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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恨这个世界需要很多个理由，但是眷恋这个世界，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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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生来是眷恋这个世界的。因为自然界的自由值得他眷恋。 孩子眼里的世界都是自由的。对世界是自由的这个结论，来自于孩子对自然的深入观察。 《呼兰河传》里写道“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即使是后园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只要有了花草虫鸟，就无处不是自由的。没有人去管蝴蝶鸟儿的来去与停留，也没有人去管黄瓜的开花结果。在人还不具有社会意识的儿童阶段，本来就只能算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这个母体的联系要比与成人社会的联系要密切的多，所以他可以感受到“处处闻啼鸟”，...
痛恨这个世界需要很多个理由，但是眷恋这个世界，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够了。
孩子生来是眷恋这个世界的。因为自然界的自由值得他眷恋。 孩子眼里的世界都是自由的。对世界是自由的这个结论，来自于孩子对自然的深入观察。 《呼兰河传》里写道“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即使是后园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只要有了花草虫鸟，就无处不是自由的。没有人去管蝴蝶鸟儿的来去与停留，也没有人去管黄瓜的开花结果。在人还不具有社会意识的儿童阶段，本来就只能算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这个母体的联系要比与成人社会的联系要密切的多，所以他可以感受到“处处闻啼鸟”，但是不会去担心“花落知多少”。这是人生的两种境界：“处处闻啼鸟”是最原始最自然的自由境界，而“花落知多少”则是复杂的掺入非自然因素的不自由的境界。如果一个人明白了“花落知多少”的感叹，那么他也就是从自然界走向了人类社会，被迫剪掉了与自然界母体的脐带。 儿时的张乃莹是如此的眷恋着家里的后园。《呼兰河传》里写道 “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同样的经历鲁迅先生也有体味过并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 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 蟋蟀们在这里弹琴。”而一旦到了上学的年龄，孩子终将要与这种自由告别。“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 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 倘若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人间的亲情也是颇值得眷恋的。 这个时候除了后花园，最值得她眷恋的是祖父。 “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的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何况又有后花园！”祖父是唯一疼爱她的人，也是唯一懂的后花园的那种自由的人。祖父不知疲倦的和她玩着同样的藏帽子的游戏，“这样的不知做过了多少次，就像老太太永久讲着‘上山打老虎’这一个故事给孩子们听似的，哪怕是已经听过了五百遍，也还是在那里回回拍手，回回叫好。“即使重复无数次，每次结果都一样，但是这对祖孙却不知疲倦，尽情重复，又每次都拍手叫好。只有在家里闲着无事，尽享含饴弄孙之趣的老顽童童心未泯，也真的成了一个儿童。爷孙二人，就是两个玩伴，至于其他的人、外面的世界，都可以不用理会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但是祖父一去世，“祖父——后园——我”的自由世界就即刻瓦解。电影中对这一瓦解的场景描写有重大事实错误，祖父逝世是1929年，这个时候读完中学的张乃莹已经18岁了，并不是电影中的不足半人高还在玩躲迷藏游戏的小女孩。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这一点倒是毫无悬念的。电影中板着脸的父亲一脚踹过去使她硬生生地跪倒在冰冷的地板上，这个场景倒是刻画人物性格和父亲形象及父女关系非常到位的。后来我转念一想，萧红是终生都长不大的孩子，即使已经18岁的年龄，但是她在祖父面前永远都是最初那样的小女孩，所以满怀欣喜的去找祖父玩，结果看到一家人泣着泪围着祖父的遗体。这个时候她内心的张皇失措，与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跌倒痛哭流涕并无多大区别。对于孩子而言，痛就是痛，并没有程度上的区别。跌倒的痛与失去一位至亲都是痛，对于十八岁的张乃莹和对于五六岁的张乃莹其实都一样，或许导演在这里用一个小女孩来再现这一场景，就是刻意来表现一个内心依旧停留在童稚状态的张乃莹对祖父的离开时的内心的悲痛吧。如果是这样刻意安排，反倒艺术表达效果更为强烈。 作为南方人的我是无法去想象哈尔滨的冬天是如何的一种严寒的情形，作为一个生在幸福家庭的我也无法想象父亲的冷淡和母亲的恶言恶色是如何的更为严寒的一种处境。但是从萧红写的《马伯乐》中马伯乐所处的家庭环境来看，我可以推测出其实这就是在写作者自己的家庭环境。“这个家庭，他是厌恶之极，平庸、沉寂、无生气……青年人久住在这样的家里是要弄坏了的，是要腐烂了的，会要满身生起青苔来的，会和梅雨天似的使一个活泼的现代青年满身生起绒毛来，就和那些海底的植物一般。”马伯乐虽然对事实麻木迟钝，但是再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他还是一有机会就想要找借口逃离这个家。更何况包办婚姻步步紧逼下的少女张乃莹。 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为了顾及所谓的家族声誉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主动干预，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这引发萧红的不满，为了反抗汪家哥哥的蛮横，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庭审中，懦弱的汪恩甲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与哥哥无关。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家族声誉扫地，只得家搬到阿城县。在这里，萧红被迫与外界隔绝。在被家人囚禁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塑造《生死场》里身体逐步沦为男人的工具完全成为孕育与死亡的“生死场”的金枝以及《呼兰河传》里保守的家族邻里愚昧而疯狂的凌辱而死的小团圆媳妇这样的悲惨形象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在萧红的作品中无处不可窥见这段最为黑暗最为悲惨的经历对她的心灵造成的伤害。 既然儿时的乐园瓦解，家庭里的唯一的温暖已经不复存在，那你为什么还眷顾这个世界呢？ 萧红的人生走到这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质问。那你为什么 还眷顾这个世界？也正是带着这个质问，她的人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 儿时的乐园瓦解了，还有手中的纸笔可以创造无数个永不瓦解的乐园；至亲离世了，还有世间的无数人可以成为永不离去的亲人。“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那些我将要见的人，都会成为我的朋友。” 未曾谋面但在危难中关照和营救她的男人萧军值得她眷恋这个世界。被人认可的才能值得她眷恋这个世界。民族危亡与文化运动值得她眷恋这个世界。所以“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 无所谓去哪，无所谓见谁。”所以从北京到青岛到上海，她没有觉得任何的颠沛，没有一丝的不乐意。生活的困窘没有压倒小两口，反而不断接触新的思想，新的文化界同仁，并得到文坛领袖鲁迅先生的指导和奖掖，蓬勃的生活，蓬勃的成长，最后是蓬勃的创作。我想到这个时候才是黄金时代的本来含义吧。 鲁迅先生与萧红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想并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我觉得在一个国家风雨飘摇的乱世，已经年迈正饱受右派猛烈抨击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鲁迅，在这样一个雨天见到了这样一个一腔热血的青年，仿佛提着灯在黑夜中撞见了自己的影子。他们两人的经历大抵有些相似。同样的家道中落、不幸的童年，对世界冷暖又异常敏感，生来体弱多病又桀骜不屈。以及最后都是死于肺病，也算得上是一个注定的巧合吧。都知道这位文坛领袖很欣赏这位后生，不仅为她的书作序，还在物质上接济她。但是鲁迅赏识她的什么？仅仅是文笔吗？仅仅是出于女性视角细腻刻画的人物吗？仅仅是“把饥饿和贫穷描写得如此触目尽心”，把当时社会的妇女的悲惨处境揭露的一览无余吗?我想是有这些原因，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电影看到最后才明白，是鲁迅从这样一个女子身上看到了自己。在灵魂深处，鲁迅与萧红仿佛是同时代的双星。鲁迅在这个时候已经看到了萧红的与众不同，明显是与萧军这样的一般的青年作家不同，不仅仅是文风和文学造诣的不同，更是人生态度的不同。如果因为冠以“黄金时代”这个片名，影片从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为了表现鲁迅手术刀般犀利的眼光，电影后半部分就是在一一验证鲁迅早已看出的萧红的人生道路的与众不同。 萧红的与众不同之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当时的文人作家都有各种各样的主义和理论，并往往为各自的主义和理论争得头破血流。但是萧红始终没有归于任何一个派别，任何一个阵营。这一点，甚至不同于被明显划为左翼的鲁迅。当然，萧红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跟鲁迅划为一类，但是她的作品全部构筑在自身的经历上，不自觉流露出她自身内心深处的一种忧虑和悲痛，并不是政治上为主义为理论为批判为讽刺为斗争而为的文字，更多的表现的是自己的文字，所以是不能归入任何流派任何阵营的。也就是说，萧红是为自己在写作。没有民族国家社会种种外界的枷锁，这一点就很明显跟左翼区分开来。所以，当萧军性情突变对她动粗时，她选择了去日本。所以，当无数文艺工作者响应号召奔赴陕甘涌向延安时，她并没有去延安。“你知道我别无所求，我只有个安静的环境写些东西。”所以当昔日的二人的小家起了冲突，她选择去日本躲避；当日军袭来，上海已不是这样的安静的环境，她毅然决然离去；当陕甘人头攒动口号声响铺天盖地，她固执己见选择离开；当武汉被日军围困，她选择离开。无所谓去哪？但是，其余的文人作家之辈，目标很明确——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当延安成了比上海、重庆还要兴旺的文化之都，土窑洞里，延河水边，处处谈笑有鸿儒，处处是昂扬斗志的青年男女。但是萧红并不需要这些。延安并不是她的圣地。萧红与丁玲不同。虽然二人都是当时最为知名的女作家。丁玲更为男性化，已经完全男性化的装扮，已经适应了艰苦又残酷的军旅生活，变得有点教条化，缺乏一种创造新事物的活力；但是萧红始终是个女性，没有卷入当时本属于男人们的政治，也不为任何教条动容，所以还有这孕育新生命的潜能。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修辞语境中，女人的容貌被美化了，其品德被善化了，女人的真实情感被删削、身体的负面特征被掩盖了，她们的真正的形体和生育更是禁忌，更越轨的萧红却拒绝了男性写作中的形象类型，回归了女性真实的躯体，而且这女性的躯体在严酷的生存现实中遭遇着劫难，对于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女人来说，毫无目的的生孩子仅仅是肉体的刑罚。萧红一生中不止一次忍受这样的肉体的刑罚。同主流文学相比，丁玲和萧红的边缘叙述略显单薄，并没有建立一种女性主义的美学。而且延安时期的丁玲，已经渐渐转变，变成了文艺宣传工作的一个大喇叭，失掉了其原本的女性的形体和精神。萧红宁愿忍受前者的肉体的刑罚，也不远承受像丁玲一样的精神的刑罚。所以，她与当时主流不合。 到这里鲁迅的隐喻才展开来。仿佛又回到当年的上海的鲁迅的家中，在当窗的春日里，满心欣喜的萧红问鲁迅新衣服漂亮不漂亮。而这个时候的鲁迅仿佛变得格外严肃，已经显露病态，牙早脱落了，换了义齿，目光也不似往日的手术刀般的凌厉，但是缓缓地回答她，漂亮是漂亮，但是搭配的裙子。萧红不解地问怎么不对。鲁迅说，红色的衣服啊最好搭配红色的裙子，若如不行的话那宁可搭配黑色的裙子。这一段插入的场景似乎与剧情的发展有点时空错乱，但是我将这一段理解为一个隐喻——可能是萧红此刻的回忆往日的情景，也可能是不省人事状态下的幻觉。这个隐喻就表明了鲁迅向萧红指出的人生态度——“红色最好搭配红色，否则就搭配黑色。”红色搭配红色，就是鲁迅之前走的道路；红色搭配黑色，就是萧红后来走的道路。但是两者的本质追求都是一样的，只是可惜了一件漂亮的红色的上衣。 无独有偶，关于衣服的隐喻还有一个，袁泉饰演的梅志文萧红的新衣服哪来的，萧红回答说是自己找布料拼贴做的。梅志对这件漂亮的衣服赞不绝口，好生羡慕。萧红提议说有时间了也给梅志做一件，但是梅志带着无比遗憾的口吻说不用了。想必还是二人在穿衣上有分歧。虽然作为女性都喜欢漂亮衣服，都喜欢漂亮打扮自己。但是，作为胡风的夫人的梅志只能压抑这样的女性的本能，而选择穿上时代和社会给她准备的衣服，对如孩子般无知无畏的萧红只能是既有羡慕又带惋惜了。 坚持一定要穿红色上衣的萧红，没有找到最合适的红色裙子搭配，只能选择了一条黑色的裙子，生命永远停留在了抗战最为艰苦的1942年。而没有选择红色上衣而选择了绿色军装的丁玲或者蓝色工人服的梅志，虽然在抗战胜利后活了很多年，但也各自走着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 后半段似乎大致是在讲萧红与萧军的分歧，萧红与丁玲等人的分歧，仿佛脱离了上半段“你为什么还眷恋这个世界”的质问，但是通过这两个关于衣服的隐喻般的对话，可以发现，其实后半段也还在继续前面的质问。你为什么还眷恋这个世界？因为我眷恋红色。我不仅眷恋红色的上衣，我还眷恋红色的裙子。这个红色，可绝对不是革命的红色，而是蓬勃生命的底色——革命的红色总有褪色的一天，而蓬勃生命的底色如四季青一样任凭外界风春雨打寒冬酷暑都始终坚持自己的底色。 毛主席的“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是主流，萧红却偏偏偏离这一主流。我认为“不爱红装爱武装”算不上什么“奇志”，反倒是在众人都在“爱武装”的时候依然眷恋红色的上衣红色的裙子，这才是奇志。相应毛主席号召的主流人士，在延安，后来在新中国，当十年动乱中，一切眷恋的事物都已被打倒，是否有人会想起萧红的这种颇有先进之明的偏离主流。 19岁那年与心仪的表哥陆舜振出逃失败后，被软禁在家中，并被迫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在萧红的最后一部小说《小城三月》中，十九岁的美丽的翠姨默默地爱着大哥，憧憬着一份在那个封建世俗的时代不可能的爱情，依旧小城三月，只有大哥对翠姨的怀想。她细细回味着这段苦闷辛酸却又令她一生无数次念想的时光。在写完这部作品不到半年的时间，她就离开人世了。 这就是属于她的小城三月，属于萧红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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