村创基立业，成为宝安潘氏一世祖。大约到了宣德年间，五世祖潘观察携妻儿从福永怀德来到石厦，在旧围西面建房定居。因建筑年代晚于旧围和上旧围，被称为“新屋”，这就是石厦的第三个自然村。 同期，已经在明朝洪武乙卯年，即公元1375年定居到沙尾村的莫氏的一个分支也迁来石厦。至此，石厦村三个自然村和八大姓氏的雏形基本形成。 赵氏与宋皇室 石厦村赵氏的来头很大，据石厦村志记载，石厦赵氏是宋朝皇室后裔。 南宋末年，蒙古军队大举南侵，攻占南宋首府临安(今杭州)。危急关头，石厦赵氏先祖在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护送下沿东南沿海南撤，来到福建、广东一带隐居民间。后来的崖门海战，又有大量赵氏后人散落在新会周边— 如今的珠三角各地。 赵氏宗祠内的供奉牌位，赵文旭公，养石公，怀卜公，三人为石厦村的开村鼻祖，牌位最大最靠前。 到了明朝前期，宋太祖赵匡胤后裔赵文旭，从东莞虎门迁来石厦。宋太宗赵光义后裔赵养石、赵怀卜家族则从东莞塘厦迁入石厦。赵氏三派入粤源流，分太祖派，就是赵匡胤的后裔；太宗派，赵光义后裔；还有一派，魏王派。 迁居石厦的这支系东莞塘厦赵氏，宋淳化年间(990-994)，太宗七世孙不每携眷由福建到东莞任职。后代从莞城等地移居沙湖、蛟乙塘、平山。清代，其后裔陆续分居周边的鹤湖、大岭公、道生、新围仔、孖寮、和生、大来和东头等自然村。此外，还有顺德碧江、新会古井慈溪村和龙田里、东莞市栅口乡、南海西樵儒林乡等5支太宗派赵氏。 赵姓进入南粤最早可追溯至秦。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侵，大批赵姓人口跟随南宋朝廷沿东南沿海南撤，来到福建、广东。据族谱考据，文旭公，养石公，怀卜公，三人为石厦村的开村鼻祖。赵煦东说，不过，他们并非在崖门海战战败后迁入的，当时三人并未出生。在又过了两三百年后的明朝前期，三位太公风尘仆仆一路走到石厦，便再也没有前行了。 截至2013年，包括海外人口在内，石厦村赵氏约1500人，成为石厦村人口较多的姓氏之一。 敦睦堂 石厦的一村八姓在周边村庄中绝无仅有。经历了明末的动乱和清初的清海迁界，到了雍正、乾隆年间，天下太平，深圳湾畔各围村也都已结束了草创阶段，进入发展时期，纷纷向周边扩张。石厦村以养蚝为业，同时也在村前海滩上建一些基围养鱼。养蚝、养鱼都异常辛苦，但收入较农业为优，这就引起周边一些村庄眼红。由于石厦是多姓氏聚居村，各姓迁入时间也有先有后，并且一开始建村就分居三处，形同散沙。而邻近各村大多是一村一姓，同一家族聚居，人强马壮。因此石厦村常常受到侵害。加之官府豪强势力的巧取豪夺，使石厦村多次面临灭村之灾。好在赵、潘两家力量稍强，组织村民互相支援，几次化险为夷。 面对这一形势，旧围、上旧围、新屋三个村的八姓村民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保卫家园。村民共同商议，集资在旧围建起了石厦村第一个祠堂——敦睦堂。 石厦杨侯宫 敦睦堂不是一般的家族祠堂，而是石厦村各姓氏共有的一个堂口。取名“敦睦”，意为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举凡全村大事，村民们均来这里商议。敦睦堂也是福田区原有的十五个行政村中唯一一个多姓氏共有祠堂。除此之外，赵、潘两姓还分别建起了两座家祠。一座是建于上旧围的“赵福善堂”；另一座是建于新屋村的“潘氏宗祠”。村里还建有一座“杨侯宫”，据说是为纪念宋朝名将杨延昭的。也是为了借杨家将的威名，凝聚全村人心，共同保卫村庄。依照村里的俗例，全村男丁结婚，都必须先到上旧围拜杨侯宫，然后到旧围拜敦睦堂，最后才拜自己的家祠。可见当时石厦村民是把围村的团结和睦置于家族利益之上的。 而在当时深圳湾畔的村庄，几乎都是大姓主导，排斥外姓。石厦这个小村显现出一种难得的包容精神，石厦的建村先辈们没有人会想到，这种精神竟成为数百年后崛起于深圳湾畔一座传奇城市的重要气质。同时，“包容”也一直在石厦村身上延续。 石厦炮楼 为了保卫村庄，石厦村还建了两座炮楼。一座建于上旧围，一座建于新屋，一北一南成犄角之势，分别为赵、潘两家所建。 虽然有了凝聚全村的敦睦堂，有了防御外侮的炮楼，石厦村民期盼的安宁生活还是没能到来。打锡岭海滩历来是村民的衣饭碗，在民国初年，竟被官府勾结豪强势力强占去，一些村民失去生活来源，被迫离乡别井，到香港和东南亚一带谋生。一些人被人贩子“卖猪仔”卖到美国去当矿工。 社会发展 石厦村原本为渔民聚居而来，既无土地，村民也不善农耕。来石厦村生活时间长了，村民们逐渐发现和掌握了蚝的生长、生活规律，养蚝逐渐取代渔业生产，成了石厦村民的主业。在清中期，石厦村养蚝业最兴盛的时期，全村共有蚝田11000余亩。其中在深圳河北岸西起沙嘴码头东到赤尾村有4000多亩，在深圳河南岸至香港新界米埔一带，即后来港英当局所称的“第五号蚝塘”，有7000余亩。 石厦村过去没有农田，也不种粮食。村民们都是用蚝去集市上换粮食，一篮子蚝有十来斤，正常年景可以换三斤粮，遇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则只能换一斤粮。有时村民也把蚝挑去香港出售，卖得钱再买粮回来。 石厦村没有土地，邻近的皇岗村则是以农耕为主业的村庄。解放前，皇岗村的姑娘若是嫁到石厦来，往往就以土地做为陪嫁，带几亩地过来。于是石厦村逐渐有了少量的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政府鼓励村民开荒，石厦村民也开始垦荒造田搞起了农业生产。后来，农村贯彻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文化大革命”前后，又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石厦村的土地逐年增加，达到了几百亩，全村的粮食基本可以自给自足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深圳特区建设的发展，石厦村的土地、蚝田都被征用了。石厦村位于香港一侧的蚝田，也变为了世界级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石厦村，这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围村，重新以一种焕然一新的现代化都市社区风貌，展示在人们眼前。 新时代的包容 凝聚先人精神的“杨侯宫”在石厦村的高楼掩映之下，这里香火依然旺盛。上香朝拜的人除了本村原村民，还有新栖息石厦的外来务工人员。 对于“外来者”，石厦依然表现出大度和包容。从这可以管窥1980年代，国家人口流动的政策一放松开始，石厦这个小村子又开始迎来了新的“杂姓”时代。 从1993年左右开始，湖南攸县人源源不断地来深圳石厦落脚，大部分靠开出租车谋生。大概在2000年，攸县新移民在石厦的人数达到一万来人的高峰，成为石厦村最大的一个新外来族，人数是原村民的至少20倍。目前也大致维持在这个水平，已经成为本土攸县以外，密集程度最高的攸县人聚集地。石厦攸县人拥有1000多辆的士，加上家属，连带餐馆、小店、菜档等行业，小村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攸县人的影子。 在石厦村里，竟生活着1万多名湖南攸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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