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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专家、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曾盛赞清兵入关对中华民族有十大贡献。 其中一大贡献，就是民族融合。 他说：“清代民族关系是中国皇朝史上最好的时期。在东北，清朝解决了自辽河到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问题，前代所谓的‘边徼’之野，清朝则成为‘龙兴之地’。” 对这一问题，阎老是这么解释的：在北方，中国自秦、汉以来，匈奴一直是中央王朝北部的边患。为此，秦始皇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明代的蒙古问题，始终未获彻底解决。清朝兴起后，先后绥服了漠南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则中国2000年古代社会史上的匈奴、蒙古难题得到了完全解决。 阎老还引用了康熙帝曾经说过的话——“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其指称昔日防御蒙古的长城已失去了战略意义，成了一种摆设，而由蒙古来防御沙俄，比长城还牢靠。 阎老认为，光是让长城成为一种没有战略意义的陈迹，康熙帝就足以笑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大清王朝就称得上一个伟大的王朝。 但是，很多人似乎是选择性地忽视，其实，清朝也修筑过长城，不为防外族侵略，而为防农民起义。 清朝所修筑的长城在在吉县、乡宁一带，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长城，目的是要阻止陕西捻军东进山西。 然并卵，这道坚固的长城并没有能阻挡住西捻军的脚步，1867年11月22日，西捻军由宜川进至壶口，连夜潜渡冰桥击败官军，占领了吉州，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军平阳。 这里，重点说说西捻军首领张宗禹其人其事。 张宗禹，小名辉，混号“小阎王”，清廷蔑称之为“张总愚”，亳州雉河集（今安徽省涡阳）城北十二里张大庄人，家有沃田千余亩，不愁吃穿，其本人喜爱读书，因不满清朝统治，故不屑应试。 有人劝他进取，辄漫声应答：“必须文章足登台阁，吾方应考试。” 咸丰二年（1852年），张宗禹同族叔父张乐行发起捻军起义，张宗禹揭竿而起、率众相随。 张乐行转战江淮一带，势力遍却及苏鲁豫皖等地，一度称“大汉明命王”。 同治元年（1862年），张乐行被叛徒李家英出卖，成了清王朝“倚为长城”的蒙古王公僧格林沁的俘虏，就义于义门大周营。 为了杀一儆百，僧格林沁对张乐行实施了千刀万剐的剐刑，手段极为残忍，惨绝人寰。 张乐行死后，张宗禹继续撑起捻军大旗，与清廷斗争到底。 同治三年（1864年），张宗禹受太平天国梁王之封，与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整编捻军，以骑兵为主、步兵配合，流动作战。 张宗禹擅长运用骑兵，兵出无常，击虚避实，敌虚即奋勇出击，敌实即疾走相避。时化整为零，处处盘旋，使敌人摸不清主力所在；时合零为整，并力出击，实力远出于敌人意料之外，屡屡出奇制胜，迭奏肤功。 同治四年（1865年）春，张宗禹采取“打围战术”，率领捻军走尉氏，诱僧格林沁清军尾随，一路飘忽不停，或向西南走临颍，转折东走郾城，又向南趋西平、遂平，接着，神龙摆尾，东向走汝宁，日夜兼程百余公里，数日之间，在齐鲁大地纵横驰驱，往来迅疾，逼近直隶边境。 清廷上下被弄得神经失常，一味斥责僧格林沁纵捻北来。 僧格林沁有苦说不出，只好亡命追击，数十日不离马鞍。 看看出击时机已经成熟，该年四月二十三日，张宗禹在曹州（今山东菏泽市）城西北20公里处的高楼寨设伏，以小部兵力向解元集进击诱敌。 等清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张宗禹一声令下，四面出击。 此战，捻军全歼僧格林沁马队万余人，杀僧格林沁及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额尔经厄等文武官员多人，算是给张乐行报了血海深仇。 僧格林沁之死，乃是晚清历史的军事转折点。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将八旗制度变为纯粹的军事组织，八旗子弟，尽佥为兵，“以清语、骑射为务”，实行世袭兵役制。 僧格林沁死，满蒙八旗武装再没有了能够真正担当的主帅，与绿营一样，失去了可以控制局面的战斗力，军权渐次落入湘军、淮军手中。 无怪乎僧格林沁死讯传入京师，慈禧太后马上哀叹道：“僧格林沁在，我大清国在；僧格林沁亡，我大清国亡。” 已经攻陷了天京曾国藩随即率湘、淮军北上，接替僧格林沁攻捻。 曾国藩恃仗洋枪洋炮实施重点设防，画黄、运、淮、颍四河圈围的战略，坚壁清野，欲在封锁中绞杀捻军。 为了粉碎曾国藩湘军的封锁，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兵，遵王赖文光等走东北、是为东捻军；张宗禹西走入陕，是为西捻军。 张宗禹五万余西捻军西入西安，在西安东之灞桥十字坡歼灭陕西巡抚刘蓉部湘军三十营，杀湘军提督、汉中镇总兵萧德扬和记名提督杨得胜等，围攻西安。 慈禧太后急得口吐白沫，急命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湘、淮军刘松山等驰援西安。 左宗棠向来以“当代诸葛亮”自许，却在陕西连连遇挫，智绌计穷，无可奈何，“愤欲死”，不断在奏折中惊呼：“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现在局势艰危，州县城池叠陷”。 对张宗禹来说，他完全有能力把左宗棠变成“僧格林沁第二”。 不过，曾国藩因围剿不力被清廷撤免钦差大臣，李鸿章继其任，将东捻军围困于黄河南岸、运河东岸、胶莱河西岸和六塘河北岸的地区内。 无法动弹的东捻军只得连连向张宗禹告急。 为了实践“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誓言，张宗禹决定立刻离开陕北，解救战友于水火之中。 张宗禹使用的是围魏救赵的战术，引兵直捣京畿，迫清军回防。 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张宗禹进入直隶境内，北京震动。 同治帝下诏戒严，谕：“湘、楚、鲁、豫、直、皖、吉里之兵星夜入卫”，督师李鸿章则奏请：“坚壁清野，分地设防。” 但是，正月五日，遵赖文光已兵败被俘，东捻军已覆灭。 则西捻军并没达到援救东捻军的目的，而几乎把全部清军吸引到自己周围。 张宗禹获知东捻军已败灭，急转南下山东，欲避开清军的围攻。 可惜，进入直鲁边区后，屡遭清军截杀，将士伤亡惨重。 六月，西捻军于山东商河、济阳接连恶战，主力伤亡殆尽，张宗禹负伤。 七月二十八日，西捻军残部在山东茌平南镇与清军展开最后一战，张宗禹弟张宗道、张宗先、子张葵儿，侄张振江及程大老坎等捻军将领又壮烈牺牲。张宗禹仅率10 余骑冲出重围，其后不知所终。 关于大英雄张宗禹的最后结局，大致有三种说法： 一、出家为僧，此说，与民间传说中的黄巢、李自成失败后出家为僧是同一路数，可信度较低。 二、投水而死，战争的直接指挥者李鸿章在向清廷的奏报中就称张宗禹溺水身亡，《清史稿》亦据此称“张宗禹投水死”。此说，极可能是李鸿章为给清廷一个交待所捏造出来的，同样不可信。 三、隐居黄骅县孔庄（今为南大港国营农场三分场所在地）隐居，20余年后病死。《沧县志》即持此说，曰：“张酋败后，逃至邑治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二十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至今抔土尚存焉。其临殁时告人曰：‘吾张宗禹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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