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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地招收女弟子，就是由袁枚开的先例。当时，作为一代诗坛盟主、论诗专主情性的袁枚，上自朝庭公卿，下至平民百姓，莫不推崇他的诗。四方人士，凡到江南的，总要将诗文求谒于他；初学的人，更是争相模仿。随园先生的名声，简直广播天下，就连大江南北的闺阁中人，也不禁为他的藉藉盛名所折服、所仰慕；而袁枚，既乐于、又敢于招收女弟子。正像当时人说的：“四方女士之闻其名，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所到处皆敛衽 扌及 地，以弟子礼见；先生有教无类。” 然而，这位独立独行、我行我素的大名人，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正像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中说的：“宠之者奉之为‘诗佛’，恨之者欲火焚其书。” 退居南京随园的袁枚，每每接到女弟子送上来的诗稿，都很认真地拔优选胜，妥为保存，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部可观的《随园女弟子诗》。袁枚编辑的这部诗选，共有6卷，入选的有28人，她们各自都显露出清妙的诗才，或风格天然，情致缠绵；或清新婉丽，风流绰约。有些女弟子，比如被袁枚引为“闺中三大知己”中“推尊本朝第一”的席佩兰、以“博雅”著称的严蕊珠、以“领解”见长的金纤纤（金逸），还有杭州满门女诗人的孙云凤、孙云鹤姊妹，她们的水平决不在当时一般男性诗人之下。其阵营之壮，影响之大，非比寻常。于是有人发出这样的赞叹：“先生此举，真盛德事！” 可是，开风气之先的人往往会遭人攻击，何况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里，公然招收女弟子、支持妇女作诗的随园先生，怎能不被道学家目为伤风败俗的“异端”，成为树大招风的攻击目标呢！ 《随园女弟子诗》的刊刻出版，不意然而然地触动了封建卫道士的脆弱神经，居然令他们寝食不安，恼怒万分。正统学者章学诚特为做了一篇《妇学》，把袁枚和他的女弟子们当做靶子，破口大骂：“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刻诗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他还鄙夷不屑地说：“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并由此惊呼：“人心世道，大可忧也！” 章学诚的这篇《妇学》，其中心意思无非是说，妇言、妇德、妇容、妇功，才是妇人的“正学”；而做诗作文，对妓女来说倒还情有可原，对良家妇女来说，“内言且不可闻阃外，唱酬此言，何为而至耶？”《妇学》篇出后，不久即翻刻数版，流传极广。 针对章学诚等人“女子不宜为诗”的陈腐之见，离经叛道的袁枚搬出儒家经典《诗经》加以驳斥：“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只此一剑，就足可封喉了。女士们照样争先恐后地作诗刻集，丝毫不为所动。对于与男性文士的正常交往，女性诗人们已有了相当的自觉和勇气；面对来自传统旧势力方面的流言蜚语，女诗人们并不畏缩，有的甚至挺身而出，据理力争。 袁枚的女弟子、江苏句容的骆绮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骆绮兰认为：“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可是，就因为女诗人“与大江南北名流宿学觌面分韵”，与先生们相往还，却横遭非议，有人指责她“尤非礼”。骆绮兰不可忍受这“非礼”的帽子，于是慷慨陈词，理直气壮地给予辩驳。她公开宣称，“深以亲炙门墙，得承训诲，为此生之幸”。说什么不宜与先生们追随赠答，那岂不等于说“妇人不宜瞻泰山仰北斗”么？“为此说者，应亦哑然自笑矣！” 随园之后，女诗人层出不穷。看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社会历史的潮流是难以阻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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